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生活有了变化

脚夫的这匹马，我想是世界上最懒的马了。它一直耷拉着脑袋，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蹭着，仿佛它喜欢让那些收包裹的人久久等着似的 。我真的有一种幻觉，有时候仿佛听到它为这一念头发出轻轻的暗笑声，但是脚夫却说，它只是患了咳嗽病了。

脚夫也像他的马一样，一路上也一直耷拉着脑袋，他在赶车时，总是昏昏欲睡地朝前弓着身子，两条胳臂分别放在两个膝盖上。我刚才说他“赶车”，其实我觉得，这辆车即使没有他，也照样到得了亚茅斯，因为马本身就会做到这一切。至于谈话，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他只会吹口哨。

佩格蒂的膝盖上搁着一篮点心，即使乘这同一辆车去伦敦，这一篮点心也够我们吃的了。一路上我们吃得很多，也睡得很多。佩格蒂总是把自己的下颌搁在篮柄上睡去，她一直抓住篮子，从不放手。她打鼾打得厉害极了，要不是我亲耳听到，简直不能相信，一个弱女子，竟会有这么大的鼾声。

我们往小路上拐了好几次，为了把一副床架送交一家酒馆，又花了很长时间，另外还去了几个地方，闹得我都厌烦透了；后来终于看到亚茅斯了，我才又高兴起来。当我往河 对岸那一大片平整单调的荒滩望去时，我觉得这地方看样子相当潮湿、松软；而且我不禁感到奇怪，要是世界真像我的地理书上说的那么圆，那为什么这地方到处都这么平呢。不过我想，也许亚茅斯正坐落在两极中的一极吧；这样就可以解释通了。

我们走得更近一点了，看到四周的景物全都形成一条直线似的，低低地平摊在天空下。这时我对佩格蒂表示，要是有一座小山什么的，这地方也许就比较好了。如果陆地跟海再分开一点，市镇和潮水不像水泡面包似的混在一起，那就更好了。可是佩格蒂用比往常坚决的口气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应当能适应。以她自己来说，能被人叫作“亚茅斯熏鲱鱼” ，还觉得挺得意哩。

我们来到了街上（这种街道我感到相当陌生），鱼腥、沥青、麻絮和焦油味扑鼻而来，只见水手们在到处走动，叮当作响的车子在石铺路上来来往往，这时我才觉得，刚才我实在冤枉了这样热闹的一个地方。于是我又对佩格蒂说了我的想法，她听到我说很高兴，非常满意，并且告诉我，大家（我想这是指那些有幸生为熏鲱鱼的）都知道，亚茅斯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了。

“瞧，我家的阿姆在这儿呢！”佩格蒂叫了起来，“长得都不认得了！”

没错，汉姆正在酒馆里等着我们；他像个老相识似的，问我一路可好。一开始，我并不觉得像他认识我那样认识他，因为打从我出生那夜之后，他从来没有再来过我家，我自然就不及他了。可是当他把我背在背上，驮我回家，我们之间就变得亲密起来了。他现在已是个身高六英尺、魁梧强壮、身阔肩圆的小伙子了。不过他有着一张堆满憨笑的娃娃脸，还有一头淡色的鬈发，这使他显得像只绵羊的样子。他穿着一件帆布短上衣，一条没有腿在里面也能独自立住的硬邦邦的裤子。你与其说他戴着一顶帽子，不如说他像一座老房子上盖着一个漆黑的屋顶似的。

汉姆背上背着我，胳臂下夹着我们的一只小箱子，佩格蒂则提着我们的另一只小箱子。我们穿过了几条撒有碎木片和小沙堆的小巷，经过了几家煤气厂、制缆厂、小船厂、大船厂、拆船厂、堵船缝厂、船具厂、铁匠铺，以及许多类似这样的地方，最后终于来到了我打远处就已看到的那片单调的荒滩。这时汉姆说：“大卫少爷，那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我朝那片荒滩的四面八方看去，尽量往远处看，一直看到海，看到河，可是我什么房子也没看见。在不远处，有一只黑乎乎的驳船，或者是别的什么旧船，倒扣在稍高处的干燥地面上，上面伸出一个铁漏斗似的东西，当作烟囱，正在舒畅地冒着烟。可是除此之外，我再也看不到有任何可以住人的地方。

“不会是那个吧？”我说，“那个像船一样的东西？”

“正是那个，大卫少爷。”汉姆回答说。

即使是阿拉丁的宫殿 ，或者是大鹏鸟的蛋 什么的，比起住在船里的古怪主意来，我想也不会使我更着迷。船帮上开有一个很有趣的门，还有屋顶，上面还开着几个小窗。而它之所以让人着迷，在于它是一条真正的船，无疑下过几百次水，从来没有人想到会有人把它搁在旱地上当房子住。我觉得，这就是它让我着迷的地方。要是它本来就打算用来住人，我会觉得它小了点，不太方便，而且也太冷清了。可是，由于从来没有打算做这样的用途，它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住处了。

这船屋里干净得让人喜爱，要多整齐有多整齐。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只荷兰钟，一个带抽屉的木柜，柜子上搁有一只茶盘，茶盘上绘着一个拿阳伞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军人模样的小孩在散步，那小孩正在滚铁环。茶盘用一本《圣经》挡着，免得它翻滚过来，因为要是翻滚过来的话，会砸破放在《圣经》周围的许多杯子、碟子和一把茶壶。墙上挂着几幅镶嵌在玻璃框里的普通彩色画，画的都是《圣经》故事。打这以后，每逢我看到小贩手里拿着这种画兜售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佩格蒂哥哥家里的情景。这些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幅：一幅是穿红衣服的亚伯拉罕要拿穿蓝衣服的以撒祭神 ，另一幅是穿黄衣服的但以理被投进绿色狮子的坑中 。在那小小的壁炉台上方，挂着另一幅画，画的是在森德兰 建造的一艘叫“莎拉·詹思号”的斜桁四角帆帆船，它粘有一个真正的木雕小船尾，这是一件融画家的技巧和木工的手艺于一体的艺术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件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佳作。房顶的椽子上还钉有一些钩子，至于它们派什么用场，我当时并不清楚。另外，还有一些柜子、箱子之类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坐人，以补椅子的不足。

这都是我进门后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按我的理论，这是孩子的特点——接着佩格蒂打开一扇小门，让我看了我的卧室。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最让人喜欢的卧室了——它位于船尾，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这原本是伸出船舵的地方。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镜框上镶着牡蛎壳，镜子挂的高度正好适合我。房里有一张小床，刚好够我睡。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只蓝色的大杯子，里面插着一束海草。墙壁刷得像牛奶一般白，碎布拼成的百衲被，鲜亮得使我的眼睛都发痛了。在这座有趣的房子里，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有一件事，那就是鱼腥味儿；它简直无孔不入，就连我掏出衣袋里的手帕擦鼻子时，我发现手帕的味儿也像包过一只海虾似的。当我悄悄把这一发现告诉佩格蒂时，她说，她哥哥是贩卖海虾、螃蟹和龙虾的。后来我才发现，在外面一间没有钵钵罐罐的小木屋里，经常可以看到一大堆这样的海货，它们彼此有趣地聚结在一起，不管钳住什么，就再也不肯松开。

来时，我们受到了一位系着白围裙的很有礼貌的妇女的迎接。当我还在汉姆背上，离船屋还有大约四分之一英里时，我就看见她立在门口，朝我们屈膝行礼了。跟她一样行礼的，还有一个戴串蓝珠子项圈的挺美的小姑娘（或者说我认为她挺美）。我走上前去想吻她一下，她不肯让我吻，跑开躲起来了。接着，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清蒸比目鱼、黄油酱和土豆，还专为我做了一份排骨。后来，进来一个毛发浓密、满脸和气的汉子。因为他管佩格蒂叫“小妞”，还在她脸上来了一个亲热响吻，从她对他的一般礼数来看，我断定这人定是她的哥哥。果然是这样——佩格蒂对我介绍说，他就是这一家的主人佩格蒂先生。

“见到你很高兴，少爷，”佩格蒂先生说，“你会觉得我们粗鲁，少爷，不过你也会发现我们还是挺爽快的。”

我向他道了谢，同时回答说：“我相信，在这样一个让人喜欢的地方，我一定会很快活的。”

“你妈好吗，少爷？”佩格蒂先生说，“你离开她时，她高兴吗？”

我对佩格蒂先生说，她高兴极了，她还要我代她向你问好——这是我自己编造的一句客气话。

“多谢她的关心，说真的，”佩格蒂先生说，“啊，少爷，你要是能跟她，”他朝他妹妹点了点头，“跟汉姆，还有小艾米莉，一块儿在这儿待上两个礼拜，那我们就觉得太有光彩啦。”

佩格蒂先生用这样殷勤的态度表示过自己的地主之谊后，就到屋外用一壶热水洗起脸来，说：“冷水是怎么也没法洗掉他的龌龊的。”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外表已大大改观，不过脸色却红得厉害，使得我不由得想到，他的脸在这点上竟会跟海虾、螃蟹和龙虾一个样，放进热水时黑不溜秋，出来时就红不棱登了。

吃过茶点后，关上屋门，一切都安排得舒舒适适（此时屋外的夜色中，寒风阵阵，雾气沉沉），我似乎觉得，这儿是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怡人的隐居之所了。耳听着风从海面上刮起，意识到雾气正爬过外面荒凉的海滩，眼看着壁炉中炉火熊熊，心想着附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人家——而这家像着了魔似的，住的是一条船。这会儿，小艾米莉已经克服了自己的羞怯，和我并排坐在一只最低最小的柜子上，柜子安放在壁炉的一边，我们两人坐在上面正合适。系着白围裙的佩格蒂太太坐在壁炉的另一边，在编织。佩格蒂在一旁做着针线活，只见她用起绘有圣保罗大教堂的针线匣和那块蜡头来，跟在家里时一样顺手，好像从来没有想到已把它们带到另一家人家。汉姆给我讲全四牌 打法的基本知识，接着又想用那副肮脏的牌给我算命，可是他自己已记不清怎么算了。他翻遍了所有的牌，每张牌上都印上了带鱼腥味儿的拇指印。佩格蒂先生则坐在一旁抽着烟斗。我觉得这是聊天和谈心的时候了。

“佩格蒂先生！”我说。

“少爷。”他说。

“你给你的儿子取名汉姆，是因为你们住在像方舟 一样的船里吗？”

佩格蒂先生好像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不过他还是回答说：“不，少爷。我从来没有给他取过名字。”

“那么是谁给他取的那个名字呢？”我问道，我这是用《教理问答》 的第二问来问佩格蒂先生了。

“哦，少爷，是他父亲给他取的。”佩格蒂先生说。

“我原以为你是他的父亲哩！”

“我的弟弟乔才是他的父亲。”

“是不是不在啦，佩格蒂先生？”我恭敬地沉默了一会儿，试探性地问道。

“淹死了。”佩格蒂先生回答。

听说佩格蒂先生不是汉姆的父亲，我大为惊诧，因而开始怀疑，我是否把他跟这儿所有人的关系都搞错了。我很想知道这一切，所以就打定主意要从佩格蒂先生口里问个清楚。

“小艾米莉呢，”我朝她看了一眼，问道，“她是你的女儿吧，是吗，佩格蒂先生？”

“不，少爷，我的妹夫汤姆才是她的父亲。”

我忍不住又问了。“——也不在了吗，佩格蒂先生？”我又恭敬地沉默了一会儿，试探性地问道。

“淹死了。”佩格蒂先生回答。

我感到不便再问下去了，可是事情还没有问到底，不管怎么样，总得问到底才是呀。于是我又问道：“你一个小孩也没有吗，佩格蒂先生？”

“是的，少爷，”他笑了笑说，“我还是个单身汉哩！”

“单身汉！”我大为吃惊，说，“那么，那是谁呀，佩格蒂先生？”我指了指正在编织的那个系白围裙的妇女。

“那是葛米治太太。”佩格蒂先生说。

“葛米治，佩格蒂先生？”

可是刚说到这里，佩格蒂——我说的是我自己的那个佩格蒂——对我使了个让人敬畏的眼色，要我不要再问下去了，使得我只好呆坐在那儿，看着默不作声的大伙，直到睡觉的时候。到了我自己那间小小的卧室中，在没有外人在场时，佩格蒂才告诉我说，汉姆是佩格蒂先生的侄子，小艾米莉是他的外甥女，他们都从小就父母双亡，无衣无食，我的主人相继收养了他们；葛米治太太是他同船干活的一个伙伴的寡妇，那伙伴死时很穷。佩格蒂说，佩格蒂先生自己也是个穷人，可是心地好得像金子，纯得像钢——这都是她打的比方。她还告诉我说，惹得他发脾气或赌咒的唯一事情，就是提到他的这一慷慨侠义行为；要是他们当中有什么人提到这件事，他就会用手往桌子上使劲一拍（有一次把桌子都拍破了），狠狠地赌咒说，有人如果再提这件事的话，他要是不一走了之，一去不回，那他就该受到“天诛地灭”。当我进一步追问时，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说得清这个可怕咒语的基本意思，不过他们都把这看成是一个最严重的赌咒。

我深深感到我这位主人的善良，听着女人们到船屋另一头像我这间一样的一间小房间里去睡了，还听到他和汉姆在我先前见过的屋顶的钩子上，挂起了两张吊床，我感到心情非常舒畅，睡思则使心情更加舒坦。当睡意渐渐朝我袭来时，我听到风在海上咆哮，又凶猛地掠过海滩，使我对夜间海上的大潮巨浪产生了几分恐惧。不过我又想到，我毕竟是在船上，再说即使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佩格蒂先生这样的好人在船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然而，除了晨曦降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几乎是晨光刚一照到我房内镶有牡蛎壳的镜框上，我就起了床，跟小艾米莉一起跑出门外，到海滩上拾小石子玩了。

“我猜，你也是个了不起的水手吧？”我对艾米莉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猜测。不过我觉得，得对她说点什么是一种礼貌。而且就在这时，有一张闪闪发亮的船帆向我们靠近，在她那明亮的眼睛中，映出一个很美的小影子，因而使我想起这么说。

“不，”艾米莉摇着头回答说，“我怕海。”

“怕！”我装出一副勇敢的神气，摆起架势对着大海说，“我不怕！”

“哦！海可是狠着呢，”小艾米莉说，“我亲眼见过，海对我们一些人可狠哩！我亲眼看到，它把一条像我们的房子那么大的船撕成碎片。”

“我希望那条船不是——”

“我爸爸在上面淹死的那条？”艾米莉说，“不，不是那条。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条船。”

“也没见过你父亲？”我问她。

小艾米莉摇摇头。“不记得了！”

这真是太巧了！我立即对她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跟我母亲一起生活，日子过得非常幸福，过去这样过，今后还要永远这样过下去；我父亲的坟就在我们家附近的教堂墓地里，旁边有一棵树遮着；早晨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在树下散步，听树上的鸟儿唱歌。不过艾米莉的孤儿生活跟我有所不同。她在失去父亲之前就已失去母亲；她父亲的坟在哪儿，没有一个人知道，只知道在海底的什么地方。

“除了这个，”艾米莉一面说，一面四下里寻找着贝壳和小石子，“你爸爸是个上等人，你妈妈是位太太；可我爸爸是个打鱼的，我妈妈是个渔夫的女儿，我的丹 舅舅也是个打鱼的。”

“丹就是佩格蒂先生吧，是吗？”我问道。

“丹舅舅——就在那儿。”艾米莉回答说，往船屋那边歪了歪头。

“对，我说的就是他。我想，他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人吧？”

“好！”艾米莉说，“要是我有一天做上阔太太，我一定要给他一件有钻石纽扣的天蓝色外套，一条紫花布的长裤，一件红色天鹅绒的背心，一顶卷边三角帽，一只大金表，一只银烟斗，外加一箱钱。”

我说，我毫不怀疑佩格蒂先生完全应该得到这些珍贵的礼物。不过我得承认，我觉得很难想象，他这个感恩报德的小外甥女提供的这套行头，他穿戴上会感到很自在，我特别表示怀疑的是那顶卷边三角帽；不过我并没有把这些想法说出来。

在说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小艾米莉停下脚步，仰望天空，仿佛这些东西是一种光辉的幻景。我们重又朝前走去，捡拾着贝壳和小石子。

“你想当一个阔太太吗？”我问道。

艾米莉看着我，笑着点了点头，意思是说“是的”。

“我很想当。那样一来，我们全都成了上等人了。还有舅舅，还有汉姆，还有葛米治太太。那样，遇上暴风雨天气，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用为我们自己担心了，可我们当然还是要为那些可怜的打鱼人担心的，要是他们有了灾难，我们就会拿钱帮助他们。”

我当时觉得，她描绘的是一幅令人非常满意，因而绝不是不可能的图景。我表示对这个计划非常喜欢，小艾米莉受到鼓励，羞答答地说：“这会儿，你还觉得你不怕海吗？”

这时风平浪静，足以让我放心，但要是有个大浪袭来，我相信，我一想到她那些淹死的亲人，我一定会撒腿就跑的。然而，当时我还是说“不怕”，而且还加上一句：“你虽然嘴上说你怕，其实你好像并不怕。”——因为我们正走在一条旧防波堤或者是木头堤道上，她走得如此靠近边缘，我真担心她会掉下去。

“我并不怕这个，”小艾米莉说，“可是在夜里刮起大风，我一惊醒过来，就会哆嗦着想到丹舅舅和汉姆，我相信我听到了他们的呼救声。就因为这个，我才想当阔太太。不过这个我并不怕。一点也不怕。你瞧！”

她一下从我身边跑开，跑上一根从我们站立的地方伸出去的凹凸不平的木头，它高悬在深水上面，没有一点遮拦。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要是我是画家，我敢说，我现在还能把那天的情景，一点不差地画出来，小艾米莉带着一种我永远难忘的神气，面对着远处的海面，朝她的死亡之地奔去（当时我觉得是这样）。

艾米莉那轻盈而勇敢的小小形体，飘然地回来了，平安地回到了我的身边。我立刻对自己的害怕，对自己发出的叫声，笑出声来。反正叫喊也毫无用处，因为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可是打那以后，在我的成年期中，我曾经多次想到，在那个女孩突发的鲁莽行为中，在她那粗野的远望神气中，是否也和那些神秘事物的可能性一样，可能有一种仁慈的吸引力，把她吸向危险，并经她死去的父亲允许把她吸引到他那儿，使她哪天有机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呢？打那以后，有一个时期我曾老是纳闷，要是她将来的生活能展示出来让我看上一眼，按照一个孩子可以充分理解的样子展示给我，而她的生命只要我一伸手就能得救，那我是否应该伸出手去救她呢？打那以后，我有过一个时期——我不说这时期很长，但是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我曾经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要是那天早上，小艾米莉遭到灭顶之灾，是不是会更好，我曾经回答：是的，会更好。

我这话也许说得过早了，也许我说得太快了。不过由它去吧。

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一路上捡了许多我们觉得稀罕的东西，还把一些搁浅的海星小心翼翼地放回水中——直到现在我还不太了解这些东西，无法断定，我们这样做，它们会感激我们呢，还是相反——然后走上回佩格蒂先生家的路。走到堆虾的那个棚屋的避风处，我们停下来天真地相互亲了一下，然后我们才满怀洋溢着健康和欢乐的心情，进屋去吃早饭。

“真像一对小绣眼鸟。”佩格蒂先生说。我知道，用我们本地话来说，这是说像一对小画眉，所以我就把它作为夸我们的话接受下来了。

我当然爱上了小艾米莉。我敢说，我当时对那个小女孩的爱，跟后来长大成人时高尚崇高的最深的爱，同样真诚，同样亲切，但更加纯洁，更加无私。我相信，我的想象力已生出某种幻觉，笼罩在那个蓝眼睛的小女孩周身，使她变得轻灵飘逸，把她点化成了一个天使。假如，在某个晴朗的上午，她在我面前展开那对小翅膀，飘然飞去，我想，我是决不会感到太意外的。

我们总是相亲相爱地在亚茅斯那片凄迷苍老的海滩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闲逛。日子由着我们消遣，仿佛时光自己也还没有长大，也是一个小孩，成天玩个不歇。我告诉艾米莉说，我非常喜欢她，她要是不承认她也非常喜欢我，那我就只好拿刀子自杀。她说她也非常喜欢我。我完全相信，她的确是非常喜欢我的。

至于什么不是门当户对，两人都还太年轻之类的想法，或者别的什么阻碍我们的困难，小艾米莉和我全都没有这类烦恼，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未来。我们不为年纪长大了做更多的打算，正如我们不为年纪长小了做更多的打算一样。我们是葛米治太太和佩格蒂夸赞的对象。每当晚上，我们俩亲密地并排坐在小柜子上时，她们常常悄声说：“哟！多美的一对呀！”佩格蒂先生口衔烟斗朝我们微笑着，汉姆也整晚咧着嘴，什么都不做。我猜想，他们看着我们所感到的欢乐，就像看着一个好看的玩具，或者是看着一个古罗马圆形剧场的袖珍模型时一样。

我不久就发现，葛米治太太虽然寄住在佩格蒂先生家，但是她并不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讨人喜欢。葛米治太太的脾气太容易烦躁，在这么小的一个屋子里，她经常哭丧着脸怨这怨那的，弄得别人都很不舒服。我很为她感到难过；我想，要是葛米治太太自己有一间可供退躲的小房间的话，她就可以待到心情好转时再出来，那时别人就会舒服一些了。

佩格蒂先生有时去一家叫乐意的酒馆。这事是在我来后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晚上发现的。那天晚上，他不在家；八点多钟的时候，葛米治太太抬头看了看那只荷兰钟，跟着说，他一定又去乐意酒馆了，她还说，她早晨就知道他要去那儿。

这天，葛米治太太整天都不高兴；上午，壁炉往外冒烟，她就哭了起来。“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这是葛米治太太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常说的一句话，“什么都跟我过不去。”

“啊，烟很快就会散去的，”佩格蒂——我说的仍是我的那个佩格蒂——说，“再说，你知道，这烟不仅让你难受，同样也让我们难受哇！”

“我觉得它更让我难受。”葛米治太太说。

那天天气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在我看来，葛米治太太专用的那个炉边位子，似乎是最暖和、最舒适的地方了，她的那张椅子无疑也是最舒服的了；可是那一天，什么都让她不顺眼。她老是埋怨天气冷，埋怨冷风钻进她的背脊，她把这说成“像虫子在爬”。最后竟借口天气冷而哭了起来，又说自己“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什么都跟她作对”。

“没错，是很冷，”佩格蒂说，“大家都觉得冷啊！”

“可我比别人更觉得冷。”葛米治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因为我是贵客，优先给我上菜，紧跟着总是给葛米治太太上。那天，吃的鱼个儿小，刺很多，土豆也有点煮焦了。我们大家都承认，觉得这顿饭吃得有点扫兴；可是葛米治太太说，她比我们更觉得扫兴，于是又哭了起来，非常伤心地把前面说过的那句话又说了一通。

所以，当佩格蒂先生在晚上九点来钟回来时，这位苦命的葛米治太太正十分伤心痛苦地坐在自己的角落里编织。佩格蒂则高高兴兴地在做针线。汉姆正在补一双下水穿的大靴子。我呢，身边坐着小艾米莉，在读书给他们听。葛米治太太除了可怜巴巴地唉声叹气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打从吃茶点的时候起，她就不曾抬起过眼睛。

“喂，伙计们，”佩格蒂先生一面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一面说，“你们都好吗？”

我们大家都说了点什么，或者用表情，对他表示欢迎。只有葛米治太太，一面自顾自在编织，一面直摇着头。

“出什么事啦？”佩格蒂先生双手一拍说道，“高兴起来吧，老小妞（佩格蒂先生的意思是老女孩）！”

葛米治太太显得好像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掏出一块黑色绸子手帕，擦了擦眼睛；可是她没有把它放回口袋，而是放在外面，接着她又拿它擦了一会儿眼睛，擦完仍旧把它放在外面备用。

“出什么事啦，嫂子？”佩格蒂先生说。

“没什么，”葛米治太太回答说，“你是从乐意酒馆来吧，丹尼尔？”

“哦，是的，今晚上我在乐意酒馆待了一会儿。”佩格蒂先生说。

“我很难过，把你赶到那儿去了。”葛米治太太说。

“赶？我才用不着赶呢，”佩格蒂老实地笑着回答说，“我自己就巴不得上那儿哩。”

“巴不得，”葛米治太太摇着头，擦着眼泪说，“是的，是的，巴不得。我很难过，这全是因为我，才使你巴不得上那儿。”

“因为你？绝不是因为你！”佩格蒂先生说，“你千万别往那方面想。”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葛米治太太大声说，“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不仅什么都跟我作对，我也跟所有人作对。是的，是的，我比别人想得更多，我也表露得更多。这是我的不幸。”

我坐在那儿听着这番话，我真禁不住心里想，除了她葛米治太太外，这不幸已经扩散到这家人家其他一些人身上了。可是佩格蒂先生并没有做这样的反驳，他只是求葛米治太太高兴起来，作为回答。

“我本不想这样，可我没办法，”葛米治太太说，“我太由不得我自己了。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的不幸让我觉得什么都不顺心。我总觉得自己苦命，这使得我感到事事都不顺心。我盼望自己不觉得命苦，可是办不到。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坚强起来，可是也不成。我把这一家人都弄得不得安宁，我毫不怀疑，我已经使得你妹妹整天都不愉快，还有大卫少爷。”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软化下来，心里感到很难过，禁不住大声说：“不，你没有使我不愉快，葛米治太太。”

“我这样做，太不对了，”葛米治太太说，“我不该这样来报答你。我最好还是进救济院，死在那儿算了。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最好别在这儿烦人。要是事情都跟我过不去，我也就一定会闹别扭。还是让我回到自己的区里去闹吧。丹尼尔，我最好还是进救济院，死在那儿算了，免得在这儿连累人。”

葛米治太太说完这番话，就起身离开，睡觉去了。佩格蒂先生除了表示深切的同情外，没有流露出任何别的感情；葛米治太太走了之后，他朝我们大家看了看，满脸带着仍使他激动的深切同情，点着头低声说：“她这是又在想那个旧人了！”

我不太明白，他认为葛米治太太在想念的那个旧人到底是谁，直到佩格蒂伴送我上床睡觉时，她才对我解释说，那是已经去世的葛米治先生；每逢葛米治太太闹别扭的时候，她哥哥老拿这句话来作为公认的理由，而且这总让他深受感动。那天晚上，他睡上吊床后过了一些时候，我还亲耳听到他对汉姆说：“可怜的人！她这是又在想那个旧人了！”在我们待在那儿的余下时间里，每逢葛米治太太发生类似情况时（发生过不多的几次），他总拿这句话来打圆场，而且总是带着最深切的同情。

两个星期就这样匆匆地溜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潮汐的变化外，一切如常。潮汐的变化改变了佩格蒂先生出门和回家的时间，也改变了汉姆的工作时间。当汉姆无工可做时，他有时就和我们一起去散步，指给我们看那些小船和大船，还带我们去划了一两次船。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对某个地方的印象会比对别的地方特别深，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这样，特别是他们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象，更是如此。每当我听到或谈到亚茅斯这个地名，我就会想起一个星期天早晨在海滩上的情景，唤人去教堂祈祷的钟声，靠在我肩上的小艾米莉，懒洋洋地往水里扔石子的汉姆，远方海面刚透出浓雾的太阳，以及它展示给我们的那像它们自己的影子似的船只。

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告别佩格蒂先生和葛米治太太，我还能忍受，可是跟小艾米莉分离，我内心的痛楚，真是如同刀扎。我们手挽着手一起走到车夫落脚的酒馆，路上我答应一定写信给她（我后来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信中用了比通常手写出租招贴还要大的字）。我们分别时心中都非常难过；在我的一生中，如果说我心中有过空虚失落的话，那一天就有过这么一次。

当我在外做客期间，我几乎背弃了我的家，我很少或根本没有想到它。可是当我一旦朝回家的方向走去时，我那带有责备态度的童年的良心，仿佛就用一个坚定的指头，朝那个方向指了。当时我觉得，特别是在我情绪低落时，更觉得，家才是我的安乐窝，我母亲才是我的贴心人，我的好朋友。

我们一路前行，我心里愈来愈感到这一点。因而我们离家愈近，我们路过见到的景物愈熟悉，我就愈急于要回到家中，投入母亲的怀抱。可是，佩格蒂不但没有我这种急切心情，相反却还要加以抑制（虽然态度很温和）。看上去她好像心慌意乱，神不守舍似的。

然而，不管她怎么样，只要脚夫的马肯朝前走，我们终归会到布兰德斯通的鸦巢的——果然到了。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是个寒冷阴沉的下午，天色昏暗，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

门开了，我半笑半哭，怀着高兴激动的心情，心想见到的一定是我母亲。可是不是她，而是一个陌生的仆人。

“这是怎么回事，佩格蒂！”我懊丧地问道，“我妈还没回来？”

“不，不，大卫少爷，”佩格蒂说，“她已经回来了。等一下，大卫少爷，我有——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佩格蒂当时心慌意乱，加上她下车动作本来就笨拙，结果把自己弄得像一只奇特的彩球，不过当时我感到非常惶惑、惊奇，顾不上告诉她这一点了。她下车后，牵着我的手，把惊惶不定的我领进厨房，然后关上了门。

“佩格蒂！”我非常吃惊地说，“出了什么事啦？”

“没出什么事，我的宝贝，亲爱的大卫少爷！”她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回答说。

“我想，一定出什么事啦。妈妈在哪儿？”

“妈妈在哪儿，大卫少爷？”佩格蒂重复说。

“是呀，为什么她不到大门口来？我们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哦，佩格蒂！”我眼中充满了泪水，我感到我仿佛马上要摔倒了。

“哎呀，我的乖孩子！”佩格蒂叫了起来，一把搂住了我，“这是怎么啦？快说，我的宝贝！”

“别是她也死了！哦，她是不是死了，佩格蒂？”

佩格蒂用惊人的声音大声说了个“不”字，接着便坐了下来，开始直喘气，还说我使她吃了一惊。

我紧紧抱了她一下，给她压惊，或者说使她恢复正常，然后站在她面前，怀着急切的探询神情看着她。

“你瞧，亲爱的，我本该早就告诉你，”佩格蒂说，“可我老是没有机会。也许我应该创造一个机会，不过这事我实再”——在佩格蒂的词语中，“实再”老是用来代替“实在”的——“不愿意做。”

“说下去，佩格蒂。”我说，比先前更加害怕了。

“大卫少爷，”佩格蒂用一只颤抖的手解开帽带，上气不接下气似的说，“你猜是怎么回事？你有了一个爸爸了！”

我听了这话立刻全身颤抖，脸色变得煞白。一种跟教堂墓地的坟墓和死人复活有关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或者是怎么回事——仿佛像一股毒风似的，扑到我的身上。

“一个新爸爸。”佩格蒂说。

“一个新爸爸？”我重复说。

佩格蒂喘了一口气，仿佛在吞咽什么很硬的东西，接着伸出手来说：“来，去见他。”

“我不要见他。”

“——还有你妈妈呢。”佩格蒂说。

我不再向后退缩了，我们径直来到那间最好的客厅，到了那儿，她就留下我走了。壁炉的一边，坐着我的母亲；另一边，坐着谋得斯通先生。我母亲急忙放下手中的活，站起身来，但我觉得她显得畏畏缩缩。

“哦，克莱拉，亲爱的，”谋得斯通先生说，“要镇静！克制住自己，永远要克制自己！大卫，孩子，你好吗？”

我伸出手跟他握了握。跟着，犹豫了一会儿后，我便过去吻我母亲。她也吻了我，还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随后便重又坐下来干活了。我不敢看她，也不敢看谋得斯通先生，因为我非常明白，他正在看着我们母子俩哩。于是我便转向窗口，朝外面看去，只见那儿有几株小灌木，在寒风中垂着头。

一到我可以蹑手蹑脚走开时，我便悄悄地溜到楼上。可是我发现，我那间亲爱的老卧室已经变了，我被安置在一个离这儿有一段路的地方。于是我又溜到楼下，想看看是否还有保持原状的东西，因为看上去好像一切都变了样了。我溜进了院子，可是很快就从那儿出来了，原先那个空狗窝里有了一条大狗——跟他一样，叫声深沉，皮毛漆黑——它一见到我，就大发脾气，冲到窝外，朝我扑来。 wYtMa6kk5gxbeKUFstohblm9E7zQG66vShUrWoF6OTB54gBrq2Tm0NUnCWmvs/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