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或绘画史，在近来也已有不少成果，单篇的论文、画家个人传记、画家年表都有了一些积累。但总体上的宏观系统研究还很不够。即如目前已有的《中国现代绘画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民国美术史》（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可以说是成系统的研究了。但前者大抵缺乏一种史的立场，似乎把绘画史变成了绘画史评论，对于许多基本的史实也多有阙失不载，很难作为一部真正的史来进行使用；后者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上花了绝大精力，作为一部史的体格完全确立，但于史观的观念把握则略有不够。并且，由于用三十万字篇幅论述整个近代美术包括绘画（中国画、西洋画、版画）、雕塑、书法篆刻、工艺、摄影，还有美术团体……这样，它很难就每个细部进行深入。对于诸如某一单项如中国油画、中国版画、中国美术教育等，也难以进入更专门、更有学术价值的探讨。作为整个史的研究而不是介绍，它仍然是不无遗憾的。当然，这两部史仍然是有筚路蓝缕之功的。但一旦普及近代美术史、绘画史的资料工作大体成格局之后，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更深入也更细密的近代绘画史研究成果的出现。

在1985年到1991年之间，我先后四渡扶桑讲学或出席国际会议。最初抱着一个目的，是想重点对日本与中国的近代书法交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随着资料积累的日益增多与交流的日益频繁，我感到中国与日本在近代绘画交流中，存在着许多国人还未知，或知之不详的珍贵史实。而这些史实与研究的披露，将会改变我们目前对近代绘画史的既有看法。特别是中国近代绘画中的“日本模式”的存在，无论在绘画创作、中国画发展、油画的被引进、美术理论的发展、美术展览会形式的出现、美术教育的起步等方面，都已拥有无所不在的痕迹。问题只是过去我们并未正视它的存在，或根本不知道有它的存在而已。因此，在近代绘画史研究中着力揭示出这种“日本模式”的存在与价值，不但对于重新揭示近代绘画史事实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使绘画史研究同步地跟上整个文化、文学研究而言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文学、文化上的“日本模式”的存在，已是文化学家们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我们的近代绘画史研究却恰恰缺少了这一环。即如前举的两部“史”，其实在这方面都还没有研究选择的敏感意识，自然也就不能指望它们有集中地阐述了。

1991年，我应邀赴日本任客座教授，在日本住了一年多。课余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此之外，主要精力都用来跑各种图书馆与旧书店——日本的古书店完全是一座座重要的活资料库。许多明治中期或20世纪初出版的资料书籍，即使在一般图书馆中也早已难觅，但我正是在东京神田街、大阪梅田、京都那几百家古书店中爬罗剔抉，逐渐收得的。这一年多时间在古书店中的努力翻拣，即构成了这一系列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并且，利用在日本工作环境较为安静、社会应酬相对不多的机会，搞出了一份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年表。它也成为本书研究的主要立论依据。

是为本书研究的楔子，楔子既毕，请入正文。 iHhdDlIfc+84V+yvPahsYVzgt2k7V4J/xIKSOmvRIYuZq36FvlOCSgj5Xwzkzd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