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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坛上走下来，文字成为先民们取舍用藏的实用工具，这是观念转变的第二站。
随着民智的不断进步，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进行各种交流的需要不断被强化，适应原始宗教形态的文字膜拜、神灵膜拜，开始被更切于实用的、作为工具与媒介被广泛使用的社会需要所取代。对文字的神祇崇拜是基于对不可解释的自然的恐惧与无奈，一旦自然变得越来越可解释，则恐惧与无奈立即会被功利目的很强的应用效率所置换。这是一个“物质存在决定精神”的最佳范例。
“实用”的观念对书法文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字的书写，如果站在一个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与屈服的立场之上，则它只会更趋于繁复而不可能走向简化——因为越繁复越神秘或越没有规则可循（可解读），则它再被崇拜度必然越高。而如果立足于实用，则一切必须以“用”的方便与准确为去取。方便的功能要求，导致了文字书写必须求简便；而准确的功能要求，又导致了文字书写必须讲求规则与通用，指代十分清楚无误。随着文明的进步，意义表达的日趋多样、思维的日趋发达，则文字形态又必然走向繁富。
（秦）李斯 《琅玡台刻石》
于是，这“简化”与“繁化”的要求，便构成了书法（文字）观念史的第二个阶段特征。
这是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特征。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是只有一种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它未必是动态的；但现在，文字作为实用工具的要求，使它从两个对立的方向对自身建设提出了挑战：一方面为意义的表达准确与丰富，必须使文字形态趋于繁复，以便指代清楚，构成多样，而这样的目标必然导致书写的不便；另一方面，文字的书写过程又是一个技术过程，它又力求简便以使应用与传播更快捷，而这又使书写方便成为第一要义。这繁与简的互相抵牾、互相冲突又互相协调、互相补充的关系，正是构成一部书法观念史的主要动因。在此中取得的“平衡点”，正是书法观念立足的基点。
繁、简之争，意义指代与书写技术之争，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势均力敌的。在上古至中古时代，文字书写的观念是与文明进程同步地进行的，与西安半坡、河南二里头、山东大汶口等遗址中被发掘出来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的简略过甚相比，“繁复”的目标，是一个显示文明高度的目标——谁有本事创造出一整套复杂的文字体系，谁就是大师泰斗，是智者先驱。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会把神话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以及实际真有其人的李斯、许慎奉为圭臬，视为圣贤。而到了汉字成形之后，认知与意义指代的要求，在长时期的应用环境的筛选之下，被逐渐地沙汰与优选；书写便捷的要求上升为主导取向，于是谁有本事把汉字写得便捷谁就是功臣。于是从篆到隶、从隶到草、从楷到行，以及文字书写史上的一次次的俗字别字的大量出现在民间应用场合，乃至要学官们一次次为正订文字而颁布各种标准：从蔡邕书《熹平石经》、魏正始《三体石经》，一直到今天推行的标准简化汉字，无不从正面或侧面说明了一个铁的事实：文字在成形后，借助于书法家的艺术化书写（如草书）与民间的简略字书写（如俗字别体）这两种不同的动力，使文字（汉字）不断在趋于简化。这虽然本来不过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要求，但它却对文字本体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
（东汉） 《熹平石经》（局部）
就这样，从初生的、幼稚的、粗糙的点出发，文字追求的是以繁复体式来追赶不断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人际交流的需要，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以文字去表达或屈从于语言的要求，它是偏于意义的苛求与语言的扩张意愿的。而从定型的、规则的、成熟的、完善的基点出发，文字追求的则是以简便快捷来效率化地追赶日益频繁迅速的社会生活与人际交流的需要，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以文字去表现或屈从于书写行为的要求，它是偏于技术的苛求与字形构成方便的意愿的。此中，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一）过程：是从初生走向成熟，与定型走向自由应用；（二）定位：是确定于语言与语音、语义，还是确定于书写行为与技术。把握了这两个内容及它们各自的起始、终结、意义、行为，即算是了解了这一时期书法观念的基本落脚点。
书法观的根植于实用工具的功能，为它带来了许多的意外收获。比如：从实用的草稿书中生发出艺术的龙飞凤舞的草书；从实用的篆草、篆书快写方式中生发出艺术性较强的、一波三折的隶书；从实用的楷书中，为求更方便实用而生发出风雅自如的行书。这些，都是实用作为催化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实用催化，就不会有今天书法艺术那如此弘大的艺术堂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