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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的时候和我进入那里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几乎是依然故我。我回到我的女房东家住了五六个星期。这期间，我由于年轻力壮，无事可做，常常心情烦闷。我坐立不安，精神恍惚，总跟做梦似的，我有时哭，有时叹息，有时希求一种自己毫不了解而又感到缺乏的幸福。这种处境无法描述，甚至能够想象出来的人也很稀少，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这种既给人以无限烦恼又使人觉得十分甜蜜的充沛生活，都在它尚未到来之前，便陶醉在渴望里，预先尝到了美味。我那沸腾的血液不断地往我脑袋里填了许多姑娘和女人的形象；但是，我并不懂得她们有什么真正的用处，我只好让她们按照我的奇思异想忙个不停，除此以外，还该怎样，我就完全不懂了，这些奇思异想使我的官能老是处于令人难受的兴奋状态中，但是幸而我的这些奇思异想没有教给我怎样解除这种不舒适的状态。只要能遇到一个像戈登小姐那样的姑娘并同她相会十五分钟，我真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天真烂漫的儿童嬉戏的时代了。羞耻，这个与恶意识为伍的伙伴，与年俱增，这就更加强了我那天生的腼腆，甚至达到难以克服的程度；不论是在当时或是以后，对于我所接触的女性，虽然我知道对方并不那么拘谨，而且我几乎可以断言，只要我一开口就一定会如愿以偿；但是，若非对方首先有所表示，采取某种方式逼迫我，我是不敢贸然求欢的。
我的烦闷发展到了很强烈的程度，由于自己的欲望不能获得满足，我就用最荒诞的行为来挑动。我常常到幽暗的小路或隐蔽的角落去，以便在那里远远地对着异性做出我原想在她们跟前显露的那种状态。我要让她们看到的不是那淫秽部分——我甚至连想都没往这方面想，而只是我的臀部；我要在女人跟前暴露自己的那种愚蠢的乐趣是很滑稽的。我觉得这样距我所渴望的待遇只不过是一步之遥，我毫不怀疑：只要我有勇气等待，一定会有某个豪爽的女人从我身旁经过时会给我一种乐趣。结果，这种愚蠢的行为所闯的乱子几乎是同样可笑的，不过对我说来并不是很开心的。
有一天，我到了一个院落的尽头，那里有一眼水井，这个院子里的姑娘们常常到井边来打水。院子尽头有个小斜坡，从这里有好几个过道通往地窖去。我在幽暗中察看了一下这些地下通道，我觉得它们又长又黑，便认为这些小道并不是死胡同，于是我想，如果人们看见我或要逮我的时候，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安全的避难所。我怀着这种自信，就向前来打水的姑娘们做出一些怪样子，这与其说是像勾引，不如说是荒唐可笑的恶作剧。那些最机灵的姑娘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另一些只笑了一笑；还有一些认为受了侮辱，竟大叫起来。有人向我赶来了，于是我逃进了避难所。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慌了，我冒着迷失方向的危险一个劲儿地往地道里面跑。嘈杂声、喧嚷声、那个男人的声音，一直在追着我。我原来指望可以凭借黑暗藏身，谁知前面却亮起来。我浑身战栗了，我又往里钻了一阵，一堵墙挡住了去路，再也不能前进了，我只好待在那里听天由命。不一会儿我就被一个大汉追上逮住了。那个大汉蓄着大胡子，戴着大帽子，挎着一把腰刀。他后面跟着四五个拿笤帚把的老太婆，我在她们中间看见揭发我的那个小坏丫头，她一准是想亲眼看看我。
带腰刀的男人抓住我的胳膊，厉声问我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不难想象，我并没有准备答复的话。然而，我镇定了一下，在这种危急时刻从脑子里想出了一种传奇式的脱身之计，结果很好。我用哀求的声音央告他，求他可怜我的年轻和处境，我说我是一个富贵人家出身的异乡人，但有神经错乱的毛病，因为家里人要把我关起来，我就逃出来了，如果他把我交出去，我可就完蛋了，他要是肯高抬贵手，放了我，我有朝一日会报答他的大恩的。我的话和我的样子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那个可怕的大汉的心肠软了下来，只责备了我一两句，没有再多问我什么，就让我溜之大吉了。我走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些老太婆露出不高兴的神气，我认为，我原来那么害怕的男人对我倒有了莫大的好处，假使只有她们在场，我是不会这么便宜就走掉的。我不知道她们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但我并不怎样在意，因为只要那把腰刀和那个男人不管，像我这样敏捷强壮的人，可以放心，她们手中的武器和她们自己是对付不了我的。
过了几天，我跟我的邻居——一位年轻的神父在街上走，面对面地遇到了那个带腰刀的人。他认出了我，用嘲笑的口吻学着我的腔调对我说：“我是个亲王，我是个亲王；我也是个傻瓜；请您让殿下下次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此外，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话。我低下头逃开了，心里却感激他这样给我留情。我看出那些恶老婆子必定嘲笑他过于轻信。但是尽管他是个皮埃蒙特人，他还是一个老实人，每当我想起他时，内心里不由地产生感激之情。因为这件事是那么可笑，除了他，不管是谁，就是单单为了取笑，也会叫我丢脸的。这件冒险的事，虽然没有产生我所惧怕的那些后果，却也使我老实了很长时间。
我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的那段时期，结识了几个朋友，我经常和他们交往，希望有一天对我会有些好处。其中有一个是我常去拜访的萨瓦神父，人称盖姆先生。他是麦拉赖德伯爵家的孩子们的教师。他还年轻，很少交游，但是他非常富于理智，为人正直，而且有学问，是我相识的最高尚的好人之一。吸引我到他那里去的，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任何资助，以他本人的名望还不足以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但是，我从他身上获得了对我一生都有好处的十分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健全的道德训诲和正确的至理名言。在我的癖好和思想的转换变化中，不是过于高尚，就是过于卑鄙；有时是阿喀琉斯，有时是忒耳西忒斯
，有时成为英雄，有时变为无赖。盖姆神父苦口婆心地劝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使我正确地认识自己，对我既不姑息，也不使我败兴。在谈话中，他十分尊重我的天性和才华，但同时也给我指出他所看到的、影响我的发展的重重障碍；因此，在他看来，我的天性和才华与其说是使我走向富贵的阶梯，不如说是使我不慕富贵的保证。我对人生只有一些错误的概念，他给我描绘出一幅人生的真实图画；他给我指出，贤德的人怎样总能在逆境中走向幸福，怎样在逆风中坚持前进，力求达到幸福的彼岸；他向我指出为什么没有美德就毫无真正的幸福可言，为什么在任何境遇中都可以做一个贤德的人。他大力削弱我对达官显贵的爱慕；同时向我证明：统治别人的人并不比别人更贤明，也不见得比别人更幸福。他跟我说过一句至今我还时常回忆起来的话，大意是，假使每个人都能洞悉别人心里所想的，那么他就会发现，愿意退后的人一定会多于想往上爬的人。这种真实动人并且没有任何夸张的观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使我一生之中，始终是怡然自得地安于自己的地位。他使我对于真正所谓德行，有了一些初步的真切的概念，我原来那点华而不实的趋向都只从德行的极致去理解德行。他使我认识到，对崇高美德的热爱，在社会上是不大用得到的。他使我体会到，激昂太过则易转低沉；持续不断、始终不懈地尽自己的本分，所需要的毅力并不亚于完成英雄事业所需要的毅力。他还使我体会到：做好小事情更能获得荣誉和幸福，经常受到人们的尊敬比让别人赞美数次要强过百倍。
要确定人类的种种义务，必须追溯到它们的根源。再说，由于我所采取的途径，以及我因此所处的现状，我们当然要来谈谈宗教问题。人们已经知道，我在《萨瓦助理司铎》一文
中所说的那个助理司铎，至少绝大部分是以这位道德高尚的盖姆先生作典型的。不过，明哲保身的观念使他说话极端小心，所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谈得就不那么坦率了；但是除此之外，他的教训，他的见解，他的意见，都是相同的，甚至连劝我重返故里的话，都和我以后所公开发表的一样。因此，他所谈的内容是任何人都可想而知的，我就无须多谈了。我只说一点：他的教训是贤明的，最初虽未发生作用，却成了我心中的道德与宗教的萌芽，这种萌芽从未枯萎，只待有一个更可爱的手来加以培养，就会开花结果。
虽然我当时的改教还不太巩固，我却也不无感动。我决不讨厌他的谈话，反倒非常喜欢，因为他的话简单明了，特别是我感到在他的言语中充满一种内在的关切。我的心原来就是很热情的，我对于那些希望我好的人比对那些实际上对我做了好事的人还要热爱，在这方面，我的感觉锐敏，不会使我看错的。所以，我真心热爱盖姆先生。我可以说成了他的第二弟子，这对我，就是在当时，也有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因为这个时期，正是我无所事事的处境把我引向罪恶的下坡路的时刻，他使我回头了。
有一天，完全出乎意外，罗克伯爵派人来叫我。以前，我因为已经去过不少次，都没见到他，不免感到厌烦，就没有再去。我认为他不是已经把我忘了，就是对我印象太坏。其实我想错了。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我高高兴兴地在他姑姑那里工作，他甚至向她说过自己的印象。这件事现在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却还一再跟我谈起。他亲切地接待了我，他对我说，他过去不愿随便说几句好听的诺言，开开玩笑，而是一直在设法给我找工作，现在已经找到了。他把我放在一条很有希望的道路上，至于以后应该怎么办，那就全在我自己了。他要送我去的那个人家有权有势，又有名望，我不用另外找其他保护人就可以飞黄腾达起来；虽然一开始，由于我本来是个仆人，只能给以仆人的待遇，但是他说我尽可放心，只要人家看到我的见识和行为高过我的身份，决不会总叫我当仆人的。这段谈话的结尾大大冲淡了我开始时所抱有的美好希望。我在心里自怨自艾地说：怎么！老当仆人！然而不久这种想法就被一种自信心给打消了。我认为我这个人本不是为了当仆人而生的，用不着害怕别人老让我当仆人。
他把我送到德·古丰伯爵的家里。德·古丰伯爵是王后的第一侍臣，显赫的索拉尔家族的族长。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的庄严态度，使得他那亲切和蔼的接待更让我受到感动。他很关切地问了我几句话，我真诚坦率地回答了他。他对罗克伯爵说，我的相貌很可爱，一定很有才气；他认为我一定不会缺少才干的，但不能凭此就决定一切，还得看看其他方面；然后他又向我说：“孩子，凡事总是开头难，但是你的事，开头不算是太难的。要老实听话，想法叫大家都满意，这就是你目前唯一的工作。另外，你要有勇气和毅力；我们会照顾你的。”他立即把我带到他的儿媳布莱耶侯爵夫人的房中，并且把我介绍给她，接着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古丰神父。这种开端我认为是很好的预兆。我已有足够的经验来判定：要是接纳一个仆役，是不会有这种礼数的。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把我当仆人看待。我和管事的人一起吃饭，人们也没叫我穿仆人的制服；年轻而轻率的德·法弗里亚伯爵要我站在他的马车后面，但他的祖父禁止我跟随任何马车，禁止我随同任何人外出。然而，我还是得伺候别人吃饭，我在家里做一种和仆人差不多的事情；不过我相当自由，并没有指定我服侍某一个人。我除了在别人口述下写几封信，或者有时给法弗里亚伯爵剪几张画纸以外，差不多整天的时间都由我自己随意支配。我并没有觉察到，处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不是很近乎人情的，因为这样长期的闲散生活会使我染上一些本来不会有的恶习。
但是幸而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由于盖姆先生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而且我对他的教诲是那样感兴趣，有时竟自偷偷地跑到他那儿去，再听听他的指导。我相信，那些看到我时常溜出去的人们，是决不会猜到我要上哪儿去的。他对于我的行为所给予的劝告，真是再正确不过了。我开始时的工作，的确是非常出色的，我所表现的勤勉、细心和热情，没有一个人不满意。盖姆神父明智地教导我：最初的热情要适可而止，不然的话，后来一松懈下去，就显得太明显了。“你初来时的表现，”他对我说，“是人们以后所据以要求你的标准，你要善于使用你的力气，以便日后可以多做一些工作，但是你要注意，做事千万不要虎头蛇尾。”
由于人家没有注意到我那些小小的才能，只认为我有点天资，所以尽管伯爵曾跟我谈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话，看来他们现在还是不想利用我的长处。这时，许多事情又齐来作梗，我就差不多被人忘掉了。古丰伯爵的儿子德·布莱耶侯爵，是派驻维也纳的大使，当时宫廷所发生的动荡，也反映到家庭中来了，一直乱了好几个星期，对我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时间来考虑了。在此以前，我对工作并没有怎样懈怠过。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对我有利也有害的事情，一方面它可以使我摆脱外面的引诱，另一方面也使我对自己的职务多少有些不专心了。
德·布莱耶小姐和我年纪相仿。她体态优美，长得相当漂亮，肤色洁白，头发乌黑，虽然本质像棕发女郎，但是在她的面庞上却流露出金发女郎的温柔神态，这是我的心难以抗拒的。非常适合于少女的宫廷礼服，突出地显示出她那美丽的身段，露出她的胸部和两肩，特别是由于她当时正在服丧，她的肤色显得更加莹洁迷人。有人说一个仆人是不应该留意到这些事情的。当然，我不应该留意这些，然而，我还是留意到了，其实留意到的不只我一个。膳食总管和仆人们在吃饭的时候往往用很粗鄙的话谈论这件事，使我听了非常难受。我并没有糊涂到真想立刻当上恋人，我一点也没有忘掉自己是什么人，我安分守己，丝毫没有这种妄想。我喜欢看布莱耶小姐，愿意听到她说出几句有才气、有理智而且体现出高尚品德的话。我的野心仅限于服侍她时从中得到快乐，从不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在吃饭的时候，我尽量找机会行使这种职权。如果她的仆人暂时离开了她身边，我立刻就去替他，要是没有这种情况，我就站在她的对面，注视着她那双眼睛，看她需要什么，寻找给她换盘子的机会。我多么希望她肯吩咐我做点什么，向我使一个眼色，对我说一句话啊！但是，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我最难受的是她丝毫不把我看在眼里，我站在那里她一点也不理会。不过她的兄弟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和我还谈几句话。有一次他向我说了一句什么不太礼貌的话，我对他作了一个十分巧妙十分委婉的回答，引起了她的注意，并且向我看了一眼。这虽是短暂的一瞥，却使我从心里感到激动。第二天，我又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很好地利用了。那一天，举行大宴会，我第一次看到膳食总管腰挎短剑，头戴礼帽，这使我十分惊讶。偶然间话题转到了绣在带有贵族标志的一面壁锦上的索拉尔家族的一句铭文“Tel fiert qui ne tue pas”。由于皮埃蒙特人不熟悉法文，有一个人认为这句题词中有一个书法上的错误，说“fiert”这个字多了一个字母“t”。
古丰老伯爵想要回答；但是，当他看到我只微笑着却什么也不敢说的时候，就叫我发言。于是我说：“我不认为这个‘t’字是多余的，因为，‘fiert’是一个古法文字，并不是从名词‘ferus’（尊大；威赫）来的，而是从动词‘ferit’（他打击，他击伤）来的；所以这个题词的意思，据我看并不是‘威而不杀’，而是‘击而不杀’。”
大家都盯着我，面面相觑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有人惊奇到这种程度。但是，叫我最得意的是布莱耶小姐的脸上显然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这位十分傲慢的少女又向我看了一眼，这一次至少和第一次一样可贵。接着她又把目光转向她的祖父，她好像迫不及待地等待他应该给我的夸奖。老伯爵以非常满意的神气对我加以最大的最完美的赞扬，以致所有在座的人都连忙异口同声地称赞起来。这个时刻虽然短暂，但是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这真是极其难得的时刻，它恢复了事物合情合理的秩序，并且替我那由于受到命运的欺凌而被轻视了的才能报了仇。几分钟以后，布莱耶小姐又抬起头来瞧着我，她用一种含羞而又和蔼的声音要我给她倒点儿水喝。人们可以想象，我绝不会叫她久等的；但是，当我走近她身旁的时候，我是那样受宠若惊，以致浑身哆嗦起来，我把杯子倒得太满了，有一部分水洒在盘子上，甚至还洒在她的身上。她的兄弟冒失地问我，为什么哆嗦得这样厉害。这一问越发使我惶恐不安，而布莱耶小姐也脸红了，甚至连白眼珠都红了。
这段故事到此就算结束了。读者可以看到，这次的情况和过去巴西勒太太的情况一样，乃至和我此后整个一生中的情况一样，我的爱恋始终没有过幸福的结局。我空怀着满腔热情在布莱耶夫人的外间屋伫候着，再没有得到她的女儿任何注意的表示。在她出来和进去的时候，连一眼都不看我，我也几乎不敢抬起头来看她。我甚至愚蠢笨拙到这样程度：有一天，当她从外间屋经过的时候，掉了一只手套，我不但没有向我渴望狂吻的那只手套跑过去，自己反而待着，没敢移动，竟让一个我恨不得要把他掐死的笨胖子把那只手套拾起来了。我看得出，我并没有得到布莱耶夫人的青睐，这更使我感到胆怯了。这位夫人不仅什么也不吩咐我做，而且也从来不接受我的效劳；有两次她看到我在她的外间屋等着，曾以非常冷淡的口气问我，是不是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于是我就不得不离开这间可爱的外间屋；最初，我还觉得很惋惜，但是不久由于别的事情纷至沓来，我便不想这件事了。
布莱耶夫人虽然看不上我，她的公公待我的那番好心足以减轻我的烦恼，他终于看到了我的存在。他在我以上所说的那次宴会的当天晚上，跟我谈了半小时，看来他对这次谈话很满意，我心里也非常高兴。这位和善的老人也是个有才学的人，他虽然比不上维尔塞里斯夫人那样有学问，却比维尔塞里斯夫人热情，我在他跟前，诸事比较遂心。他叫我伺候他的儿子古丰神父，说这位神父很喜欢我，并说如果我能很好地利用这种关怀，不但对我会很有益处，还能使我获得为了担任别人替我安排的工作所缺乏的条件。第二天早晨我就飞快地跑到这位神父先生那里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仆人看待，叫我坐在他的火炉旁边，用最和蔼的态度询问我，他立即看出我曾学过很多东西，但是哪一门也没有学到家。他尤其认为我拉丁文更差些，并打算进一步教我学拉丁文。我们说好我每天早晨到他那里去，而且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去了。这是我的一生中屡次遇到的怪事：在同一时间，我的处境既高于自己的身份又低于自己的身份，在同一个人家，我既是弟子又是仆人，但是在我为奴为仆的时候，却有一个只有君王之子才能得到的名门家庭教师。
古丰神父先生是他家最小的儿子，他家里要培养他能够升到主教的职位，所以他受的教育比一般名门子弟所受的普通教育还要高些。他曾被送到锡耶纳大学念过书，他从那里带来了造诣相当深的关于修辞主义
的学问，致使他在都灵的地位，和从前旦茹神父在巴黎的地位差不多。由于对神学不感兴趣，他就致力于文学。这在意大利从事圣职的人们说来，是常有的事。他读过很多诗。他还可以写相当不错的拉丁文诗和意大利文诗。一句话，他有培养我的趣味所需要的趣味，也有足够的兴趣把我脑子里塞满了的杂乱东西披沙拣金地给整理一下。但是，也许是由于我的健谈使他闹不清我究竟有多大学问，也许因为他嫌初级拉丁文课本太没意思，一开始他就教我许多深奥的东西；刚刚让我译了几篇菲得洛斯
的寓言之后，他就教我译维吉尔的作品，而我差不多一点都不懂。大家以后将会看到，这样就注定了我日后要时常复习拉丁文，同时也注定了我一辈子也学不好。其实，我在学习方面是十分热心的，这位神父先生诲人不倦的那番好意，直到现在我想起来心中还十分感激。我早晨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和他在一起，他给我上课的时间和我给他做点活儿的时间各占一半；我给他做的活儿并不是伺候他，他从来也不容许我给他个人做任何事情，我只是给他或在他口述下记录或抄写一些东西；我做秘书工作比我做学生受益还多。我不仅学到了纯正的意大利语，而且对文学也发生了兴趣，同时还获得了一定的鉴别好书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特里布女租书商那里是不会得到的，这对我后来从事单独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不仅没有荒诞空想，而且可以完全合情合理地指望自己能有所成就的时期。这位神父先生对我十分满意，并且逢人就说，他父亲更喜欢我了。法弗里亚伯爵曾对我说，他已经在国王面前提到了我。布莱耶夫人这时也放弃了她那轻视我的神气。最后，我在他家里终于变成了一个红人，因而也大大地引起了别的仆人的嫉妒；他们看到我有接受他们主人的儿子教育的光荣，当然就感到我不会长期和他们居于同等地位了。
听到别人在无意中透露出的一些有关对我的安排，我努力进行判断之后又好好地考虑了一下，我看出有意谋求大使职务并希望将来做上大臣的索拉尔家族，很想预先培养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这个人由于完全依附于他们，日后可以获得他家的信任，并且忠心为他家效劳。古丰伯爵的这个计划是高尚、明智而伟大的，真不愧是一个仁慈而又有远见的大贵族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我当时没有领会到它的远大之处，对我的头脑说来，道理未免太高深了，而且要求屈从的时间也太长了。我那疯狂的野心是只想通过奇遇来谋求显达，我看见这里面既然没有任何女人的事情，就认为这种飞黄腾达的方法是缓慢、痛苦和不愉快的；其实，越是没有女人参与这些事情，我越应该认为这是更可贵更稳妥的方法，因为女人们所爱护的才能，肯定比不上我的才能。
一切都发展得十分顺利。已经几乎争取到了每个人的重视：考验已经结束；这家里的人都把我看成是一个最有出息，而现在正被大材小用的青年，人们正期待我得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但是，我的适当的地位并不是由人给我派定的，我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得到的。现在我要提到我固有的一个特点了，这一点无须多加思考，只要向读者说明事实就成。
虽然在都灵有许多像我这样的改教的人，但是我不喜欢他们，也不愿意跟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接触。不过，我曾见到几个没有皈依天主教的日内瓦人，其中有一个叫穆沙尔先生，绰号叫“歪嘴”，是一个细工画匠，跟我还有点亲属关系。这位穆沙尔先生发现我在古丰伯爵家里以后，就带着我学徒时期的伙伴，一个名叫巴克勒的日内瓦人来看我，他是一个非常有趣、十分活泼的人，满嘴诙谐的俏皮话，由于他年纪轻，那些俏皮话就显得格外受听。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甚至喜欢到了不能离开他的程度，但是他不久就要动身回日内瓦，这对我将是多大的损失啊！我觉得这种损失实在太大了。至少我要充分利用他还没走的那几天，我简直离不开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离不开我，因为最初我还没有着迷到不请假就出门，以致整天跟他到外边去玩的程度。然而，不久人们便发现他天天来找我，纠缠起我来就没完没了，于是，门房就不放他进来了。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除了我的朋友巴克勒以外，我什么都忘了，我既不去侍候神父，也不去侍候伯爵，家里简直看不见我了。他们申斥我，我不听，就用解雇来威胁我。这种威胁成了我堕落的原因。于是我起了一个念头：趁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巴克勒一块儿出走。从这时起，除了作这样一次旅行以外，我再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乐趣、别的命运和别的幸福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有说不尽的旅行的快乐。再者，这次旅行完了以后，我还可以看看华伦夫人，虽然这是十分遥远的；至于回日内瓦，我从来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山峦、原野、森林、溪流、村落，一样样接连不断地以新颖的动人姿态相继出现；这种幸福的行程好像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吸引去了。我愉快地回想起我到这里来时的同一旅程曾是多么动人。况且这次旅行，除了逍遥自在的魅力以外，还有另一种魅力。有一个年纪相仿、趣味相同的好脾气的朋友做旅伴，而且没有牵挂，没有任务，无拘无束，或留或去全听自便，这将是多么美妙啊！一个人，要是为了实现那些缓慢、困难、不可靠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而牺牲这样的幸福，未免太愚蠢了。即使这样的计划终于实现，不论何等辉煌，也比不上一刻青春时代真正自由的快乐。
我脑袋里充满了这种旷达的奇想，我终于故意想办法使他们把我驱逐出来了；说老实话，就是让人赶走，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总管家通知我伯爵下令解除了我的职务。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不管怎样，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唐的。为了开脱自己，我又加上一个颠倒黑白、忘恩负义的想法，认为人家辞我，正好诿过于人，因而对自己也就说得过去了。有人告诉我，法弗里亚伯爵叫我在第二天上午离开以前去和他谈话；他们看出我已经迷了心窍，可能不去，总管家于是告诉我，要在这次谈话以后才把主人准备给我的一点钱交给我，当然，这点钱我是很不应该得的，因为主人不肯叫我长期做仆人，并没有给我定工资。
法弗里亚伯爵尽管是一个十分轻浮和幼稚的青年人，这一次谈的话却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我几乎可以说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是最亲切不过的，因为他以非常和蔼动人的态度向我详细述说了他伯父对我的关怀和他祖父对我的期望。最后，在他明确地指出我为了冒堕落的危险而要牺牲的那一切以后，自动向我提出和解，唯一条件就是和那个引诱我的小坏蛋断绝来往。
十分明显，他所说的这一切并不是他个人想出来的，虽然我糊涂得像瞎子一样，此时我也领会到了老主人对我的一片好心，因而非常感动。但是，那种可爱的旅行的景象已深深印入我的想象中，任何力量也不会摧毁它的魅力。我完全失去了理智，因而我更加固执起来，横下了心，我装出什么也不怕的样子，傲慢地回答说：既然已经解除了我的职务，我也接受了，话已出口就不能收回，再说，不管怎么样，我这一辈子也不肯在同一人家，让人把我赶走两次。于是，这个年轻人终于发了火，这是理所当然的。他骂了我几句该骂的话，抓住我的肩膀就把我推出了他的房间，紧跟着便把门关上了。我好像获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似的，大模大样地走开了。我怕再应付第二次战斗，便没有去向古丰神父先生感谢他对我的好意，竟卑鄙地不辞而别了。
为了了解我这时糊涂到什么程度，必须知道我的心一向是怎样为了最细微事物而狂热起来，以及怎样拼命想象吸引着我的事物，尽管那些事物有时是十分虚妄的。最离奇、最幼稚、最愚蠢的计划都会引诱我那最得意的空想，使我认为这种计划好像真有实现的可能似的。一个将近十九岁的青年竟把自己来日的生存寄托在一个小玻璃瓶上，有谁能相信呢？然而，请听我说吧。
前几个星期，古丰神父送了我一个玩具，一只非常精美的小型埃龙喷水器，我喜不释手。我和聪明的巴克勒，时常一边玩着这个喷水器，一边谈我们的旅行。有一天，我们忽然想到，喷水器对于旅行很可能有大用处，还可以使我们在旅途中多玩些日子。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埃龙喷水器还稀罕呢？我们所憧憬的幸福美梦就是建立在这种幻想上面。每到一个村庄，我们就要把老乡们召集到喷水器跟前来。只要他们一看见这种玩意儿，盛餐和美食一定会源源不绝地从天而降，丰富异常，因为我们都相信，对于那些收粮食的农人来说，粮食是绝对算不了什么的，如果他们不让我们过路人装满肚子，那就说明他们心眼儿不好。我们想，到处都是盛宴与婚礼，我们只需费点儿说话的气力，只凭喷水器里的那点儿水，就可以不花一文钱走遍皮埃蒙特，走遍萨瓦，走遍法兰西，甚至走遍全世界。我们拟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旅行计划，我们首先取道北上，与其说是因为需要在某个想妥的地方停留下来，不如说是为了享受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乐趣。
这就是我开始执行的计划。我毫不惋惜地抛弃了我的保护人、我的教师、我的学业、我的前途；我也不再等候那几乎是已经很有把握的幸福的到来，便开始了一个真正流浪者的生活。再见吧，都城！再见吧，宫廷、野心，虚荣心！再见吧，爱情和美人，还有我去年一路而来所盼望的一切奇遇！我带着喷水器和我的朋友巴克勒一起动身了。虽然钱袋里没有几文钱，心里却充满了喜悦。我一心想象着如何享受这次漂泊生活的幸福，从前那些宏伟的计划，我都忽然压缩到这种幸福上了。
这种荒诞的旅行的趣味，的确和我所预想的差不多，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的喷水器虽然在旅店里也能偶尔博得女主人和女侍们一笑，但在临走的时候该付多少钱还得付多少钱。我们并不感到烦恼，我们只想等到我们缺钱的时候再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东西来救急。一件意外事件使我们心宽了：快到布拉芒时，喷水器坏了；它坏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说出来，心里对它已经有点腻烦了。这种不幸反而使我们比以前更加快活，我们大笑我们的轻率，大笑我们对已经破旧的衣服和鞋子毫不在意，竟想依靠喷水器这玩意儿来获得新衣新鞋。我们和出发时同样快活地继续我们的旅程，只不过是静悄悄地沿着距目的地最近的道路前进，因为逐渐空下来的钱袋迫使我们不得不径直走向目的地。
到了尚贝里后我就沉思起来了，我并不是考虑我最近所做的蠢事，因为从来没有人会那样迅速、那样确切地认清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我考虑的是华伦夫人将怎样接待我，因为我把她的家看作我父母的家。我刚到古丰伯爵那里的时候，曾经给她写过信，她知道我在那里的情况，所以在祝贺我的同时，也给了我一些明智的劝告，教我应该如何报答大家对我的恩情。她认为，只要我自己不犯错误毁坏自己的前途，我的鸿运算是已经走定了。当她看到我回来的时候，会向我说些什么呢？我想她决不会把我推出门外，但是我很怕这会使她伤心。我害怕她的责备，这比我本身受穷还难受。我决心一声不响地忍受一切，要用一切办法来使她安心。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她一个人了，得不到她的欢心我连活都活不下去。
最使我担心的是我的旅伴。我不愿因他再给华伦夫人添加烦恼，我担心不能顺利地摆脱他。最后那天，我有意早点和他分手，对他便冷淡起来。这个小滑头明白了我的心思，他是个荒唐人，可不是个傻子。我原以为他看到我改变了态度，心里一定会很难受，但是我想错了，我这位朋友巴克勒心里一点儿也不难受。我们刚进安讷西城门口，他就对我说：“你这就到家了。”他拥抱了我，向我告别，一转身就不见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们的结识和友谊前后总共不过六个星期，然而其结果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走近华伦夫人房子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猛烈啊！我两条腿直哆嗦，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层阴云。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连一个人也辨认不出来了，为了让呼吸正常和恢复知觉，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停住脚步。是不是因为担心得不到我所需要的接济而心慌意乱到这种地步呢？在我那样的年龄，我会因为怕饿死而如此惊慌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敢以真诚和骄傲的心情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过因考虑贫富问题而令我心花怒放或忧心忡忡的时候。在我那一生难忘的坎坷不平和变化无常的遭遇中，我常常无处安身，忍饥受渴，但我对豪华富裕和贫穷饥寒的看法却始终不变。必要的时候，我很可能和别人一样，或是乞讨，或是偷窃，但是从未惊慌到这种地步。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叹息过，也很少有人在一生中像我流过那样多的眼泪；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贫穷或怕陷入贫穷而发出一声叹息或掉过一滴眼泪。我的灵魂，虽然饱受命运的考验，可是除了那些与命运无关的幸福和痛苦之外，我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痛苦。所以，正是在我什么必要的东西都不缺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是人类中最不幸的人。
我刚刚出现在华伦夫人的眼前，她的神情就使我放心了。刚一听到她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便颤动了一下。我急忙扑倒在她的膝下，在极端欢喜的狂热中，我把嘴贴在她的手上。至于她，我不知道她是否预先知道了我的消息，但是我看她的脸上并不怎样惊异，我也看不出她有丝毫忧郁的神色。她用温柔的口吻对我说：“可怜的孩子，这么说，你又回来啦！我知道你太年轻，不能做这样的旅行；我很高兴，事情至少还没弄到像我所担心的那种地步。”接着她便叫我谈谈我的情况，我的话不多，但十分忠实，虽然我省略了某些情节，可是在我谈话中，我既没有姑息自己，也没有给自己辩解。
现在该解决我的住处问题了。华伦夫人和她的侍女商议了一下。在她们商谈时，我屏住了呼吸，但是，当我听到就叫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看到有人把我的小行李送到指定给我住的房间时，我的感觉差不多像圣普乐看见自己的马车被带进沃尔马夫人家的车棚时一样
。我更加高兴的是，听说这种优遇并不是为时短暂的。在他们以为我心里正想别的事的时候，我听到华伦夫人说：“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既然上帝把他给我送了回来，我就决不能抛弃他。”
我终于这样安顿在她家里了。不过，这样安顿下来还不能说是我一生幸福时日的开端，而只能说是要过幸福日子的准备。虽然这种使我们真正体味到自己生命之乐的内心感觉是自然的赋予，并且也许还是人体机能本身的一种产物，但是还需要有具体环境把它发展起来。如果没有这种引发的条件，即使一个人生来就富于感情，他也会一无所感，不曾体味到自己的生命就茫然死去了。在此以前，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如果我永远不认识华伦夫人，或者就是认识了她，而不曾在她身旁生活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受到她对我的那种温柔情感的感染，恐怕我可能永远就是这样的人了。我敢这样说：仅仅感受到爱情的人，还不能感受到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我有一种另外的感觉，这种感觉或许没有爱情那么强烈，但却比爱情要甜蜜千百倍，它有时和爱情连在一起，但往往又和爱情不相关。这种感情也不是单纯的友情，它比友情更强烈，也更温柔。我并不以为它能够发生于同性的朋友之间；至少，我虽然是一个最好交朋友的人，却从没有在任何男朋友身上有过这种感觉。这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但以后会清楚的，因为情感只有通过它的表现才能说清楚。
她住的是一所相当大的古老的房子，其中有一间漂亮的空屋她留作外客厅，现在我就被安排在这里。它的外面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走道，这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从屋内还可以望见小河和花园那边的田野。这种景色不会使住在这里面的一个年轻人无动于衷的。这是我离开包塞以后第一次看到自己住室窗外有这样的绿色田野。我一向为墙壁所包围，眼前不是屋顶就是灰色的街道。这种新奇的景象该是多么优美、多么感人啊！它大大加深了我对柔情的倾心。我把这种动人的景色也看作是我那亲爱的保护人的一种恩德，我觉得这种景色是她特意为我布置在那儿的；我想象着自己悠闲恬静地追随在她的身旁；在花红柳绿之间，我处处都能见到她；她的美和春天的美融合在一起，映入我的眼帘。我那颗到现在一直感到压抑的心，在这样的环境中舒展开了，我的呼吸在这果树园中间也更为自由了。
在华伦夫人家中，没有我在都灵所见到的那种豪华；但是这里令人感到的是整洁、庄严以及和浮华奢侈绝不相容的古老世家的殷实富足。在她这里没有什么银质餐具，没有瓷器，餐桌上没有野味，地窖里也没有外国酒，但是，不论是在厨房或是地窖里，都有很丰富的储存，可供大家食用，她还用陶制杯子，给客人盛优等咖啡。不论是谁来找她，她都要留他吃饭：或是和她一同进餐，或是让他单独进餐；不论是工人、信差、过路的人，从没有不吃不喝就离开她家的。她的仆人中间有一个相当漂亮的侍女，是弗赖堡人，名叫麦尔赛莱；有一个男仆是她的同乡，名叫克洛德·阿奈，关于这个人的事我以后再谈；还有一个女厨子和她出门拜客时雇用的两个轿夫，而她是极少出门的。两千利勿尔的年金要应付这许多开销，实在不容易；然而在一个土地肥沃、货币值钱的地方，她这笔不大的收入，如果安排得当，原本是足够应用的。可惜，节约从来不是她最喜爱的品德：她借债来打发一切开销，钱随来随用，手里一个都不剩。
她的理家方式，正好是我想要采用的方式：人们可以相信，我正乐得借此享受一番。使我稍感不快的，就是要在饭桌那儿待老长时间。华伦夫人怕闻汤菜刚刚端来时的那种气味，一闻几乎就要晕倒，而且她这种厌恶的感觉要延续很久。她需要慢慢地恢复过来，这时候她只是谈话，一点东西也不吃。半小时之后，她才开始吃点东西。至于我，这样长的时间三顿饭也吃完了；通常，她还没有开始，我早就吃饱了。为了陪她，我还得再开始，这样我就吃了双份，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舒服。总之，我尽情享受着我在她身旁的幸福的甜蜜感觉，特别是在我对维持这种幸福生活的经济条件毫不担忧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甜蜜了。最初，我丝毫没有深入了解她的家底，我还以为她的家总是这样呢。就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在她家里也感到同样的乐趣；但是，当我进一步了解到她家的实际情况，知道她已经预先动用了自己年金的时候，我就不再那样心安理得地感到欢乐了。对于将来的种种考虑总是妨碍着我尽情享受。我预料将来我要落得一场空，而这在我是无法避免的。
从第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以后她的一生中，我们之间总是保持着这种关系。“孩子”是她对我的称呼，“妈妈”则成了我对她的称呼，甚至后来当岁月冲淡了我们二人间的年龄差异的时候，我们也仍旧保持着“孩子”和“妈妈”的称呼。我觉得这两个称呼把我们相互间交往的含义，我们彼此的态度的纯朴，特别是我们心灵间的联系都非常出色地表示出来了。她像最慈爱的母亲那样对待我，从不寻求自己的快乐，只求我的幸福；即使我对她的感情中掺杂有感官成分，这种成分也不能改变感情的性质，而只能使它更有滋味，只能使我感到有个年轻美丽的妈妈的抚爱而亟思陶醉于这种情趣之中。我说“抚爱”这两个字是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说的，因为她对我从来就不吝惜亲吻和最温柔的慈母般的抚爱，我也从来没有想滥用这些抚爱。或许有人说，我们最后却有过另一种关系，我承认这一点，但是这要等一等，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一下子就说完。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一刹那，是她真正使我动情的唯一短暂时刻，就是这个时刻也是由于惊讶而产生的。我那冒昧的眼光从来没有搜寻过她项中以下的部位，尽管这个遮盖得不够严密的丰腴的部位很容易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她的身旁既没有冲动的激情，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欲望；我只是处于一种迷人的宁静中，享受着一种难以解释的快乐。我可以这样在她身边待上一辈子，甚至永远待下去，也不会感到有片刻的厌倦。我同她单独在一起时从不感到枯燥无味，不像跟别人谈话那样，有时明明觉得十分乏味，但因礼貌关系，又不得不勉强谈下去，活像受刑一般。我们两个人的单独谈话，与其说是在谈什么事情，不如说是在没完没了地闲聊天，一定要有人来打断才会结束。因此，绝用不着督促我说话，需要的倒是怎样使我不说话。她由于不断地在考虑自己的计划，往往想得出了神。好吧！就让她凝神沉思吧，我默默地望着她，感到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我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脾气，我虽不强求这种两人独处的优遇，却也不断地在寻找机会，并尽情地享受它，假使有个讨厌的人来扰乱了这个宝贵的时刻，我就会气得发狂。只要有人来，不论是男是女，我就嘟囔着走出去，我不能忍受自己待在她的身旁时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我在她的外室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千百次地咒骂这些久坐不走的客人，我不能想象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多的话，因为我自己还有更多的话要谈。
我只有在看不见她的时候才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热烈地眷恋着她。当我能看到她时，只不过心中快乐而已；可是她不在家的时候，我那惶惶不安的心情甚至变成痛苦的了。渴望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心情，引起我阵阵的忧思，甚至常常使我落下泪来。我始终记得：在一个大节日，当她上教堂去参加晚祷的时候，我自己到城外去散步，这时心里充满着她的形象和跟她在一起生活的热烈愿望。我自己十分明白，这样的愿望目前是不能实现的，我所享受的如此美满的幸福也不会长久的。这样一想，我的心中就增添了感伤，但这种感伤并不使我沮丧，因为有一个令人欣慰的希望把它冲淡了。那一向使我心弦颤动的钟声，那鸟儿的歌唱，那晴朗的天空，宜人的景色，那疏疏落落的田间房舍——其中有一所被我想象成我们的共同住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产生了强烈而又温柔的、怅惘而又动人的印象，使我恍若置身于美妙的梦境中；而我那颗心，在这样美妙的住处和美妙的时刻，既然有它所向往的全部幸福，便尽情地来享受，甚至没有想到什么感官之快。我不记得在任何时候，我曾像当时那样，用那么大的力量和幻想去憧憬将来。最使我惊异的是，在这个梦想实现之后，回想起来，竟和我最初所想的完全一样。要是说清醒的人的梦想有点像先知的预感，那一定是指我这个梦想说的。我的想象只是在时间长短上发生了错误，因为我想象有多少日子，多少年，乃至一生都在那种持续不变的宁静中度过，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唉，我那最实际的幸福原来也只是一场梦，差不多是它刚要实现时我立刻就醒了。
我要是把自己这位亲爱的妈妈不在眼前时，由于思念她而做出来的种种傻事详细叙述起来，恐怕永远也说不完。当我想到她曾睡过我这张床的时候，我曾吻过我的床多少次啊！当我想起我的窗帘、我房里的所有家具都是她的东西，她都用美丽的手摸过时，我又吻过这些东西多少次啊！甚至当我想到她曾经在我屋内的地板上走过，我有多少次匍匐在它上面啊！有时，当着她的面我也曾情不自禁地做出一些唯有在最热烈的爱情驱使下才会做出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把一块肉刚送进嘴里，我便大喊一声说上面有一根头发，她把那块肉吐到她的盘子里，我立即如获至宝地把它抓起来吞了下去。一句话，拿我和最热烈的情人来比，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差别了，但这也是根本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使得我的情况从情理上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从意大利回来同我到意大利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不过，恐怕在我这样年龄的人没有能像我这样从那里回来的。我所带回来的不是我童贞的心，而是我童贞的肉体。我觉得自己一年一年的大了，我那不安的气质终于显示了出来，这最初的爆发完全是无意识的，使我对于自己的健康感到惊慌，这比其他什么事情都更好地表明，我在此以前是多么纯洁。不久，我这种惊慌消除了，我学会了欺骗本性的危险办法，这种办法拯救了像我这种性情的青年人，使他们免于淫逸放荡的生活，但却消耗着他们的健康、精力，有时甚至他们的生命。这种恶习，不仅对于怕羞的人和胆小的人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那些想象力相当强的人还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占有一切女性，可以使自己心里着迷的漂亮女人来助成自己的乐趣，而无须得到她们的同意。在我受到这种有害的便利的引诱之后，我就一直在摧毁自然赋予我的、多少年来才保养好的健康身体。除了这种不良倾向之外，还有我当时所处的实际环境：住在一位美丽的女人的家里，她的形象无时不是萦回在自己心中，白天不断地见到她，夜间又处在各种使我想到她的东西中间，而我睡的那一张床，我又知道她在上面睡过。多少东西刺激着我啊！读者要是从这些方面来想，也许认为我已经是个半死的人了。事情恰恰相反，原来应该把我毁灭的，正好把我挽救了，至少暂时是这样。我陶醉在和她同住的喜悦里，热烈地希望永远生活在她的身边，不论她在与不在，我始终把她看作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个可爱的姐姐，一个迷人的女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始终都是这样看待她，总是这样，在任何时候，我思想中只有她一个人。她的形象时时刻刻占据着我的心头，因此也就没有给别人留下任何地方。对我说来，世界上只有她一个女人。她使我感受到的极其温柔的感情，不允许我的情欲有时间为别的女人而蠢动起来，这种感情对我是既保护了她本人，也保护了所有的女性。总而言之，我很老实，因为我爱她。关于这些事情，我交代得并不怎么清楚；至于我对她的依恋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谁要怎么说就让他去说吧。在我这方面，我所能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这种依恋现在已经显得十分出奇，那么后面所说的就会显得越发出奇了。
我以极快乐的心情来消磨我的时光，可是我每天所做的却是一些我最不感兴趣的事。那就是草拟计划，誊写账目，抄写药方；另外就是挑选药草，捣碎药料，看管蒸馏器。除了这些杂乱事务以外，还要接待许多过路客人、乞丐以及各式各样的来访者。我必须同时和士兵、药剂师、教士、贵妇人、修道院的杂役打交道。我嘴里骂着，嘟囔着，诅咒着，咒这群讨厌的乱七八糟的家伙叫魔鬼拉去。可是华伦夫人对什么都感到愉快，我的生气也能使她笑出眼泪来；她看我越生气，就笑得越厉害，这样我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我爱唠叨的那些时刻也是趣味横生的时刻。如果恰巧在这样的争吵时突然来了一个讨厌的客人，她还会利用这种机会增添新的乐趣，那就是特意为了开玩笑而延长待客的时间，并且频频地瞟我，使得我真想揍她一下。只是当她看到我因受礼节的束缚不敢发作而用生气的目光望她时，她才勉强地收敛起笑容；虽然我气成那个样子，但当时我心里还是不由得感到这一切确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所有这些虽然都不是我所喜欢的，但由于这一切构成了我所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就觉得很有趣了。总之，我周围所发生的事，以及人家叫我去做的事，没有一件合我的口味，却一切都称我的心。如果不是我对医学的厌恶提供了一些使我们不断开心的嬉笑场面的话，我想我终究还会爱上医学的。这也许是这种技术第一次产生愉快的效果。我自诩能一闻气味就知道是不是一本医书，而最有趣的是我很少弄错过。她经常叫我尝那些最令人恶心的药剂。我虽然一见就逃开或者不尝，但都无济于事，不管我怎样抵抗和做出怎样可怕的鬼脸，不管我怎样不愿意而咬着牙齿，但是，当我看到她那沾有药汁的美丽手指挨近我的嘴边的时候，我还是要张开口去尝一下。当她这一套制药的器皿都堆在我的房间里的时候，如果有人光听我们在哈哈大笑中又跑又喊的声音，一定会以为我们在那里演什么笑剧，而不是在那里制作什么麻醉剂或兴奋剂。
我的时间并不完全消磨在这种嬉戏之中。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发现了几本书，其中有《旁观者》
、普芬道夫
的集子、圣埃弗尔蒙
的集子和《拉·亨利亚德》
。虽然，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个书迷了，闲着没事的时候还是要看看这些书。特别是《旁观者》这种读物使我深感兴趣，也使我得到了许多好处。古丰神父曾教我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我已经习惯于注意语句的结构和优美的文体，我学会了分辨纯粹的法语和我的方言土语。例如，我通过下面《拉·亨利亚德》里的两行诗就改正了我像所有日内瓦人一样容易犯的一个书法上的错误：
Soit qu'un ɑncien respect pour le sɑng de leurs mɑîtres
Pɑrlât encore pour lui dɑns le cœur de ces trɑîtres．
Pɑrlât这个字使我非常注意，我从这里懂得了在动词虚拟式的第三人称中需要有一个“t”字，在过去，不论是在书写或发音时，我都和直陈式的过去时一样地用Pɑrlɑ。
我有时和妈妈谈我所读的书，有时在她身旁诵读：这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我尽量朗读得精彩一些，这对我也很有好处。我在前面说过，华伦夫人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当时正是她的才华大放异彩的时期，有几个文人争着前来向她献殷勤，指点她怎样鉴赏优秀的作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认为她还有一点新教徒的趣味：她常常谈论皮埃尔·拜勒
，并对那位早被法国忘却的圣埃弗尔蒙极为尊敬。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她对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相当的了解，以及影响她的颇为独到的论点。她是在上流社会成长的，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了萨瓦；由于经常和当地的上流人士交往，不久便丢掉了故乡伏沃那种矫揉造作的情调。在她的故乡，一般女人把说俏皮话当作上流社会的特点，因此只会说一些警句。
虽然她只是对宫廷匆匆地瞥了一眼，但这也够使她对宫廷有所了解了。她在宫廷里始终保持着一些朋友；尽管有人在暗中嫉妒她，尽管她的作风和她的债务引起了一些闲话，她始终没有失去她的年金
。她有处世的经验，又有使她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的善于思考的头脑，这也是在她谈话时最得意的话题，对于像我这样爱空想的人说来，听听她在这方面的教导实在比什么都有必要。我们一起读拉勃吕耶的作品。她喜爱拉勃吕耶的著作甚于拉罗什富科
的著作；后者带有悲观色彩，读来令人惆怅，特别对于那些不喜欢按本来面目看人的青年人，感觉更是如此。当她谈起大道理的时候，有时说着说着就没边儿了，但我不时地吻一下她的嘴唇或她的手，这样就有了耐心听下去，对于她的长谈也就不感到厌烦了。
这种生活要是能够长久继续下去，那可实在太美了。这一点我感觉到了，但由于担心好景不长，我目前的幸福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妈妈一面开玩笑，一面研究我，观察我，询问我，为我的前途制订许许多多的计划，其实这些计划对我说来都是多余的。幸运的是，仅仅了解我的倾向、我的喜好和我那小小的才能还不算完，还必须寻找或创造可以利用它们的机会，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事情了。这位可怜的女人对于我的才干的偏爱，也拖延了它们得以发挥的时机，因为这些先入之见使得她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一点儿也不迁就。总之，由于她对我的评价相当高，事情的进行倒都合我的心意，然而，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又不能不再三地降格以求，这样一来，就使我一刻也得不到安静。她有一个名叫奥博讷的亲戚来看她。奥博讷非常有才干，好耍手腕，而且和她一样，具有做计划的天才，但他却未因此而破产——他是冒险家一类的人物。他刚刚向德·弗勒里红衣主教提出过一项发行彩票的详细计划，红衣主教未表示同意。于是他又向都灵的宫廷提出这一建议，结果被采纳了，并且付诸实施。他在安讷西逗留了一个时期，爱上了这里执政官的夫人。这位夫人是个很可爱的女人，我很喜欢她，到妈妈这里来的女人中间，她是我唯一乐意看见的。奥博讷先生看见了我，华伦夫人就跟他谈起我来：他答应对我进行一番考察，看看我适于干什么，如果他认为我还有才能，就为我设法安插一个位置。
华伦夫人事先一点也不告诉我，她借口叫我去办点事，一连两三个上午派我到奥博讷先生那里去。他非常巧妙地引我说话，对我十分亲切，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他不仅向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而且什么都谈到了，所有这一切，都显得不是在观察我，也没有一点作假的样子，就好像他欢喜跟我在一起，要跟我毫无拘束地交谈。我对他倾慕极了。他观察的结果是：尽管我的外表很好，看起来仪表堂堂，神采奕奕，其实虽不能说是绝对低能，至少是没有多大才华，没有什么思想，差不多没有什么知识，一句话，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有限的青年，如果日后能在乡村当一个本堂神父就不错了，这就是我所能向往的最大目标。他在华伦夫人面前对我下了这样的断语。我得到这样的评语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但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马斯隆先生的评价曾屡次受到肯定。
对我这样判断的原因，主要是与我的性格有关，所以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凭良心说，谁都知道，我是不能心悦诚服地同意这种判断的，不管马斯隆先生、奥博讷先生和许多别人怎样说，说句公道话，我是不佩服他们的。
有两种几乎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在我身上居然结合在一起，我很难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热烈而好冲动的激情，另一方面却是迟钝而又混乱的思想，差不多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简直可以说，我的心和我的头脑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感情比闪电还快，立刻充满了我的心；但是它不仅不能照亮我的心，反而使我激动，使我发昏。我什么都感觉到，却什么也看不清。我非常兴奋，却动作迟钝；我必须冷静下来才能进行思考。令人奇怪的是，只要给我时间，我也是足智多谋，既能深入分析，甚至还很细致；在从容不迫的时候，我也能做出绝妙的即兴诗，可是仓促之间，我却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恰如其分的事，也没有说过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就像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只是在下棋的时候才能想出好招儿，我唯有通过书信才能说出妙趣横生的话。当我读到关于萨瓦大公的一个笑话，说这位大公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转过头来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狗命。”我不禁想道：“我正是这样。”
我不只是在谈话时感情敏锐，思想迟缓，甚至在我独自一人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思想在头脑中经常乱成一团，很难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思想在脑袋里盘旋不已，嗡嗡打转，像发酵似的，使我激动，使我发狂，使我的心怦怦直跳；在这种激动的情况下，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只得等待着。后来，不知不觉地这种海浪般的翻滚渐渐平静下去，这种混沌局面慢慢地打开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排列起来；但是这个过程很慢，而且是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混乱的动荡时期。诸位大概看过意大利的歌剧吧？在换场的时候，巨大的剧场是一片令人不愉快的混乱，而且时间相当长；所有的道具布景都混在一起，不管这儿还是那儿，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叫人看着心烦，好像一切都要翻个个儿似的；然而，渐渐地一切都有了安排，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长时间的混乱之后，随之而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场面。这种情况，和我要写作时脑袋里所发生的情况大致相同。如果我善于等待，我就能把我所要表现的事物的美全部描绘出来，能超过我的作者恐怕没有几个。
因此，对我来说，写作是极端困难的。我的手稿屡经涂抹和修改，弄得乱七八糟，难以辨认，凡此都可以证明，我为写作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在发排以前，没有一部手稿不是我誊写过四五遍的。我手里拿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张，是从来也写不出东西的。我总是在散步的时候，在山石之间，在树林里，或是在夜间躺在床上难以成眠的时候，我才在脑袋里进行拟稿；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记性、一辈子不曾背过六篇诗的人，写作起来该是多么迟缓了。所以，我的腹稿，有的段落要在我的脑袋里来回转五六夜才能胸有成竹地写在纸上。正由于这种原因，我的那些需要付出相当劳力的作品，比那些只需一挥而就的信札之类的东西，写得要好得多。书信体的笔调我一直没有掌握好，因此我写这类东西简直等于受罪。我每次写信，就是写一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也需要艰苦劳动数小时；如果要我立即去写下我所想到的事情，那就既不知道怎样开始也不知道怎样收尾了；我写的信总是又长又乱、废话连篇，读起来几乎不知所云。
我不只是在表达思想方面有很大困难，甚至在领会思想方面也是如此。我曾对人们进行过观察，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眼前所看到的竟视而不见，而对于自己回忆起来的事情倒看得明晰清楚，我只是在回忆中才能显示出智慧。别人在我跟前所说和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
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的思考力还这样掌握不住，那么，当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就更可以想见了，因为在谈话中，要说得得体，必须同时而且刻不容缓地想到千百种东西。我只要一想到在谈话时还有那么多的礼节，而且自己准会漏掉一两处时，我就够胆战心惊的了。我简直不能理解人们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中说话，因为在那种场合，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到所有在场的人，为了确有把握地不说出任何得罪人的话，需要知道每个在场的人的性格和他们的过去。在这一方面，那些久在交际场中活动的人是有很大便利的：他们对于什么话不应该说知道得比较清楚，因而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更有把握。虽然如此，他们还免不了无心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毫无社会阅历的、好像从云彩里掉下来的人，叫他不说错话，即使只一分钟也是办不到的。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我觉得更为苦恼，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说话：人家对你说，你就必须回答，如果人家不说了，你就得没话找话。仅仅这种不堪忍受的窘况，就使我讨厌社交生活。我觉得没有比叫我立即说话，并且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更令人难受的了。我所以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非常讨厌受拘束的缘故，总之，硬要我找话说，我就不可避免地会说出一些蠢话来。
对我来说，比这更糟糕的是，既然无话可说，就应该缄默才对，而我却像急着要还账一样，发疯似的说了起来。我急急忙忙、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不相连贯的话，如果这些话真的毫无意义，那倒是我的幸福。我本来想克服或掩盖我的笨拙，结果却很少不把我的笨拙暴露出来。在我可以列举的无数实例中，我现在只举出一项，这不是我年轻时候的事，而是我进入社会已经多年之后的事；那时候，如有可能，我总是要尽量摆出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神气。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人和一位先生在一起，这位先生不妨指出名字来，他就是德·贡托公爵。房里没有别的人，我极力想插几句话。天知道我插了什么话！在四个谈话的人中，三个人完全不需要我插嘴。女主人叫人送来了一副鸦片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要服用两次。另一位夫人看到她在直咧嘴，就笑着问她说：“是特龙香先生的药
吗？”“我想不是的。”主妇用同样的语调回答说。“我想就是这种药也不见得有效！”这就是有才气的卢梭为了献殷勤而补充的一句话。在座的人一听都愣住了，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笑一笑，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这种愚蠢的话若是对别的女人说的，可能只是句趣话，但对于一位可爱到难免会引起一些闲话的女人说来，虽然我确实无意得罪她，这种话也是够厉害的；我相信在场的两个证人，一男一女，都是忍了又忍才没有笑出来。这就是我在没话找话的时候无心说出来的俏皮话。我很难忘掉我说的这句话，因为除了这句俏皮话本身很值得记忆以外，我还认为它产生了一些致使我时常想起这句话来的后果。
我相信，读了上述的一切，人们就足能明白，为什么我虽然不是一个傻瓜，却常常被人看成是傻瓜，甚至一些具有相当鉴别能力的人也不例外。特别不幸的是：我的面貌和眼睛看来长得很精明，因此人们对我的失望使得我的愚蠢就越发刺眼了。这种小事，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但对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却是十分必要的。它是了解我的很多怪事的钥匙；人们看到那些怪事的时候，往往归咎于我性情孤僻，其实我的性情并不如此。如果不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在交际场中出现不仅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也是会和别人一样喜欢交际的。我决定从事写作和隐退，这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我若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看不出我有多大才干，甚至猜也猜不到，杜宾夫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形，虽然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而且我在她家还住过几年；自那时以后，她本人就曾多次向我谈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这我以后再谈。
我的才能大小就这样被确定了，适合于我的职业也这样被选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再次研究怎样履行我的天职。困难在于我没有正式入过学，我会的那点儿拉丁文连当个神父都不够用。华伦夫人想叫我到修道院去受一个时期的教育，她去和修道院院长商量。那位院长是一位遣使会的神父，名叫格罗，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憨厚的人，一只眼半瞎、瘦弱、头发斑白，说他是我见过的遣使会的神父里最有才智、最少学究气的一个，并不算过分。
他有时到妈妈家里来，妈妈款待他，抚爱他，也戏弄他，她有时叫他帮着系好她上衣后面的带子，这是他十分愿意干的工作。在他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妈妈忽而去做这个，忽而去做那个，在房中到处打转。这位院长先生被带子牵着跑，嘴里不断叨念着：“我说，太太，你倒站稳点儿呀！”这是一项十足的绘画题材。
格罗院长慨然同意了妈妈的提议。他答应按极少的膳宿费收留我，我的教育由他负责。问题就看主教是不是同意了。主教不仅同意，而且还愿意替我付膳宿费。他还允许：直到认为我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成绩以前，可以照旧穿普通人的服装。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不得不服从。我就像赴刑场一样到神学院里去了。神学院真是一个阴森森的住所，特别是对于刚从一位可爱的女人家里出来的人，尤其阴森可怕。我仅带去了一本书，这是我恳求妈妈给我的，它给我以无限的慰藉。谁也猜不出这是本什么书：原来是一本乐谱。在她所研究的学问之中，音乐也没有被遗忘。她有一副很好的歌喉，唱得相当不错，还会点儿大钢丝琴。她很热心地教了我一些音乐课，我必须从最浅的地方开始学，因为我连唱圣诗的歌谱都不会。一个女人给我上了八次或十次课，而且断断续续，不仅未能教会我依谱唱歌，而且连音乐符号的四分之一我也没有学会。然而我对这门艺术非常爱好，愿意自己一个人慢慢练习。我带去的这本乐谱并不是很浅易的，这是克莱朗波
的合唱曲。我既不懂变调，也不知音节的长短，但是，终于把《阿尔菲和阿蕾土斯》
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调和第一首咏叹调的乐谱读了出来，而且还唱得毫无错误，人们可以想见我是下了多大的功夫，是怎样顽强地坚持了练习啊；当然，这首曲子是谱得准的，你只要按那歌词的节奏读出来，也就自然可以合拍了。
神学院里有一个可恶的遣使会神父尽找我麻烦，因而我连他教我的拉丁文都讨厌起来。他有一头平滑而油亮的黑发，面包颜色的面孔，水牛般的声音，猫头鹰似的眼睛，胡须好像野猪鬃，微笑中带有恶意的讽刺，四肢一动好像木偶人。他那讨厌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他那可怕而又令人肉麻的面貌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一想到他就不寒而栗。我当时在走廊里遇到他的光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彬彬有礼地拿他那顶沾满污垢的方帽向我摇晃，表示请我进他的房间，我觉得他的房间简直比监牢还可怕。这样一位教师和曾经当过我的老师的宫廷神父对比起来，该有多大的区别啊！
如果我再让这个怪物摆布两个月，我准会精神失常的。但是，和善的格罗先生看出了我的苦闷，那时我吃不下东西，一天天消瘦下来，他当时就明白了我苦闷的原因。这并不是很难解决的事情，他使我摆脱了那畜生的爪牙。并且，又来一个更鲜明的对比，他把我交给一个最温和的人：这个人叫加迪埃，是弗西尼地方的一个年轻教士，到这个神学院里来进修的。这个教士为了帮助格罗先生，我想也是出于仁爱之心，很愿意分出自己进修的时间来指导我的学习。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加迪埃先生更动人的相貌，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胡须近于赤褐色，他的风度和他家乡所有的人们一样，在憨厚的神色下蕴藏着很大的智慧。然而，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敏感、多情和热忱。他那双大蓝眼睛，具有亲切、温和和悲愁的混合情调，使得别人见了他，就不能不关心他。从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的眼光和声音看来，简直可以说，他已经预知自己的命运，而且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
他的性格和他的外貌非常吻合；他十分耐心，十分谦和，与其说他教我读书，不如说是和我共同学习。我很快就喜欢他了，因为他的前任已经为此打好了基础。然而，尽管他为我费了不少时间，尽管我们双方都很努力，而且他教得又很好，可是我无论怎样用功，进步还是很小。说起来真是奇怪，我虽然也有相当的理解能力，我却从来不能从老师那里——父亲和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例外——学到什么东西。我另外的一些知识，都是我自学来的，这个以后就会清楚的。我那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的思想不肯服从时间的限制；担心学不会的心情妨碍着我专心听讲：生怕由于自己不懂而让教我的人着急的心情促使我装懂，教的人一直往下教，我却什么也不懂。我想按自己的步调行动，不愿顺从别人的步调。
接受圣职的时刻到来了，加迪埃先生要返回本省，去当助祭教士。临走时候，我对他依依不舍，又是惜别又是感激。我对他的祝愿，也像对自己的祝愿一样，并未成为事实。几年以后，我听说他在一个教区中作副本堂神父的时候，和一个姑娘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那是他以一颗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的、非常温柔悱恻的心爱上了这个姑娘。这在一个管理得非常严格的教区里是一件震惊全区的最严重的事件。按照常例，神父只可以同已婚妇女发生关系生孩子。现在他犯了教规，被关进监狱，受到凌辱，并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他以后是不是能恢复职务，但是，由于我同情他的厄运，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在我写《爱弥儿》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因此我就把加迪埃先生和盖姆先生合并在一起，把这两位可敬的神父作了“萨瓦助理司铎”的原型。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这种描写并没有玷污我所选择的原型。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奥博讷先生被迫离开了安讷西。这是因为执政官先生认为自己的妻子和奥博讷先生发生爱情是一件丑事。实际上这只是“园丁之犬”
的作风；古尔维奇太太虽然是个可爱的女人，但是她的丈夫对她态度非常恶劣，由于山外人
的怪癖，他认为她是没用的，并且对她非常粗暴，以致提出了分居问题。古尔维奇先生是一个恶汉，像鼹鼠一样阴险，像枭鸟一样狡猾，由于不断地招惹别人，结果，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是用歌曲向敌人报仇的，奥博讷先生用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曾经把这出喜剧寄给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拿给我看过。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也产生了写一个喜剧的念头：让人看看我是不是真像这位作者宣称的那样笨。不过，这个计划一直等我到了尚贝里后才实现，剧本叫《自恋的情人》
。我在那个剧本的序言中曾经说我是在十八岁时写的，其实我是瞒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我却产生了一些影响，并且在我已经把它忘掉了的时候，社会上还在纷纷议论。我得到允许每个星期外出一次；我怎样利用我的外出时间，那是用不着说的。有个星期日，我正在妈妈家里的时候，和妈妈的住宅毗连的方济各会的一间房子着火了。这间房子里有个炉灶，还堆满了干柴。没有多大时间，就都着起来了。妈妈的住宅非常危急，已经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盖住了。人们不得不赶紧从屋子里往外搬东西，把抢救出来的家具放在花园里。这个花园就在我以前住室的窗户对面，在我说过的那条小河那边。我当时惊慌万状，手里抓到什么东西，就毫不考虑地从窗口扔出去，甚至连平时我简直拿不起来的石臼也给扔出去了。要是没有人拦阻的话，一面大镜子也差一点被我扔了出去。那一天，正来拜访妈妈的好心的主教也没有闲着，他把妈妈带到花园里，同她以及所有在那里的人一起祈祷；我来晚了一会儿，看到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跪着，我也就和别人一样跪下了。正当这位圣者祈祷的时候，风向变了，而且变得非常突然，非常及时，正好使已经扑到房屋、眼看就要钻进窗口的火焰转到庭院的另一面去了，因此房子也就安然无事了。两年之后，德·贝尔奈主教去世了，他的老会友们——安多尼会的修士们为了给他举行宣福礼，开始搜集一些可以作为依据的材料。由于布戴神父的请求，我便把我刚才所说的事实作为见证附在这些材料里，这是我做对了的一面；但是错误的一面是，我竟把这件事说成是奇迹。我曾目睹主教在那儿祈祷，正在他祈祷时，风向变了，甚至变得非常及时，这是我所能说的和所能证明的。至于说这两个事实中，究竟是不是有一个是另一个事实的原因，这是我不该证明的，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此事。但是，就我记忆所及，那时我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是不说瞎话的。我的非常合乎人情的对于奇迹的喜爱，我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敬畏，以及由于我本人自以为对这个奇迹也许有所贡献而出自内心的骄傲，凡此种种都怂恿我犯了这个错误。总之，我敢肯定的是：如果这个奇迹确是热诚祈祷的结果，我当然也有一份功劳在内。
三十多年以后，我发表《山中书简》的时候，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怎么发现了这个证明材料，并且在他的评论中引用了它。应该承认这个发现是很幸运的，竟这样适逢其会，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
我到处碰壁。关于我的进步，加迪埃先生曾尽可能地作了比较有利的报告，但我的进步和我的努力仍然显得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下去了。因此，主教和神学院院长对我失掉了信心，又将我送回到华伦夫人那里去了，因为我连当神父的材料都不够。不过，他们还是承认我是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没有什么恶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尽管大家对我有那么多不利的偏见，华伦夫人却没有抛弃我。
我带着那本乐谱，胜利地回到了妈妈那里，这本书使我受益不小。我唱的《阿尔菲和阿蕾土斯》曲调，差不多就是我在神学院所学的全部东西。我对这种艺术的特别爱好，使她产生了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星期至少要举行一次音乐会，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一位大教堂的乐师也时常来看妈妈。他是巴黎人，名叫勒·麦特尔，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他非常活泼和快乐，还很年轻，外表很吸引人，才气却不甚高，不过总的说来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妈妈介绍我和他相识，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了一下膳宿费用的问题，双方很快就商妥了。简单地说，我搬到他家去了，并在那里过了一个冬天。特别愉快的是那儿离妈妈的住宅不过二十来步远，一忽儿就能到她家里，并常常同她一起吃晚饭。
不难想见，在音乐学校里跟音乐家和歌咏团的儿童们一起，终日过着愉快的歌唱生活，要比我在神学院里天天和遣使会的神父们一起快乐得多了。然而这种生活虽然自由，却跟神学院一样，是有规章制度的。我生来喜好自由，但却从不滥用自由。在整整六个月中，除了到妈妈家或到教堂去以外，我一次都没有出过门，甚至也不想出去。这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阶段，也是我回想起来最感到愉快的阶段。在我经历过的各种环境中，有一些使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为之心旷神怡，好像仍然生活于其中似的。我不仅记得时间、地点和人物，而且还记得周围的一些事物，气候的温度，空气的气味，天空的色彩，以及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得到的某种印象，这种生动的回忆仿佛又重新把我送到了那里。例如，音乐学校里所练习的一切曲子，合唱时所唱的一切歌词，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教士的美丽而华贵的法衣，神父的长袍，歌咏队员的四角帽，乐师的面容；一位吹低音巴松管的瘸腿老木匠，一位拉小提琴的矮个子的金栗色头发修士；勒·麦特尔先生放下佩剑后，在他的世俗服装上披上一件旧黑袍，再穿上一件好看的小白衣到经楼去；我带着骄傲的心情拿着一管长笛坐在乐台上，准备演奏勒·麦特尔先生特意为我作的一小段独奏曲，心里想着奏完以后的盛馔，会餐时的那种好胃口。这种种事情，成百次生动地重现在我的脑际，使我感到无穷的愉快，可以说，和当时所感到的一样快乐，甚至比当时还要快乐。我对于以宛转悠扬的声音奏出的《美丽的繁星之神》乐曲中的某一曲调一直怀有最缠绵的亲切之感，因为在降临节
的一个星期日，天还没亮，我正睡在床上，听见人们按照当地教堂的仪式，在圣堂的石阶上唱这首赞美歌。妈妈的贴身侍女麦尔赛莱小姐懂得一点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勒·麦特尔先生叫我跟她一起唱的那首叫《请献礼》的合唱赞歌，当时她的女主人是那样高兴地听着。总之，所有这些，甚至连那位常被歌咏团的儿童惹得生气的好心肠的女仆佩琳娜，我都记得。这种对幸福的天真时代的回忆，常使我陶醉，也使我忧伤。
我在安讷西住了将近一年，没有受到一点责难，不论谁都对我很满意。我自从离开都灵以后，就没有再做蠢事了；只要是在妈妈的眼前，我是绝不会做蠢事的。她引导我，而且一直是很好地引导着我。我对她的依恋成了我唯一的欲望，然而这不是一种疯狂的欲望，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的心灵使我的理智得到了加强。真实的情况是，这种单一的情感吸收了我的全部才智，弄得我什么也没有学好，甚至连我尽了一切努力去学的音乐也没有学成功。但是，这也不怨我，我是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地去学的。只是我的思想不能集中，总是出神，总是叹气，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办法呢？为求进步，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可是，要让我再干新的蠢事，只需有人来引诱我一下就够了。这个人出现了，天造地设的巧遇促成了这样的机会，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我那疯狂的头脑又抓住了它。
二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很冷，我们正围着炉子烤火，听到有人敲街门。佩琳娜拿着提灯走下楼去，门开了，一个年轻人和她一齐走了进来，上了楼。他露着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到我们面前，并向勒·麦特尔先生说了几句简短而文雅的客气话，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法国音乐家，由于经济困难，希望在教堂里干点杂务，挣点儿路费。勒·麦特尔先生一听到法国音乐家这几个字，他那颗善良的心就真的被感动了，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艺术。他接待了这个年轻的过路客人，留他住宿；显然，这是客人求之不得的，所以没有怎样表示客气就留了下来。在他一边烤火一边聊天等候开饭的时候，我对他做了一番观察。他的身材矮小，肩膀却很宽，我虽然看不出他的身体上有什么特别畸形的地方，却总觉得它有些不匀称；他可以说是一个平肩膀的伛偻人，腿显得有一点瘸。他穿着一件黑色上衣，虽不算很旧，但却穿得破烂不堪，简直可以说会往下掉碎片儿。他的内衣非常考究，而且还有镶着花边的华丽袖口，已经很脏了，腿肚上绑着腿套，每只腿套里差不多都可以放进他的两只腿，腋下挟着一顶小帽子，是备遮雪之用的。然而，在这种令人发笑的装束中倒有几分高贵的气派，他的态度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他的面貌清秀可爱，口齿伶俐，就是不太端庄。这一切都标志着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放荡青年，他不像一个讨饭的乞丐，却像一个滑稽丑角。他对我们说他名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他从巴黎来，迷了路，并且好像有点儿忘了他的音乐家身份，又说，他要到格勒诺布尔去看他的一个在国会里的亲戚。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起了音乐。他对音乐很内行，他知道所有的著名演奏家，所有的名曲，所有的男女演员，所有的漂亮女人，所有的大贵族。似乎别人提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但是，一个话题刚刚开始，他就插科打诨，搅乱了谈话，让人大笑一阵，随后连刚才说的是什么都忘了。那一天是星期六，第二天在教堂里要演奏音乐，勒·麦特尔先生请他去参加那里的演唱，他回答说：“十分高兴。”问他哪一个音部，他回答说：“男高音……”说完就立刻把话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在进教堂以前，有人把他要唱的歌谱给了他，让他先熟悉一下，可是，他连看都不看。这种骄傲的态度使勒·麦特尔吃惊了，他在我耳边说：“你看吧，他连一个音符都不会。”我回答说：“我也真担心。”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随他们一同去了。音乐会开始了，我的心跳动得非常厉害，因为我对他十分关心。
但是，很快我就放心了，他唱了两个独唱，不仅节奏准确，而且十分有味，另外，他的嗓音也非常漂亮。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惊喜过。弥撒后，汪杜尔先生受到了许多教士和乐师们的赞扬，他以谐趣横生的话作了答谢，态度始终非常动人。勒·麦特尔先生出于至诚拥抱了他，我同样也拥抱了他。他看到我非常愉快，因而似乎也很高兴。
我敢肯定，大家会认为，像巴克勒先生那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粗人，也还曾使我迷恋过，现在，这样一位既有教养，又有才能，为人机智，有处世经验，而且又可以被看作是位可爱的荡子的汪杜尔先生，当然更能使我为之倾倒了。事情正是这样。我想，不论是哪一个青年，处在我的地位都会像我这样爱慕若狂的；特别是一个人，越是具有赏识别人特长的能力，越是对别人的才能表示爱慕，就越容易像我这样行动。汪杜尔先生有这种特长，这是无可争辩的，他有一种像他那样年龄的人极少有的特点，那就是决不急于显示自己的学识。不错，他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大吹特吹，但是对自己知道的事情——他知道的还真不少——却一字不提：他在等待表现的机会；由于他并不急于显露自己，因此效果更大。由于他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是开一个头就不谈了，别人也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本领完全表现出来。他在谈话中是那样逗笑和诙谐，有时显得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有时又充满了魅力，他常保持着微笑，但从来不大笑，最粗鲁的事，他也能说得很文雅，让人听得顺耳。甚至那些最正派的女人，对于自己居然能忍受住他的话，事后也感到十分惊奇。她们明明知道应该生气，可就是没有生气的力量，要生气也生不起来。他所需要的只是些淫荡的女人；我认为他自己不会搞些什么风流艳事，但是在交际场中，他生来是为了给那些有风流艳事的人添加无限乐趣的。他既具有那么多讨人喜欢的才能，又是在一个不仅了解这种才能而且还爱慕这种才能的地方，要他长期把自己局限在音乐家的圈子里，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喜欢汪杜尔先生，其动机是更为理智的，结果也就没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来，虽然我这次对他的感情比上次对巴克勒先生的感情更激烈和持久一些。我喜欢和他见面，喜欢听他说话，他所做的一切我都认为可爱，他所说的一切我都看作神谕；但是，我对他的爱慕并没有达到离不开的程度。因为我身旁有个很好的屏障，绝不致发生越轨的事。再说，虽然我认为他的处世格言对他非常好，我总觉得那些格言在我身上并不适用。我所需求的是另一种乐趣；关于这种乐趣，他完全没有想到，而我又不敢跟他说，因为我知道一说出来他准定要讥笑我。然而，我却愿意把我对他的爱慕和支配着我的另一种激情调和在一起。我非常热烈地在妈妈面前谈到他，勒·麦特尔先生也极口称赞他，因此妈妈同意让我把他引见给她。但是，这次会面毫无成就，他认为她装模作样，她却认为他放荡不羁。妈妈还为我有这样不规矩的朋友而担心，她不仅不准我再把他带来，还竭力对我说明和这个年轻人交往有多大危险；这样我才变得谨慎了一些，没再胡闹下去。好在以后不久，我们也就分离了；这对我的品行和我的思想来说，真是万幸。
勒·麦特尔先生对自己的艺术的兴趣很浓，他还好喝酒。虽然他吃饭的时候很有节制，但是，他在屋子里工作的时候，就非喝不可。他的女仆很了解他这种爱好，只要他把作曲的稿纸放好，把大提琴拿在手中，酒壶和酒杯立刻就送了上来，而且还不时地喝完一壶又换一壶。虽然他从未酩酊大醉过，却几乎总是醉醺醺的；老实说，这真可惜，因为他本质上是个极好的小伙子，又十分活泼，连妈妈平常都只叫他“小猫”。他喜爱自己的艺术，工作很繁重，可是，酒喝的也不少。这不仅损害了他的健康，还影响到他的性情：他有时疑心重重，而且易于发怒。他无论对什么人，从没有粗言粗语，从不失礼，就是对歌咏团里的一个孩子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但是，他也不容许别人对他失礼。这当然是公平的。不幸的是，他看事不太清楚，分不清别人说话的语气和性质，以致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起火来。
过去很多王公和主教都以能参与其事为无上荣耀的历史悠久的日内瓦主教会，如今在流亡中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却还保持着它的庄严。参加者必须是一个贵族或索尔邦
的博士。如果有什么情有可原的骄傲，那就是除了由于个人的功绩产生的骄傲外，还有由于出身而产生的骄傲。再说，教士们对待他们所雇用的俗人，都是相当骄傲的。那些主教会的成员们对待可怜的勒·麦特尔也往往是这样。尤其是那位名叫德·维栋讷的领唱的神父，虽然一般说来是相当有礼貌的，但是由于对自己的高贵身份过于自满，他对待勒·麦特尔的态度，并不总是按照勒·麦特尔的才能给予应有的尊敬，而勒·麦特尔也不甘忍受他的这种轻蔑。在这年的受难周期间，主教照例宴请当地的会员，勒·麦特尔一向是在被邀请之列；席间，勒·麦特尔和德·维栋讷发生了比平日更为激烈的争执。那位领唱的神父对勒·麦特尔做出了越礼的举动，并且说了几句令他忍受不了的难听的话；勒·麦特尔立即决定第二天的夜间离开此地。虽然在他向华伦夫人告别的时候，华伦夫人对他进行了百般劝解，也丝毫未能使他改变主意。正在特别需要他的复活节期间，他突然走开，使那些专横无礼的人感到为难，这种报复的愉快他是不能放弃的。但是，他自己也有困难，他想带走自己的乐谱，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乐谱足足装满了一大箱子，分量相当重，不是用胳膊一挟就能走开的。
妈妈做的事，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一定会做的，即使到现在我也会这样做。为了挽留他，她费了很大劲，后来见到劝说无效，他无论如何非走不可，便决定尽可能来帮助他。我敢说，她这样做是应该的，因为勒·麦特尔曾不顾一切为她效劳过。无论是在他的艺术方面，或者是在照顾她本人方面，他是完全听从妈妈吩咐的，而且，他按妈妈旨意办事的那种热诚，使他的殷勤效劳具有一种新的价值。因此，她现在对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紧要关头对一个朋友三四年来零零星星替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一种总的报答罢了；但是，她有一颗高贵的心，在尽这种义务的时候，用不着去想这是为了了结自己的一番心愿。她把我叫来，吩咐我至少要把勒·麦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并且跟我说，只要他还需要我帮忙的话，不管时间多么久，也要一直跟随着他。后来，她曾对我坦白地承认过，她有意使我远远躲开汪杜尔和她如此安排有很大的关系。为搬运箱子的事，她跟她忠实的仆人克洛德·阿奈商量了一下。按他的意见，不要在安讷西雇驮东西的牲口，因为那一定会被别人发觉的，最好是在天黑的时候抬着箱子走一段路，然后在乡村里雇一匹驴子把箱子一直驮到色赛尔，我们到那里就没有什么可冒险的了，因为那儿是在法国境内。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当天晚上七点钟动身，妈妈借口给我拿路费，往那可怜的“小猫”的小钱袋里添了一些钱。这真给他帮了不少忙。克洛德·阿奈和我尽了最大的力气把箱子抬到邻近一个村子，在那里雇了一匹驴子把我们替换下来，我们当夜就到了色赛尔。
我想我已经谈过，我有时是那样不像我自己，大家简直可以把我当作另外一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看待。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色赛尔的本堂神父雷德莱是圣彼得修会的成员，所以也认识勒·麦特尔先生，因此，他是勒·麦特尔最应该躲避的人之一。可是我的意见却相反，我主张去拜访他，找一个借口要求住宿，就仿佛是得到主教会的同意去那里的。勒·麦特尔很欣赏我这个主意，因为可以使他的报复既有嘲弄意味，又能令人绝倒。于是我们就厚着脸皮去见雷德莱先生了，他很好地接待了我们，勒·麦特尔对他说，他是受主教的委托到贝莱去指挥复活节的音乐演唱的，还说几天后回来时还打算从这里路过；而我呢，为了支持这个谎言，又穿插了很多假话，而且诌得头头是道，以致雷德莱先生觉得我是个漂亮孩子，对我大表好感，百般抚爱。我们吃得不错，住得也不错。雷德莱先生简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佳肴招待我们才好。分别的时候，像最亲密的朋友那样，约定在回来的时候还要多住一些时间。刚一等到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们就大笑起来，我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来还忍不住大笑，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说假话会说得这么好，而这个恶作剧会这样成功。要是勒·麦特尔先生不是一个劲儿地喝酒，并且满嘴胡说，还犯了两三次老毛病的话，这件事会使我们笑一路的。他那个老毛病后来常发作，很像羊痫风。这种情况可叫我十分为难，也把我吓坏了，因此，我就想到最好想个办法尽快摆脱开他。
我们真像对雷德莱神父所说的那样到贝莱去过复活节。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却也受到了乐队指挥和所有的人的极大欢迎。勒·麦特尔先生的那一行业是很受人尊重的，他也真不愧是个受人尊重的人。贝莱的乐队指挥对于自己最好的一些作品是很自负的，竭力争取这位优秀的鉴赏家的称赞，因为勒·麦特尔先生不仅是个行家，而且公正无私，不嫉妒人，也不低声下气地奉承人，他比那些外省的乐师要高明得多，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把他看作自己的同行，而把他看作自己的指挥。
我们在贝莱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四五天以后，便又动身继续我们的旅程，除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事情以外，没有发生别的意外。到了里昂以后，我们下榻于圣母旅馆，同时等着我们的乐谱箱子，因为我们用另一个谎言托好心的保护人雷德莱神父打发人把它送到罗讷河的船上去了。在这个时候，勒·麦特尔先生去拜会他的朋友，其中，有方济各会的加东神父，关于他的事我以后再谈，有里昂的伯爵——多尔当神父，这两人都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是，他们揭穿了他的谎言，下面就要谈这件事；他的那步好运在雷德莱神父那里算是走完了。
我们到了里昂两天之后，当我们正从离下榻的旅馆不远的一条胡同经过的时候，勒·麦特尔先生的病又发作了，这一次闹得非常厉害，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大叫起来，呼喊救人，并且说出了他所住的旅馆名称，请求大家把他送到那里去。随后，正当许多路人向一个失去知觉、口吐白沫、倒在街中心的人围拢起来急忙进行救护的时候，他所能依靠的唯一的朋友竟把他抛弃了。趁没有任何人注意我的时候，我溜到胡同口，一拐弯就不见了。上帝保佑，我可把这第三个难以出口的坦白
写完了。假使我还有许多像这样的事要坦白的话，我就只好放弃我已经开始的这本著作了。
我上面所谈的一切，在我所住过的地方都留了一些痕迹，但是，下一章里我要谈的，差不多完全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了。那是我一生中所干的最荒唐的一些事情，幸运的是，它们并未带来严重的后果。那时，我的脑子里好像响起了一种外来乐器的调子，完全超出了原来的音调。它是自动地恢复正常的，于是我便停止了自己的荒唐行为，或者至少是只干了一些比较适合我的本性的荒唐行为。我青年时代的这段时期，是我的回忆中最模糊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发生一件打动我心弦的事，足以使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来。那时候，经过那么多的来来往往和接二连三的迁移，很难不在时间或地点方面有些张冠李戴的地方。我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没有足资证明的日记和文件，也没有使我能把事情回忆起来的材料。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有一些好像刚发生时那样清楚，但是，也有一些脱漏或空白，我只好用像我的模糊的回忆一样的模糊叙述将它们填补起来。所以，有的地方我可能写错了，尤其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没有找到确实的材料以前，我可能还要写错，但是，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是正确而忠实的，今后我仍将努力完全做到这一点，读者尽可放心。
我一离开勒·麦特尔先生，我就打定主意再回到安讷西去。当初我们动身的起因和秘密，曾使我对于我们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忧，这种担忧有几天完全占据了我的心灵，转移了我的回家的念头；但是，当我意识到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我那占统治地位的感情就又恢复过来了。任何东西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任何东西也引诱不了我，除了希望回到妈妈身边外，再也没有别的心思了。我对她的那种依恋是如此真挚而情意绵绵，因而铲除了我心里一切空想的计划和一切荒诞的野心。除了生活在她身边，我看不到还有别的幸福，我每远走一步就觉得自己离这种幸福远了一些。所以，我一有回去的可能，马上就返回安讷西了。我这次回来是那样匆促，我的心思又是那样恍惚，虽然我对于所有其他次的旅行都存有饶有趣味的回忆，而对这次回来的情况却连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我只记得从里昂动身和到达安讷西，除此以外，我什么也记不得了。请大家想一想，我对这最后一段时间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忘得干干净净吧！我回到了安讷西，却没有看到华伦夫人。她已经到巴黎去了！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她这次旅行的秘密
。我确信，如果我追问她的话，她一定会对我说的；但是，没有比我这个人更不愿意打听朋友的秘密了。我只考虑眼前，眼前的事情充满了我这颗心的容量与空隙，除了可以成为我今后唯一享受的那些过去的欢乐以外，我心里没有一点空隙来容纳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从她对我所谈的一点情况来推测，这是由于撒丁王的退位在都灵引起了混乱
，她怕这时候没人再注意到她，因而想利用奥博讷先生的暗中活动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同样的利益。她有几次亲口对我说，她宁愿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接济，因为法国宫廷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使她不致受到令人不快的监督。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奇怪了，她回来以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冷遇，而且始终不断地领取她的年金。有不少人认为，她是负有秘密使命去的。不是受了主教的委托去办一件本来应由主教本人到法国宫廷去办的事，就是受了比主教更有权势的人的委托，所以她归来以后才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如果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女使节的人选是很不错的，当时还年轻和美丽的华伦夫人具备从谈判中取得胜利的一切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