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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书法史，但始终没有如愿。
40年前读研究生时，陆维钊先生按学校规定，要我们研究生们每人交一份两年研究计划。我在这之前为上海工艺美术学校讲课，东拼西凑有一部书法史讲义。22岁的年纪，只能用简陋二字喻之而已。但后来听刘江老师说，当时陆维钊先生是肯定我这个年龄最小的、阅历最浅的青年学生的，正是这部粗浅疏陋的中国书法史讲义，以为若能好好引导，将来必是个当老师的好材料。
既能为陆、沙、诸三位恩师看中而入读浙江美院读书法研究生，又要上交研究计划，遂雄心勃勃、豪情万丈地提出要写一部《中国书法史》。结果被陆先生叫到病床边狠狠批了一顿，说是太不知道学术的几斤几两了。还未学习经典，就想写书法史？这样的志大才疏，浮泛不根，我不喜欢！必须要屁股坐得牢，要去图书馆找到我当年从上海古籍书店买来的那一批碑帖古书资料，先从点校古代书论、印论、画论开始。这种坐冷板凳的工作实在是非常磨人，我当时自诩饶有青云之志，岂能耐烦？但严师既有耳提面命，不敢违逆，硬着头皮在故纸堆里熬日子。这“书法史”撰写的宏伟之想，也早已偃旗息鼓、烟消云散了。
在美院执教，有志于书法学科建设和高等书法教育建设。除了创作临摹实践之外，所有的理论课，都想亲身遍历一过。第一当然是“书法史”课。其时中国美院本科生班和进修班经常合并上理论大课，一起听讲。于是在讲了一个学年的中国书法史课（含理论批评史课）后，由听课的同学录音整理成文。20世纪80年代中期物质条件很差，酷暑难耐，汗流浃背，一字一字的录音听下来再记录，再交我来进行修改润色；当时也没有电脑打字，都是用方格稿纸一字字写出，还都是用发黄的新闻纸蜡纸油印，条件十分简陋，但我们师生同班心向学术，硬是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排列过去，完成了《书法史讲义》《批评史讲义》《书法美学讲义》三大理论课的系列讲稿整理。
书法史应该怎么写？当时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按时代排列书法碑帖和书家人名小传，罗列事实，介绍常识，我们谑称为是“点鬼簿”“英雄榜”“名人录”，只是一堆帝王将相、名流仕宦生平资料的“拼盘”。但给大学生上课如果只是介绍，令人昏昏欲睡，毫无思想性和学术探讨的氛围，当然没有学生会有兴趣听讲这些老生常谈。应该改变这种千篇一律、陈词滥调的俗套。但方向在哪儿，怎么改？其实心中并没有底。
正逢其时书法学术初兴，十年浩劫时横行的“影射史学”和实用主义的“政治运动史学”翻云覆雨，成了整人“工具”，自然为史学界所深恶痛绝。作为反弹，在新时期之初，大家都重视书法史料检索以求其真实可靠，于是书法界人人都引用民国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说法以为时髦。但时间既久，又堕入了
钉琐屑的窠臼。文献考证、资料搜检竟成为唯一正统，而思想性仍然缺位。我在讲课时对此有深切体会：凡是我对某个书法断代和书法代表性人物提出个人观点见解时，学生会表现出很兴奋的，开动脑子，绞尽脑汁与我辩论。这充分证明：在课堂交流中，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性的提纲挈领、概括归纳是十分必要的。而同时期参与很多学术活动，也有感于质实琐细的书法史料正在蒙蔽遮掩我们的思考能力和解读智慧。故而，在我的《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理论史》讲义中，每于书法诸朝代各出章节，必拟出作为特征概括的提示即“关键词”。亦即是说，每个书法史朝代的创作与理论，都有一个从我们当代出发对它进行定性的“关键词”，它反映出的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拥有的独特史观。
从傅斯年的“史学即是史料学”，到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再到顾颉刚的“层累地建造起来的中国古史”；我们这样的呼吁倡导十分另类，在当时书法史学界引起了不小震动。习惯于从常识、资料出发的旧史学，尤其是当时从事书法史研究的大多数是古典文献学专家，文献考证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研究书法史“观念”的学术方法却风险极大，极易流于空洞和粗疏，人人视为畏途，甚至陷入迷茫，不知所云。故而一段时间内，自然是“史料学派”人多势众，且在学术评奖入选中颇有一家独大之意；而相对应的“史观学派”则叨陪末座、偶作勉强点缀而已。但我恰恰以为这正是我们坚持“史观学派”有充分存在价值的根本理由：人人都在做的，我们当然也要做；而人人不热心做的，我们却偏偏能坚持做。耐得住寂寞，潜心研讨，着力于提取海量史实中最精要的核心，并以此统领全局。它需要非凡卓拔的发掘、演绎、归纳、推理的深厚学术功力和雄厚的专业积累。倘若是不入流的浮泛粗疏、信口开河而自诩“史观”，必遭我们鄙视和不屑；但精练的思辨和睿智锐眼，有点铁成金之力，则是“史观学派”自我完善而绝不动摇的核心目标。
于是，就有了《线条的世界——中国书法文化史》一书。当时我刚刚调到浙江大学，教务繁冗；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来约书稿，希望以书法史为纲目而体现出其思想性，要求一卷在握，三千年历史清晰可按。我也很兴奋，以为多年积累的“史观学派”立场，可以有一次酣畅淋漓的展现和发挥。
关于本书的写作，我以为在以下四个方面是下了大工夫、发挥了“史观学派”治史的鲜明特征的：
（一）历史分期与断代方式
其分章列节，不是简单地仿照中国历史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线型伸延，而是既有顺年代次序，从古到今的序列，又有结构性的主次，内外综合交叉的叙述脉络。我一直认为，书法史与古代通史虽然同处在同一个物质的时空之下，但它们之间并非完全同步，汉唐盛世未必书法中某一书体就必然盛世，而先秦春秋战国、清末民国乱世书法史也未必一定不堪。书法史自有自己的断代分期方式而不必迎合古史既有方式。民国初许多美术史著作的有识之士会摒弃通史（社会史王朝史）方式而采用萌芽期、生长期、成熟期、全盛期、衰颓期、再生期的分期方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于是，我们的写作大致按一个历史时间的顺序，又结合每个时代的书法命题，构成了如下的断代内容：
1.先秦到汉时期的“文字的艺术”章，梳理史前文字符号，古文字，今文字，字体与书体的基本关系；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观念”章，从文字崇拜到实用书写到艺术审美；
3.魏晋到隋唐及两宋的“传统的力量”章，讨论正体与草体，笔法，“韵”“法”“意”的演变；
4.从魏晋南北朝到宋元明清的“材料之美”章，讲碑学帖学分进，书写与石刻；
5.唐宋元明的“案头书与壁上书”章，研究各自不同的书写行为方式和欣赏方式，形式美展示；
6.从汉魏到唐宋的“书法家的类型”章，揭示书刻工匠和文人书法家的不同身份展现和其间涵义；
7.宋元明时期的“文人风雅”章，讲究学问修养品位和诗书画印一体；
8.近现代的“世纪大转换”章，讨论书法活动方式变迁及其影响；
9.针对当代的“走向形式”章，讨论展厅文化时代、形式、形式的意义；
10.归纳当代的“流派的时代”章：中国、日本、韩国，三大书法流派古典派、学院派、现代派，世界范围的观照视野。
最后是一个问号：书法是什么？
概言之，它既是史学的（有“史”）；但它又是有专门的时代命题的（有“观”）。这正是“史观学派”的根本特征。
（二）历史现象而不是孤立的资料文献
在提取书法史研究事实时，注重历史现象的综合提出，而不是罗列介绍孤立的人（书家）、物（碑帖），强调它的关连性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书法史学家梳理而不是孤立平面的各类书法文献学家（文字文献和图像文献）的汇纂。同是描述一件事，同一个对象，本可以有多个截然相异的角度，甚至抽取出的也许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因此，一个我们误认为的终极结论，也许会有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而只有把它框定在一组有机的结构关系之中，我们才能确定其价值所在——历史的存在，正是各种＂关系＂的存在。故而在我们的书法史研究中，孤立的史料是静态的，它只有提供考订印证的技术价值，而没有追究涵义的历史价值；正是因为我们反复强调要重视和关注需要动态阐释的历史现象及涵义，而把静态的史料只当作技术支撑；这种新特征的可以成立，实在是因为今天的书法史（扩大为历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也是本书得以在纷繁众多的书法史著述之林中能够独树一帜的关键理由。
（三）“没有人名的书法史”
不把书法史写成书家列传式人物传纪史，甚至矫枉过正，决绝地提倡写作方法上的“没有人名的书法史”，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惊世骇俗之举。我当时主张：书法史只对事实、思潮、流派、现象负责；而把所有必须提及的书家人名、生卒年月、官职、传世作品介绍和传纪简历等一些基本资料，都尽量划为“注”的内容而不出现在正文中。看看去除了人名和作品名的书法史，著作撰写者在正文中还能够写些什么内容？书家个人传纪绝不孤立地作为正文内容；不把书法史写成《书法人名大词典》格式。而且我的预设是，凡是读这部书法史的读者都应该事先已经了解每一个古代书法名家，不需要再作重复介绍。而我在书中提及的所有书家人物，必定是因为他在某一时期、事件中产生特定意义，而不是他本人孤立的存在意义。
（四）述史却直指当代
一般书法史，都只写到清末。既是“史”，当然是指古史而不会有它。今天的当代还正在发生，还未进入“史”，所以史学家有“并世不论”之说。尤其是许多今天的人物事实尚未盖棺论定，变动不居，今日之是或成明日之非，前后矛盾冲突，会令人不知所从。所以史学家有“并世不论”的经验之谈。但世事有代谢、人物有是非，而每一时代即使是当代的历史事实，却也是客观存在、无法抹去的；它会成为后世企求信奉的第一手资料的史。因此，本着前述论事不论人的治史原则，我们对当代的叙述论说进行了谨慎有序的展开，首先研究重点跳开具体的人和著作，精确定位为针对“事件”“事实”即现象、流派、思潮、艺术运动这一层面而发，不涉人物褒贬高下，只追究它的来源、理由、意义；既保持客观真实，同时又能建立起最基本的当代书法发展分类分派的观察立场和构画出清晰的格局分布。
《线条的世界——中国书法文化史》作为一部著作，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当代书法史学研究中一种有异于同时代同类著作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新的述史风格。其实，史料和史事还是那一些，但阐释解读的视角和立场变了。即使在我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它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我希望在天之灵的陆维钊先生看到这部拙著，能不再担心我好高骛远，能再提点我日日精进；在当代书法史研究格局中不太被重视的“史观学派”建设过程中，继续有更大的作为。
2019年6月25日于京沪高铁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