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论证有一个简明的诘难。该论证诉诸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S会告诉我们要使自己相信，即便当我们知道遵守诺言对我们将更糟的时候，遵守诺言也是合理的。称这个信念为B。B与S不相容，因为S主张，遵守这样的承诺是非理性的。S要么是有关合理性的真的理论，要么不是。如果S为真，那么B必然假，因为它与S不相容。如果S不为真，B或许为真，但是S并不能够支持B，因为一个不为真的理论不能够支持任何结论。简而言之，如果S为真，B必假，而且如果S不为真，那么它不能够支持B。B要么是假的，要么是得不到支持的。是故，即使S告诉我们要力求相信B，这个事实也不能够支持B。

我们可能认为，一个有关合理性的理论不能够为真，但充其量能够是最好的或者是得到最好的正当性证明的理论。刚刚给出的诘难可以从这样的角度予以重新陈述。存在两种可能性。如果S是最好的理论，我们就应当拒斥B，因为它与S并不相容。如果S并不是最好的理论，我们就应当拒斥S。B不能够得到一个我们应当予以拒斥的理论的支持。这两种可能性中没有哪一个给予B任何支持。

这个诘难在我看来是强劲的。但是我知道它并未使一些人信服。因而我将再给出两个诘难。这些诘难也将支持某些更加广泛的结论。

我将首先区分威胁和警告。当我说除非你做Y否则我将做X的时候，倘若我做X对你而不是对我会更糟，称之为警告；倘若我做X对我们两者都会更糟，则称之为威胁。如果我总会实施我的威胁，则称我为实施威胁者。

假设，除了是一个实施威胁者之外，某个人永不克己。即使这样的人知道实施他的威胁对他而言更糟，他也会实施。但是，如果他认为做出威胁对他更糟的话，他就不会做出威胁。这是因为，除了是一个实施威胁者之外，这个人从不克己。他从不做他所认为的对他将更糟的事情，除非他是在实施某个威胁。这个例外并不涵盖做出威胁。

假设我们都是既坦率，又永不克己。如果此点为真的话，倘若我使自己成为一个实施威胁者，并且随后向别的每个人宣布我的意向的这一变化，对我来说会更好。既然我是坦率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相信我的威胁。而且被确信的威胁具有许多用处。我的有些威胁会是防卫性的，意在防范别人侵犯到我。我或许把自己局限于防卫性的威胁。但是，以其他方式利用我的那些众所周知的意向会有相当的诱惑力。假设我们之间分享某种合作的利益。而且假设，没有我的合作，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利益。我或许说，除非我得到最大的份额，否则我将不予以合作。如果其他一些人知道我是一个实施威胁者，而且他们永不克己，他们将给我最大的份额。不这么做对他们会更糟。

其他一些实施威胁者或许以更糟的方式行动。他们会把我们贬为奴隶。他们会威胁说，除非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否则他们会与我们同归于尽。我们知道这些人会实施他们的威胁。我们因而会知道，只有成为他们的奴隶才能够避免毁灭。

如果我们都是坦率的，对实施威胁者的回应就是变成不顾威胁者。这样的人总是不顾威胁，即使当他知道这样做对他更糟时也是如此。一个实施威胁者不会威胁到一个坦率的不顾威胁者。他会知道，如果他进行威胁的话，他的威胁会不被理睬，而且他一旦实施威胁，对他而言，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如果我们都是既坦率，又从不克己，我们意向中的什么变化会对我们每个人更好一些？我把这个问题放到“附录A”中回答，因为这个回答的有些方面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干。相关的是这样一点。如果我们都是坦率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不顾威胁者很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两个变化会包含某些风险；但是那些很可能有的利益会大大超过这些风险。值得信赖会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不会被排斥在那些需要克己的互利的协议之外。成为不顾威胁者会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不会成为那些实施威胁者们的奴隶。

接下来我们可以假定我们不会成为值得信赖的不顾威胁者，除非我们改变了我们有关合理性的信念。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们即使在知道将对他们更糟的时候也遵守他们的诺言。我们能够假定，除非我们相信遵守这样的诺言是合理的，否则我们就不会具有以这种方式行动的意向。而且我们可以假定，除非我们被人们认识到具有这个信念，否则其他人不会相信我们会遵守这些诺言。按照这些假定，S告诉我们要使我们自己具有这个信念。类似的说法适用于成为不顾威胁者。我们可以假定，除非我们相信不顾威胁总是合理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成为不顾威胁者。而且我们可以假定，除非我们具有这个信念，否则别人就不会信服我们是不顾威胁者。按照这些假定，S告诉我们要使自己具有这个信念。这些结论能够结合起来。S告诉我们要使自己相信，在做我们相信将对我们更糟的事情时总是非理性的，除非我们是在遵守诺言或是在不顾威胁。

这个事实支持这些信念吗？根据S，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以下这点是合理的，使自己相信即使在自知将对自己更糟时也不顾威胁是合理的。这表明这个信念是正确的吗？它表明不顾这威胁是合理的吗？

举个例子将对我们有所帮助。考虑一下

我的奴隶状态。你和我分享一个荒岛。我们两个人都是坦率的，而且从不克己。现在你的意向出现一种变化，成为一个实施威胁者。而且你有一枚能够炸飞这个岛屿的炸弹。通过不断地威胁要引爆这枚炸弹，你迫使我为你艰苦地工作。对你的权力的惟一限制是，你必须让我值得活下去。如果连这一点都达不到的话，你的威胁对我来说就不再有效。

我如何才能够终止我的奴隶状态？杀死你不行，因为除非你定期拨动某些密码，否则，你的炸弹会自动爆炸。但是假设我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坦率的不顾威胁者。愚蠢透顶地，你没有威胁说你会不顾我的意向中的这一变化。这样，这个改变会终结我的奴隶状态。

对我来说作出这个变化会是合理的吗？毕竟存在着你可能作出某个新威胁的风险。但是，既然这样做明显会对你更糟，这个风险会是小的。而且通过甘冒这个小风险，我几乎会肯定地得到更大的益处。我几乎肯定会终结我的奴隶状态。鉴于我的奴隶状态的悲惨境地，对我来说，根据S，使自己成为一个不顾威胁者是合理的。而且鉴于我们的那些别的假定，对我来说使自己相信不顾威胁总是合理的这一点会是合理的。尽管我不能够完全肯定这会对我更好，但是那巨大的、几乎可以肯定的利益会超过那个小风险。（在相同的意义上，某个人成为值得信赖的话会对他更好这一点永远不会是完全肯定的。此处也是，所有能为真的就是：可能有的那些利益超过了那些风险。）

假定我现在作出了这些改变。我已经成为一个坦率的不顾威胁者，而且已经使自己相信不顾威胁总是合理的。根据S，对我来说使自己具有这个信念是合理的。这表明这个信念是正确的吗？

让我们继续那个故事。

我如何终结我的奴隶状态。我们两个都运气不好。有一段时间，你忘了我已经成了一个不顾威胁者。为了达到某个微不足道的目的——诸如得到我刚采摘的椰子——你重复你通常的威胁。你说，除非我给你那个椰子，否则，你会把我们两个炸上天。我知道，如果我拒绝，这对我将肯定更糟。我知道你确实是一个实施威胁者，即便知道这对你将更糟也会把威胁付诸实现。但是，像你一样，我现在不信那个纯粹的自利论。我现在相信，即便我知道这对我将更糟，不顾威胁也是合理的。我按照我的信念行动。正如我所预见到的，你把我们两个人都炸飞了。

我的行动是合理的吗？不是。如前所述，我们或许得出结论，既然我按照如下信念行动：对我来说，承认我不是非理性的，这一点是合理的。更准确地说，我是合理地非理性的。但是我所在做的却不是合理的。当我知道如果我做的话，这对我将是灾难性的，而且对什么人都没有好处，那么不顾某个威胁就是非理性的。S在此告诉我们，使自己相信即使在自知将对自己更糟的时候也不顾威胁是合理的，这一点是合理的。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个信念是正确的。并不表明在这样一个情形中不顾威胁是合理的。

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更宽泛的结论。这个情形表明我们应当拒斥

（G2） 如果某个人使自己相信，对他而言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是合理的这一点是合理的，那么，对他而言以这种方式行动就是合理的。

现在回到B，即回到这样一个信念，即使当我们知道这对我们将更糟时还遵守我们的诺言是合理的。按照上述那些假定，S蕴含着对我们来说使我们自己相信B是合理的。有些人主张，这个事实支持B，表明遵守这样一些诺言是合理的。但是这个主张好像假定（G2），而这是我们刚刚拒斥了的。

对于这些人所主张的还有一个诘难。即使S告诉我们力求相信B，S也蕴含着B是假的。所以，如果B为真，S必假。既然这些人们相信B，他们应当相信S是假的。那么他们的主张会假定

（G3） 如果某个有关合理性的假理论告诉我们使我们自己具有一个特定的信念，这表明这个信念是真的。

但是我们显然应当拒斥（G3）。如果某个假理论告诉我们要使自己相信地球是方的，这不会表明地球就是如此。

S告诉我们要力求相信不顾威胁是合理的，即使我们知道，这么做对我们将更糟。正如我所举的例子所表明的，这并不支持这个信念。因此，我们应当就遵守诺言持有相同的主张。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根据使我们可以据以相信遵守我们的诺言是合理的，即使我们知道这样做对我们将更糟。但是这并不会被这样一个事实——自利论本身告诉我们使自己相信它是合理的——表明为合理的。已经有这样的论证，就是通过诉诸这样一些事实，我们能够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我们能够表明，当它与自我利益相冲突的时候，道德提供更强的行动理由。这个论证站不住脚。它或许充其量表明某种东西更少。在一个我们都坦率的世界中——不能够互相欺骗——在有关合理性的方面自欺或许是合理的。 ^[1] nJ3U/P14j8VxSEyuSEkLmAUAIwyoQl+7GUknu6vJlPvxNONbe4HKMFyer+JMqe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