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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书法史的体式，究竟应该是取何一种形态才算正统，一直是史家们争执不定的热门话题。由此而引发出关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更是近年来书学界的一道壮丽的景观。尽管在其中还有许多争执与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但就大略言之，无非是两种基本的倾向在呈此消彼长之势。一种，是被我们归结为“史料学派”的以考据、文献整理见长的研究方式；另一种，是被指为“史观学派”的以宏观把握与历史发展模式研究见长的学术态度。“史料学派”又被称之为“考据学派”；而“史观学派”则又被称之为“思辨学派”。前者着意在微观，后者着力在宏观。倘若在一个健康的学术氛围中，则由微观而走向宏观，或由宏观而进入微观，本来应该是殊途同归的。但就现阶段看，则分属微观与宏观的“史料”“史观”两大学派的分立，作为当代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基本样式，应该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推断。
习惯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以帝王本纪、将相列传等人名事迹排列方式而构建起来的历史经典，带有浓郁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认识论痕迹。它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是这样的：因为历史是由英雄（人：“帝王将相”）创造的，因此撰写历史只要介绍人即可。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就有了掌握历史真实的钥匙。于是，点鬼簿式的历史、花名册式的历史、家谱式的历史，成为中国古典史学的主流形式；而与“人”相对的“事”，却是被置于第二位的。当然，在古代也有以“事”为主的研究体裁，比如“纪事本末”体，但它基本上也还是一种表面事实（事件）的罗列。对象与内容不同，但方法却与对人物事迹的罗列相去不远。限于古典史学思想中“述而不作”的传统文化理念的规定性，作为对历史学家与撰述者本人的分析与探究，或曰“主体介入”，却是向来不被提倡甚至还会触犯史家大忌的。这种情形，在中国书法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遍观自清末以来寥寥可数的几部书法史，大抵都是点鬼簿式、花名册式的叙述风格——如果我们把刘熙载、康有为等人的书法史著作，看作是随笔札记式的古典形态的史学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在历史学界已出现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济、郭沫若、范文澜等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新史学”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体格之际，在书法史研究方面，我们却看不到足以与之遥相呼应的成果群的出现。比较成形的如祝嘉的《书学史》，已经以其资料收集的相对详尽而成为民国书学理论界的翘楚；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能举出的书法史著作，也只有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相比之下，他们的成果也还都不无陈旧之感，遑论是形成各自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书法史研究的深度，尚不能与五十年前的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等媲美，甚至还不能望其项背。这是事实，毋庸讳言。直至新时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看到已出版的书法史著作不下二十种，但似乎也还未能走出这个“怪圈”，有创见的、有冲击力的成果也还是十分罕见。
当代书法理论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作为反省的成果之一，是以文献考据为主导的“史料学派”在研究中开始更多地发掘新的出土资料，以及在文献考据中摒弃常识性介绍，而使史料的提出具有更深的学术含量；而反过来，从另一个反省角度上看，以宏观史识为主导的“史观学派”则更着意于历史的抽象思辨与历史规律的整理，试图能摆脱旧有史学模式的束缚，能以一种新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来牵引书法史研究的前行方向。比如，我曾在1990年前后提到，我们在撰写书法史时，有没有能力来撰写一部特殊的书法史——没有书家人名的书法史；或不以古代书家人名排列的书法史；或更进一步，在提到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直到吴昌硕的书家人名时，全部把他们归入“注”之中而不出现在正文中，看看在没有这些书法大师人名出现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完成一部书法史的写作？！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想法与提法。但在其中，我以为是包含了一些合理的时代因素的。我们所需要的书法史，不是书法百科全书或书法大辞典式的知识介绍；而应该是贯穿着史学家的史识、史德、史才、史学的综合要素的，同时又有不断的创新内容的书法史。它应该有对历代书法史现象进行重要归纳、整理、组合、构建的能力；又应该有对某一具体史实进行深入发掘、阐释、解读、定位的本领。在它看来，任何一个具体的书法史事实都不是孤立的，都有着自身潜在的序列与结构。我们没有发现它，是我们缺乏眼光，并不等于它不存在。而新一代的书法史学家，就应该着力去训练这种眼光与能力。只有这样，才会有当代的书法新史学诞生的可能性。
鉴于这样的理念与史学原则，也鉴于对新史学理想的憧憬，我尝试着撰写了这样一部简略的书法文化史。我以为，书法史不一定非得由横向的、以断代史拼组而成；书法史还可以由纵向的、以人物、作品、行为、观念、文化要素等构成的方式来展开。如果说：前一种由断代史衔接组合而成的横向方式，是古来即被历史学家所接受的古典史学传统的话；那么后一种由各系统按时序分列的专题纵向方式，可能正是书法新史学改造自身、自出新意的一个大好契机，一个值得尝试的实践内容。只要我们不抱着传统、正统的旧框框去对它进行挑剔，它本来是可以作为一种方式而存在于当代书法史学界的。
从1990年提出这一史学构想以来，又是十年了。在写出了《现代中国书法史》《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以及几部书法史学教程之后，我还一直未能专心致志地就这一构想来做一次针对性较强的研究实践，现在，就以这本小书，作为在目前的认识水平下所交的第一份答卷吧。伏望学界高明贤达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