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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生活、对知识的渴望，必然和“个性”解放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个性”解放，在当时的理解就是“人性”的解放，其具体内容就是摆脱“神”的统治，摆脱宗教信条的束缚，把“人”从忏悔祈祷、期待来世的消极状态下解放出来，赋予“人”以积极生活的权利，让“人”充分享有意志的自由、行动的自由。这一“自由”的信条，在德廉美修道院的院规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德廉美修道院是卡冈都亚为酬谢杀敌有功的约翰修士创建的一座新型修道院。按照修士的愿望，这座修道院处处与别的修道院反其道而行之：其他修道院垣宇森严，德廉美修道院却不筑围墙；其他修道院里，男女修士一旦出家便终身禁闭在院里，德廉美修道院却来去自由，允许修士光明正大地结婚、自由自在地享受世俗生活；别的修道院院规严格，死气沉沉，德廉美修道院却没有任何烦琐章程和虚伪造作的宗教礼仪，唯一的院规是“做你愿意做的事”。
德廉美修道院的著名院规概括了人文主义者崇尚自然信仰的宗教观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拉伯雷深信人的天性善良，只要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必能道德高尚、才智卓越；反之，若定出种种清规戒律，压抑人的天性，使人失去追求德性的高贵热情，便会恶念丛生。德廉美修道院由于一切顺应人的本性，因而无论男女都是多才多艺、品格高尚，男的勇武知礼，马上步艺一般矫健，女的心灵手巧，针黹女红样样精通。对人类充满乐观信念的拉伯雷，当然不曾预见到德廉美修道院的院规在实践中会演绎成尔虞我诈的“自由”和弱肉强食的“自由”，但在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这些市民阶级的先锋人物提出“意志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口号，毕竟具有十分革命的批判的意义，这批判的对象便是“神权”，便是“宗教”。
从文艺复兴直至资产阶级革命，对宗教的批判始终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一个中心题材，因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不过，在十六世纪的条件下，想要彻底否定宗教是不可能的，路德
的宗教改革，不过是以破除“对权威的信仰”，来恢复“信仰的权威”
（即否定教会的权力，恢复对上帝的信仰）；加尔文
的“先定论”实际上是以对神的抽象依赖，来摆脱神权（即教权）对人的具体控制。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绝大部分都是信奉新教的，拉伯雷的宗教观，同样属于新教的体系，只因他同时主张宗教宽容，反对教派斗争，不赞同加尔文教派的偏执狭隘，才与新教保持一定距离。
《巨人传》中的约翰修士，是一位高卢式的马丁·路德，作者在他身上寄寓了自己的宗教改革观。约翰修士头脑健全，有胆有识：他从不禁欲，一个人能顶四个人吃喝，还亲昵地把酒壶称作他的“小经本”；别的僧侣只知诵经唱歌，他却在诵经时从事生产劳作；敌人入侵时，修道院受到袭击，所有的僧侣都“吓得像破钟似的乱抖”，只知“以唱颂歌与做祷告来祈求和平”。约翰修士见了大骂：“你们唱的什么狗屎歌儿。老天，还不如唱：‘再见吧，篮子，葡萄都完蛋了！’”说着脱下长袍，抡起一支长柄棠木十字架，冲出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约翰修士痛恨忏悔、礼拜之类虚伪造作的宗教礼仪。他把教士称作“粪污容纳器”，因教士专听人忏悔罪过，等于专吃世人的粪污。他见一伙香客去朝山进香，便告诫他们：“当你们在朝圣途中风尘仆仆的时候。他们（指教士）却在家玩着你们的老婆……”他因一班神学大师见人到了死亡边缘，不一径上前救援，却先劝人忏悔，便说：“我如有一天见到他们掉在河里，行将淹死的时候，我决不伸手去拉，而必先发挥一番弃绝世俗、远避尘凡的大道理，等他们淹死之后才捞他们起来。”他听说卡冈都亚入睡困难，便告诉他：“我向来总是睡不安稳，除非在听讲经或祈祷的时候。我们两个来背诵《诗篇》的七章，看你过一会睡得着睡不着。”果然，念到第二章第一句，两人便齁齁入睡了……如此等等笔墨不多的几段描写，活脱脱勾画出一个挣脱了一切旧教规的束缚，只承认自然信仰的宗教改革家的形象。拉伯雷通过这个人物，轻松俏皮地化庄严为滑稽，使宗教的神圣肃穆之气荡然无存。用这种手法贬责宗教仪式，看上去似乎有些浅薄，可是对于富有幽默感的法国读者来说，这种轻松的方式，也许比十卷精装的理论著作还更能奏效。
拉伯雷反对烦琐的宗教仪式，主要由于这些礼仪必然需要设大量神职人员，形成庞大的教权机构，渐渐地这些“上帝的代表”便取代上帝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飞扬跋扈地在人间奴役和剥削上帝的子民。《巨人传》第四部中，作者辛辣地嘲笑“教皇派”把“地上的上帝”（即教皇）看得高于一切，以为舔舔教皇的脚后跟便如上天堂般的幸福，而“天上的上帝”却早已被他们忘到九霄云外。他揭露教皇《敕令》巧妙地使黄金从法国流入罗马，讥诮地指出“世上绝找不出一本书有如此聚财的力量”，可见“天堂的钥匙已经交给《敕令》的仁慈主宰了”。第五部的“钟鸣岛”中，他把罗马教廷形容为“除了笼子（指教堂）就是鸟儿（指教士）的地方”，这些鸟儿“既不耕田也不种地，一天到晚只会嬉戏、啁啾和唱歌（指诵经唱诗）”，而“丰富的粮食、美味的食品都从世界各地运来”，于是作者嘲讽地赞扬那些“为死人唱歌”（即做弥撒）的发明者，竟能想出如此妙法，使教士们得到“世人所希望而又很少人能获得的东西”，那就是“今生和来世同样过着天堂的生活”。
拉伯雷分析教士为何多得泛滥成灾，认为主要是因为当了教士则可不劳动而生活有保障，于是那些因实行“长子继承权”失去财产，而又不会工作或不愿工作的子弟便纷纷投入教门。这些家伙“过去瘦得像喜鹊”，当了教士便“吃得像山老鼠一般肥壮”；对于这些吸民脂膏，还要欺世盗名的寄生虫，拉伯雷恨不能把他们从地球上扫除干净，只好让庞大固埃在书中郑重宣布：“凡我权力号令所到之处，我将命人将福音圣书一字不增、一字不减、一字不易地加以传布宣扬，反之，胆敢用人为的制度、卑污的造作流毒人世的一切伪法师或假先知，则将从我的左右赶尽杀绝……”
可见，拉伯雷的宗教观虽未否定上帝的存在，却已彻底否定上帝在地上的权力；人文主义者把创造世界的荣誉留给上帝，同时把支配世界的权力夺过来交给自己。这就是他们要求“人性”解放（即“个性”解放）和“意志自由”的目的，也是其革命意义之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