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转到一个新问题。一种理论即便以其自身标准衡量并不失败，它仍然可能是不可接受的。就许多人的情况而言，如果他们从不克己，对他们的确会更糟。这能带给我们一些独立根据来拒斥S吗？

根据S，这些人各使自己抱有或者保持以自利的标准衡量最好的那些可能的动机组之一会是合乎理性的。至于是这些动机中的哪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答案细节会因不同环境下不同的人而不同。但是关于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下述情况。既然如果一个人从不克己对他会更糟，那么如果他有时克己的话对他会更好。如果他有时乐意做他相信将对他更糟的事情的话，那么对他则会更好。S主张，以这种方式行动是非理性的。如果这样的一个人相信S，那么它告诉他要促成自己乐意以S宣称为非理性的一种方式行动。这是一个破坏性的暗示吗？它会带给我们对S加以拒斥的任何理由吗？

考虑一下：

谢林对武装抢劫的回应。一个人闯入我的屋子。他听到我在报警。但是由于靠得最近的城镇也相当远，警察在15分钟之内不能赶到。这个人命令我打开我藏有黄金的保险箱。他威胁说，除非他在随后5分钟之内得到那些黄金，否则他就会一个接着一个地枪杀我的子女。

对我来说要做的合理的事是什么？我需要快速作出反应。我意识到把黄金给这个人并非是理性的。这个人知道，如果他只是拿走黄金的话，我或者我的子女都会把他驾着逃跑的那辆车的牌子和牌号告诉赶来的警察。所以存在这样一个巨大风险，就是如果他得到黄金的话，他驾车逃逸前会开枪杀了我和我的孩子们。

既然把黄金给这个人并非是理性的，那么我应当无视这个人的威胁吗？这也不是理性的。因为一种巨大的风险是，他会杀死我的一个孩子，促使我相信他的威胁：除非他得到黄金，否则会杀死我的其他孩子。

我应当怎么做？非常可能的是，无论我是否把黄金给这个人，他都将杀死我们大家。我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幸好，我记起读过谢林的《冲突战略》。 我手边还有一种特殊药物。这种药物能够导致人短时间内变得非常地非理性。在那个人能够阻止我之前，我把那瓶药喝了下去。没用几秒钟时间，我就显然变得疯狂了。我一边在房间里踉踉跄跄地走着，一边对那个人说：“请便。我爱我的孩子。所以请你杀了他们。”那个人试图通过折磨我来得到那些黄金。我喊着说：“疼极了。所以请你继续。”

鉴于我所处的状态，这个人现在有些无可奈何。他在设法让我打开保险箱方面，一筹莫展。威胁和折磨不能迫使一个陷入如此非理性状态的人屈服。这个人只有逃跑，希望躲过警察。而且既然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他不大相信我还能记下他的汽车牌照，从而少了一些杀我的理由。

当我处于这样的状态时，我将以一些非理性的方式行动。所以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就是在警察到来之前我可能伤害我自己或者我的孩子。但是由于我没有枪，这个风险是小的。而造成我自己非理性就是降低这个人杀死我们大家这个大风险的最好方式。

按照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有关合理性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使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非理性的这一点本身对我来说会是合乎理性的。这回答了我上文所提的问题。S可能告诉我们要使自己乐于以S宣称非理性的那些方式去行动。这绝不是对S的什么诘难。正如刚才的事例所表明的，一个可以接受的有关合理性的理论能够告诉我们要去做那种以它自身标准衡量属于非理性的事情。

下面考虑一个一般性的主张，这个主张有时表达为：

（G1） 如果某个动机既是（a）对某个人来说使他自己抱有这个动机是合乎理性的，又是（b）对他来说使他自己失去这个动机是非理性的，那么（c）对这个人来说，按照这个动机行动不可能是非理性的。

在刚刚表述的那个事例中，当这个人仍然在我家的时候，对我来说使自己不再非理性会是非理性的。在这段时间内，我具有这样一组动机，就其而言（a）和（b）皆真。但是（c）为假。在这段时间内，我的行动是非理性的。我们因而应当拒斥（G1）。我们能够代之以这样的主张，既然对我而言使自己像这个样子是合理的，这就是一个合理的非理性事例。 GXIi3Ww69vkHF3TTD28DQ4s+0a1Q/L0ePDoDgb8RXoBlbtb+vPHlX8P1XPK8NU9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