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做什么。虽然刚刚十三岁，但是我已经十分想去工作了，我希望为全家在这块新土地上立足做点事情。贫穷对我来说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我当时最强烈的想法是，我们每年要挣够300美元，也就是每月25美元，这样我们才可以不必依赖他人。那时的生活必需品都很便宜。

霍根姨夫的兄弟经常问我父母，他们准备让我做什么。有一天，我目睹了让我永生难忘的、特别悲伤的一幕。霍根姨夫的兄弟怀着最善良的意图，对我母亲说，我看上去很能干，而且学东西快。他认为如果给我一个装有小物件的篮子，到码头那里去叫卖，肯定能挣到不少钱。此前，我从未见到过一个女人勃然大怒是什么样子。这回我算见识了。母亲当时正在缝制衣物，听到这话，她忽地一下站了起来，两手张开，在对方眼前挥舞。

“什么？让我的孩子去做一个小商贩，去和码头的那些粗人混在一起！我宁可把他扔到阿勒格尼河里淹死。你给我走开！”她大声喊道，手指向房门。霍根先生赶忙离开了。

我母亲站在那里，像一位受伤的女王。然后她崩溃了，不过只是抽泣了一小会儿。她把两个孩子揽入怀中，让我们不要在意她刚才愚蠢的举动。她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成为有用的人，体面而且受尊重的人，只要我们永远做正确的事情。母亲刚才的表现就像海伦·麦格雷戈回答奥斯鲍尔迪斯通 ^[1] 的问题时一样，海伦威胁要把她的囚犯“剁成碎肉馅，就像花格图案中数不清的方格”。不过，母亲是因为另外的原因而发怒。发怒并非是别人建议的工作太清闲，毕竟父母告诉过我们游手好闲是丢人的行为，而是因为这样的工作有点居无定所，在母亲看来不够体面，她宁可让我死也不让我去做。没错，母亲宁愿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也不愿意让他们小小年纪就与不体面的人为伍。

在回顾早期这段奋斗经历时，我想说这样几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的家人更有傲骨，因为强烈的荣誉感、独立和自尊意识已经渗透进每个家庭成员的性格之中。沃尔特·司各特对彭斯的评价是，他拥有世界上最不寻常的眼睛。我也可以这样评价我的母亲，就像彭斯说的那样：

她的眼睛甚至可以让周围的空气激动起来，

展现热切的荣光。

在这位勇敢的母亲身上，人们找不到任何低俗、吝啬、欺骗、诡诈、粗野、奸诈或者饶舌的成分。我父亲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一位受大家爱戴的人，一位圣徒。有这样的母亲和父亲，汤姆和我都很自然地成长为体面的人。

这件事过去后不久，父亲认为应该放弃手工织布的生意，转而进入布莱克斯托克先生的棉花厂工作。布莱克斯托克先生跟我们同住在阿勒格尼市，是一位苏格兰老人。在这家工厂，父亲还为我谋得了一份绕线圈的工作，我从此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周薪水为1美元20美分。生活很艰难。冬天，父亲和我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匆匆吃完早饭，在天亮前就赶到工厂。除了短暂的午餐时间外，我们从早晨一直工作到天黑。我感觉工作时间漫长，而且我从工作中得不到乐趣。但值得高兴的是，它让我感觉到我正在为我的世界——我们的家庭做一些事情。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挣了几百万美元，但是这些不像我第一周的工资那样让我如此高兴。我现在已经能够帮助家里人了，已经可以养家糊口了，已经不单纯是父母的负担了。我经常听到父亲哼唱那首动听的《赛船手之歌》，我特别想实现最后几句歌词的内容：

当阿莱克、乔克和珍妮特都长大成家后，

他们能帮助我们划船，

减轻我们的负担。

我要让我们的小船像飞一样快。需要说明的是，阿莱克、乔克和珍妮特首先要接受教育。苏格兰是第一个要求所有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国家，不论他们地位高低，并且因此建立了教区公共学校。

此后不久，约翰·海先生，一位在阿勒格尼市从事锭子生产的苏格兰老乡，需要雇佣一个男孩。他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那里工作。我答应了，我的工资涨到了每周2美元。不过，刚开始工作时，这里的工作环境比上一家更糟糕。我要负责看管一台蒸汽机，因此需要待在锭子工厂的地下室里烧炉子。这样的工作让我很难忍受。我每夜都紧盯着蒸汽表，生怕蒸汽压力过低，在上面的工人埋怨动力不够，又怕压力过高引起炉子爆炸。

但是我决定向父母隐瞒这一切，并且为这样做感到骄傲。他们自己也有不愉快的事情要承担，我必须像男子汉一样勇敢承担自己的苦难。我志向高远，每天都期待着生活能够发生某种改变。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我确信如果我一直努力，一定会有改变发生的。此外，在那个时候，我还经常会问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华莱士会怎么做，苏格兰人会怎么做。有一点我是确信的，他一定不会放弃。

有一天，机会来了。海先生需要制作一些账单，但是他没有管账的伙计，而他自己又不懂这些事情。他问我字写得怎么样，并让我写几个字给他看。我的表现让他很满意，于是他就安排我负责记账。我的算术也不错。他不久后发现让我身兼几个不那么讨厌的工作对他也很有帮助。此外，我想这位可爱的老人这样做是因为对我这个白头发的小男孩抱有善意，因为他也是一个善良的苏格兰人，愿意帮助我摆脱蒸汽机。不过，我新的工作状况有下面这样一个不如人意之处。

我的工作还包括把刚刚生产出来的线轴放入油桶中浸泡。幸运的是，我是独自在专门的一间屋子做这项工作。但是，不管我怎样努力克制，我的肚子里还是感到很不舒服，闻到油的味道我就恶心。这一点我一直不能克服，甚至华莱士和布鲁斯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不过，如果我没有胃口吃早饭或者午饭，到晚饭时我的胃口还是很好的。就这样，我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真正的华莱士或者布鲁斯的门徒不能放弃努力，除非他死了。

我在海先生那边的工作要明显好于在棉花厂的工作，而且在这里我还结识了一位对我非常好的老板。海先生的账目采用简式记账的形式，这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当我得知所有的大公司都采用复式记账时，我与同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和威廉·考利商量了一下，决定大家一起报名上冬季的夜校，学习这种复杂的系统。于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了匹兹堡的一家威廉姆斯先生的学校，学习复式记账体系。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后，得知电报局的经理大卫·布鲁克斯先生问霍根姨夫是否有合适的男孩可以做信差。布鲁克斯和我姨夫都是跳棋爱好者，这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他们下跳棋时提出来的。类似这样的小事情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句话、一个眼神、一种方言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是国家的命运。那些把任何事情都视为小事的人真是太大胆了。曾经有一个人，在别人劝他不要在意一些小事的时候这样说道：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是小事，我可以不在意。年轻人应该记住，运气经常是由一些小事情决定的。

我姨夫提到了我的名字，并且说他会问我是否愿意做这项工作。我清楚地记得为此事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听到做信差这个消息我非常兴奋。没有人像我这样渴望自由，即使笼中的小鸟也比不上。母亲同意我去，但是父亲倾向于让我别去。父亲说，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太难，我年龄小，而且个头也小。从每周2美元50美分的薪酬来看，这应该是大孩子做的工作。他们可能会要求我晚上跑到乡下去送电报，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总的来看，父亲说，我最好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过他后来又收回了反对意见，说可以让我先试一试。我想，他应该是和海先生谈了这件事，并咨询了他的意见。海先生认为这件事对我有好处。虽然这会给他本人带来不便，但他还是建议我试一试。他很宽宏大量地说，如果我发现自己不适合做信差，他还会欢迎我回来。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电报局通知我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和我一道去，于是大家决定让他陪我一直到位于第四大街和伍德大街拐角的电报局。我动身的那天早晨，天气晴朗，这真是个好兆头。父亲和我步行从阿勒格尼前往匹兹堡，路程大概有2英里。到了电报局门口，我央求父亲在外面等。我坚持要独自前往二楼的营业大厅，单独会见那位伟大的人物，面对自己的命运。我之所以这样考虑，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把自己看做一个美国人。过去，一些男孩子起初经常叫我“苏格兰人！苏格兰人！”而我回答：“是的，我是苏格兰人，我为此感到自豪。”但是，在讲话时我那明显的苏格兰腔已经极大减弱，而我认为如果独自前往，而不是在我的苏格兰老父亲的陪同下去见布鲁克斯先生，我的表现会更出色。如果父亲在场，他可能会笑话我的神态。

我穿着一件白色亚麻布衬衫，那是一件通常只在安息日才穿的衣服，还有蓝色紧身短外套，以及我最好的西服套装。在那时，而且在进入电报局之后的几周里，我只有那一套亚麻夏装。每周六晚上，即使是我接近半夜下班回来时，母亲也会连夜把那些衣服洗干净、熨好。这样一来，安息日早晨，我起床后就能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为了让我们家在西方世界立足，这位女英雄愿意做任何事情。父亲在工厂工作的时间很长，这消耗了他的体力，但是他也像英雄一样战斗，并且一直不断鼓励我上进。

面试很成功。我很认真地说明虽然我不了解匹兹堡，而且或许我并不适合这份工作，我并不够强壮，但是我只想要一次尝试的机会。他问我何时可以开始工作，我回答说如果需要，我现在就可以留下来。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我的这个回答值得年轻人好好思考。眼前有机会而不去抓住是巨大的错误。现在，有人提供这份工作给我。如果当时我不那么做，也许会发生其他的事情，也许有其他的孩子参加面试。既然我来了，我打算尽可能留下来。布鲁克斯先生很和善地吩咐另外一个男孩（因为我面试的是一个新增的信使岗位）带我四处看一看，并且带我学习这项业务。我抽空跑到街角，告诉父亲一切顺利，让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就这样，在1850年，我的生活真正起步。相对于在黑暗的地下室照看蒸汽机，每周领取2美元的薪水，全身被煤灰弄得脏兮兮的，缺少可以帮助提升自己的环境，如今的我仿佛一下子升到了天堂。是的，天堂，在我看起来是这样。我的周围有报纸、墨水笔、铅笔和阳光。我几乎每一分钟都能学到点什么，或者发现值得学习的东西有那么多，而自己知道的那么少。我感觉自己踏上了向上的阶梯，我一定会不断向上攀登。

我只有一个担心，那就是我不能迅速掌握需要投递信件的各个商行地址。我于是开始努力记下街道两边商行的标记。晚上，我逐一背诵各个商行的名称，以加强自己的记忆。不久，我就可以闭上眼睛，从商业街的起点开始，依次背诵街道一边所有商行的名称，然后从街道终点逐一背诵街道另外一边所有商行的名称。

下一步是认识在商行中工作的人，因为这能给送信带来很多方便。如果认识商行的员工，信差就可以少跑一些路，因为他可能会在路上遇到正在去办公室的商行员工。对我们这些送信的男孩子来说，能够在路上把信交到商行员工手里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此外，这个送信的男孩子还会因此得到额外的满足，因为当一个大人物（对于信差来说，大多数客户都是大人物）在大街上被信差拦住的时候，他大多数情况下会注意到这个男孩，并且夸奖他几句。

1850年的匹兹堡与现在大不一样。1845年4月10日发生在商业区的大火重创了这座城市，5年后的她还没有恢复元气。那时的房子基本是木头做的，只有极少数是砖砌的，没有一处住宅可以防火。匹兹堡城里及周边的全部人口加起来不超过4万。那时的商业区还没有延伸到第五大道，当时的第五大道是一条安静的街道，只有一座剧院还有点名气。阿勒格尼市的联邦街上有一些零星的商铺，彼此距离很远。我还记得自己曾在现在的第五区正中心的池塘上溜冰。我们联合钢铁厂的位置在那时，甚至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不过是块卷心菜菜地。

我曾经给罗宾逊将军送过很多电报，他是出生在俄亥俄河以西地区的第一个白人小孩。我目睹了人们架设从东部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条电报线路，以及用于俄亥俄至宾夕法尼亚铁路的第一个火车头通过运河从费城运过来，并在阿勒格尼市从一艘平底船上被卸下来。那时到东部没有直通铁路，人们要坐船经运河到阿勒格尼山脚下，从那里坐30英里的火车到霍利迪斯堡，接着沿运河到达哥伦比亚，再坐81英里的火车到费城，整个行程要花3天时间。

在当时的匹兹堡，每天的大事就是来往于匹兹堡和辛辛那提的蒸汽邮轮的到达和离开，因为当时日常通讯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作为阿勒格尼河和运河之间的一个大的转运站，这个城市的主要经营项目就是把货物转运到各地。当地的一家轧钢厂已经开始运营，但是它生产的生炼金属还不到一吨。即便多年之后，它的钢产量也没有达到一吨。当地的生铁生产在最初是彻底失败的，原因是缺少适合的燃料，尽管距离几英里远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焦炭矿。人们当时还想不到用焦炭来炼铁，就像这个城市的人们还想不到利用在地下储存了很长时间的天然气一样。

那个时候，这个城市里乘坐四轮马车的人还不到五六个，多年之后才开始兴起穿制服，包括马车夫制服。大概在1861年，匹兹堡地方志中记载的最轰动的金融大事是法内斯托克先生从所在公司退休，退休金高达17.4万美元，这笔款项源自他所持股份所获利息，由他的合作伙伴支付。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而现在看起来却是那么微不足道！

做信差后不久，我认识了这个城市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头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有名气，为首的是威尔金斯法官。他和麦坎德利斯法官、麦克卢尔法官、查尔斯·谢勒和他的合伙人埃德温·M.斯坦顿，我都非常熟悉。尤其是斯坦顿，就是后来了不起的作战部部长（“林肯的得力助手”），他在我当小信差的时候就注意到我了。在商界，在那些现今依然健在的人士中，霍莫斯·M.豪、詹姆斯·帕克、 C. G. 赫西、本杰明·F.琼斯、威廉·索、约翰·查尔方特和赫伦上校都是被我们这些小信差奉为偶像的大人物。他们是我们的好榜样，因为他们的生活状态证明了一切。（可惜，在我于1906年修改这一段文字时，他们都故去了。生命的进程无可阻挡。）

从各方面来看，我做信差的日子很快乐。在这期间，我结识了我最亲密的几个朋友。因为一个高级信差获得升职，电报局需要招募一个新人。新来的男孩名叫大卫·麦卡戈，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阿勒格尼河谷铁路总监。他和我搭档，负责投递从东线来的电报，而另外两个男孩负责来自西线的电报。虽然同在一所大楼里办公，但当时的东部电报局和西部电报局是分开的。戴维 和我一见如故，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也是苏格兰人。虽然戴维出生在美国，但是他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讲话的口音也一样。

戴维被录用后不久，电报局提出还要再招收一个孩子，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这难不倒我，我立即想到了我的好朋友罗伯特·皮特凯恩，他后来接替我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和我一样，罗伯特不仅是苏格兰人，而且是在苏格兰出生的。就这样，戴维、鲍勃和安迪 这3个苏格兰男孩负责东部电报线路在匹兹堡所有电报的传递，每周可以拿到2美元50美分，这在当时可是高薪。孩子们每天早晨要打扫办公室，这件事大家轮流来做。很显然，我们都是从最底层开始做起来的。尊敬的H. W. 奥利弗先生，后来大型制造公司奥利弗兄弟公司的大老板，以及后来成为律师的W. C. 莫兰，后来也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也像我们一样从底层开始奋斗。在生活的竞争中，力求上进的年轻人不要惧怕富人的子弟、他们的侄子、侄女或者表兄妹。人们会从那些打扫办公室的孩子中发现“黑马”。

那时候，送电报的男孩子们有很多快乐。在水果批发店，信差男孩有时会因为及时送电报，被店主奖励一口袋苹果。在面包店和糖果店，信差男孩有时会得到免费的小甜饼。他们会遇到好心人，那些他们十分尊敬的人；这些人会因为送电报及时而夸奖送电报的人，而且可能会让他回去时再带走一封电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工作能让小男孩得到这么多关注，而这种关注是真正聪明的孩子提升自己最需要的。聪明的大人喜欢聪明的孩子。

在做信差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那就是如果我们取电报的路程超过一定距离，我们可以收取10美分的附加费。可以想见，这样的“肥差”被我们所有人盯得紧紧的，甚至会因为应该由谁去发生争吵。有时，有的孩子在没有轮到他的时候就抢先接了这样的工作，这成为我们出现大麻烦的唯一原因。为了解决这类纠纷，我建议大家把此类收入集合在一起，到了每个周末大家平分。大家同意了我的建议，而我被任命为管账的人。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争吵过，大家相处得其乐融融。这种把额外收入放到一起，且不会产生不必要损失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合作。这是我在金融管理方面完成的第一次尝试。

男孩子们认为，他们完全有权享受红利，于是大多数人在附近的糖果店里开设了往来账户。一些账户有时候会严重透支，这时负责理财的男孩便会以适当的方式通知店主，这样他就不用对那些过于嘴馋和贪婪的男孩子们欠下的债务负责了。罗伯特·皮特凯恩是透支最严重的男孩子，很显然他太喜欢吃甜食了。有一天在我责备他时，他私下里对我说，他肚子里有些虫子不断地啃咬他的五脏六腑，只有喂它们甜食时才会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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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伦·麦格雷戈（Helen Macgregor）和奥斯鲍尔迪斯通（Osbaldistone）是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罗布·罗伊》（ Rob Roy ）中的人物。 MqXgvGgcab66uDGPu7cm0qOhyNQ6AUSXCm8oqtLVbr1MNReMPABgNGRis2xzK5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