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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过后不久，南昌就随另一所高校附中的同学，第二次出发往北京去，期望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检阅。鬼使神差似的，他们的火车即将出发的时候，忽然从他们乘坐的车厢起，往后数三节一并摘下，挂上了另一次列车，从沪杭线，经浙赣线，一径向京广线去，开往长沙。这样，他们的遗憾也就一定程度地得到了弥补，那就是去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一个山明水秀的乡村。虽是料峭的冬季，水田干着，农事萧条，但层层褪去的山的黛色，修葺仔细的农田，屋舍的线条是简洁的，屋顶的坡面与墙面宽阔平整，有一种单纯素朴的古风。因为壅塞了前来膜拜的青年学生，这批走了，那批来，难免显得逼仄。可是在敞开的空间里，人总是变得很小，再多，也是类似蚁群一样，小小的嘈杂和忙乱，一阵子就过去了。南昌的心略微平静下来，想起学校那边的事，甚至有隔世之感。这一回他与外校的战友出来，而没有同本校的，其实是有意躲避陈卓然。
这些日子，他与陈卓然的关系，处在一个无法控制的急剧变化中。当陈卓然对南昌说出对父亲的判断，有那么几日，他们格外亲密，每天晚上都在操场上进行长谈。他们谈到《牛虻》中蒙泰里尼神父与亚瑟的父子关系，其中信仰和亲情谁战胜谁；而后又谈到雨果的《九三年》，革命者提出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服从于人性；接着谈到的是梅里美的小说《马铁奥·法尔科内》，父亲亲手杀死自己心爱的小儿子，因为他为一块金表出卖了一个强盗，做出叛变的行为。信仰又一次压倒亲情，这一回的信仰却摒除了政治理想纯粹为人格品质，再和人性的高尚相遇……他们没有提南昌的父亲，可这些文学名著的援引无疑都是围绕那一个题目。从他们谈论问题的方式，也可证明他们是受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思想者，所以，他们的思想不是顶严格，可是有情感，可以见得，他们本质上多半是温情主义者。他们特别适合这样的讨论，一方面，是从某一个事实——完全可能是虚拟的事实——出发，就不至于完全是空谈；另一方面，因为这一个事实是虚拟的，就不必由他们负责，也不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可以保持清谈的超脱精神。那几日，他们两人对谈话着了迷，天刚向晚就来到操场，有一次还走出校门，走到邻近的一座园林。
其时园林已关门，可他们自有办法，翻过一截矮墙，矮墙内是从园林延接出来的公厕。这样，他们就成了园林里惟有的两个人。冬日的疏阔，改变了这地处江南的清代名士私家院子可以吟赏玩味的面貌。套景、叠景、借景、附景，形成的繁复结构，在暗中显得平面，变幻出简约的格调。砖地、粉墙、石头桌凳，还有太湖石的嶙峋的棱和面，本来是琐碎的，但因反射着月光和霜色，有一些凛冽的气象。这样，它就很合适做现代人思想交辩的舞台了。
这一晚，他们直接谈到了“叛徒”这两个字，当然不只是梅里美小说里那个出卖强盗的小男孩幼稚的变节，而是发生在历史性的重大情节中，比如延安的王实味——说到此，南昌忽有一个停顿，他几乎怀着一股警觉地看陈卓然一眼。陈卓然没有看他，兀自将王实味这个特例说下去。关于“王实味”这个人和事件，那时属于党内高级机密，只是在他们的阶层可以成为一定的谈资，但总是有限，所以，他们并没有在此事件上停留多久。陈卓然开始说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节，尚加尔涅向第一师团发布惩戒叛徒的命令，可是在国民议会的压力之下，尚加尔涅又否认了。南昌没有松弛他的警戒，他变得沉默了。陈卓然则被自己的讲述陶醉，他一个转身，军大衣的下摆旋出一个扇面，他面对着南昌，倒退着，大声背诵道：“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从波拿巴那里暂时领用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陈卓然的脸色在这夜的薄亮里显得很清澈，五官有一种线描的效果，眉可及鬓，明眸皓齿，身材颀长，玉树临风。他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南昌不由自惭形秽。他们两人的情绪发生了差异。关于尚加尔涅的撤职事件，很快就离开“叛徒”这一个主题，进入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陈卓然再将此引申到无产阶级担负起世界革命重任的理论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后退的步子，好像背后长眼，自动就沿了窄细弯曲的甬道走下去，没有一次失足。南昌看见他们投在地砖上的影子，自己的影子也是渺小的。他的心情更加沉郁，直到离开园林回到学校，也没有改善。后来，陈卓然也沉默了下来，最后的几步路两人没有说一句话。
就在第二天，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毛主席会不会继续接见检阅红卫兵。多数人说一定，红卫兵永远是革命的动力。陈卓然则有不同看法，他从上一次，即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的情形分析，文化大革命已经趋向遍地烽火。因为那一次接见，不仅有红卫兵的队伍，而且有工人、农民，包括北京市民的队伍，陈卓然以毛主席乘坐吉普车检阅的路线来证明这一论点。就在这时，南昌突然打断陈卓然的话，背诵了一段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说：毛主席自戴上红卫兵的袖章起，就决定了谁是这场革命的主体。他又提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高校里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六月十三日，《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这些都证明青年、学生、红卫兵，是革命依靠的力量。南昌被自己的言词激励了，他变得很雄辩，话锋一转，指向了法国大革命。他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本质截然不同，他们的经验完全不足以应用于今天的形势。这话很明显是针对陈卓然的，人们以为陈卓然一定会起来，并且只需三言两语便可驳倒南昌。可是，陈卓然并没有，他专注地听南昌演说，听他终于说完，举起手，击了几下掌。又过了一天，南昌就随外校的战友出发了。
南昌他们阴差阳错地来到长沙，经湘潭、衡阳，进广西，再向上过成都，在重庆乘船，走三峡到武汉，再继续顺长江到江西九江，又来到南昌，这个与自己同名的城市。他们这样的父母，常常用自己所经过的地名做孩子的名字，以此可见出他们流动性极强的生活，要是将他们这个阶层里的孩子的名字汇集起来，几乎看得见一幅中共政权蔓延全中国的路线图。南昌满意自己的名字，认为是与“南昌起义”联系在一起的。真来到此，只觉得这城市十分萧条，街巷两边的民居院落透露出的生活气息，甚至是贫瘠的。此时，他们外出已近两个月，他们早已经知道，毛主席并没有如传说的那样再次接见红卫兵，前一年十一月下旬的那一次接见，将成为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搭错车的遗憾一扫而净，他们挺高兴的。但是，南昌难免要想起临行前与陈卓然的争辩，就又沮丧起来。事情似乎总归是陈卓然对。在这人和事都陌生的地方，想起陈卓然，南昌有一种古怪的激动：他在哪里呢？
无论他们来到哪里，都可聆听北京的声音。在最背静的小城镇的街头，都看得见新鲜墨汁写就的最新消息：《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停止大串联的通知，等等。红卫兵也在行动，大字报、批斗会、派系斗争，一样不缺。当他们来到武汉的时候，方才发生过一场大规模武斗，停火之后的街市，呈现出特别肃穆的静寂。可是即便如此，也没有消除这些地方的偏僻之感，这种偏僻不仅在地理上，也在时间的概念上。火车站和饭馆里乞讨的人，大街上堂而皇之穿行的骡马，朝天门码头上扛包的苦力，喊着川江号子——就好像是在一个遥远的陈旧的时代里。他们想回家了。
待到离开南昌，南昌才意识到自己对这城市有一种隐匿的熟悉，那是来自于他们的口音。他父亲的普通话里，就带着类似的音腔呢！他只知道，父亲的籍贯是广东，他们也都在表格上填了“广东”。假期里，他们小孩子轮流去度假的江苏涟水，其实并不是老家，只是父亲母亲曾经在那里寄养过一个姐姐的老乡的家。父亲真正的出生地，却是南昌。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就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生子取名为“南昌”。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辨别出他父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待南昌回到家中，不必进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就会告诉他这些。于是，这场革命将带给他极其具体的考验。父与子的冲突几乎是每一场革命必然发生的情节，它表面上是背叛，实质上却是一种承继。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情形同时发生在这个关系里，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几乎成为革命的命运之一。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节以后，住在学校的战友告诉说，他姐姐来找过他，问他几时回来。南昌以为是要他回家过年的事，心想年都过去了，便没当回事。不料当日下午大姐又来了，而且神情严峻，让他回家，问有什么事却并不说。这个大姐比他年长五岁，和陈卓然一样，也是寄养在老乡家，进城之后才去领回。但大姐与陈卓然风格完全不同，她不像陈卓然那样迅速地融入他们的阶层，几乎没有一点儿时生活的遗痕，而是固执地保留了乡人的习惯。她朴素得就像是这家的保姆，长年蓝衣蓝裤，头发剪到齐耳，斜分开，发多的一边用钢丝发卡夹住。事实上，她也担负着一家人的家务。他们的母亲是不管家的，战争塑造了她这种特殊的性格，完全不明白和平日子里的人生义务。所以，她就把这个家全交给了大女儿。大姐管家的做派也颇似乡人，节约到了悭吝。她用碎布缝制了许多小口袋，上面写了电、水、煤气、粮、油、菜金的字样，非常严格地将父母每月的工资分配在各个口袋中，弟妹们要想从她这里得到一点零用钱很不容易。可是，也像是循着乡人的规矩，她对这一家的长子，也就是南昌，格外的宽容。其实呢，她多少有些看他们父亲的眼色，她看出父亲对南昌器重。像这样从小离家生长的孩子，总有一些世故的卑微。其实陈卓然也有，只是他的世界比较开阔，不必在小节上用心。尽管大姐对他优待，南昌却对大姐冷淡得很，觉着她俗气，也觉着自己的家庭成员性格古怪，与这个阶层不符。他不晓得，他们的阶层，成分最是杂糅，因为没有渊源，历史短，什么因素都可加入进来。本来南昌就和大姐不多话，她又执意不透露，南昌也就不问，让她先走，晚上再回去。他看一眼大姐走路的背影，有些像鸭子似的摇摆，心中就生出一股恹气。看起来，他不只是不满意他的父亲，还不满意他的其他家人。
吃过晚饭，他骑车往家去了。路灯下，看得见公寓楼门口的大字报，从门外到门里，再沿了楼梯边的墙壁上去。楼梯间昏暗的灯下，他的余光里满是颠倒过来、打了叉的父亲的名字，耳畔是鞋底踏在大理石梯阶上的啪啪声。他的许多战友都经历了这样的遭际，这使他对这场景竟有似曾相识之感。到了自家公寓，推门进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门厅，而是聚在父亲的书房，就像在开会，只等他一个人了。他走进去，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母亲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甚至，面前还放了几页发言稿。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母亲抬头扫一眼，看见人都到齐，便戴上眼镜，开始读发言稿，是关于父亲的生平历史。南昌注意到，母亲直呼父亲名字，名字后面且没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亲也没有称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像大楼内外的大字报上写的，而是将父亲定位为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母亲读到父亲在江西省师范读书时期，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急需改变，另一方面也妨碍他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南昌惊异地发现母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准，他不能完全听懂，但却意识到母亲在批判父亲的同时，很微妙地进行着辩护。显然，这种辩护是困难的，既要认可大字报上对父亲的判定，又要做出一种良性的解释，听起来就很绕。终于，母亲自己也绕得不耐烦了，她干脆放下事先准备的材料，摘下眼镜，说：我作为妻子，服从组织决议，站稳立场，绝不姑息，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保证，此人对党绝没有离异之心。母亲表态的方式，是在逻辑上反其道而行之，更加强了立信度，而子女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与母亲向来生分，他们的头脑和教育，以及年龄，远不够了解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专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科研究。倘不是这一个变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上这一课。他们都有些被镇住了。
母亲接着说：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是将她与父亲归在一类的意思——你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母亲说：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儿女，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假如你们决定和我们划清界限——南昌又听到“我们”两个字——假如你们和我们划清界限，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兄弟姐妹们都沉默着，这个向来关系涣散的家庭，此时忽然显现出内里的紧密性。母亲交给他们的权利，其实包含着一个二律背反。那就是说，如果选择背离家庭，他们不仅与犯下严重错误的父亲没了瓜葛，同时也与这个革命的家庭没了关系；倘若是选择不背离，他们就依然是革命的正传，但也是父亲的孩子。他们虽然还搞不清其中的逻辑，但共同地感受到一种危险，身份的危险。日光灯将人的脸都照成惨白，没有装窗帘，裸着的玻璃窗上，昏黄地糊着一片窗外的路灯。这时，南昌方才意识到这城市夜晚的寂静，简直就像宵禁似的。
母亲平静下来，手里的眼镜脚有节奏地磕着桌面，看上去，甚至是轻松的。南昌陡地生出反感，他觉出母亲的态度里有一种要挟的意思。他转过脸，直向母亲，说：你的立场呢？母亲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她张开右手掌，以手腕做中轴，来回转了几个半周。这动作令人困惑，似乎是没法说，又似乎是不屑说。南昌停了一时，站起身，走出房间，又走出公寓。他听见在身后，相继响起离座时椅子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然后是鱼贯而来的脚步声。南昌头也不回地走下楼梯，走过满墙的大字报，上面的字模糊成一片，那已经与他两不相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