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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下旬，李健吾先生在京去世，那时，我正在外地开会，回到北京时，他的葬礼已经举行。我当时悼念他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是他认可通过了我的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作品——莫泊桑的《论小说》；是他在我的《法国文学史》上册问世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是他对我所译的《〈克伦威尔〉序》，表示了赞赏；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与朱虹挨整时，给了我们亲切的同情与关照；是他仅仅因为我没有在运动中批判过他、对他表示了同情，后来就把我称为“孩子”……
他没有在大学里教过我的课，但对我有师恩；他长我二十八岁，与我非亲非故，但对我有长辈般的关怀。人非草木，我能不怀有感恩之情？
我这一辈子最不善于做的事情，就是讲应景的话、做应景的事。健吾先生去世时，我没有写悼念文章，但从那时开始，我一直感念他、谈论他，一直要写点什么、做点什么，以怀念他、纪念他，一直把这当作我今生今世必须完成的职责，必须偿还的“债务”……
时至二〇〇四年伊始，我总算有可能为健吾先生、为其他前辈师长做一件像样的事了，那就是开始筹办《盗火者文丛》。此书系以中国二十世纪从事西学研究有业绩、有影响的学者名家为展示对象，每人一集，内容为散文随笔、休闲文字，并附有学术代表文论一种、学术小传一篇，以期构成该学者学术成就、精神风采、艺术品位、生活情趣、文化魅力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就是一套西学学者散文书系。首先入选的就有李健吾，当然还有其他与我在同一个单位共同工作多年的师长冯至与卞之琳。与其说我是将他们收入书系，不妨说，这个书系最初的创意就是因他们而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为他们做的一件事，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套书。
这套书系中每一集的编选，尽最大的可能尊重已故作者的亲属的意愿，并发挥他们的作用，但健吾先生众多子女中，只有李维永一位是从事文艺方面工作的，而这一位偏偏又有非常沉重的工作负担，且身体不好，实在无能为力承担基本的编选任务。我责无旁贷，便把编选工作承担了下来，主要从健吾先生的《福楼拜传》、《咀华集》、《杂忆录》、《切梦》、《意大利游简》、《希伯先生》、《戏剧新天》等十来部作品中选出了二十多万字精彩篇章，组成了一本《李健吾散文随笔选集》，取名为《咀华与杂忆》。为了让李先生的子女有一个纪念，又特请李维永同志写了一篇后记。我自己则没有写任何纪念性、评论性的文字。此书已于二〇〇五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我总算做了一件事，但我做得还不全，我还没有写出我对健吾先生的认知与感念，我还得把事情做完。
一九五七年，我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属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具体的工作岗位是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健吾先生早在一九五四年就从上海戏剧学院调到北京，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担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委。因此，几乎可以说，我大学一毕业，就认识了健吾先生，并有了相当直接的工作关系。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以系统地翻译介绍外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各时代文艺理论的经典名著名篇为宗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里唯一一扇向西学敞开的橱窗，是唯一一家公然以“大”“洋”“古”为标榜的刊物，在五十年代中期后对“大”“洋”“古”倾向越来越否定的风气中，显得颇为另类别格。刊物的编委会由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田德望、金克木、蔡仪等一批名家、权威组成，刊物上的译者也都是译界的高层次人士，所有这些，使得这个刊物颇有点“贵族气派”。物以稀为贵，该刊物在那个历史时期很得学术文化界的重视与青睐，每一期的问世，均格外令人瞩目。刊物从一九五七年创刊，到一九六六年因“文化大革命”的来临而停刊，共出版了十七期，共五百多万字，为后来几十年我国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编委会中，李健吾是一位主要的编委，而我则是执行主编蔡仪手下负责联系西语这一片的小编辑，与李先生接触较多，在那几年中，亲眼见证了他对于这个刊物的诸多贡献。就他的重要性与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言，他仅次于刊物的实际主编蔡仪，在十七期刊物中，他做出了明显贡献的就有九期之多，如文艺复兴时期文论一期，十七、十八世纪文论一期，巴尔扎克与现实主义问题两期，悲剧问题一期，喜剧问题一期，莎士比亚专论一期等。有的是他全面提供该集的选题，有的是他承担了重要文论的翻译，有的则是他承担了校稿的“劳务”。
业内人士或对学术工作内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确定一期学术刊物选题，其实就是规定其基本内容，勾画出其基本轮廓，没有学问是做不出来的，尤其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这样高层次的期刊。举例来说，编委会或主编确定某一期的主旨是巴尔扎克与现实主义问题后，就必须选译巴尔扎克关于现实主义的主要文论与欧洲批评史上论巴尔扎克、论现实主义的经典文论，而要选得全、选得准、选得精当，就必须有广博的批评史知识，就必须对这两个问题有比较精深的研究与厚实的学养。其他如悲剧问题、喜剧问题、美学问题的选题，均莫不如此。说实话，在国内，能全面有此选题能力的，仅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等少数几个人而已。我在进入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前，只知道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与莫里哀喜剧译得生动传神，他的《福楼拜传》写得灵动精彩，只是通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才大大增加了对学者李健吾的认识，看到了李健吾对西方批评史与法国文学史中名家名著名篇渊博的、精微的学识，那是学界里端着大架子、自命天下第一的学霸式的人物望尘莫及的。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定李健吾先生要算是高手如云的法国文学界中真正执牛耳的学者，后来，当罗大冈先生筹建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之时，我就力主李健吾应与罗大冈并列为研究会的会长。
也是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开始，我对李健吾先生的学术人格开始有所认知、开始景仰崇敬。仅以上述选题工作而言，从事这个行当的人都知道，每条学术材料，对于学者而言，都是辛劳阅读生活中的所获，有的甚至来之颇为不易，而《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每一则选目，其实就是一条条学术材料。我曾经见过不少学人均视学术资料为个人珍贵的“私有财产”，不仅自己“学术行囊”中的一条条学术材料、卡片箱里一张张学术卡片，从不见示于他人，而且连自己看了什么书、找到了什么书，也向人保密。在学术工作尚采取小手工业方式而不像当今有网站可查询的时代，这种闭关自守的精明与私心是很自然的，要知道，自己的每一条材料都可以变成一篇翻译，形成一篇文章，甚至扩张成一部论著。慷慨解囊，岂非傻帽儿？愈是学术行囊里货色不多，而又偏要在学界称王称霸的人物，这种小家子气愈是厉害。健吾先生与此截然不同，他围绕已确定的中心题旨，总是热情洋溢地提供选目选题，让编辑部组织人去翻译、去介绍，甚至把只有他才藏有的原文孤本主动出借供别人去翻译，这种情况在现实主义一期、悲剧一期与喜剧一期中特别突出，我自己所译出的费纳龙《致法兰西学院书》与菲力克斯·达文的《〈哲学研究〉导言》，不论是选题选目，还是原文书籍，都是健吾先生主动提供的。他在学术上这种慷慨解囊，无私奉献，成全他人的大度气派，只有钱锺书、朱光潜才拥有，而我自己所以能在参加工作之初就能顺顺当当走上文学理论翻译的道路并多少有些成绩，首先就应该感谢健吾先生。
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还有一项工作更见李健吾先生无私的学术热情与乐于助人的豪爽，那便是校改译稿。这个期刊所发表的译文基本上都是出自一些权威学者、教授之手，组稿的对象不仅是在外语翻译方面属第一流水平，而且还要在文艺理论方面具有相当的修养，道理很明显，能译外国小说的人不见得译得好外国理论家、批评家的论著。对这样一个刊物，自然就形成译者不够用的问题，于是，主编就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也约请一部分科班出身、中外文均佳，并有一定人文学科工作经验的中青年承担一些非主打文论的翻译，但同时又立下了一个死规定，即这些青年学人的译文必须经过编委的审校与认可才可刊用。即便如此，事情也并不好办，因为这些编委都是权威学者、顶尖教授，或者正身负教学授业的重担，或者正致力于构建皇皇巨著，以校对这种劳役相烦，实在难以启齿。幸亏有健吾先生，他总是格外豪爽，特别热情，痛痛快快地承担了不少校稿的事务，不仅校法文译稿，而且也校英文译稿，有不止一个青年学人的译稿经过他的审阅与校对而得到了发表，其中就有我译的莫泊桑的《论小说》与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对于李先生来说，这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义务劳动，只不过，实际的主编蔡仪先生为了尊重老一辈专家的劳动，也为了保持刊物译文的权威性，规定这类青年学人的译文一概都必须署出校对者的名字，因此，至今我们仍可从这个期刊上见到桂裕芳、文美惠等人的译文后署有“李健吾校”的字样，而当年这些青年学人如今早已是名声卓著的大译家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这条规矩、这个做法无疑是理所应当、公平合理的，有敬老尊贤的意味，但时至今天的“翰林院”，在后人使劲猛推前人的潮流与时尚中，却成为了一个古老的童话，早已被人抛到了脑后，甚至被人不屑一顾。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李健吾调来北京后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展示了自己多年来作为一个西学学者积累下的深厚学养，为这一个学术文化项目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而且，也是从这里，他在学术上又开拓出自己一个专深的领域，即西方戏剧理论批评史的领域。他系统地研究收集了西方戏剧史上的所有重要的文论，并着手组织翻译，进行整理，要出版一部大型的西方戏剧理论资料的书籍，足有好几百万字的篇幅。这显然是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工程，他正式投入这个工程的时候，已是六十年代初《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后期了，那时，我已经调离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听说他在研究所里找了一个从德国留学回来，专攻莱辛《汉堡剧评》的青年学者当他的助手与合作者，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据说整个大型资料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但是，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当李先生到研究所的仓库里去找他那些被抄家的重要稿件、想重起炉灶时，却再也找不到他那份凝聚了自己心血的戏剧思想史资料了。杨绛比他还幸运一点，总算在本单位仓库的杂物堆里，把她在“文化大革命”前译出的《堂吉诃德》的译稿抱了回去。
李健吾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住在北大中关村二公寓。那是北大教职工的宿舍，环境当然不及燕南园那么清雅幽静。一九五八年后，文学研究所从北大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搬到了城里的建国门内，李健吾后来也就住进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东单干面胡同新建的高级宿舍大楼，这幢大楼的住户还有钱锺书、杨季康、卞之琳、罗念生、戈宝权等。
不论是住在中关村，还是住在干面胡同，李健吾家里的陈设都非常简单朴素，客厅里没有高级的家具，书房里没有古色古香的书案与柜架，墙壁上没有任何字画条幅，虽然巴金、郑振铎、曹禺都是他多年的老友，他如果有心的话，那是不愁没有名人墨迹来装点的。和燕东园、燕南园好些名教授、名学者的寓所比较起来，他毫无气派、雅致与情趣可言，陈设氛围颇像一个小康的市民之家，完完全全是一派过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景况，唯有宽大书架与旁边书几上堆得满满的书籍，透露出主人的学养与渊博。
李健吾的书桌与书几，是他寓所里唯一能吸引人注意，也值得你观察的景观，在我也许不尽准确的印象中，他的书桌首先是一张古典的书桌，也就是说基本都是洋书，而且是古旧的洋书，一看就是多年来自己所购置的，不是从任何一个图书馆里借用的。与他家的生活陈设、生活景况充满了日常现实气息形成强烈对照，他的书桌倒是绝无“人间烟火气”，没有大报大刊，没有文件通知，甚至也没有文艺界的权威性、指导性刊物。我想，这种情形大概正反映了他在文学研究所期间一直在集中精力研究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研究与翻译莫里哀的业务状况……其次，他的书桌书几是拥挤不堪的，堆放的书足有几十本之多，而且杂乱纷呈，零散倒置，一本本都夹着书签、夹着纸条纸片，或者临时夹了一支铅笔、一支钢笔，有的仰面摊开，有的朝桌面扑俯，一看就是主人在迅速阅读时急于留记号，作眉批，或者是在查阅出处、引经据典、寻章摘句时，总那么手忙脚乱，实在是顾不上桌面的整齐……也许你对李健吾关于莫里哀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论著论文中旁征博引、注脚引文之多大有钱锺书之风记忆犹新，他那种学力学风的原始状态与奥秘就正是在他的书桌上……我曾经对李健吾学术文章中思绪的灵动、视角的多变、论点的飞跃感到惊奇，自从见了他的书桌书几之后，我便愈益明白了，其原因就在于他读得多，见得多，食粮的来源广，品种杂，他没法不兼收并蓄，没法不丰富，他的文章没法不像倒在杯子里的啤酒一样，丰饶得直冒泡……也许，正是在如此成堆的卷帙，如此纷繁的资料中他常常会应接不暇，他在思绪与思绪之间、论点与论点之间经常就跳蹦得太频繁，距离太远了一点，而且，他手写的速度肯定大大跟不上思想的灵动与飞跃，以至于他的手迹往往像天书一样难以辨认，愈到他晚年，就愈是如此，叫人捧读起来实在头疼……
我初次见到李健吾时，他大概是五十多岁，就其外观而言，他可说是再普通不过了，正像他的寓所陈设无雅致与情趣可言一样，他本人也没有任何派头与风度。他长得倒仪表堂堂，大头大脸盘，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态的商人，但一身穿着，从不讲究，经常是蓝布中山装，夏天是白色的确良的夏威夷衫，很少见他穿呢料与丝绸的衣服，穿着水平比当时文学研究所里的一些老专家、老学者似乎还要低一个档次，当然，更看不出他有作为一个西学大学者的洋派架势了。在我的记忆里，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着过西装，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次游行，在那个年代，游行都是领导上发动组织的，不是庆祝什么事，就是拥护什么方针政策，要不然就是向国外敌对势力示威抗议，一般这种政治活动，研究所里有地位的老专家、老学者都是免参加的，这是青年人的“政治性的活儿”，李健吾主动参加颇说明他很有政治热情，不拿架子，与年轻人打成一片，而且那一次他穿了一套西装，正式打着领带，在他而言，显然是为了郑重其事，参加一次“盛典”。不过，那是一套老掉了牙的西装，颜色发旧，领带又过于红艳，没有穿皮鞋，而是像平时一样，穿着一双布鞋，显得有些土气，有些不伦不类……但我可以感到他是带着一份心意参加那次政治活动的。
这次着装方式值得多说几句，它在李健吾身上似乎可说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典型现象，当时，他也许是出于这样一个心态：他在意并看重那次政治活动，他不仅要和年轻人一道来参加，而且要表示自己的郑重其事，表示自己的诚心诚意，“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既有这一份心意，那就把西装穿上，把领带打上吧。至于样式、色彩与格调，外观、形象与效应，那就用不着去顾，也懒得去顾了……
这次着装方式，其实是李健吾行为方式的一次缩影，其本质、其核心、其根本的形态就从自我心意出发，从自我真情出发，径直往前，求其直畅表达，求其朗爽展示，而不顾其他……既然是一次缩影，当然就能常见于其行为方式之中，我所见到他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中，就有类似的表现形态：为了推进一期刊物，为了完成一个选题的介绍，他往往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主动担当，不辞琐细，而不顾是否耽误了自己的时间，是否给自己造成麻烦，古道热肠之情，令人可感。如果说这类学术事务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常能碰见的话，那么，有一种场合是人们经常碰得到的，几乎已经成了日常的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便是每一个基层各种各样的“会”，特别是“政治学习会”、“生活例会”，它们是那个历史时期人们生活中真正的“公共场合”，碰头会面、行来走往的必由之路……从六十年代初我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西方文学室之后，我与李健吾就同属于一个基层单位，经常要在上述这种“公共场合”碰头见面。
在那个历史时期，基层单位的“会”，一般都是大家重复“官话”或稍作微调而讲“套话”的场合，但这是对“大是大非”问题而言，如果不涉及“大是大非”问题，会上的“小自由”与“个人风格”还是有一点的，那时的文学研究所里，至少西方文学室就有这么一点气氛，开起会来，有点像自由主义空气弥漫的“神仙会”。请想想看，在座的潘家洵、李健吾、杨绛，哪一个不是“大仙”，主持会议的研究室头头卞之琳自己就是一“仙”，此外，还有郑敏、袁可嘉等等“小仙”，开起会来，岂能不“生动活泼”？说实话，这些“神仙”的说话发言，绝对是一道道“景观”，有的通篇只讲自己前一天夜里失眠之苦，如果时间允许，还要上溯到前几天夜里的失眠。有的以天真的语调细说现实生活中一些琐事，有的从来都是以冷面幽默讲一些风凉话，甚至是“怪话”，有的以绍兴师爷的精明劲较真矫情……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尽可能绕着“大是大非问题”走，毕竟他们都是功成名就的学人，都有各自的灵魂与特定的视角，还少不了几分矜持，不可能像小青年与“基本群众”那样“放声歌唱”，那么，在这个日常的公共场合中，李健吾的“着装方式”、“行为状态”怎样呢？
这位“大仙”多少有些不一样，首先是他喜欢讲，讲得多，这很符合“发言积极”这一个当时的政治标准，而且他讲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真可谓高谈阔论，甚至是“挥斥方遒”，大有当年刘西渭作书评时的才情四溢、豪情十足，虽然这是他外向型性格的自然之态，但似乎也还够得上“政治热情高”这一条，不过，在这种场合中，他总有那么一点“那个”地方，说得轻一点是“不和谐”，说得重一些是“刺耳、刺眼”，就像那次游行中他那个服装一样。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积极发言”中，不免经常直面政治与理论问题，甚至涉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因为这是政治学习。但这哪是他的所长？何况，他偏偏又喜欢精神跑马、思绪跳跃、语言飞扬，严谨的马列主义体系、严肃的政策怎经得他这么一折腾？因此，听起来经常走味跑调，不伦不类。他的发言绝对是“浪漫主义式”的，经常引申蔓延，别开生面，抒发个人情怀，弹奏自己的心曲，并时有段落赞颂党中央的英明，党委的领导，但每到这种时候，几乎都会蹦出一个特别刺耳的词汇——“党国”、“党部”，这不是新中国成立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称谓吗？怎么用在我们伟大的党身上了呢？不了解李健吾的人，一定会以为他在混淆敌我，对伟大的党有所中伤，甚至是污蔑。但所幸是在本单位，在座的都是“家里人”，而且，一看这老头的确是满怀热情在真诚地唱赞歌，唱颂歌，何况，众所周知，“白纸黑字”有文为证：一九五〇年，为迎接解放他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我有祖国》，高呼“我有了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接着，他又撰文歌颂志愿军，不久，他在参观游历了山东之后，足足写出了一本高奏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的《山东好》，再次激情地高呼“我爱这个时代”……
说实话，对于政治化话语操练得非常滚瓜烂熟的“基本群众”与“党团青年”来说，李健吾在“政治学习会”上的这种发言，的确听来有些别扭，好在“家里人”对他还是很有谅解的，所以一些好心人一听他要唱颂歌了，倒往往为他捏一把汗，唯恐他蹦出一两个不成体统的词来。但他行为状态、语言状态上的粗疏与闪失，难免会以讹传讹，风风雨雨，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形成了李健吾“在政治上落后”的先入之见，在“翰林院”里，他比那些被领导视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老学者、老专家自然就低矮了一截。在一九五八年“拔白旗”的批判运动中，他之所以先于其他“大仙”而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与此不无关系。而对于那种不怀善意、伺机要在学术上将李健吾置于死地的“左撇子”而言，这些就更成为了其“革命大批判”的突破口。当时有一位借批判李健吾之举而登上了理论学术舞台的某某，在其批判檄文中就以尖酸刻薄的文词，把李健吾形容为昆明湖中的那个死气沉沉的石舫，在“祖国惊天动地的变化中”竟“依然故我，纹丝不动”！
投入、合拍、倾情、赞颂，这是“翰林院”里的李健吾对自己时代社会的精神状态与立场态度，而他对自己的人际领域，对周围的友人熟人，甚至是不认识的人，则是亲和、善意、贴近与热忱。
与李健吾稍有接触后，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他是个重友谊、讲交情、崇义气的人，他乐于与人接近、与人亲和，与人建立和谐、愉悦、诚挚、善意的关系，即使是与跟他有年龄差距、有学养深浅不同、有地位悬殊的年轻人。在与他交往接触之中，你只会感到平易、亲切、随和、宽厚，而看不到那种名士或自视为名人的人身上常见的尊严、矜持、倨傲、冷峻、架势。他与人交谈的态度与语言风格都十分平实，甚至有点平民化、凡俗化，没有一星半点才智之士的风雅矫饰与文绉绉，但说起话来却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完全处于一种与对方坦诚相待的状态，一种“不设防”、“不保留”的状态，有时说得兴起，还高声咯咯地笑，不过他的嗓音实在不适于高声发笑，有些尖细，像一个女性，听起来有些夸张。难怪，他年轻时从事演艺活动时，在舞台上常常是男扮女装，演“旦角”、“青衣”……他与人交往时倒十分有涵养，从来不闲话家长里短，从不尖酸刻薄，从不非议影射他人，总之，是一个打起交道来只使人感到自然亲切、单纯朴实、厚道正直的人，不存在人际关系中常有的错综复杂，不存在任何可能的麻烦与后患……我想这大概是旁人乐于跟他交往的首要原因。
他在同辈名人中朋友很多，多得使人感到惊奇，这在“翰林院”里的名家学者中是不多见的：既是名家嘛，总会有几分孤傲劲，自我格式难免有几分固定封闭，与他人也就难免会有几分“落落寡合”，而且，更糟糕的是，“文人相轻”既已成为世间的一条定律，身为文人，岂能不受此命定？然而，李健吾似乎有点例外，他经常提到他这些老朋友：巴金、郑振铎、傅雷、陈占元，还有本单位的何其芳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就像提到自己的家人一样自然、亲切、平常，没有炫耀，没有用心，完全自然而然，完全在一种和谐愉悦的心情之中，他似乎像呼吸着空气一样呼吸着跟他们的友情，呼吸着对这友情的愉悦感……
他是怎么与这些优秀人物结成真挚持久的友谊的？似乎可以说是开始于以刘西渭的笔名写著名的《咀华集》的三十年代，首要的原因显然是世人所谓的“志同道合”，他们都是中国二十世纪人文道路上的同路人，都曾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熏陶并得其精髓。从内心状态来说，他们都是纯粹的人文理想主义者，都对社会文化积累与人文精神宣扬充满了献身的热情，并都创建了不会速朽的业绩。如果缺乏人文主义的理想与热情，如果掺杂了功利主义的实用谋算，如果自认为有革命的资格对文化“挥斥方遒”，如果自认为有刀笔吏的功力可任意对传统文化进行分厘必究的刀割，自然就与他们格格不入，对他们侧目而视，更谈不上做到他们这样的份儿上。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化领域，他们实际上是一批“上帝的造民”，构成了一个不成形的精神文化流派，曾被一些现代文学史的论者视为与革命文学主流不合拍的边缘化的流派。不论对此如何评价，如何定位，李健吾与他这些“哥们儿”牢不可破的天然纽带，正在于共同的思想倾向、人文情怀与学养志趣。
友谊如何才能形成、持久？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恐怕就是互相欣赏、互相尊重了。应该承认，这种雅量，偏偏在知识文化界是难遇难求，甚为珍贵的。本来，文化学术、文艺创作是一个广阔无际、浩瀚永恒的天空，而每一项认真的创作与劳动，又都是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的，看起来，这个领域行者不绝，来往于途，似乎是摩肩接踵、拥挤不堪的，实际上却是一个真正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无垠空间。然而，以小眼光、小胸怀、小家子气面对这个大千世界的人却大有人在，“文人相轻”，其最终根源就在于此，其形态林林总总，各有不同：有的对自己毫无信心，唯恐他人有任何进展；有的无自知之明，总以“全能冠军”自命，不能容忍他人亦有自己的强项……在此心态下，各种手段伎俩应需而生了：或涂脂抹粉、自我标榜；或自我膨胀、大肆吹嘘；或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或侧目而视，含沙射影……个性剽悍者，天性如师爷讼棍者，更将种种世故手段推演为“文攻武斗”：或佯动暗袭，如吕蒙偷取荆州；或硬行闯上学术台面，拳打脚踢，一股打擂台的架势；或乘风借势，以革命的名义、借思想批判的外衣，进行辱骂；或凭老资格、高名位，居高临下对潜在的竞者、后进的晚生施行打压，甚至人身攻击，必欲置于死地……好一个文绉绉的“翰林院”内外，不说是充满刀光剑影吧，总也不免时有狼烟……
当然，敦厚大度、高洁脱俗的学人也是有的，李健吾即为其中的显著者。他对自己的同辈、同行、同道，首先是充满了善意，他乐于承认他人，欣赏他人，赞扬他人，在整整二三十年中，我几乎从来没有从他口里听到他对同辈同行的任何刻意的贬损，而总有一些肯定的好话。在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界，他无疑要算是才气最高、业绩厚重的一人，无需盖棺论定、身后定评，当时他就要算是文学研究界的执牛耳者，而他的学术地位与政治地位却明显地被置于他人之下，对此，他似乎浑然不觉，仍心胸豁达，毫无嫉意，对人依然宽厚善良。那时，在中关村与燕园、魏公村十几平方里之内，就集中了本学界的一批在全国皆名重一时的学者、教授，多达十来位。据我所知，他至少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良好和谐的关系，如吴达元、陈占元、郭麟阁、曾觉之、盛澄华、沈宝基、鲍文蔚，并时有亲切友好的往来，以至业务上的合作，至少从我与他们接触中所闻所见，他们双方的态度都是互相赏识、互相尊重、颇有君子之风的。唯一的例外，只有某公。此公与李健吾大有泾渭分明、格格不入之态，而他们两人不仅同在一个研究所，而且同在一个研究室，同一个文种学科。众所周知，这并不是李健吾造成的，他五十年代初一调到文学研究所，就主动前往此人的府第进行拜会，颇有“拜码头”的意味，可惜的是，热脸贴冷脸，他从未得到回访与其他友好回应，而是冷漠与冷峻。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足为怪，此公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都比李健吾高，难免有居高临下之态，而且，他以“马列主义学习得好的老专家”的身份，不时发表革命大批判文章，风头正健，还曾在公开的文章中辱骂过傅雷的翻译有“洋场恶少”之风，他会如何藐视学界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况且，他也很了解，傅雷与李健吾都是“海派”，想来他俩的私交定然不错……
学界一位惯于持雅士眼光论世的先生曾经这样戏评李健吾说，“他行事处事颇有走江湖的味道”（大意），此话说得不无一定原因，的确反映了某些客观情况。阿庆嫂说得好，“江湖义气第一桩”，如果说李健吾有“江湖味道”，倒是表明了他称得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这方面，我至少知道这样两件事：其一，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卞之琳在上海无住处，便是李健吾招待卞在自己家里住下，据说，像兄长对弟弟一样，时间相当久。其二，一九五八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被康生所点起的“革命大批判”之火烧到头上，他的学术论著被公开批判，他在全国成为了一面显然要被拔去的“白旗”，但同年十月，他因公出差遭空难逝世，对他的批判才被迫中止。这时，李健吾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发表了悼念文章《忆西谛》，在文章中竟然勇敢地为郑振铎被批判鸣不平，即使是对一个“一身轻”的人来说，面对来头如此之大的批判运动，有此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壮举，已大有为朋友“两肋插刀”之气概，何况李健吾这时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的一篇纯学术文章《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已经在报刊上被“左派”点名批判，他自己已经成为了一面待拔的“白旗”。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先后两三次偷偷地打发自己的子女从经济上接济比他更陷入困境的巴金与汝龙，更是表现出他那种几乎是奋不顾身的义气，可称得上是高风亮节，后来因为汝龙就此写了文字，巴金也在自己的《随想录》中记载了此事，故在知识文化界广为传颂。
特别使我感念难忘的，是李健吾对后学晚辈的厚道与热忱。
在“翰林院”里待了一些年头的人，不难发现有两个似乎相左的学界规律：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是人文学术领域其实是一个积累的领域，而不是取代的领域。这两条相克相成的规律，决定着学术的上下承继与不断发展。
何谓学术界里的智者、贤者？不过是看透了这两条规律，并自觉地顺应、自觉地促进、自觉地予以成全的人士，说得直白一点，即所谓“知天命，顺天意”也。在前一条上，有高智慧、有大雅量、有仁者胸怀、有爱才美德者，自然就会自觉而乐意地顺应、推进学界新陈代谢机制的进行与完成，自然就会对后进晚学以善意、宽厚与热忱待之，予以扶植、援手、提携。而对学界发展之道缺乏识大局、知大体之精神境界，任自我霸气与主观妄想扩张无度，其襟怀狭小又如鼠肚鸡肠者，那就势必处心积虑阻碍学界的发展以追求个人的王道，对学界里进来的晚生后学，往往一开始就是冷眼相加、侧目而视，绝不给好脸色看，继而就是设埋伏、置路障，唯恐后生在道上有所进展，甚至你要做一个专题研究，他也要找借口予以反对，即使你做出了成果，他也要利用审批权予以否决，最后，如果“小媳妇”熬出了头，走出了自己的路，那他更恨之入骨，变本加厉，采取极端手法，甚至是人身攻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后一条学术真理上，智者、贤者以他对文化历史的洞悉与博大的人文情怀，有深切的认知，他们深信人文创造与学术文化业绩的价值是不朽的，或者至少是“非速朽的”，是人际世界中的“后浪推前浪”所取代不了，因而专心致志，全力投身于这种创造，并对自我在这种创造中的业绩与价值充满某种程度的自信，于是，也就能够对学界中来来往往、新陈代谢的人事泰然视之、豁达面对、宽厚包容，而且，智者、贤者只顾忙于自己的创造与开拓，实在无暇也不屑于去搞那些鸡零狗碎的名堂，这就是他们宽厚仁德的长者风度的根由。而学界里那种施虐者、作威作福者之不能容人，不能容物，却正暴露了自己的虚弱：不仅对人文文化历史的规律缺乏认识，而且也缺乏对自我人文创造能力的信心，唯恐失去通过世俗与人事的途径而已获得的地位与坐椅。当然，此种人也并非全无才能、修养与一技之长，但一任草木皆兵，鸡零狗碎，刀笔讼状充塞于其脑际，岂不将自己已有的人文底蕴与创造能力大大打了折扣？于是，到头来所做出的业绩，所创造的价值也就为数不多了。原来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我在“翰林院”多年，亲身见证了、感受了两种学者不同的人品、意境与风格，一批智者、贤者不仅给了我深切的感受，而且使我深受其惠。使我受惠更多的，则是李健吾。时至今日，仍有几个凸显的事例，使我一直感念不忘。
其一，我的第一篇翻译稿是健吾先生校对的，对于这件事我曾在《被逼出来的一个译本》一文中，作过如下的记载：我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做编辑、翻译工作。这个丛刊每期都有一个中心，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翻译介绍西方诗学、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的经典理论文献，但每一期都配一两篇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或者是作家的文学书信、文学日记。每期特定中心主题的重要篇目均由编委决定，译者也由他们提名，被提名者皆为翻译家中有理论修养的专家、教授。至于重点主题之外的配搭文章，则由编辑部里两三个年轻的编辑自行选定与组稿，当然所有的译稿都需经编委的审阅通过。记得一九五九年的一期中，正好缺一篇配搭文章，于是，我便将这个任务承担了下来。我选定了莫泊桑的《论小说》这一篇在世界现实主义创作论中脍炙人口的理论文字，由于当时需要赶时间发稿，来不及请著名翻译家译出，只好由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来试试。说实话，当时《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这个高层次的学术庙堂，是轮不上我这么一个大学刚毕业一两年的小字辈入场的，因此，我这个选题与译文由领导交给了编委李健吾审阅批改。李先生也和钱锺书、朱光潜一样，对后学晚辈充满了爱护与提携的热情，不像我所遇到过的学界“焦仲卿之母”那样，以恶打虐待为能事、为乐事。李先生通过、赞许了我所提出的选题，在百忙中审阅了我的译文，只在莫泊桑所引证的布瓦洛的那句诗上，改动了几个字。原来，我把这一句诗译得甚为刻板，有点“硬译”、“死译”。而李先生则改得很活，两三个字之差，达意传神，优劣尽显，正像那首诗所言，显示了“一个字用得其所的力量”。
其二，我的第一批翻译，其选目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由健吾先生指点的、提供的。外文系出身的人，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往往是从文学翻译起步，我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之前先做了几年的翻译编辑工作，由于岗位的性质，我早期的一批翻译成果很少是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篇章。当然这两种翻译颇为不同，理论翻译有它特定的难度，对于年轻的译者来说，哪些理论批评的名著名篇该译、可译，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指点，你就如同进入了一个大森林，究竟什么地方有美味的果子好采、可以采哪一种、应该采哪一种，你都会感到茫然的。李健吾对我正起了这种指点者与引导者的作用，如十七世纪大学者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与巴尔扎克的挚友菲力克斯·达文的《〈哲学研究〉导言》，以我个人当时的知识积累与学力，是怎么也不可能找到这两个宝贵的选题的。它们就像两颗宝石埋藏在地底，正是健吾先生将这两个选题指点给我，并主动将两本原书借给我用，我才得以译出的。我还记得那是两本旧得发黄的法文书，想必是他早年在法国购存的。其中一本是有关巴尔扎克的资料汇编，十九世纪末出版的，一看就是“善本书”，用俗话来说，是“压箱底的存货”，在还没有《七星丛书》版的《巴尔扎克全集》的当时，实在是宝贵得很！
其三，我出版的第一个翻译成果《雨果文学论文选》，首先是得到了健吾先生的首肯与称赞。由于我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雨果，走上工作岗位，便一直保持了对雨果的兴趣，并一直没有中断对雨果文艺论著的翻译。从容译来，自得其乐，因雨果的理论篇章写得华美瑰丽，文采斐然，翻译之中若遣词造句巧妙得手，那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数年磨一剑，到六十年代初，总算译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选集，有幸被列入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名著译丛》的出版计划之中。这个译丛是著名的“三套丛书”中的一套，要算当时国家最高层次的译事项目，被视为巍峨的学术殿堂，朱光潜、季羡林、金克木、辛未艾等名家所译的理论著作都已收入其中。这个项目本来审稿制度就很严，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的译者当然更要慎之又慎，全部译稿必须经过多位资深专家一致审查通过。译稿先是交李健吾与鲍文蔚两位专家审阅，鲍文蔚是法文翻译界与李健吾同辈的一位权威，以善译难度较高的作品著称。审查通过了，健吾先生还直接告诉我，他与鲍先生都认为“译稿达到了出版的水平，其中《〈克伦威尔〉序》译得特别出色”，他还补充了一句：“鲍先生特别要我告诉你这一点。”《〈克伦威尔〉序》是雨果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洋洋洒洒五六万字，是批评史上一篇经典文献，文笔如天马行空，而且旁征博引，典故繁多，翻译难度很高，译文能得这两位师长的首肯与赞赏，说实话，我是深感荣幸的。几年的苦熬苦译，得此褒奖，岂能不有点欣喜若狂？多年来，这件事我一直感念难忘，因为它是我青年时期漫长行程中难得遇见的一件充满了善意、关怀与温暖的事件，特别是与这部译稿后来的遭遇相比更是如此。译稿通过李、鲍二位审查后，还得通过那套丛书的一位掌实权的权威批准后才能“放行”。那位人物既然可以公开辱骂傅雷为“洋场恶少”，对我这样一个“年少”的“初生牛犊”，就更不会有什么善意，译稿在他手上居然压了将近一年，最后只审校了一千五百字，而他的审查鉴定书，既提不出任何像样的否定性的意见，但也有意不作任何肯定，他身居要职，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显然就是故意要“让这盘菜黄掉拉倒”。拖延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出版机遇终于因“文化大革命”的来到而彻底丧失了，这一误就是十多年！直到十年浩劫之后的一九八〇年，这部译稿才绕过了那位先生的阻碍得以出版。
其四，我主编的《法国文学史》出版时，最先得到了李健吾先生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雀跃欢呼”。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开始写作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时我开始做这件事的动力，仅仅是对“四人帮”那一套“无产阶级政治”与“革命路线”看透了、厌透了，不想再浪费时间与生命，而想去做点值得做的事情。说实话，就是为了躲避现实，找点寄托，并无任何实在的企图，因为，那时仍旧是在“文化浩劫”期间，实在看不到将来有可出版的前景，于是，做起来也就特别潜心，但求寄托自我，忠于自我。这样，一方面就充分释放出了我们被十年浩劫惨重压辗与摧残的对传统文化、对人类精神遗产的感情，努力把大学毕业后十来年积累的学养与见识尽数施展出来。另一方面，则十分自觉、十分有意识地要摆脱从六十年代初就已经方兴未艾的极“左”文艺思潮，甚至力图与那条“革命文艺路线”对着干。这两个方面的自我意识，成全了《法国文学史》：写于“文化浩劫”中的上卷，却脱净了“文化野蛮主义”的气息，脱净了“四人帮”那种“红彤彤的革命色彩”。一般来说，在“四人帮”时写就的论著与文章，由于总有流毒的痕迹，到“四人帮”垮台后是无法出版的，梁效成为过眼烟云就是最典型的一例，而《法国文学史》上卷却只字未改，于一九七九年得以出版。坚持了、努力了，脱颖而出了，有了多卷本的架势，有了真正的文化气息。坦率地说，我认为应该得到回报与赞扬，但我没有想到，回报与赞扬并没有来自“翰林院”里的领导与“同志们”，而是来自李健吾，唯一的李健吾。他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三四千字的文章，又是“不亦悦乎”，又是“兴奋”，又是“雀跃者再”，真是热情之至。作为一个长辈，竟把后生的进展与成功视为自己的欢乐，其情状就像一个天真的儿童，这种忘我的人、赤诚的人，你见过吗？不仅高兴得像小孩过节一样，而且还有智者的见识与明悟，他毫无保留地这样说：“世纪变了，现实变了，旧的该让位给新的……作者为中国人在法国文学史上创出了一条路。”他还讲出长者的赤诚心地与肺腑之言：“老迈如我之流，体力已衰，自恨光阴虚度，无能为力，而他们胆大心细，把这份重担子挑起来，我又怎么能不为之雀跃者再？”试问，李健吾此种襟怀，此种意境，此种品格，学界有几人能有？而头戴冠冕、身居高位、人贵言重、炙手可热的庙堂人物却偏偏比比皆是。
在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与学科内，传道授业的方式可能都会有所不同，在人文学科里，我不大相信“手把着手教”是一种普遍适用、绝对必需的方式，因为，人文学科的研习很重要的是靠习者的个人感悟与体验，“手把着手教”，对教育者而言是不堪重负，不胜其烦的，而对研习者来说，若无个人的感悟，也是收效甚微的，人们常见某些“手把手教”的培养对象、某些内定接班人之所以少有成大器而多有无大作为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在人文学科里，善意的关怀，必要的指引，重要时刻的援手以及热情的鼓励，却如阳光、空气与水，就足以使树苗茁壮成长了。
我在“翰林院”里大半辈子以中等的资质，历经摔打、敲击与点批，终未趴地不起，反倒多少还长了一些个头，做出了一些事情。除了因为自己还算勤奋求活、自强不息外，就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仁厚师长的如和煦阳光般的善待与鼓励了。这里，有几个名字，我是终身未忘的，首先是李健吾，还有蔡仪、钱锺书与朱光潜……及至不才侥幸“出道”、“掌门”，之所以尚能不忘要求自己敬老尊贤、善待同门、奖掖晚进，并尽力援手、推荐、提携，实乃先贤之德润我细无声所致也。
虽然李健吾对我关怀鼓励有加，但我们之间的状态称得上是“君子之交淡若水”，既无半点封建师徒关系的成分，也没有丝毫门户派系的气味，甚至没有什么私人关系色彩，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青年党员与一位党外老专家的关系，一切都是采取公事公办的形式，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形式。只是过了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从一件事、一个称呼中才发现、才体会出他那种父辈式的亲切与感情。
一九八二年夏，美籍华人作家木令耆到北京访问，她是朱虹在美国的老朋友，因此要我陪同她、引见她去见几位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李健吾。那是一个晚上，在李健吾的干面胡同寓所，时间虽只有两个来小时，但晤谈甚欢。李健吾像平常一样谈兴很高，热情洋溢，谈到他“文化大革命”前不久被当做“白旗”批判的经历时，他指着我对木令耆说：“那些人在批斗我时，这孩子挺身而出，为我辩护，说了真话。”他这一番话后来被木令耆写进了她的散文《悼念李健吾先生》中，该文发表在香港《秋水》杂志上，后又被著名作家韩石山转记在他的《李健吾传》（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在那次谈话的当时，他这句富有情感色彩的话就深深触动了我的耳根，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称我为“孩子”，而且是当着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外人，虽然他年龄几乎比我大了三十多岁，完全有资格这么称呼，但我仍然觉得颇有倚老卖老的味道，而且话说得不够淡，太腻了一点，我不大习惯，不过，我倒非常明确地感到了他存放在心底里的那份感念，对他那种重仁义、重感情的脾性有了深切的体会。显然，他是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善意、照应、情义视为最宝贵的东西，凡是他所接收到的、他所“收入”的，即使再微不足道，他也看重着、存放着、珍惜着，而他则顺应自己善良、仁义、热情的本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自然而然地付出这些，释放这些，就像君子兰散发自己的清香……
至于他对木令耆所讲的这件事本身，我倒记得不十分清楚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当时那些对李健吾大大小小的“学术思想批判会”上，我的确是“一枪未发”，我十分有意识地不参加那个“时尚大合唱”。原因很简单，我同意李健吾那篇受批判的文章中的观点，认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的确确受到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我也记得，我在会下的场合（图书馆里），曾向他明确地表示过对他的赞同。至于我在批判他的大会上，是否曾“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为这位老学者辩护，我的确是记不得了，我想我大概还没有那么英勇，在当时那种“左”的炽热气温下，在会上一言不发，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已经是很不合时宜、很不像话了，我生性胆小，不勇敢，我不至于有那份勇气敢在大会上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李健吾肯定是在记忆上有出入，把我当时的状态放大了、美化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现实生活乱哄哄、一团糟，像不知用什么东西熬成的一大锅粥，混沌、浑浊……但人群却常清晰而明确地被分割成不同的板块，彼此间隔起来，不能逾越，就像禁锢在不同的笼子里，因此，在整个“十年浩劫”中，我与李健吾的接触与关系，少得出奇。
这是伟大领袖“革命路线的神奇威力”，是“‘文化大革命’政策的奇妙效应”：“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全民性的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最先就造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牛棚”，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坏分子”……统统扫了进去，而经手承办此事的，一般都是当时各地基层的革命权力机构，如“文革领导小组”之类。剩下“牛棚”外的广阔天地，就让给广大革命群众去打派仗，争“革命左派”的桂冠，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诠释权，争具体某个单位、某个部门的控制权、领导权。争得不亦乐乎，打得不可开交，从“口诛笔伐”的“文攻”到以棍棒刀枪相对的“武卫”，革命群众分属于不同的“司令部”、“战斗队”，坚守在各自的营垒之中，怒目而视，咬牙切齿，就如同关闭在一个个“间隔”里的猛兽。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全民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
李健吾当然一开始就被掌权的“文革小组”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扫进了“牛棚”。一旦进了那个地方的人，似乎就成为了全民的“公共财产”，各单位的红卫兵、“革命左派”都有权动用他，勒令他作为祭品出席各种“盛典”：批斗大会，誓师大会，革命联合大会，等等。我在革命风暴来临之初，虽然也被若干大字报公开点名或半公开影射为“修正主义苗子”，但毕竟未成气候，尚无资格进入“牛棚”，从此只能与李健吾在“牛棚”内外相望。他是如何被扫进“牛棚”的，他作为“公共财产”出席过哪些“革命盛典”，他吃过什么苦、受过什么罪，所有这些，我都不清楚，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我才与他多少有过一点点间接的关系。
那时，“翰林院”正处于“战国时代”，各个群众组织、战斗队各自独立、各自为政。经过两三年“翰林院”里的政治风云变幻，沧海桑田，我们这个小单位里有一批二十来个基本上走“中间路线”的“革命群众”，经过政治风浪淘来淘去，总算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群众组织”。我当时被大家选进这个组织的“领导班子”，在五个“领导成员”之中，算是倒数第二号人物。那时，李健吾和他那个“牛棚群体”，仍然是低于革命群众一等，将他们拉出来批斗的事倒是少了许多，但他们每天必须服一定的“劳役”，即打扫整个院子、公共场所，特别是因“革命大串联”而承载量过多的厕所，这些事都是革命群众用不着承担的。我们这个“群众组织”既然是由“中间派”组成的，对“牛棚群体”也就温和一些，我作为这个小小山头的第四号或第五号人物，也就力促并经办了这么一件事：将本单位“牛棚群体”的待遇略加改善。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通知他们以后每天不用去服劳役了，只需集中坐在办公室里“学习毛选”就行了。说老实话，这样做既有对冯至、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等这些老辈念旧情、讲人道的成分，也有派性思维在起作用：“买个好”，标榜本派“政策水平高”，如果对方组织反对，那就让他们出个“不讲政策”的洋相……但对方组织也不傻，并没有出来攻击我们“右倾机会主义”。于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本单位的“牛棚群体”第一次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屈辱状态。从此，他们在办公室里学“毛选”，“革命群众”在办公室外仍然打派战，一直到了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后，才把整个“翰林院”完全管了起来，结束了两派对立的无政府状态。
“翰林院”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基本上就是在军宣队、工宣队的严格管理与铁的纪律下度过的，时间长达三四年，而内容不外有三：一是清理“牛棚”里的问题，一一落实政策；二是大规模清查“反革命五一六”；三是下干校劳动。第一大内容，相当容易，也相当快就完成了，“牛鬼蛇神”中有“历史问题”的，早就在过去历次运动中被审查得透而又透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将他们又折腾了一次。在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又花了一次“内查外调”的功夫与经费，不难纷纷落实，维持过去历次运动所作出的结论。至于曾受冲击的“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本来就只是“路线问题”与“思想问题”，有了军宣队、工宣队的教育与帮助，端正了立场之后，很快就一一落实了政策，有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的，有等着官复原职的，其余都获得了解放，恢复了革命同志、革命群众的身份。李健吾就是在这个时期卸下了包袱与帽子，完全松快了下来。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后的重头戏是“清查反革命五一六”，下干校之前、下干校之后，从干校回北京之后，大家全是干这个活，时间拖了好几年。试想，要把几乎整整一派群众作为“五一六”一网打尽，工程何其巨大？而且，是要从这一派人几百口中破获出开国以来一个天字第一号“反革命政变”的巨案，要把这个巨案“破获得”天衣无缝，从舆论准备、组织营建到军事布置，从头到尾、从上到下，所有的步骤与细节都要“破获得详尽明白”，这个活计即使只由一个“历史小说家”统一进行编写，也难以事无巨细，丝缕显现、天衣无缝，何况被勒令交代天字第一号巨案的是好几百号“五一六”。他们被分割、被幽闭在一个个小小的“学习班”里，却要集体编纂出这样一个统一的大案的全部案情与始末。偏偏这些人从来都自以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追随者，从来都是根据《人民日报》社论与“中央文革指示”来决定自己的立场与态度，突然碰到了“参加反革命政变”的“自传题”，怎么也难以达到如此高的自我想象度。要知道，熟悉小说叙事学能编点故事的人毕竟较少，他们呼天抢地的委屈感倒是令人撕心裂肺，试想这需要军宣队、工宣队做多么“艰苦耐心的思想工作”，需要他们为这样高超的政治思想工作艺术付出多少时间与精力！……大案“破获”之后，又如何给这些人定案，如何给这足以惊动世界的“大案”收场，以至最后不得不将所有“五一六成员”关于此一大案的“自述”与“交代材料”一烧了事，将大案一风吹告终，都是叫人很难转弯，也叫人殚思竭虑的事。这是一个需要层层汇报，等待上级研究、考虑，制定政策、做出决定的漫长过程。因此，“清查五一六”在“翰林院”一拖就是好几年，最后以“落实政策”“一风吹”为结束。狂风过去，解放区的天仍是蓝蓝的天，只不过，不少人心里存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在这次独特的运动中，领导上既然把革命斗争的方向指向一个反革命政变的集团，另一派革命群众终于发现几年以来的对立派原来是在“颠覆红色江山”，自然而然在这场“对敌斗争”中特别勇往直前。早已从“牛棚”里鱼贯而出、恢复了革命资格的人士，很多人也都在对“五一六”的斗争中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有的施展了自己原来的领导艺术与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有的借用了自己多年的学术思维与精妙的语言艺术。在我的记忆中，李健吾则一直很沉默寡言，这与他过去爱说话、说起话来就神采飞扬、慷慨激昂的脾性很是不合。自从出了“牛棚”，恢复革命同志身份以后，他在革命群众的公共政治生活，主要是在各种会议中，就很少说话了，即使说那么一星半点，也是“言不及义”的，我再也没有见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个总爱高谈阔论、“挥斥方遒”的李健吾了。使人更为难忘的是，在这次运动中，李健吾与被认定为“五一六”的人接触时，从来没有故意避嫌、有心保持距离、冷面相对，而是仍然随和、自然、平淡、亲切，一如过去，没有把他们当“现行反革命”对待，仅仅这一点，我就应该感谢他。
从“文化大革命”完全落幕到李健吾一九八二年逝世，为时不到十年，这是他的晚年时期，但也是他学术文化的固有积养与新进展、新成果的大展示时期。他相继问世的论著有《福楼拜传》、《李健吾散文选》、《戏剧新天》、《李健吾戏剧评论选》、《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等，译品则有《包法利夫人》、《意大利遗事》与《莫里哀喜剧全集》等，就其数量之多与出版率之高，在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领域，要算是遥遥领先的第一人。他充分利用了七十年代后改革开放时期较为宽松的文化空间，以他的劳绩，证实了他在外国文学与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大师地位，他才华横溢、深入透彻的文学传记，他文思泉涌、灵感飞动的文学评论与戏剧评论，他生动传神、独树一帜的译笔译品，都要算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领域里的“绝品”，那是一两个世纪里也难以有人超过的。
在这一个时期，各人忙各人的，李健吾的课题全是古典文学范围的，而我的主要精力则是在当代二十世纪，因此，在具体学术业务上互相没有多少接触。但我毕竟忝为他所在的研究室的主任，又同为硕士研究生的导师，还因为他是法国文学学会的名誉会长之一，而我则是学会的副会长，通气、汇报、征求意见之类的事总是少不了的，为此，他的家，我倒是常去。
七十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建立起硕士研究生学制，“翰林院”里自然也成立了研究生院，当时所招的研究生均为“文化大革命”前就完成了大学学业，并经历过专业实践与政治磨炼长达十年之久的新一代精英，即所谓的“老三届”。那时，正是“翰林院”学术实力与学术影响的高峰时期，也是它的研究工作最为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到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范围里高等学校的发展与兴起，“翰林院”的强势影响与繁荣景象就日渐式微，颇像“风力磨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毕竟还是风光过一大阵子。就法国文学这个小小的分支学科而言，第一届研究生就招收了十几个人，导师则是李健吾、罗大冈与我三人，他们是我的师辈，与他们同列，当时是我的荣幸，也正因为我比较年轻，有关研究生的工作也就主要落在我肩上，从出考题、定考卷、主持面试、判分、录取到讲授两年专业课。就学术资历与积养而言，我显然不如两个长辈，但李健吾以特别的随和与宽容，放手让我去做，从不“以高妙自居”、“从旁指点”、“提醒告诫”，他那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似乎已经完全到了“难得糊涂”的境界。不过，第三年是研究生写毕业论文的时期，哪个导师带哪个研究生写论文，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事。在导师方面，这涉及到收了什么高徒，自己的学养是否后继有人、发扬光大，自己是否能得一“传人”、“助手”甚至“儿辈”；对研究生而言，这涉及是否出自“大师名门”，是否能有值得自己一辈子引以为荣的一面大旗。我在对十几位研究生进行分配时，总算做到了体察人意，知情达理，把所有心气高、表现相对出色的研究生都分配在李、罗二位的名下，达到了“皆大欢喜”的效果。时至今日，回顾起来，从李、罗二“名门”中脱颖而出的，确有才能出众的“高足”。李先生特有见解的学术研究课题，也造就了其高足的专业所长，并做出令人瞩目的业绩。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心气特高，大有冲云霄之势者，亦终能侍奉名师，以李健吾为其旗帜。李先生亦达到了唐玄奘收服了孙悟空之妙，以八十岁的高龄而仍能如此“降龙伏虎”，真令人钦佩。
从一九七八年起，罗大冈先生就积极筹备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在这个方面，他的确是“开国之君”，而我则是此事的一个主要的参与者与“辅佐”。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学会，并无多少实务与实权，但也免不了要面对在中国无法回避的“排名次”、“排座位”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将法国文学界资格与地位最为显赫的三位“元老”安排在一种比较公正、公平的合理关系中，他们就是李健吾、罗大冈与闻家驷。我当时作为一个担负着部分筹建任务的“少壮派”，对他们三位都有较深的了解，也都有长期的接触，因此，有责任促使这个难题有合理的解决。我提出了三个方案：方案一，三位“长老”同为“会长”；方案二，三位“长老”同为“名誉会长”；方案三，两位对实务不感兴趣的“长老”任“名誉会长”，一直“掌实权”的“长老”任会长。三个方案何取何舍，完全由罗大冈先生决定。最后，罗先生拍板定案，选择了第三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与李健吾先生有过不止一次接触，向他汇报，征求他的意见，可是李先生对此从不置一词，从不表一次态，他每次都是闭着双眼听着我陈述，脸上全然是超然事外、无动于衷的表情，像是一泓古井里的水。我不敢说，李健吾对自己在学术文化领域里的作用、地位与影响是完全不在乎的，至少在“文化大革命”前，从他的言谈之中还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在乎”，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完全做到了“难得糊涂”，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看破红尘”、“超脱红尘”的境界。显然，他已经把这类名位俗务视为身外之物，完全摒弃在他的视野与意念之外。后来，他当了好几年名誉会长，但从不行使他的职权，从不过问研究会的任何事务。
晚年，他一直笔耕不辍，我每次去拜访，都见书桌上全是书与资料，他都在伏案工作，有时是忙自己的事，有时则是替素不相识的译者与青年作者“做嫁衣裳”：校稿、改稿，推荐与张罗出版人家的东西。
一九八一年秋，李健吾与夫人同赴上海，重游了他们过去居住的故地旧居，且又赴杭州游山玩水，然后，去长沙与贵阳看望老友。这年的冬天，他偕夫人回他的故乡山西。一九八二年，他与夫人又三度出游：宁夏、北戴河与西安。这两年的出游，每次除了参加文化活动或戏剧活动外，就是看望老友，与老友合影留念。这年的夏天，他有一天还兴冲冲地带着相机来研究所与他的晚辈留影，那天我正好外出开会，错过了机会。见他兴致十足，跋涉南北，我很为他高兴，但多少也有点感觉到，他大概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要趁脚力尚健的时候，多跑些地方，多见些故人，毕竟他已经快八十岁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旬，他从外地回北京后，仍在不断写作，仍像正常人一样参加研究所的活动。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撰写游四川观感的文章时，在书桌前离世而去。他去得太令人痛惜，还不到八十岁，而且并未“江郎才尽”，但他未受病痛的折磨，又不失为不幸中之大幸。
仁者天寿，无病而终，堪称圆寂。他该是在对巴山蜀水之乐的奇妙感受中乘鹤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