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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鲁德·斯泰因是这波现代主义潮流在文学方面的重要先锋。她一八七四年出生于美国，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今天美国已经不存在独立的拉德克利夫学院，这个学院已经被并入哈佛大学。在斯泰因那个时代，拉德克利夫学院只招收女生，实质上是哈佛大学的分支。就是因为哈佛大学的本科部哈佛学院只收男生，所以才另立新的学院，让聪明优秀的女生也能接受哈佛的教育。

斯泰因在拉德克利夫学院遇到许多重量级的教授，其中对她影响最深的是在哈佛教心理学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威廉·詹姆斯很欣赏斯泰因，鼓励她去研究心理学。斯泰因还不到二十岁，就在心理学领域完成了重要的实验，研究“自动现象”。什么是“自动现象”？那是有些人进入受催眠的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特殊能力，可以同时进行两种智力活动，例如一边讲课，一边写和正在讲的内容全无关联的稿子。人只有进入催眠状态才会有这种一心二用的“神功”，依照斯泰因的研究解释，那是因为其中有一种能力，被置放在“自动”状况下。

也就是说，只有一种能力，是在显意识层，照着本来的方式发挥的，另外一种能力，则不进入显意识，是在内在潜意识中自动运作。因为分属两种不同意识层次，这两种能力才能不互相干扰，可以同时进行。“自动现象”证明了人的意识分流动态，以及意识分层结构。

一九〇二年，格特鲁德·斯泰因放弃医学院学业，同哥哥利奥·斯泰因离开美国，先是去伦敦，后来去到当时全世界的文化、艺术、学术中心——巴黎。在巴黎，斯泰因认识了托克拉斯，和托克拉斯结成了显然是同性恋的情人关系。

到今天，巴黎的蒙帕纳斯区仍然留着斯泰因的故居，在弗勒吕斯街27 号。留着这间房子，大有道理。有十几二十年，这房子是巴黎最先进的沙龙，也是巴黎最前卫的画廊。具备开创性的艺术家们，热衷于参加这个沙龙的活动，然后将他们的作品卖给斯泰因兄妹。画廊里有高更、塞尚等后期印象派大师的作品，也有以反抗印象主义为号召的年轻一代如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作品。老的、少的，知名的、混迹的，都齐聚在斯泰因家，他们刚刚完成的各式风格的作品，在斯泰因家的墙上排排站。

在巴黎，格特鲁德·斯泰因放弃了心理学研究，转而投入文学创作。她第一部出版的作品，书名叫《美国人的形成》（ The Making of Americans ）。我在美国留学时曾经买过这本书，但现在不在手上，离开美国时没有带回来，因为我当时相信自己一辈子不会去看这本书，毫不犹豫地把书送给了朋友。《美国人的形成》这一本恐怖的书，那个时候在美国能找到的，只有一种版本，九百多页，厚厚一大本，像字典似的，更恐怖的是里面的字排得密密麻麻，也几乎和字典一样密！印象中，我大概读了二十多页吧，很快就在心中怀疑地问自己：“我真的有办法读完一本跟字典一样字多的书吗？值得吗？”我问周遭的朋友，包括专攻美国文学的研究生，啊，没有一个人读完过这本书，甚至没有一个人读得比我多。我安心地放弃了这本书，反正我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读不了《美国人的形成》的人。

我当然错了，不该把那本书丢掉。我后来发现了，这书其实有它的道理，也就有顺应着那道理的特别的读法。我接触格特鲁德·斯泰因其人其作时，已经听说《美国人的形成》是一部重要的现代主义经典，而且是现代主义经典中，最少人读的一本。这个头衔，不简单，表示《美国人的形成》甚至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更难读、更少人读。但我当时没有自觉地去探问这里面的矛盾——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读过的书，还能够变成经典？都没有人读，怎么知道它好？没有读，又怎么主张这本书是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经典呢？

这问题的答案应该是：《美国人的形成》这部书之所以为经典，正在于它的艰难程度，它是因为太难读了而成为经典。任何人，包括我，不需要读完全书，都知道这本书很难很难读，而且稍微用点心，你也就能确认这本书不是不小心写成那么难读的，不是因为斯泰因能力不足写坏了所以变得那么难读，每一行每一页你都看得到斯泰因大大咧咧、挑衅地表示着：“难是我故意的！”

这是一部摆出嚣张姿态去挑战传统叙述的书。传统叙述有一种基本惯性，要把话说清楚。叙述本身就带着一个假设与一份道德责任。叙述的源头，是聆听者给予的注意，让叙述者拥有叙述的权力。赋予叙述权力的这种聆听与注意的态度，同时也就给予叙述与叙述者一定的限制、要求：你得有把握你所叙述的，是值得叙述、值得聆听的；还有，你得有本事将话讲清楚，让聆听者付出的帮助能有所收获。

我们所习惯的叙述，是经过整理的内容。这是很难打破、也没什么道理要被打破的惯性。就像一个老师站到讲台上，我们想都不必想就假定他不会想到什么讲什么，随口胡说一通。他会，也应该讲出事先整理过、准备好的内容。

叙述是整理过的，对应、对照于我们的自然感受与思想。感受与思想是凌乱、混杂的，然而我们一旦要将感受、思想表达出来，形成叙述传递给别人，就会有压力必须收拾凌乱、去除混杂，将叙述编织在一种较为正式的秩序里，也就是建构一种叙述的秩序。我们长期接受日积月累的训练，将这种叙述的惯例与责任深植到内在规范中，尤其是使用文字时该有的秩序要求，又比说话更严格。

格特鲁德·斯泰因以及她同代的现代主义的作家们，开始挑战、反叛这样根深蒂固的叙述惯性。斯泰因的心理学研究背景，使得她能够比一般人更加敏锐地察知这份惯性的存在及其强大的约束力量。一般人往往以为自己讲的话，就是自己心里想的。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讲，以为这是同一回事。斯泰因研究“自动现象”的经历，让她很容易看出这不是一回事，这中间有差异，有一段自动整理的过程被忽略了。人的思想、感受的变化，远非语言、叙述所能追得上。真实的思想、感受的流变不会立即浮现成为我们说出来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