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演变的几个阶段

“象形”是汉字书法得以在艺术上成形的基础与前提；但“会意”，却是汉字书法能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古埃及文字之类是有“象形”而无“会意”，故而中途夭折。

而众多的表音文字系统则是“象形”也无，当然更不可能走向书法艺术，即使它们也可以以美术字的方式自称为书法CALLIGRAPHY。

从上古文字经由甲骨文、金文文字阶段，走向成熟的汉字系统——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则是以“楷书”为基本形态的稳定的文字系统，其间又经历了若干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此中，最为关键的分水岭，则是古文字与今文字这两个历史阶段的清晰区分。

从陶文刻画，经历了甲骨文、金文阶段，到篆书——秦代书同文、车同轨政策下被威权扶植起来的“秦篆”的确立，是一个古文字系统由散漫零乱、各自为政走向有固定规则、有统一标志的“文明”过程。它是与疆土的统一、治权的统一、国家概念的确立互为依存的。从原始部落的分布，到诸侯割据的分立，再到通过征战杀伐的霸权统一建立起来的政权与皇权意识，我们看到了在文字应用与创造过程中的同步现象。甲骨文、金文时代的各自为政，使我们今天面对许多古文字还有释读不出的尴尬，而在兼并纵横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也看到了“六国用古文”“秦用籀文”的分治情况。别说我们今天，就是汉代的许慎，对于那些混乱的春秋战国古文也是束手无策、头痛不已，只能在《说文解字》的每个篆字字头下系上那些相貌古怪的可疑字形凑合而已。

从古文的各行其是，到秦篆的一式天下，汉字终于在篆书时期确立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并开始以权威与法则而不再仅仅是应用需要来“诏示”天下了。古文字的时代，随着秦篆的确立而宣告圆满结束。在秦篆看来，不是怎么方便怎么写、怎么习惯怎么写，而是规定是怎样就得怎么写。其间的理由，不再是来自文字书写的实际通行层面，而是来自作为威权与霸权还有强权的政治统治层面。相比之下，后者缺乏作为文字本身的专业意识，但却具备足够的作为文字服务对象的政权立场的使役身份——文字不再是研究与应用的对象与目的，文字是一种工具与手段，它是为更高的政权目的服务的，承担被使役的任务。只有站在这一立场上思考，我们才会想通一个十分怪悖的事实：秦篆、斯篆、小篆，是在实际书写上最不方便、在辨识上也最不简要的一种文字。但就是这种文字，却傲然地俯视天下，把生机勃勃的六国古文断然践踏在脚下。尽管秦享国才十五年，秦篆从来也没有真正地通行于天下，黔首庶民们还是写那自由自在的六国古文或战国隶书，但作为古文字时期的终结，我们却仍然不得不认秦篆为第一标志。

从自由自在的、不无散漫的孕育、兴起、成长、成熟，到形成东周金文，甚至是六国古文及秦籀文，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文字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我们既看到了陶文刻画符号的不成系统，也看到了以占卜即卜祭、卜告、卜 、卜行止、卜田渔、卜征伐、卜年、卜风雨、杂卜等为主要内容的有序的殷商甲骨文字。卜辞中包含有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文字等各类社会生活内容，表明殷商时代对文字的应用已有极高的要求。到了殷周两代的青铜器铭文，则还出现了从单个族徽符号到拥有四百九十七字的《毛公鼎》这样的长篇大论。像《散氏盘》《墙盘》《虢季子白盘》《大盂鼎》《克鼎》等金文名品，已在文字的成长成熟的发育过程中展示其自身魅力。至于在春秋中后期与战国之际，以楚金文为代表的江淮文化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尚鬼崇巫、喜卜好祀的诡谲、流美风格，在文字上也一变中原古风，以注重祭饰华藻为基调的花体杂篆大行其道，使吴楚等长江流域南方的文字形态和装饰华美的书风，与中原及西北以周金文为代表的文字书风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呈现出明显的美术化、工艺化，在当时则基本上是追求艺术审美化的重要特征。

古文字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陶文刻符，甲骨文，两周前期作为典范的金文，新兴的追求美化的吴楚金文。当然，还可以加上从战国隶书以来的一些民间书写文字——如从四川青川木牍与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竹简中，即可看到在从古文大篆转向古隶再走向隶书的过程中，汉字曾经历过另一侧面的演化与推进，这是实用导致的推进——它也同样是古文字阶段的重要成果；直到秦篆在理论上、在文字形态的自我定位上，在作为标准与楷范的树立方面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性之后，古文字阶段才逐渐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从而走向它早已为自己规定了的终点。此中，从散漫走向集中，从自由走向权威，从各行其是、各尽所长，走向与政治互为表里的一统天下，是古文字时代的基本历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