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

就在一切终止的那个月，沙帕吉·埃德尔吉迎来了在大威利教区工作二十年的纪念日，随后便是牧师宅邸的第二十个——不，第二十一个圣诞节。莫德收到了一枚织锦书签，霍勒斯收到了父亲关于《圣保罗致加拉太书》的讲义，乔治收到了霍尔曼·亨特 《世界之光》的影印版，可以挂在办公室墙上。乔治很感激父母，却也能猜到老员工们怎么想：一个才工作两年的实习律师，除了誊写文件几乎做不了什么，哪有权利装点办公室呢？另外，律师们有自己的工作准则，会觉得亨特的画让他们分心。

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月，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一家人都会进一步确认，外面除了清晨的露珠什么都没有。邮递员的到来也不再让他们担惊受怕。牧师开始觉得，之前的一切是对他们的考验，而信仰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敏感的小莫德。霍勒斯现在已经是一个健壮耿直的十六岁少年，了解到了更多情况，并私下和乔治说，之前以眼还眼的老办法并不能换回公正，他如果看见是谁往篱笆里扔画眉尸体，准会扯断他们的脖子。

乔治并没有如父母所愿，在桑斯特-维克里-斯佩特事务所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他的桌椅被放在一个没铺地毯的角落里，只能远远地接收到微弱的光线。他还没有得到表链以及属于自己的法律书籍。但是他有一顶律师帽，是花3.6便士在格兰奇街的芬东衣帽店买的。尽管他依然和父亲住一个房间，却感觉自己正在独立。他还结识了两个一起实习的律师，格林韦和斯泰森，他们带他出去吃饭。那家餐厅的酸牛肉其实很难吃，但他却假装喜欢。

在梅森大学时，乔治并没太留意自己所处的大城市。他感受到的不过是车站与学校之间的嘈杂街道，并对此有些恐惧。但现在，他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自己周围的环境，也对其产生了好奇。如果不被城市的活力碾压的话，他有一天可能也会成为这里的一部分。

他开始仔细了解这个城市。一开始他觉得这里很庸常，到处充斥着刀匠、铁匠、金属工厂。接着他便了解了内战、瘟疫、皇权教权之争、宪章运动。而不到十年前，伯明翰又开始了现代市政管理。乔治感觉到自己置身于真实的历史中，他还意识到，自己或许见证了伯明翰最伟大的时刻——1887年女王为维多利亚法院奠基。从那以后，城市中多了许多新的建筑和机构：综合医院、仲裁院、肉市等。政府开始筹钱建设大学，并计划建一座新的禁酒会堂。人们认真地讨论，伯明翰将成立自己的教区，而不再属于伍斯特。

女王来访那天，五十万人前来看望她，虽然人潮拥挤，却未造成任何混乱和伤亡。乔治觉得很好，但也在意料之中。人们对城市的固有印象是吵嚷拥挤，而乡下却平静美好。他的经验却刚好相反：乡下混乱而原始，城市有序而现代。当然伯明翰也有混乱和犯罪——否则律师就失去生计了——但是对乔治来说，这里的人更加理性，更加遵守法律，更加文明。

乔治把日常进城想成一件严肃而愉悦的事。这是一场有终点的旅程。他这样理解自己的生活：在家中，生活的终点是天堂；在律所，工作的终点是公正，也就是说，为客户更好地服务。但是每段旅程都有敌人设计的荆棘和陷阱。理想化的旅程本应和坐火车一样，平稳匀速地到达终点，并将旅客按等级分为一、二、三等车厢。

所以，当有人想要破坏铁路时，乔治感到很愤怒。有人——不知道是不是小伙子，用小刀刮火车的皮革气窗；还有人破坏座位上的画框；或在桥上闲逛，朝火车头烟囱扔砖块。乔治完全无法理解。如果说往铁轨上放一个硬币，看它被过往车辆压碎，还能算是无害的游戏——但乔治觉得这样也会引发事故。

这些行为自然被列入了刑法。乔治发现自己很在意旅客与铁路公司间的沟通。在旅客购票时，一纸合约便在买卖之间诞生了。但是乘客知道他签了什么条约吗？知道他们有什么义务吗？知道铁路公司会针对晚点、故障和事故做出什么补偿吗？没人知道。这并不是旅客的错，车票上确实包含合同，但细则只在干线站点和铁路公司办公室呈现。忙碌的旅客怎么会有时间研究这些呢？乔治觉得，英国人为全世界发明了铁路，却只把它当作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忽视了其中各种权利和责任。

他让霍勒斯和莫德扮演克拉珀姆公交车上的乘客，或者沃尔萨尔、坎诺克、鲁奇利火车的乘客。他用教室作为自己的法庭，让弟弟妹妹坐在桌前，向他们讲述他最近在外国法律报告中看到的案例。

“一天，”他边说边踱步，仿佛这样才能把故事讲好，“有一个很胖的法国人。他叫帕耶勒，有二十五英石 重。”

霍勒斯笑了。乔治朝弟弟皱了皱眉，职业化地整理了衣领。“在庭上不能笑。”他接着说，“这位先生在法国火车站买了一张三等座票。”

“他要去哪儿？”莫德问。

“去哪儿并不重要。”

“他为什么这么胖？”霍勒斯说。这位“陪审员”似乎认为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我不知道，也许他比你还贪吃吧。因为太胖了，他进不了三等座的车厢门。”霍勒斯听了又笑起来，莫德接着说，“于是他试了二等座，还是进不去，只能再试一等座——”

“他还是进不去！”霍勒斯笑道，好像这是整个笑话的结尾。

“不，陪审员们，他发现这扇门能进得去，于是便找了个座位。火车出发了，前往……不知道是哪儿。过了一会儿，检票员来了，检查了车票并让他补差价。他拒绝了，便受到了铁路公司的起诉。你们现在知道问题是什么了吗？”

“问题是他太胖了。”霍勒斯说着，又笑了起来。

“问题是他太穷，付不起票钱。”莫德回答。

“都不是。他付得起，只是不想付。我来解释一下，帕耶勒的律师认为他有购买火车票的合法权益，车厢门太窄，导致他只能进入一等车厢，这是铁路公司的错。但铁路公司辩解说，既然他进不去某些车厢，便只能按要求补票，坐进他能进去的车厢。你们觉得呢？”

霍勒斯很坚定：“他坐了一等座，就要付相应的票钱。他不该吃那么多蛋糕，是他太胖了，不是铁路公司的错。”

莫德却站在被告这一边，认为过于胖的人属于弱势群体。“他胖不是他的错，也许是因为生病，或者因为失去母亲这样的伤心事暴饮暴食，或者有别的原因。而且他并没有把别人赶走，让人家坐到三等车厢去。”

“法庭上并未提及他肥胖的原因。”

“法律就是个狗屁！”霍勒斯骂道，他最近刚学会这个词。

“他以前这样做过吗？”莫德问。

“这是重点。”乔治像法官那样点了点头，“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意图。他到底是通过从前买票，知道自己太胖了，进不了三等车厢的门，却还是买了三等座票，还是并不知情，只是觉得自己坐在穷人间比较合适呢？”

“是哪一种啊？”霍勒斯不耐烦地问。

“我也不知道，记录里没有写。”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陪审团意见不一，你们各自支持一方。所以你们要互相辩论。”

“我不想和莫德辩论。”霍勒斯说，“她是个小姑娘。真正的结果是什么？”

“里尔的法院站在铁路公司这边，帕耶勒必须补偿铁路公司。”

“我赢了！”霍勒斯叫道，“莫德错了。”

“谁也没有错，”乔治回答，“这起案子有两种可能，所以才会到法庭解决。”

“我还是赢了。”霍勒斯说。

乔治很高兴的是，他成功激起两个小陪审员的兴趣，于是在每个周六下午，他便给他们讲最新的案件。购买隔间票的旅客有权关上车门，不让平台上的旅客进来吗？在座位上捡到某人钱包，和在垫子下捡到一枚硬币有什么法律差异吗？如果你乘坐的末班车在那一站没有停，导致你在大雨里走了五公里，应该怎么办？

当乔治发现小陪审员们兴致减弱时，便给他们讲一些有趣或奇怪的案件。他给他们讲比利时的狗。英国规定，狗必须戴口套或待在货车厢里，但在比利时狗也有车票，可以享受乘客地位。他举了一个案例：一个猎人申诉，他把自己的猎犬带上了火车，却不能让狗坐在他旁边，因为旁边的座位已经卖给了他人。法庭的判决让霍勒斯很满意，却让莫德不满。原告获胜，因为在比利时，一个十座车厢如果坐了五个人和五只狗，十位都买了票，那么车厢视为满员，不能再出售车票。

霍勒斯和莫德都为乔治的表现而惊讶。他在教室里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权威，当然在讲与知识无关的笑话时，则很放松。乔治也觉得两个小陪审员对他很有用。霍勒斯对问题反应很快，通常站在铁路公司这边，而且不愿改变看法。莫德做决定慢一些，会询问更多问题，并更能体谅乘客遇到的各种麻烦。尽管他的家人并不能展现出公共交通乘客的多样性，但乔治认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常常忽视自己的权利。 SEnkN+doYxYMyEXPMQfdPmFai4SE+ddB2S5iPVqooFoOz2cw6vmnOl/xi/xpzf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