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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活有了变化

脚夫的这匹马,我想是世界上最懒的马了。它一直耷拉着脑袋,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蹭着,仿佛它喜欢让那些收包裹的人久久等着似的 。我真的有一种幻觉,有时候仿佛听到它为这一念头发出轻轻的暗笑声,但是脚夫却说,它只是患了咳嗽病了。

脚夫也像他的马一样,一路上也一直耷拉着脑袋,他在赶车时,总是昏昏欲睡地朝前弓着身子,两条胳臂分别放在两个膝盖上。我刚才说他“赶车”,其实我觉得,这辆车即使没有他,也照样到得了亚茅斯,因为马本身就会做到这一切。至于谈话,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他只会吹口哨。

佩格蒂的膝盖上搁着一篮点心,即使乘这同一辆车去伦敦,这一篮点心也够我们吃的了。一路上我们吃得很多,也睡得很多。佩格蒂总是把自己的下颌搁在篮柄上睡去,她一直抓住篮子,从不放手。她打鼾打得厉害极了,要不是我亲耳听到,简直不能相信,一个弱女子,竟会有这么大的鼾声。

我们往小路上拐了好几次,为了把一副床架送交一家酒馆,又花了很长时间,另外还去了几个地方,闹得我都厌烦透了;后来终于看到亚茅斯了,我才又高兴起来。当我往河 对岸那一大片平整单调的荒滩望去时,我觉得这地方看样子相当潮湿、松软;而且我不禁感到奇怪,要是世界真像我的地理书上说的那么圆,那为什么这地方到处都这么平呢。不过我想,也许亚茅斯正坐落在两极中的一极吧;这样就可以解释通了。

我们走得更近一点了,看到四周的景物全都形成一条直线似的,低低地平摊在天空下。这时我对佩格蒂表示,要是有一座小山什么的,这地方也许就比较好了。如果陆地跟海再分开一点,市镇和潮水不像水泡面包似的混在一起,那就更好了。可是佩格蒂用比往常坚决的口气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应当能适应。以她自己来说,能被人叫作“亚茅斯熏鲱鱼” ,还觉得挺得意哩。

我们来到了街上(这种街道我感到相当陌生),鱼腥、沥青、麻絮和焦油味扑鼻而来,只见水手们在到处走动,叮当作响的车子在石铺路上来来往往,这时我才觉得,刚才我实在冤枉了这样热闹的一个地方。于是我又对佩格蒂说了我的想法,她听到我说很高兴,非常满意,并且告诉我,大家(我想这是指那些有幸生为熏鲱鱼的)都知道,亚茅斯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了。

“瞧,我家的阿姆在这儿呢!”佩格蒂叫了起来,“长得都不认得了!”

没错,汉姆正在酒馆里等着我们;他像个老相识似的,问我一路可好。一开始,我并不觉得像他认识我那样认识他,因为打从我出生那夜之后,他从来没有再来过我家,我自然就不及他了。可是当他把我背在背上,驮我回家,我们之间就变得亲密起来了。他现在已是个身高六英尺、魁梧强壮、身阔肩圆的小伙子了。不过他有着一张堆满憨笑的娃娃脸,还有一头淡色的鬈发,这使他显得像只绵羊的样子。他穿着一件帆布短上衣,一条没有腿在里面也能独自立住的硬邦邦的裤子。你与其说他戴着一顶帽子,不如说他像一座老房子上盖着一个漆黑的屋顶似的。

汉姆背上背着我,胳臂下夹着我们的一只小箱子,佩格蒂则提着我们的另一只小箱子。我们穿过了几条撒有碎木片和小沙堆的小巷,经过了几家煤气厂、制缆厂、小船厂、大船厂、拆船厂、堵船缝厂、船具厂、铁匠铺,以及许多类似这样的地方,最后终于来到了我打远处就已看到的那片单调的荒滩。这时汉姆说:“大卫少爷,那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我朝那片荒滩的四面八方看去,尽量往远处看,一直看到海,看到河,可是我什么房子也没看见。在不远处,有一只黑乎乎的驳船,或者是别的什么旧船,倒扣在稍高处的干燥地面上,上面伸出一个铁漏斗似的东西,当作烟囱,正在舒畅地冒着烟。可是除此之外,我再也看不到有任何可以住人的地方。

“不会是那个吧?”我说,“那个像船一样的东西?”

“正是那个,大卫少爷。”汉姆回答说。

即使是阿拉丁的宫殿 ,或者是大鹏鸟的蛋 什么的,比起住在船里的古怪主意来,我想也不会使我更着迷。船帮上开有一个很有趣的门,还有屋顶,上面还开着几个小窗。而它之所以让人着迷,在于它是一条真正的船,无疑下过几百次水,从来没有人想到会有人把它搁在旱地上当房子住。我觉得,这就是它让我着迷的地方。要是它本来就打算用来住人,我会觉得它小了点,不太方便,而且也太冷清了。可是,由于从来没有打算做这样的用途,它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住处了。

这船屋里干净得让人喜爱,要多整齐有多整齐。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只荷兰钟,一个带抽屉的木柜,柜子上搁有一只茶盘,茶盘上绘着一个拿阳伞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军人模样的小孩在散步,那小孩正在滚铁环。茶盘用一本《圣经》挡着,免得它翻滚过来,因为要是翻滚过来的话,会砸破放在《圣经》周围的许多杯子、碟子和一把茶壶。墙上挂着几幅镶嵌在玻璃框里的普通彩色画,画的都是《圣经》故事。打这以后,每逢我看到小贩手里拿着这种画兜售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佩格蒂哥哥家里的情景。这些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幅:一幅是穿红衣服的亚伯拉罕要拿穿蓝衣服的以撒祭神 ,另一幅是穿黄衣服的但以理被投进绿色狮子的坑中 。在那小小的壁炉台上方,挂着另一幅画,画的是在森德兰 建造的一艘叫“莎拉·詹思号”的斜桁四角帆帆船,它粘有一个真正的木雕小船尾,这是一件融画家的技巧和木工的手艺于一体的艺术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件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佳作。房顶的椽子上还钉有一些钩子,至于它们派什么用场,我当时并不清楚。另外,还有一些柜子、箱子之类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坐人,以补椅子的不足。

这都是我进门后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按我的理论,这是孩子的特点——接着佩格蒂打开一扇小门,让我看了我的卧室。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最让人喜欢的卧室了——它位于船尾,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这原本是伸出船舵的地方。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镜框上镶着牡蛎壳,镜子挂的高度正好适合我。房里有一张小床,刚好够我睡。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只蓝色的大杯子,里面插着一束海草。墙壁刷得像牛奶一般白,碎布拼成的百衲被,鲜亮得使我的眼睛都发痛了。在这座有趣的房子里,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有一件事,那就是鱼腥味儿;它简直无孔不入,就连我掏出衣袋里的手帕擦鼻子时,我发现手帕的味儿也像包过一只海虾似的。当我悄悄把这一发现告诉佩格蒂时,她说,她哥哥是贩卖海虾、螃蟹和龙虾的。后来我才发现,在外面一间没有钵钵罐罐的小木屋里,经常可以看到一大堆这样的海货,它们彼此有趣地聚结在一起,不管钳住什么,就再也不肯松开。

来时,我们受到了一位系着白围裙的很有礼貌的妇女的迎接。当我还在汉姆背上,离船屋还有大约四分之一英里时,我就看见她立在门口,朝我们屈膝行礼了。跟她一样行礼的,还有一个戴串蓝珠子项圈的挺美的小姑娘(或者说我认为她挺美)。我走上前去想吻她一下,她不肯让我吻,跑开躲起来了。接着,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清蒸比目鱼、黄油酱和土豆,还专为我做了一份排骨。后来,进来一个毛发浓密、满脸和气的汉子。因为他管佩格蒂叫“小妞”,还在她脸上来了一个亲热响吻,从她对他的一般礼数来看,我断定这人定是她的哥哥。果然是这样——佩格蒂对我介绍说,他就是这一家的主人佩格蒂先生。

“见到你很高兴,少爷,”佩格蒂先生说,“你会觉得我们粗鲁,少爷,不过你也会发现我们还是挺爽快的。”

我向他道了谢,同时回答说:“我相信,在这样一个让人喜欢的地方,我一定会很快活的。”

“你妈好吗,少爷?”佩格蒂先生说,“你离开她时,她高兴吗?”

我对佩格蒂先生说,她高兴极了,她还要我代她向你问好——这是我自己编造的一句客气话。

“多谢她的关心,说真的,”佩格蒂先生说,“啊,少爷,你要是能跟她,”他朝他妹妹点了点头,“跟汉姆,还有小艾米莉,一块儿在这儿待上两个礼拜,那我们就觉得太有光彩啦。”

佩格蒂先生用这样殷勤的态度表示过自己的地主之谊后,就到屋外用一壶热水洗起脸来,说:“冷水是怎么也没法洗掉他的龌龊的。”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外表已大大改观,不过脸色却红得厉害,使得我不由得想到,他的脸在这点上竟会跟海虾、螃蟹和龙虾一个样,放进热水时黑不溜秋,出来时就红不棱登了。

吃过茶点后,关上屋门,一切都安排得舒舒适适(此时屋外的夜色中,寒风阵阵,雾气沉沉),我似乎觉得,这儿是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怡人的隐居之所了。耳听着风从海面上刮起,意识到雾气正爬过外面荒凉的海滩,眼看着壁炉中炉火熊熊,心想着附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人家——而这家像着了魔似的,住的是一条船。这会儿,小艾米莉已经克服了自己的羞怯,和我并排坐在一只最低最小的柜子上,柜子安放在壁炉的一边,我们两人坐在上面正合适。系着白围裙的佩格蒂太太坐在壁炉的另一边,在编织。佩格蒂在一旁做着针线活,只见她用起绘有圣保罗大教堂的针线匣和那块蜡头来,跟在家里时一样顺手,好像从来没有想到已把它们带到另一家人家。汉姆给我讲全四牌 打法的基本知识,接着又想用那副肮脏的牌给我算命,可是他自己已记不清怎么算了。他翻遍了所有的牌,每张牌上都印上了带鱼腥味儿的拇指印。佩格蒂先生则坐在一旁抽着烟斗。我觉得这是聊天和谈心的时候了。

“佩格蒂先生!”我说。

“少爷。”他说。

“你给你的儿子取名汉姆,是因为你们住在像方舟 一样的船里吗?”

佩格蒂先生好像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不过他还是回答说:“不,少爷。我从来没有给他取过名字。”

“那么是谁给他取的那个名字呢?”我问道,我这是用《教理问答》 的第二问来问佩格蒂先生了。

“哦,少爷,是他父亲给他取的。”佩格蒂先生说。

“我原以为你是他的父亲哩!”

“我的弟弟乔才是他的父亲。”

“是不是不在啦,佩格蒂先生?”我恭敬地沉默了一会儿,试探性地问道。

“淹死了。”佩格蒂先生回答。

听说佩格蒂先生不是汉姆的父亲,我大为惊诧,因而开始怀疑,我是否把他跟这儿所有人的关系都搞错了。我很想知道这一切,所以就打定主意要从佩格蒂先生口里问个清楚。

“小艾米莉呢,”我朝她看了一眼,问道,“她是你的女儿吧,是吗,佩格蒂先生?”

“不,少爷,我的妹夫汤姆才是她的父亲。”

我忍不住又问了。“——也不在了吗,佩格蒂先生?”我又恭敬地沉默了一会儿,试探性地问道。

“淹死了。”佩格蒂先生回答。

我感到不便再问下去了,可是事情还没有问到底,不管怎么样,总得问到底才是呀。于是我又问道:“你一个小孩也没有吗,佩格蒂先生?”

“是的,少爷,”他笑了笑说,“我还是个单身汉哩!”

“单身汉!”我大为吃惊,说,“那么,那是谁呀,佩格蒂先生?”我指了指正在编织的那个系白围裙的妇女。

“那是葛米治太太。”佩格蒂先生说。

“葛米治,佩格蒂先生?”

可是刚说到这里,佩格蒂——我说的是我自己的那个佩格蒂——对我使了个让人敬畏的眼色,要我不要再问下去了,使得我只好呆坐在那儿,看着默不作声的大伙,直到睡觉的时候。到了我自己那间小小的卧室中,在没有外人在场时,佩格蒂才告诉我说,汉姆是佩格蒂先生的侄子,小艾米莉是他的外甥女,他们都从小就父母双亡,无衣无食,我的主人相继收养了他们;葛米治太太是他同船干活的一个伙伴的寡妇,那伙伴死时很穷。佩格蒂说,佩格蒂先生自己也是个穷人,可是心地好得像金子,纯得像钢——这都是她打的比方。她还告诉我说,惹得他发脾气或赌咒的唯一事情,就是提到他的这一慷慨侠义行为;要是他们当中有什么人提到这件事,他就会用手往桌子上使劲一拍(有一次把桌子都拍破了),狠狠地赌咒说,有人如果再提这件事的话,他要是不一走了之,一去不回,那他就该受到“天诛地灭”。当我进一步追问时,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说得清这个可怕咒语的基本意思,不过他们都把这看成是一个最严重的赌咒。

我深深感到我这位主人的善良,听着女人们到船屋另一头像我这间一样的一间小房间里去睡了,还听到他和汉姆在我先前见过的屋顶的钩子上,挂起了两张吊床,我感到心情非常舒畅,睡思则使心情更加舒坦。当睡意渐渐朝我袭来时,我听到风在海上咆哮,又凶猛地掠过海滩,使我对夜间海上的大潮巨浪产生了几分恐惧。不过我又想到,我毕竟是在船上,再说即使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佩格蒂先生这样的好人在船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然而,除了晨曦降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几乎是晨光刚一照到我房内镶有牡蛎壳的镜框上,我就起了床,跟小艾米莉一起跑出门外,到海滩上拾小石子玩了。

“我猜,你也是个了不起的水手吧?”我对艾米莉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猜测。不过我觉得,得对她说点什么是一种礼貌。而且就在这时,有一张闪闪发亮的船帆向我们靠近,在她那明亮的眼睛中,映出一个很美的小影子,因而使我想起这么说。

“不,”艾米莉摇着头回答说,“我怕海。”

“怕!”我装出一副勇敢的神气,摆起架势对着大海说,“我不怕!”

“哦!海可是狠着呢,”小艾米莉说,“我亲眼见过,海对我们一些人可狠哩!我亲眼看到,它把一条像我们的房子那么大的船撕成碎片。”

“我希望那条船不是——”

“我爸爸在上面淹死的那条?”艾米莉说,“不,不是那条。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条船。”

“也没见过你父亲?”我问她。

小艾米莉摇摇头。“不记得了!”

这真是太巧了!我立即对她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跟我母亲一起生活,日子过得非常幸福,过去这样过,今后还要永远这样过下去;我父亲的坟就在我们家附近的教堂墓地里,旁边有一棵树遮着;早晨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在树下散步,听树上的鸟儿唱歌。不过艾米莉的孤儿生活跟我有所不同。她在失去父亲之前就已失去母亲;她父亲的坟在哪儿,没有一个人知道,只知道在海底的什么地方。

“除了这个,”艾米莉一面说,一面四下里寻找着贝壳和小石子,“你爸爸是个上等人,你妈妈是位太太;可我爸爸是个打鱼的,我妈妈是个渔夫的女儿,我的丹 舅舅也是个打鱼的。”

“丹就是佩格蒂先生吧,是吗?”我问道。

“丹舅舅——就在那儿。”艾米莉回答说,往船屋那边歪了歪头。

“对,我说的就是他。我想,他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人吧?”

“好!”艾米莉说,“要是我有一天做上阔太太,我一定要给他一件有钻石纽扣的天蓝色外套,一条紫花布的长裤,一件红色天鹅绒的背心,一顶卷边三角帽,一只大金表,一只银烟斗,外加一箱钱。”

我说,我毫不怀疑佩格蒂先生完全应该得到这些珍贵的礼物。不过我得承认,我觉得很难想象,他这个感恩报德的小外甥女提供的这套行头,他穿戴上会感到很自在,我特别表示怀疑的是那顶卷边三角帽;不过我并没有把这些想法说出来。

在说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小艾米莉停下脚步,仰望天空,仿佛这些东西是一种光辉的幻景。我们重又朝前走去,捡拾着贝壳和小石子。

“你想当一个阔太太吗?”我问道。

艾米莉看着我,笑着点了点头,意思是说“是的”。

“我很想当。那样一来,我们全都成了上等人了。还有舅舅,还有汉姆,还有葛米治太太。那样,遇上暴风雨天气,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用为我们自己担心了,可我们当然还是要为那些可怜的打鱼人担心的,要是他们有了灾难,我们就会拿钱帮助他们。”

我当时觉得,她描绘的是一幅令人非常满意,因而绝不是不可能的图景。我表示对这个计划非常喜欢,小艾米莉受到鼓励,羞答答地说:“这会儿,你还觉得你不怕海吗?”

这时风平浪静,足以让我放心,但要是有个大浪袭来,我相信,我一想到她那些淹死的亲人,我一定会撒腿就跑的。然而,当时我还是说“不怕”,而且还加上一句:“你虽然嘴上说你怕,其实你好像并不怕。”——因为我们正走在一条旧防波堤或者是木头堤道上,她走得如此靠近边缘,我真担心她会掉下去。

“我并不怕这个,”小艾米莉说,“可是在夜里刮起大风,我一惊醒过来,就会哆嗦着想到丹舅舅和汉姆,我相信我听到了他们的呼救声。就因为这个,我才想当阔太太。不过这个我并不怕。一点也不怕。你瞧!”

她一下从我身边跑开,跑上一根从我们站立的地方伸出去的凹凸不平的木头,它高悬在深水上面,没有一点遮拦。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要是我是画家,我敢说,我现在还能把那天的情景,一点不差地画出来,小艾米莉带着一种我永远难忘的神气,面对着远处的海面,朝她的死亡之地奔去(当时我觉得是这样)。

艾米莉那轻盈而勇敢的小小形体,飘然地回来了,平安地回到了我的身边。我立刻对自己的害怕,对自己发出的叫声,笑出声来。反正叫喊也毫无用处,因为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可是打那以后,在我的成年期中,我曾经多次想到,在那个女孩突发的鲁莽行为中,在她那粗野的远望神气中,是否也和那些神秘事物的可能性一样,可能有一种仁慈的吸引力,把她吸向危险,并经她死去的父亲允许把她吸引到他那儿,使她哪天有机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呢?打那以后,有一个时期我曾老是纳闷,要是她将来的生活能展示出来让我看上一眼,按照一个孩子可以充分理解的样子展示给我,而她的生命只要我一伸手就能得救,那我是否应该伸出手去救她呢?打那以后,我有过一个时期——我不说这时期很长,但是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我曾经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要是那天早上,小艾米莉遭到灭顶之灾,是不是会更好,我曾经回答:是的,会更好。

我这话也许说得过早了,也许我说得太快了。不过由它去吧。

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一路上捡了许多我们觉得稀罕的东西,还把一些搁浅的海星小心翼翼地放回水中——直到现在我还不太了解这些东西,无法断定,我们这样做,它们会感激我们呢,还是相反——然后走上回佩格蒂先生家的路。走到堆虾的那个棚屋的避风处,我们停下来天真地相互亲了一下,然后我们才满怀洋溢着健康和欢乐的心情,进屋去吃早饭。

“真像一对小绣眼鸟。”佩格蒂先生说。我知道,用我们本地话来说,这是说像一对小画眉,所以我就把它作为夸我们的话接受下来了。

我当然爱上了小艾米莉。我敢说,我当时对那个小女孩的爱,跟后来长大成人时高尚崇高的最深的爱,同样真诚,同样亲切,但更加纯洁,更加无私。我相信,我的想象力已生出某种幻觉,笼罩在那个蓝眼睛的小女孩周身,使她变得轻灵飘逸,把她点化成了一个天使。假如,在某个晴朗的上午,她在我面前展开那对小翅膀,飘然飞去,我想,我是决不会感到太意外的。

我们总是相亲相爱地在亚茅斯那片凄迷苍老的海滩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闲逛。日子由着我们消遣,仿佛时光自己也还没有长大,也是一个小孩,成天玩个不歇。我告诉艾米莉说,我非常喜欢她,她要是不承认她也非常喜欢我,那我就只好拿刀子自杀。她说她也非常喜欢我。我完全相信,她的确是非常喜欢我的。

至于什么不是门当户对,两人都还太年轻之类的想法,或者别的什么阻碍我们的困难,小艾米莉和我全都没有这类烦恼,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未来。我们不为年纪长大了做更多的打算,正如我们不为年纪长小了做更多的打算一样。我们是葛米治太太和佩格蒂夸赞的对象。每当晚上,我们俩亲密地并排坐在小柜子上时,她们常常悄声说:“哟!多美的一对呀!”佩格蒂先生口衔烟斗朝我们微笑着,汉姆也整晚咧着嘴,什么都不做。我猜想,他们看着我们所感到的欢乐,就像看着一个好看的玩具,或者是看着一个古罗马圆形剧场的袖珍模型时一样。

我不久就发现,葛米治太太虽然寄住在佩格蒂先生家,但是她并不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讨人喜欢。葛米治太太的脾气太容易烦躁,在这么小的一个屋子里,她经常哭丧着脸怨这怨那的,弄得别人都很不舒服。我很为她感到难过;我想,要是葛米治太太自己有一间可供退躲的小房间的话,她就可以待到心情好转时再出来,那时别人就会舒服一些了。

佩格蒂先生有时去一家叫乐意的酒馆。这事是在我来后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晚上发现的。那天晚上,他不在家;八点多钟的时候,葛米治太太抬头看了看那只荷兰钟,跟着说,他一定又去乐意酒馆了,她还说,她早晨就知道他要去那儿。

这天,葛米治太太整天都不高兴;上午,壁炉往外冒烟,她就哭了起来。“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这是葛米治太太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常说的一句话,“什么都跟我过不去。”

“啊,烟很快就会散去的,”佩格蒂——我说的仍是我的那个佩格蒂——说,“再说,你知道,这烟不仅让你难受,同样也让我们难受哇!”

“我觉得它更让我难受。”葛米治太太说。

那天天气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在我看来,葛米治太太专用的那个炉边位子,似乎是最暖和、最舒适的地方了,她的那张椅子无疑也是最舒服的了;可是那一天,什么都让她不顺眼。她老是埋怨天气冷,埋怨冷风钻进她的背脊,她把这说成“像虫子在爬”。最后竟借口天气冷而哭了起来,又说自己“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什么都跟她作对”。

“没错,是很冷,”佩格蒂说,“大家都觉得冷啊!”

“可我比别人更觉得冷。”葛米治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因为我是贵客,优先给我上菜,紧跟着总是给葛米治太太上。那天,吃的鱼个儿小,刺很多,土豆也有点煮焦了。我们大家都承认,觉得这顿饭吃得有点扫兴;可是葛米治太太说,她比我们更觉得扫兴,于是又哭了起来,非常伤心地把前面说过的那句话又说了一通。

所以,当佩格蒂先生在晚上九点来钟回来时,这位苦命的葛米治太太正十分伤心痛苦地坐在自己的角落里编织。佩格蒂则高高兴兴地在做针线。汉姆正在补一双下水穿的大靴子。我呢,身边坐着小艾米莉,在读书给他们听。葛米治太太除了可怜巴巴地唉声叹气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打从吃茶点的时候起,她就不曾抬起过眼睛。

“喂,伙计们,”佩格蒂先生一面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一面说,“你们都好吗?”

我们大家都说了点什么,或者用表情,对他表示欢迎。只有葛米治太太,一面自顾自在编织,一面直摇着头。

“出什么事啦?”佩格蒂先生双手一拍说道,“高兴起来吧,老小妞(佩格蒂先生的意思是老女孩)!”

葛米治太太显得好像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掏出一块黑色绸子手帕,擦了擦眼睛;可是她没有把它放回口袋,而是放在外面,接着她又拿它擦了一会儿眼睛,擦完仍旧把它放在外面备用。

“出什么事啦,嫂子?”佩格蒂先生说。

“没什么,”葛米治太太回答说,“你是从乐意酒馆来吧,丹尼尔?”

“哦,是的,今晚上我在乐意酒馆待了一会儿。”佩格蒂先生说。

“我很难过,把你赶到那儿去了。”葛米治太太说。

“赶?我才用不着赶呢,”佩格蒂老实地笑着回答说,“我自己就巴不得上那儿哩。”

“巴不得,”葛米治太太摇着头,擦着眼泪说,“是的,是的,巴不得。我很难过,这全是因为我,才使你巴不得上那儿。”

“因为你?绝不是因为你!”佩格蒂先生说,“你千万别往那方面想。”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葛米治太太大声说,“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不仅什么都跟我作对,我也跟所有人作对。是的,是的,我比别人想得更多,我也表露得更多。这是我的不幸。”

我坐在那儿听着这番话,我真禁不住心里想,除了她葛米治太太外,这不幸已经扩散到这家人家其他一些人身上了。可是佩格蒂先生并没有做这样的反驳,他只是求葛米治太太高兴起来,作为回答。

“我本不想这样,可我没办法,”葛米治太太说,“我太由不得我自己了。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的不幸让我觉得什么都不顺心。我总觉得自己苦命,这使得我感到事事都不顺心。我盼望自己不觉得命苦,可是办不到。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坚强起来,可是也不成。我把这一家人都弄得不得安宁,我毫不怀疑,我已经使得你妹妹整天都不愉快,还有大卫少爷。”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软化下来,心里感到很难过,禁不住大声说:“不,你没有使我不愉快,葛米治太太。”

“我这样做,太不对了,”葛米治太太说,“我不该这样来报答你。我最好还是进救济院,死在那儿算了。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最好别在这儿烦人。要是事情都跟我过不去,我也就一定会闹别扭。还是让我回到自己的区里去闹吧。丹尼尔,我最好还是进救济院,死在那儿算了,免得在这儿连累人。”

葛米治太太说完这番话,就起身离开,睡觉去了。佩格蒂先生除了表示深切的同情外,没有流露出任何别的感情;葛米治太太走了之后,他朝我们大家看了看,满脸带着仍使他激动的深切同情,点着头低声说:“她这是又在想那个旧人了!”

我不太明白,他认为葛米治太太在想念的那个旧人到底是谁,直到佩格蒂伴送我上床睡觉时,她才对我解释说,那是已经去世的葛米治先生;每逢葛米治太太闹别扭的时候,她哥哥老拿这句话来作为公认的理由,而且这总让他深受感动。那天晚上,他睡上吊床后过了一些时候,我还亲耳听到他对汉姆说:“可怜的人!她这是又在想那个旧人了!”在我们待在那儿的余下时间里,每逢葛米治太太发生类似情况时(发生过不多的几次),他总拿这句话来打圆场,而且总是带着最深切的同情。

两个星期就这样匆匆地溜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潮汐的变化外,一切如常。潮汐的变化改变了佩格蒂先生出门和回家的时间,也改变了汉姆的工作时间。当汉姆无工可做时,他有时就和我们一起去散步,指给我们看那些小船和大船,还带我们去划了一两次船。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对某个地方的印象会比对别的地方特别深,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这样,特别是他们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象,更是如此。每当我听到或谈到亚茅斯这个地名,我就会想起一个星期天早晨在海滩上的情景,唤人去教堂祈祷的钟声,靠在我肩上的小艾米莉,懒洋洋地往水里扔石子的汉姆,远方海面刚透出浓雾的太阳,以及它展示给我们的那像它们自己的影子似的船只。

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告别佩格蒂先生和葛米治太太,我还能忍受,可是跟小艾米莉分离,我内心的痛楚,真是如同刀扎。我们手挽着手一起走到车夫落脚的酒馆,路上我答应一定写信给她(我后来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信中用了比通常手写出租招贴还要大的字)。我们分别时心中都非常难过;在我的一生中,如果说我心中有过空虚失落的话,那一天就有过这么一次。

当我在外做客期间,我几乎背弃了我的家,我很少或根本没有想到它。可是当我一旦朝回家的方向走去时,我那带有责备态度的童年的良心,仿佛就用一个坚定的指头,朝那个方向指了。当时我觉得,特别是在我情绪低落时,更觉得,家才是我的安乐窝,我母亲才是我的贴心人,我的好朋友。

我们一路前行,我心里愈来愈感到这一点。因而我们离家愈近,我们路过见到的景物愈熟悉,我就愈急于要回到家中,投入母亲的怀抱。可是,佩格蒂不但没有我这种急切心情,相反却还要加以抑制(虽然态度很温和)。看上去她好像心慌意乱,神不守舍似的。

然而,不管她怎么样,只要脚夫的马肯朝前走,我们终归会到布兰德斯通的鸦巢的——果然到了。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是个寒冷阴沉的下午,天色昏暗,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

门开了,我半笑半哭,怀着高兴激动的心情,心想见到的一定是我母亲。可是不是她,而是一个陌生的仆人。

“这是怎么回事,佩格蒂!”我懊丧地问道,“我妈还没回来?”

“不,不,大卫少爷,”佩格蒂说,“她已经回来了。等一下,大卫少爷,我有——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佩格蒂当时心慌意乱,加上她下车动作本来就笨拙,结果把自己弄得像一只奇特的彩球,不过当时我感到非常惶惑、惊奇,顾不上告诉她这一点了。她下车后,牵着我的手,把惊惶不定的我领进厨房,然后关上了门。

“佩格蒂!”我非常吃惊地说,“出了什么事啦?”

“没出什么事,我的宝贝,亲爱的大卫少爷!”她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回答说。

“我想,一定出什么事啦。妈妈在哪儿?”

“妈妈在哪儿,大卫少爷?”佩格蒂重复说。

“是呀,为什么她不到大门口来?我们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哦,佩格蒂!”我眼中充满了泪水,我感到我仿佛马上要摔倒了。

“哎呀,我的乖孩子!”佩格蒂叫了起来,一把搂住了我,“这是怎么啦?快说,我的宝贝!”

“别是她也死了!哦,她是不是死了,佩格蒂?”

佩格蒂用惊人的声音大声说了个“不”字,接着便坐了下来,开始直喘气,还说我使她吃了一惊。

我紧紧抱了她一下,给她压惊,或者说使她恢复正常,然后站在她面前,怀着急切的探询神情看着她。

“你瞧,亲爱的,我本该早就告诉你,”佩格蒂说,“可我老是没有机会。也许我应该创造一个机会,不过这事我实再”——在佩格蒂的词语中,“实再”老是用来代替“实在”的——“不愿意做。”

“说下去,佩格蒂。”我说,比先前更加害怕了。

“大卫少爷,”佩格蒂用一只颤抖的手解开帽带,上气不接下气似的说,“你猜是怎么回事?你有了一个爸爸了!”

我听了这话立刻全身颤抖,脸色变得煞白。一种跟教堂墓地的坟墓和死人复活有关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或者是怎么回事——仿佛像一股毒风似的,扑到我的身上。

“一个新爸爸。”佩格蒂说。

“一个新爸爸?”我重复说。

佩格蒂喘了一口气,仿佛在吞咽什么很硬的东西,接着伸出手来说:“来,去见他。”

“我不要见他。”

“——还有你妈妈呢。”佩格蒂说。

我不再向后退缩了,我们径直来到那间最好的客厅,到了那儿,她就留下我走了。壁炉的一边,坐着我的母亲;另一边,坐着谋得斯通先生。我母亲急忙放下手中的活,站起身来,但我觉得她显得畏畏缩缩。

“哦,克莱拉,亲爱的,”谋得斯通先生说,“要镇静!克制住自己,永远要克制自己!大卫,孩子,你好吗?”

我伸出手跟他握了握。跟着,犹豫了一会儿后,我便过去吻我母亲。她也吻了我,还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随后便重又坐下来干活了。我不敢看她,也不敢看谋得斯通先生,因为我非常明白,他正在看着我们母子俩哩。于是我便转向窗口,朝外面看去,只见那儿有几株小灌木,在寒风中垂着头。

一到我可以蹑手蹑脚走开时,我便悄悄地溜到楼上。可是我发现,我那间亲爱的老卧室已经变了,我被安置在一个离这儿有一段路的地方。于是我又溜到楼下,想看看是否还有保持原状的东西,因为看上去好像一切都变了样了。我溜进了院子,可是很快就从那儿出来了,原先那个空狗窝里有了一条大狗——跟他一样,叫声深沉,皮毛漆黑——它一见到我,就大发脾气,冲到窝外,朝我扑来。 H9BcC8BRmU2Y3A7NFrfWAd+Fh1OtQrPHgnqRGeFWiAhhTCDMvdywdIjzttLyVf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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