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与“书体”

在讨论了汉字中的象形与会意、古文字与今文字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把思考转向文字与书法之间的关系上来。它在本质上说，其实是实用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针对这样的课题，有一组概念是历来文献中始终掺杂不清、混用一气，但却是研究时必须要定义清楚的内容：它就是“字体”与“书体”。

在一个通常的习惯用法上说：字体即是书体。比如隶书，它当然是字体，但没有叫隶字的，因为书写的缘故，凡应叫隶字的我们都会叫隶书。篆、楷、行、草书皆是如此。又比如欧体，它是字体还是书体？清代人说写书法是写欧字的，也有说写颜字的，但少见说写欧书、颜书的。这也是一种习惯上方便的称呼。其实欧颜柳赵苏黄米蔡，本来应该是书体而不是字体。字体都是楷字，但书家个人风格性情在起作用，有不同的姿态，它当然不应该是客观的“字”这一事实存在，而应该是主观的“书”这一行为表现。故而，虽然古人常常混用“字体”“书体”，但我们今天可以给它一个定义：“字体”，是偏于“文字”的，而“书体”则是偏于“书法”（艺术）的。这是一种相对清晰的界说。

但再往细处想，则情况又有新的变化。在篆、隶、楷、行、草五体书区分清楚、颜、柳、欧、赵书家名簿也十分清晰的情形下，这样的界定并无问题；而更有复杂的分界见诸于历史，会干扰我们的判断。比如“秦书八体”，分别指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倘以“字体”与“书体”来区别对待之，则大篆、小篆、隶书当然是文字意义上的“字体”。但像殳书、署书、摹印，甚至连书家的“书体”也算不上，因为它只是某一“字（书）体”的应用形态而已。而“虫书”，则勉强可进入“书体”范围，因为它是对“字体”的进一步美化“装饰化”而已。于是“秦书八体”究竟是指“字体”还是“书体”？实在也是很难区分的。不但是“虫书”，吴楚金文中的龙凤鸟篆书，魏晋至唐代的“飞白书”，宋代的“游丝书”，以及更夸张的北朝的“五彩书”，恐怕都不属于“字体”，即文字的立场，而接近“书体”或“书艺”的立场。正是基于此，我们本着文字应用与艺术的书法审美欣赏这两种不同的性质规定，可以对书法依仗于文字，又超越于文字的这种双重性格，作出一个大概的、合乎情理的区分与判断。

（一）“字体”指篆字、隶字、楷字、草字，它不考虑书写的行为问题，更不考虑书家的个人风格问题。在书法史上，它是最基础的部分。

（二）“书体”，典型的如行书，它不是文字意义上的字体，它只是楷字的快写与连写，它的书写行为大于文字的体式。当然宽泛地说：如鸟虫篆、飞白书、游丝书或还有区别于典型大草书的“小草”“章草”，都是因为书写行为（而不是文字辨识）而产生的，当属此类。

（唐）颜真卿 《多宝塔碑》（局部）

（唐）柳公权 《神策军碑》（局部）

（唐）欧阳询 《九成宫》（局部）

（元）赵孟 《汲黯传》（局部）

（三）“书风”：最接近于书法家作为艺术家的个人情性，趣味的、有创作意味的部分。比如颜柳欧赵、欧虞褚薛、苏黄米蔡，或是二王典范，这些在过去被认为是“字体”与“书体”，说“字体”显然于理不合，说“书体”大概过得去但不严格，而说“书风”则是最为妥帖的。

概言之：“字体”，是指文字意义上的；“书风”，则是指艺术的书法意义上的。这是两个极端。而“书体”则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中段，它既非是实用的、通用的、独立的文字样式，又不涉及过于个人（书法家）的审美趣味；它依靠文字的有力的物质支撑，但眼光却转向艺术表现或至少试图努力这样去做。

“字体”“书体”“书风”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典型地显示出书法必须保持的“骑墙性格”。它必须努力去探索日新日日新的未来之途，但却又必须把自己牢牢捆在文字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生存前提。 eBxQDm9Bp+z7lL5pdKfTHT68lfD62JkfHUidEwc4e1Ph7PFkHMPoctS1aRj+IB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