既然C是间接自败的，那么它告诉我们使我们自己去做或者更有可能去做它宣称的道德上错的事情。以C的标准衡量这不是一个缺陷。我们能够问一个像我们关于自利论所问的同样的问题。C给我们设定了一个实质性的道德目标：历史尽可能顺利地行进。它还给我们设定了第二个实质性的目标——我们决不错误地行动吗？按照C的那个众所周知的形式——功利主义，答案是否定的。对功利主义者来说，避免做错是达到那个实质性的道德目标的一个纯粹手段。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目标。按照C的那些不以一个而以数个道德原则来判断结果的好的版本，也会如此主张。例如，这或许为那个既诉诸功利主义主张又诉诸平等原则的理论所主张。所有这些理论都给我们设定有道德地行动和避免做错的形式上的目标。但是这些理论都会主张这个形式上的目标不是我们的实质性的道德目标的组成部分。

尽管这个主张可能是由任何一个后果论者得出的，但是它不会是按照若干其他道德理论得出的。按照这些理论，避免做错本身就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目标。如果我们接受这些理论中的一个，我们可能至少以两种方式诘难C。我们可能说：“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不能够把道德地行动当作一个纯粹的手段。”这个诘难我在第19节中予以讨论。我们还可能说：“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不能够要求我们造成自己去做这个理论本身宣称是错误的事情。”

我们应当问，如果我们提出这个诘难，我们自己是否认为所讨论的问题中的行动会是错误的。我们是在考虑这样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后果论者认为，尽管他是在错误地行动，但他并非是道德上坏的，因为他是按照就其而言使自己失之则错的那些动机在行动。在这些事例中，我们自己认为这个后果论者是在错误地行动吗？

在那个想象出来的克莱尔救她的孩子而不救陌生人的事例中这是不大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是后果论者，我们将很有可能认为，克莱尔的行动本来就不会是错的。对此类的其他一些事例我们可能同样这样认为。假设克莱尔忍住不杀我，虽然她真切地相信，杀我会使结果更好一些。克莱尔会想，在忍住不杀我方面，她会是在错误地行动。但是她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无过之错的事例来对待。她错误地行动，是因为她强烈地倾向于不杀，而且出于第10节末尾所给出的那个理由，她相信这个意向是一个她若使自己失之则错的意向。我们可能再一次相信，在忍住不杀我方面，克莱尔并不是在错误地行动。

如果这就是我们对有关这些事例所认为的，那么我们应当诘难C的这个部分这一点就愈加不那么明确。我们接受C的这样一个主张，在这些事例中，克莱尔不会表明她自己在道德上是败坏的，或者是该当受责难的。就此没有什么异议。我们可能诘难C的这样一个主张，就是，克莱尔尽管不应该受责难，她的行动却是错的。但是，如果它并不具有它的这些通常的含义，我们恐怕就不应当诘难这个主张。

我们仍然可能诘难说，一个可以接受的道德理论不会告诉我们使我们自己去做这个理论宣称是错的事情。但是请考虑

我的道德堕落。假设我担任某种公职，如果我卷入丑闻的话就会被毁掉。我有一个仇家，他是我所揭穿过的一个罪犯。这个仇家现在获释了，图谋报复。他不是简单地伤害我，而是决定迫使我自甘堕落，因为他知道我将把这看得比最重的伤害还要更严重。他威胁我说，除非我同意他给我拍摄淫秽照片，否则他本人或者他帮会中的人会杀死我所有的子女。如果他后来把这些照片寄给某个新闻记者的话，我的公职生涯就会毁掉。他然后就能够通过威胁要毁掉我的公职生涯而迫使我选择错误的行动。他将迫使我选择帮助他犯罪。尽管我在道德上与绝大多数人一样好，但我不是一个圣人。单单为了保住我的职业生涯我不会非常错误地行动，但是我会帮助我的仇家犯一些小罪。即便有鉴于我倘若拒绝帮助我的仇家我的职业生涯就会被毁掉这个事实，我也会错误地行动。我们下面能够假设，既然我非常了解我的仇家，我有充分的理由，既相信倘若我拒绝让他拍照，我的子女会被杀掉；又相信如果我不拒绝，我的子女将不会被杀掉。

我应该让这个人拍照。我们似乎能够令人信服地主张，政府不应当屈服于这样的威胁，因为这只会使政府面临随后进一步的威胁。但是这个主张并不包括我的仇家对我的这个威胁。就我而言，在预见到我的子女结果将被杀掉的情况下，拒绝他的要求会是错的。我应该让他拍照，即便我知道后果将是我随后将时常犯错误。在我的子女获得安全之后，我将时常为了保住我的职业生涯而帮助我的仇家犯一些小罪。后来的这些行动将是相当自愿的。我不能够主张说，是我的仇家后来的那些威胁迫使我以这些方式行动。我本可以拒绝错误地行动，即便这会毁掉我的生涯。

我业已主张，我应该让这个人拍照。这甚至会得到绝大多数拒斥后果论的人们的认同。这些人会同意，既然那是救我的子女的惟一方式，我应该使我以后将时常错误地行动这一点属实。这些人于是认为，一个可以接受的道德理论应能够告诉某个人要让自己做这个理论宣称是错误的事情。既然他们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不能够诘难后果论能够有这个蕴含。

如果我让我的仇家拍照，我会变得倾向于帮助他犯一些小罪。且让我们给这个事例增添某些特征。通过放弃我的职业生涯，我本来能够使自己丧失这个意向。但是我的仇家已经威胁说，如果我不按他意志去做，他的帮会将杀掉我的子女。因此，我使自己丧失这个意向会是错的。相反，如果我拒绝帮助我的仇家犯罪，他通过把我丑态百出的淫秽照片寄给记者，毁掉的将只是我的职业生涯。我的仇家向我保证，如果他毁掉我的职业生涯，他将不会杀死我的子女。他通过威胁毁掉我的职业生涯，从造成我做我相信是错的事情中得到邪恶的快感。如果他的威胁是杀死我的子女的话，这种快感就会失去。如果我帮助他犯罪是因为这是保住我的子女生命的惟一途径，我就不会认为我是在错误地行动。因为我的仇家想要我认为我是在错误地行动，所以他并未实施这个威胁。

由于了解我的仇家，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所说的话。既然是救我子女生命的惟一方式，我应当让他拍照。我应该使我自己倾向于帮助他去犯小罪。而且，就我而言使自己丧失这个意向会是错的，因为如果我丧失了的话，我的子女将遭到杀害。但是，当我按照这个意向去行动的时候，我是在错误地行动。我不应该帮助这个人去犯罪，只是出于保住我的职业生涯。

这个事例表明，我们应当拒斥我所称的（G4）。这是这样一个主张，如果我应该使自己具有某个意向，而且就我而言使自己丧失这个意向会是错的，那么当我按照这个意向行动的时候就不会是在错误地行动。在刚刚表述的那个事例中，当我按照这样的一个意向行动的时候，我是在错误地行动。

现在我将一并陈述四个类似的错误。一些人主张，如果我使自己具有某个意向是合理的，那么按照这个意向行动就不能够是非理性的。这一主张通过那个我所称的谢林对武装抢劫的回应事例被表明是错谬的。第二个主张是说，如果就我使自己相信某个行动是合理的这一点而言是合理的，那么这个行动就是合理的。这个主张被我所称的“我的奴隶状态”的事例表明是错谬的。第三个主张是，如果存在某个我应该使自己具有的意向，而且如果我使自己失去这个意向会是错的，那么就我来说按照这个意向行动就不能够是错的。刚刚举出的事例表明这一主张是错谬的。第四个主张是说，如果我应该使自己相信某个行动不会是错的，那么这个行动就不能够是错的。我将很快予以表明该主张是错谬的。这四个主张假定，合理性与正确性能够被遗传或被转移。如果我使自己倾向于以某个方式行动或使自己相信这个行动是合理的或正确的这一点是合理的或正确的，那么这个行动就是合理的或正确的。我所举出的事例表明这并非如此。合理性与正确性是不能以这种方式遗传的。在这个方面真理比这些主张所蕴含的要更为简洁。 Ls0msIxpEw7pol+4S4RcWrBAwtoqX86FxTT58ue7fSWc81cZ9N944YZ2Y41Ds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