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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今文字阶段。
由篆书走向隶书，或更准确地说，是由古文走向古隶再走向今隶，是今文字阶段起步的第一站。
之所以区别说这是相对于古文字的“今文字”，是因为以下三项理由。第一，“今文字”在字形结构上更趋于简洁，不再是篆书那种盘曲弯转的样式。由圆势变成方势，这是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且空间也由均匀切割走向不平均切割，这使得文字的空间意识更趋于多变。第二，“今文字”在线条排布与表现方面也更注重提按顿挫的变化，如隶书出现了蚕头雁尾的线形，楷书则有了更多的圆转与方折之区别。至于点逗笔与撇捺笔，更是一种新的书写动作，故而今文字的线条更富于节奏感。第三，“今文字”在打散固定模式方面有着层层递进的持续发展，如由隶字到楷字，是一次“打散”；由楷字再转向行书（手写字体），则又是一次“打散”；再由行书走向草书，则更是一种“打散”。当然，草书从严格意义上说已脱离了文字的实用书写范围，而是艺术的书法范围，但没有前面的层层推衍、层层递进，则很难走向草书（如狂草、大草）的层面。因此若论发展的原动力，应该还是在文字书写行为本身。它并不是在一开始即是以纯艺术的面貌出现的。
（汉） 《额济纳居延前汉简》（局部）
（三国·魏）钟繇 《荐季直表》（局部）
以文字学的立场看：古文字年代久远，有一个如何辨识的问题。许多文字的意义已失传，读音已无从知晓，甚至它是从何处变化而来也无从考察；相比之下，今文字因为与近代以来我们所使用的汉字（楷字）相去不远，按说应该在辨识上不成问题。但深入一想：今文字的历史也有两千多年了，它并不是在一开始即被人为规定明了的，它自身也有一个渐变的时势推移的过程。而只要有这个过程，则它就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十分清晰可按，故而在文字学意义上说：今文字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隶书有个“隶变”“讹变”的问题，楷书有一个“俗写”“别字”的问题，而草书则更有一个“草讹”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法艺术方面的，而是从属于文字学方面的。比如，隶书是以什么样的规则，从古文大篆与小篆中汲取养分而至于此的？其间有多少种通用的“隶变”方式？又比如楷书成形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别字”（如六朝别字极多）与“俗写”现象的出现？它的学理依据是什么？“俗写”有没有规律可循？再比如“草讹”现象，是出于书写便捷的需要还是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是“匆匆不暇，草书”（草草而书），还是“匆匆，不暇草书”（无法从容地写草书书法）？草书与草稿书的分界在哪里？
（晋）王珣 《伯远帖》（局部） |
（唐）怀素 《自叙帖》（局部） |
“今文字”的文字学研究成果，至今也还是积累不多。但从书法艺术立场上看，正是这些“隶变”“楷别”“草讹”的文字学式的变异，构成了书法艺术向多方向自由发展的极佳空间。没有“隶变”，即不会有隶书完整形态的出现；没有“草讹”就不会有从章草、小草到大草、狂草这样一个完整的草书系统的成立。至于“楷别”，没有楷书对各种“别写”“俗体”的接纳与筛选，就不会有唐代对楷书的完整定型，也就不会有汉字在今天的以“楷字”作为标本的选择；没有这一些，汉字就不会定型于“楷”、完成于“楷”、凝固于“楷”。甚至不妨说，连我们今天在汉字改革方面的种种举措如简化字方案，也皆是首先定位于“楷”，而且在思维上与具体的简化方案上，与楷书的“别体俗写”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这即是说：在今后，“今文字”系统的发展空间，并不因客观外界条件的改革而改变，它还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轨道继续前行。相对于古文字而言，它也有一个自身的历史特征可供参考：首先，它是与古文字阶段相反，不是从散漫走向集中、从自由走向权威，而是正好相反，是从古文字的终点“秦篆”再出发，先发而为汉隶，再发而为六朝楷书；至于草书，则是在晋唐形成一个新的艺术高峰。就其走势而言，是层层推衍、循环生发、有无相生，这种相生还不仅仅是指文字体式的相生，还更指由文字字体转向艺术书体的相生。前者是同一质的量的增长，而后者则是不同质之间的互为生发。直到明末甚至清代与民国，我们在文字史、书法史中看到的，几乎都是“今文字”系统在历史舞台上淋漓尽致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