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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池子大街路东的普渡寺前街再步行几十步，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清代初年的这座睿亲王府了。如今的王府遗址，保存下来的只有山门殿、银安殿和一些配房，但仍能显示出非凡的王者气派。可谓之宫殿的重檐式银安殿坐落在一座1万多平方米的平台之上，平台由规整的青砖砌成。据称，平台初建成时高出地面3米有余，在这个平台上要是一失足掉下去，绝对摔个半残，然后就真成千古恨了。经历近400年的沧桑变化，现在的平台仍然高出地面1米多——即使见过天安门、天坛、恭王府等著名皇家建筑的人，还是会被这里的建筑规格深深震撼。
清初睿亲王府的前身是明代的南宫，又称“小南城”，明初为皇宫东苑，皇帝常游幸于此。明代景泰年间，被囚于漠北的明英宗正统帝回京，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继任的明代宗景泰帝将他的前任视为眼中钉，可若是杀了正统帝，又惧于舆论压力，于是便将正统帝囚禁在小南城内。后正统帝趁景泰帝病重复辟成功，便将当年被迫蜗居的小南城看作自己翻身的发祥地，在此大兴土木，使其最终成为皇城中独立的宫殿群。
清军将领多尔衮入关进京后，一眼看中这里，后来的睿亲王府完全建立在明朝的南宫基础之上。这位清朝第一任睿亲王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与银两便入住其中。可以说，多尔衮当年得到的基本上是一处“现房”，而不是“期房”。
清代顺治年间，多尔衮受封“皇父摄政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此后十年，全国的政治中心显然从紫禁城转移至睿亲王府，许多军国大事都决于府中。而为了办公方便，多尔衮甚至将象征皇权的玉玺也存放于自己府中。一时间，这地界儿龙虎聚首，势压朝野。
就此，清初诗人、国子监祭酒吴梅村曾有诗曰：“松林路转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鸟惊。七仔金滕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
如今这里的银安殿是昔日睿王府仅存的主体建筑，也是当年多尔衮处理军政事务的所在。这座大殿坐北朝南，面积足有10000平方米，由36根红色挑檐柱围绕着。除了龙头、吻兽、琉璃瓦等细节能体现出建筑的高贵等级之外，三层重叠的檐椽更是一大特征——皇宫里被称为金銮宝殿的太和殿才只有两层檐椽。由此可见，当年这多尔衮的派头比皇上可大多了，怪不得最终要惹来鞭尸大祸。
1650年，多尔衮病逝。朝廷追认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生前的无冕之君终于在身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名分。但此后不久，诸位王公大臣开始奏议其罪，睿亲王的爵位被削去，家产没收，府邸充公。一抔黄土埋葬的不仅是多尔衮的躯体，最终也掩去了他一生的辉煌。睿亲王府门前，昔日车水马龙，此时门可罗雀。
清代康熙年间，多尔衮的府邸被改成“玛哈噶喇庙”，翻译成汉语就是“大黑神庙”。据说当年庙里的玛哈噶喇佛一共有12位，皆文殊观音化身及护法神。1755年，乾隆皇帝将庙宇重新修葺扩建，又给它起了个更为汉化的名字——普渡寺。乾隆帝还为大殿题额“慈济殿”，为殿内题额“觉海慈航”。
寺内左侧的黑护法佛殿内，曾供有睿亲王用过的甲胄、弓矢。其中铠甲长七尺多，黄缎面上绣有龙的图案；胄直径九寸多，护项亦为黄色；刀、剑、弓、矢的长度都比常人使用的长出1/3有余。从武器的长短可推断出多尔衮是个身材魁梧的人。甲胄两旁有两尊护卫神像，应是模拟多尔衮生前的亲兵而塑，而塑像所佩带的兵器都是真家伙。
从清代康熙年间到20世纪60年代，普渡寺里一直有喇嘛居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喇嘛的搬出，附近的居民陆续搬进这座“大庙”。除去住人，寺院的山门还曾一度被改作粮店。几十年的挪用改建，到了20世纪90年代，偌大的普渡寺只遗存山门、大殿及部分配房。直到2003年，政府将这里仅存的院落整修重建，将当年的银安殿辟为北京税务博物馆。而原来的山门殿，则用来陈列展现多尔衮王府以及普渡寺历史的展品。
在北京市东城区皇城根遗址公园南段，南河沿大街与东华门大街交汇处，即原皇城东安门旧址西南角，有一座近年整修一新、对外营业的宾馆，名为翠明庄宾馆。经过这座宾馆的人都会发现，比起许多现代化酒店，这座宾馆的建筑多了一份古典，多了一份雅致。宾馆主体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典型民国建筑风格的三层小楼，中间主楼为三层，两翼配楼为二层；整个建筑用绿琉璃瓦铺顶，两旁的屋脊上还安置着大小不同的垂脊兽、带吻兽。镶嵌在墙上的汉白玉牌匾刻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字样，更是证明着这里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直到辛亥革命后，作为天子脚下的内城管控随着清王朝倒台而松懈下来。据翠明庄周边的老居民讲述，由于东华门的位置紧挨着王府井商区，属于黄金地段，京剧大师梅兰芳曾相中此地，准备建造一座大戏园子，以供戏迷听戏消遣。但是还没来得及动工，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古都北平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1938年1月，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迁到北平，日本的高级官员和商人也随之大量涌入。当时的北京饭店、六国饭店都是欧美各国出资兴建的，京城还没有一座日式的高级宾馆供日本高层人士居住。于是日军抢占了梅先生看上的这块地皮，兴建了一座高级日式旅馆，取名“翠明庄”。
“翠明庄”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英文可以雅译为JadeGarden，取“绿宝石庄园”之意。日本占领北平期间，翠明庄曾经接待过无数日本高级将领和官员，比如冈村宁次，每次来北平几乎都是在此下榻。翠明庄也成了日寇制定侵华战略的地方，如针对中共百团大战而发动的“五月大扫荡计划”，就是在此成形。另外，日本著名诗人、鲁迅好友土屋文明先生曾常住于此，并在此完成了《万叶集上野国歌私注》的写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凸显，内战一触即发。当时自认为国际警察的美国，最不希望中国再次发生战争而影响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在中间极力斡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成立了军事调停处执行部。
当时的军调地点选在北平。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人员全部住在北京饭店，美国人则住在教会管控的协和医院，而国民党当局则别有用心地将中共代表全部安排在翠明庄下榻。
原来，日本投降后的翠明庄地产收归国民党政府所有，为励志社和军统局两个部门所占据，成了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因此，这里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外事接待部门，其实里面的办公人员一个个都是彻头彻尾的特务，且大多是由军统局训练后派来的。军调期间，将中共代表安排在此，就是为了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对他们进行监视与控制。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翠明庄里的特务为了刺探情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楼下总服务台的“大堂经理”密切监视着中共代表团每个人的出入，楼上“服务员”打扫房间、取送换洗衣服则非常勤快，恨不得一小时倒一次纸篓，两小时换一次床单。原来特务们是利用每次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房间里的所有垃圾收集起来，拿回去当作宝贝分析研究，如果可以找到写有只言片语的纸片，对他们来说便是如获至宝，都要作为重要情报加以破译。
对付这些特务，中共代表也是各有高招。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就出主意，让随行人员没事就在纸条上随便写写画画，再随意写上一些电话号码或是人名地址，然后把纸撕成小碎片扔进纸篓里来迷惑敌人。李克农曾开玩笑说，反正特务也没事做，让他们去玩拼图游戏吧。
如今文物楼的三层，便是当年中共电台的所在地。为了保密，在这里工作的机要人员和报务人员的生活一切自理，这样可以杜绝特务进入三楼。但是国民党特务还是想方设法往里闯，今天说检修门窗，明天说清查家具，后天又说检修电话。实在无计可施，就说是统一换洗床单，让人啼笑皆非。
据史料记载，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北平，一共战斗了1年又39天，直到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带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离开翠明庄，乘三架飞机离开了北平。如今，翠明庄已经不再是秘密战的阵地，仅留下老建筑，任后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