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如一些贤达所说，任何人的生平如若照实讲述的话都是有意思的，那么这本书应该不会让怂恿我写一下自己的亲人和挚友们过于失望。我可以宽慰自己的是，这个故事一定会吸引认识我的一些人，而这样的想法鼓励我开始写作。

我在匹兹堡的朋友梅隆法官数年前写过一本同样性质的书。这本书带给我很多快乐，并让我倾向于同意上面提到的贤达人士的观点。毫无疑问，法官讲述的故事给朋友们带来无限乐趣，而且一定会继续教导他的后人们好好生活。不仅如此，他最紧密的生活圈子之外的一些人也视这本书为他们最喜爱的书之一。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它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人。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公众关注，只是为了家人而写。我亦打算以这种方式讲述我的故事，即不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而是作为一个与亲人和挚友朝夕相处的人。我对他们可以无话不谈，即使那些琐碎的事情亦有可能让他们产生兴趣。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我于1835年11月25日出生在苏格兰邓弗姆林市 的一所小平房的阁楼里，房子位于穆迪街和小修道院街的拐角处。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的“父母贫穷但诚实，亲戚都是好人”。邓弗姆林很久以来就是苏格兰有名的锦缎贸易中心。 我父亲威廉·卡内基是一个织布工，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我与祖父同名。

我祖父卡内基在当地被公认为是一个智慧、幽默的人，性格和蔼，热情洋溢。他是当时活跃分子的领头人，是他们快乐的俱乐部——帕提摩尔学院的首领。当我在时隔14年后再次回到邓弗姆林时，一个老人在得知我是“教授”（我祖父的朋友们给他的称号）的孙子后，专门过来看我。这是一位走路颤巍巍的老人。

他的鼻子和下巴让人害怕。

他颤巍巍地从房间的一侧走向我，把颤抖的手放在我脑袋上说：“那么你就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喽！天哪，我又想到了你祖父和我大吼一声把人吓破胆的那些日子。”

邓弗姆林的其他几位老人也向我讲述了我祖父的故事。下面是其中之一：

一个除夕夜 ，村里的一位老妇人注意到一张乔装打扮的面孔突然从窗户探进来，她抬头看了一会儿，大叫道：“啊，肯定是那个傻小子安德鲁·卡内基。”没错，是我那七十五岁的祖父装扮成一个嬉戏的年轻人，打算吓唬一下他的老朋友。

我认为自己乐观的性格，那种可以忘却烦恼、笑对人生的能力，还有朋友们所说的视一切为财富的心态，一定是从这个讨人喜欢的、会伪装起来吓唬人的老人那里继承的，而且我还很骄傲地继承了他的名字。性格开朗胜过家财万贯。年轻人应该知道，开朗的性格是可以培养的，思想可以像身体一样从背阴处走到阳光下。那么我们就这么做吧。尽可能笑对烦恼，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事而自责的话，稍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做到。自责感是永远存在，没办法消除的。我们内心的良知就像最高法庭的法官一样，永远没办法欺骗。因此，彭斯提出了一项了不起的人生准则：

只有你的自责才是真正需要畏惧的。

我年轻时候就遵从这一格言，它对我的影响超过我听到的所有布道词。但是我要承认，成年后的我和老朋友贝利·沃克有相似之处。在医生询问他的睡眠状况时，他回答说并不如意，他睡不着，然后他眨了下眼睛说：“但是我在教堂里还不时能打个盹儿。”

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更为了不起，因为他是威廉·科贝特的朋友，并且为他的《记录报》写稿，两人经常有书信来往。甚至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邓弗姆林那些知道我外祖父的老人们还称他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最能干的人。外祖父是《先驱报》的出版商，而《先驱报》可以说是《记录报》的袖珍版，被视为苏格兰的第一份激进报纸。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从今天人们重视技术教育的观点看，其中最特殊的是他70多年前出版的《智力开发与手工技能》这本小册子。它强调手工技能的重要性，其认识高度与当今世界最强烈鼓吹技术教育的人无异。它最后的几句话是：“感谢上帝，我在年轻时候就学会了制鞋和修鞋。”1833年，科贝特在《记录报》中刊登了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并在编者按中指出：“关于这一话题，这是《记录报》刊登过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出自我们尊敬的朋友、苏格兰的通讯员托马斯·莫里森。”看来我的写作能力得益于外祖父和祖父两方面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的人也是读者和思想者。

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热心的政治家。他担任所在地区激进党的领导人。这个位置后来由他儿子，也就是我舅舅贝利·莫里森继任。在美国，不少有名气的苏格兰人来拜访我，为的就是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握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总裁法默曾对我说：“我所有的学问和修养都受到你外祖父的影响。”写作邓弗姆林非凡历史的埃比尼泽·亨德森先生说，他生活中的进步主要得益于在他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有幸在我外祖父手下工作。

迄今为止，我并非没有得到过称赞，但是我认为任何称赞都比不上格拉斯哥一家报社记者对我的评价。他听了我在圣安德鲁大礼堂做的关于美国地方自治的演讲。他写道，当下在苏格兰，关于安德鲁·卡内基及其家人的谈论很多，特别是关于我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他接着说：“当我发现站在讲台上的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与从前的托马斯·莫里森本人在举止、手势和外表上完全相同时，你可以想见我的惊讶。”

我与外祖父惊人的相似不容置疑，即便我并不记得曾经见到过他，但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二十七岁第一次回到邓弗姆林时，我与贝利·莫里森舅舅一块儿坐在沙发上，他黑色的大眼睛里满含眼泪。他说不出话来，悲痛地跑出房间。过了一会儿，他才回到房间，并向我解释说我身上的某种时隐时现的东西让他不时看到自己的父亲。他所指的是某种姿势，但是具体什么姿势他也说不清。我母亲也不时在我身上发现外祖父的一些特点。关于姿势特点能够遗传的学说，每天、每小时都在得到印证。这一遗传法则是多么微妙啊，因为它超越了实实在在的身体。我对此印象深刻。

外公莫里森与爱丁堡的霍奇小姐成婚，这是一位受过教育、举止优雅并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子。她去世时，孩子们还很小。当时外公在邓弗姆林经营制革业，境况不错。然而，滑铁卢之战后的和平局面让他和数以千计的人遭遇了灾难。因此，作为长子的贝利舅舅可以说是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甚至有一匹小马可以骑，而家里小一些的孩子则经历了较为艰苦的生活。

二女儿玛格丽特是我的母亲，关于她我不能说太多。她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了有修养的女士具有的高贵和优雅气质。也许某一天我能够告诉世人关于这位杰出女性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不能确定是否能做到。我感觉她对于我是神圣的，不该让别人知道。没有人真正懂她，只有我能。我父亲英年早逝后，她全部属于我。在我第一本书的献词中，我说明了这一点。这句话是：“献给我最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

感谢我的祖先，他们让我出生在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一个人的出生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吸引和刺激儿童不同的潜在倾向。拉斯金说得不错，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男孩都受到了视线之中城堡的影响。同样，邓弗姆林的儿童也受到了当地高贵的大修道院的影响，这是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在11世纪早期（1070年），马尔科姆·坎莫尔和苏格兰的守护神——他的玛格丽特王后创建了这所修道院。这一伟大的寺庙和国王出生时所在的宫殿废墟今天依然矗立在那里，陪伴它们的是环抱着女王玛格丽特的神龛和国王马尔科姆之塔的皮藤克利夫峡谷，而国王马尔科姆之塔是古老的民谣《帕特里克·思朋斯爵士》开始时提到的地方：

国王坐在邓弗姆林塔中，

喝着血红的红酒。

布鲁斯 的墓地位于修道院的中心，距圣玛格丽特的墓地不远，周围是许多“皇室成员”永远安息的地方。的确，在这个浪漫的小镇出生的人是幸运的。这个地方位于福斯河入海口以北3英里的一个高地，俯瞰大海，往南可以看到爱丁堡，往北可以清楚地看到欧其尔斯山峰。这一切让人联想到邓弗姆林昔日作为苏格兰首都和宗教中心的辉煌。

有幸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吸收的不仅是空气，还有诗歌和浪漫，以及目之所及处的历史和传统。这一切构成了他童年时候的真实世界——理想的世界就是永恒的现实世界。当他以后步入充满严峻现实的平凡世界时，真实的生活才开始到来。即使在那时候，直至其生命终结，早期的印象会依然存在，有时可能会偶尔消失，但只是表面上被赶走了或者压制了。它们会不时显现出来施加影响，提升他的思想，装点他的生活。没有哪一个生长在邓弗姆林的聪明孩子可以逃避修道院、宫殿和峡谷带给他们的影响。它们碰触这个孩子，并且点燃他潜在的火花，让他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人，让他超越出生环境不理想的不利因素，达到更高的境界。我父母也出生在这样给人启迪的环境里，而且我毫不怀疑他们身上洋溢着的强烈的浪漫和诗意气质皆得益于此。

父亲的织造业务获得成功后，我们从穆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里一座更为宽敞的房子里。父亲的四五台织机占据了下面一层，我们居住在上面一层。我们通过设在房子外面的楼梯进到上面的房间里去，苏格兰的老房子都是这样子。我最早的记忆正是在这里开始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我首先忆起的是我看到一幅美国小地图时的情形。它放在滚轴上方，两平方英尺大小，当时，父亲、母亲、威廉舅舅和艾特肯姨妈在这地图上寻找匹兹堡，并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我舅舅和艾特肯姨妈就乘船驶往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

我记得在这个时候，堂兄乔治·劳德（“多德”）和我深知悬在我们头上的巨大危险，因为在阁楼上秘密地收藏着一面违法的旗帜。这面旗帜已经涂好颜色，准备在抗议《谷物法》游行时打出来，而且我相信扛旗帜的人应该是我父亲，或者我叔叔，或者家里某个比较激进的好人。在城里已经发生过骚乱，有一支骑兵部队正驻扎在市政厅。我祖父和外祖父，我叔叔、舅舅还有我父亲，一直积极在各种会议上讲演，整个家庭的人都情绪激昂。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天晚上，我被后窗传来的轻轻敲击声唤醒，原来是有人来通知我父亲，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已被投入监狱，因为他胆敢违法召集一次会议。在士兵的帮助下，法官在一个离城几英里远的地方逮捕了他，并连夜把他带进城里，他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有人担心会出现大麻烦，因为老百姓扬言要去营救他。后来我们得知，在市长的劝说下，他走到俯瞰主街道的窗户前，请求大家离开那里。他对大家说：“那些真诚希望解决这件事情的朋友们，请你们两臂交叉放在胸前。”人们照他的话做了。稍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安静地离开。”像我们家庭的所有成员一样，我舅舅是一个重视道德力量的人，十分遵守法律，但同时又是一个十分激进的人，一个强烈崇拜美利坚合众国的人。

大家可以想象，当社会处于这么一种状况时，人们私下里会对这样的社会怀有什么样的怨恨。我是在那些令人激动的话题中长大的——谴责君主、专制政府以及各类特权，颂扬共和制度的壮丽、美国的优越性、一块归属我们种族的土地、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人的家园。虽然还是一个孩子，但如果有机会我也会杀死国王、公爵或者贵族，并且认为处死他们是对国家有益的一件事情，因此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这就是早期的成长环境给童年时候的我带来的影响，直到过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才能克制住自己，在谈论没有通过正当渠道赢得公众尊敬的特权阶级或者特权人物时不表现出厌恶。对于那些只是出身高贵，而自身没有出息的人，我依然抱有嘲讽的态度。“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过，只是因为偶然的因素他才拥有现在的地位，这是一个没有真本领只会招摇撞骗的人；关于他的记叙里只有他的出生；他们家族最有功绩的成员已经和土豆一起躺在泥土里了。”我怀疑有头脑的人是否能容忍有人一出生就享有特权。为了恰如其分地表达我的愤怒，我永远会不厌其烦地引用下面的句子：

从前罗马有一个勃鲁托斯，

不愿让他的国家被一个君主所统治，

正像他不愿让它被永劫的恶魔统治一样。

但那时国王就是国王，不只是虚无缥缈的影子。一切都理所应当地世袭。我只是说说我在家乡听到的情况。

长期以来，邓弗姆林可能被认为是英王国中最激进的城市，当然我知道佩斯利也比较激进。这愈加说明了激进主义有多么兴盛。在我提到的那个时期，邓弗姆林的人口主要由小制造业者构成，每个家庭都拥有一部或多部织机。他们不受固定的工作时间约束，因为工作都是按件计算的。他们从大的制造商手里接来织网的业务，在家里完成工作。

这是一段政治气氛浓厚的时期。每天午饭后的短暂时间，小城各处都可以看到一群群系着围裙的人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休姆、科布登和布赖特是大家谈话中常提到的名字。虽然年龄还小，我也经常被他们的谈话吸引，成为一名忠实的听众。大家的观点完全都是一边倒。普遍的认识是，一定要进行一场变革。当地居民组成了各种俱乐部，还订阅了伦敦出版的报纸。每天晚上都有人向大家阅读报纸上的主要评论文章，而且十分有意思的是，他们是站在教堂的讲坛上给大家读这些东西的。我舅舅贝利·莫里森经常承担读报的工作，在读完这些文章之后，他和大家开始发表看法。会议的气氛很热烈。

这样的政治集会经常有。可以想见，我和家里其他人一样对此兴趣浓厚，并参加了许多集会。在集会上，我经常会听到我的某个叔叔、舅舅或者我父亲的演讲。我记得一天晚上，父亲在澎斯 一次大型户外集会上讲话。当时，我从观众的大腿边挤进去，忍不住放声高呼，声音盖过所有的人。我抬头对我上面的人说，正在演讲的是我爸爸。他把我举到肩膀上，让我一直坐在那里。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听约翰·布赖特在一次集会上的演讲，内容是支持J.B.史密斯成为斯特林自治市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到家中，我对他的演讲提出批评，认为他的发音不准确，错将“maan”说成“men”。他没像我们苏格兰人常说的那样，发出大［a］的声音。毋庸置疑，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成为一个支持共和制度的激进的年轻人。我们的座右铭是“废除特权”，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特权是什么，但是我父亲知道。

劳德姨夫经历的一件事情也恰好与这位J.B.史密斯有关。J.B.史密斯是约翰·布赖特的朋友，后者正在邓弗姆林竞选议会议员。我姨夫是他的竞选委员会成员。开始，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直到有一天，有人声称史密斯先生是一位唯一神论者。于是有人打出标语质询：你会投票给一个“唯一神论者”吗？事情变得很严重。据说凯尔尼希尔村的史密斯竞选委员会主席，一个铁匠，已经声明他不会。我姨夫开车去他那里，向他表达不满。他们在村里的小酒馆见面，边饮边谈：

“先生，我不能投票给一位唯一神论者。”这位主席说。

“但是，”我姨夫说，“梅特兰（对方候选人）是一位三位一体论的信徒。”

“妈的，那真是矛盾。”这位主席回答。

这位铁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史密斯以微弱优势获胜。

手工织机到蒸汽织机的革命给我们家带来了灾难。我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革命，还在用旧的方法勉强支撑。他的织机贬值了很多。危难之时，轮到由我母亲出面力挽狂澜了。每次她都能成功带领家庭走出危机。她在穆迪大街开了一家小商店，所得收入用于贴补家用。如此一来，虽然家庭整体收入并不多，但在当时还足以让我们维持舒适和体面的生活。

我记得此后不久，我开始品尝到贫穷的滋味。当父亲把最后一批织成品交给大制造商后，可怕的时刻到来了。我看到母亲焦虑不安地等待父亲回来，急于了解是有新订单，还是我们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会无事可做。我清楚地记得，虽然父亲既不“可怜、卑鄙，也不可耻”，就像彭斯所说的那样，但他还是不得不

祈求一位同胞

给他一点事情做。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长大后要改变这一切。不过，和我们的许多邻居们相比，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沦落到贫困的境地。我不知道为了让两个孩子可以穿着体面、整齐，还有什么困苦是母亲不愿意承受的。

父母曾经在某一时刻，草率地承诺说，如果我不提出来的话，他们就永远不会送我去学校。我后来了解到，这一承诺让他们十分为难。因为随着我渐渐长大，我一直没有表露出打算上学的倾向。他们于是请求学校校长罗伯特·马丁先生帮忙，让他特别关注一下我。一天，他把我和已经上学的伙伴们带出去一块儿游玩。此后不久，我父母就放下心来，因为终于有一天，我提出要去马丁先生的学校上学。不用说，我这一要求立刻得到满足。我那时已经八岁了。此后我了解到，这一年龄开始上学也还算是比较早的。

学校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如果有什么事情妨碍了我去上学，我会很不高兴。这种情况不时发生，因为我早上要承担从穆迪大街街头的井中取水的任务，井水少而且不是每天都有。有时候，直到上午才允许取水，而这时已有大约20位老妇人围坐在井边。她们在夜间用不值钱的罐子排成一队，占好了位置。可以想象，这样的做法引起很多争执，而我是不会向这些令人尊敬的老妇人让步的。我因此被送了一个绰号，叫“可怕的小伙子”。也许就是在这些争执中，我获得了辩论能力，或者可能还有斗争精神。这些永久地成为了我性格中的一部分。

因为要完成这些工作，我经常上学迟到，但是了解到其中的原因后，校长原谅了我。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放学后，我还经常承担去商店购物的任务。回顾那段生活，我感觉很自豪，因为我早在十岁时就能帮父母做事了。不久，去商店购物的人们委托我来为他们记账。这样一来，我在儿时就对经营事务有了初步的了解。

不过，上学期间也有不幸的经历。一些男孩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马丁先生的宠物”，偶尔我走在大街上时也这样叫我。我不能完全明白这个称呼的含义，但是我视它为一种莫大的侮辱。后来我意识到，它让我不能随心回应恩师的关爱。马丁先生是我求学时唯一的校长，我对他深怀感激，很遗憾我没有在他去世前为他做更多的事情。

在这里，我还想讲讲另外一个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人，那就是我的劳德姨夫，也就是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的父亲长时间在织房工作，每天很少有时间和我待在一起。而我姨夫在镇里的主街上经营一家店铺，并不像我父亲那样忙碌。请注意店铺的地点，那里是高档店铺集中的地方，邓弗姆林的一些贵族也在那里开店。在我刚开始上学时，西顿姨妈去世了，这对劳德姨夫的打击很大。他从自己的独子乔治，还有我那里得到很大安慰。他很善于哄孩子们玩儿，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比如，我记得他在讲述英国历史时，会假设不同的国王位于房间墙壁的不同地方，做着他们最为人所知的动作。因此，直到今天，在我印象中，约翰国王还是那个坐在壁炉台上方，在《大宪章》上签字的人，而维多利亚女王则是坐在门后、儿女绕膝的那个女人。

因此多年之后，我能够理所当然地发现威斯敏斯特教堂中的牧师会礼堂中缺少一位君主的位置，因为劳德姨夫给我们讲述的君主名单是比较完整的。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处小教堂中有一块石板，石板上的文字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遗体从那儿被迁走了。当年，我坐在姨夫膝盖上，听他介绍各位君主的情况。在我印象中，这位伟大的共和政体的护国公正在给罗马教皇写信，告诉教皇陛下：“如果他继续迫害新教徒，他将在梵蒂冈听到大英帝国的隆隆炮声。”因此，我们对克伦威尔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

我所知晓的苏格兰早期历史都是姨夫告诉我的，比如关于华莱士、布鲁斯和彭斯的故事，关于盲人哈利、司各特、拉姆齐、坦尼希尔、霍格以及弗格森的故事。借用彭斯的话来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就在那个时候，我血管中融入了苏格兰人的偏见（或者说是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感觉将伴我终生。毋庸置疑，华莱士是我们的英雄，所有的英雄行为都在他身上集中体现出来。当学校里一个恶毒的男孩对我说英格兰的面积远远超过苏格兰时，我伤心极了。我去找姨夫，他这样开导我：

“完全不是那样，内基。如果苏格兰也像英格兰那样铺平的话，苏格兰的面积将超过英格兰，但是你愿意让苏格兰高地展开来吗？”

哦，永远不会的！基列的香膏能抚慰受伤的爱国青年。后来，当有人拿英格兰更多数量的人口向我挑衅时，我再次请教姨夫。

“是的，内基，是7∶1，但是在班诺克本，我们打败了比这更多的英国人。”我再一次感到快乐，因为英格兰人口多只会让我们更荣光。

有人评论说，一场战争孕育另一场战争，每一次战斗都为未来的战斗埋下了种子，不同国家因此成为宿敌。美国男孩和苏格兰男孩的经历是一样的。美国孩子是读着福吉谷和华盛顿的故事长大的，并从书中了解到英国人雇佣德国黑森人杀害美国人，于是一提到英国人就恨之入骨。这是我从我的美国侄子那里了解到的。苏格兰是正义的，但是曾经和苏格兰打仗的英格兰是个很坏的搭档。成年后，苏格兰人才消除了这种偏见，但可能并未连根拔起。

劳德姨夫曾经对我说，他后来常常告诉来客，他有办法让“多德”（乔治·劳德）和我大哭或大笑，或者握紧我们的小拳头准备战斗——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诗歌和歌曲影响我们的情绪。华莱士被出卖是姨夫屡试不爽的王牌，每当他讲到这段故事，我们都忍不住啜泣，最后放声大哭。虽然这个故事他经常会讲，但是每次我们都听得入神。当然，每次讲述都会增加新的内容。像司各特的故事一样，我姨夫的故事中从不缺少帽子和手杖。英雄人物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神奇啊！

我和劳德姨夫、“多德”一起在他们主街边的家里度过了很多日日夜夜，我也因此与“多德”结下了一生的兄弟情谊。我们在家里的名字一直是“多德”和“内基”。小时候，我不能发出“乔治”的音，而他也只能发出“内基”的音，于是我们之间一直以“多德”和“内基”相称。其他的名字都没有意义。

从主街边的姨夫家到位于市区边缘穆迪大街的我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沿恐怖的大修道院的墓地，穿过众多死者前行，那是一条没有灯光的道路；另一条则是沿着明亮的街道，穿过五月大门。在我准备回去的时候，我姨夫会恶作剧似的问我走哪条路。想到华莱士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后，我总是回答要走大修道院那条路。想到自己从来没有一次选择走那条有灯光的街道，我内心获得很大满足。穿过墓地和大修道院那黑色的拱门时，我经常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我试着吹口哨给自己打气，并且在黑暗中拖着步子缓慢向前。一旦遇到情况，我就会想如果华莱士遇到敌人会怎么办，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超自然的敌人。

在我们小时候，罗伯特一世从来没有得到堂兄和我公正的对待。我们仇恨他的理由很简单：他是国王，而华莱士是代表人民的人。约翰·格雷厄姆爵士是我们仇恨的第二个人。一个苏格兰男孩如果内心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就像我一样，那么他一生中就拥有了无穷的动力。如果对我的勇气来源做一次研究，我肯定最后的结论是它与华莱士这位苏格兰英雄有密切联系。如果男孩心目中有一个英雄，这个英雄就会成为男孩的力量之塔。

到达美国后，当我发现其他国家也自称有一些事情让他们引以为豪时，我感到很痛苦。一个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彭斯这样人物的国家成什么样子？我发现，未出过远门的苏格兰人现在依然有这样的想法。随着我们逐渐成熟和见识更广，我们才发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传奇、传统以及成就。在长大成人后，真正的苏格兰人会发现他没有任何理由降低对自己国家的评价，以及它在世界列强中的位置。与此同时，他还发现有充分的理由让他提高对其他国家的评价，因为它们都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事物，足以激励后人奋发向上，不辱没他们出生的那块土地。

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块新的土地不过是一个临时居所，我的心还在苏格兰。我就像皮特森校长的那个小儿子一样，他在加拿大回答别人提问时说，他“很喜欢到加拿大旅行，但是永远不可能定居在一个远离布鲁斯和华莱士长眠之地的地方”。 MzfB+/WJq9jLdY29er9TmxxTBRVOTJa9EKFErFyeK16RCFfbnmBn1dMqIIfl7x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