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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这是一个目前最为常见的表述方式：写的是字；在中国，字当然是指汉字。于是“写汉字”成为书法在行为与对象上的一个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规定。它包含了两个子课题：第一，是写什么？写汉字。这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的。第二，是怎么写？是“写”而不是“画”，于是就有了一整套与书写有密切关系的笔法的、字法的、章法的种种技术要求。在目前，它是一个最通用的、也是最容易被接受的解释。
但虽然我们对这样的解释在一般意义上表示认可，一旦深入思考，却发现其中有许多结论并不是“必然”或顺理成章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地、甚至是偶然地被形成的。比如，关于“写什么”的问题，写字，写中国的文字，写汉字——这三个递进的关系并不那么“必然”。中国的文字仅仅是汉字吗？“中国”是一个政治地域概念，“汉字”却是一个物质对象概念。中国文字并不只是汉字，且不说今天的蒙、藏、维、满各民族文字是中国文字这一概念中的组成部分，即使在过去，西夏文字、契丹文字也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文字；再深入论之，则站在传统的中国文字的立场看今天的简化字，它是否那么理直气壮也还是一个问题。比如第二批汉字简化字方案（1977年）之被推行旋即又被废止（1986年），即表明它可能不具备作为成熟的文字系统的许多必备条件。但在外形外貌上，它却是真正的中国文字的组合方式。再进而言之，则书法既是写中国文字（汉字），那么它作为一个定义必然是排它的，但我们却在漫长的书法史进程中发现：古代日本的假名、朝鲜的谚文、越南的字喃，这些（在文字学立场上说）本非汉字的文字，却照样可以构成“书法”。
（唐）颜真卿 《勤礼碑》（局部）
由是，书法是“书写汉字的一门艺术”这一提法中所包含的逻辑推衍与判断的标准，其实不是自然的、先验的；而是在许多次文化冲突、震荡、平衡、协调的过程中人为地“给定”的。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前提或条件。书法可以写汉字，也可以不写汉字，至于它为什么会选择写今天我们熟悉的汉字，而抛弃了它曾经写过的许多“字”，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理由与随机性。把它视为先验的、必然的，则是思维简单僵化的表现。而把它视为一种选择的结果，则我们就会去发掘其中许多促成、催化的条件与历史原因，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书法采取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比如，当今天有艺术家试图以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等表音文字素材为媒介，以毛笔书写技巧来表达；或以阿拉伯文来书写，并指认这些也是“书法”、是CALLIGRAPHY之时，我们至少不会仅仅因为它们的异国情调而嗤之以鼻。不习惯，并不是一个判决取舍的唯一理由。而要真正深入地去证明它的异或同，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泛泛的感觉。换言之，退一万步说，如果在证明过程中，英文书法或阿拉伯文书法的成立并无太大的理论缺陷的话，那么它至少有资格成为“书法”，而不能被我们简单粗暴地拒之门外。
对既有古典教条的信奉，被对理由的证明与追索的取代，这是书法思维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一个重要的时代标志。这样的理性，不但不会损害汉字书法存在的理由，反而会促使我们寻找到比现在所有的理由更为充分、更具有学术价值的解读方法，从而使当代书法的艺术思维走向一个更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