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格特鲁德·斯泰因七十二岁那年，被诊断得了胃癌，安排在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动手术。进手术间时，跟她一起共同生活了四十年的情人、伴侣艾丽斯·托克拉斯（Alice Toklas）陪着她。斯泰因的神智看起来很清醒，她突然问托克拉斯：“答案是什么？”托克拉斯显然不明白斯泰因要问什么答案，沉默着没有回应。斯泰因就又问：“既然没有答案，那问题是什么？”托克拉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问过了这两句话后，斯泰因就被推进手术间，上了麻药昏睡过去，然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段事情，被记录在托克拉斯的回忆录《记忆所及》（What Is Remembered）里。这本书几乎都是关于斯泰因的描述，没有理由托克拉斯会不记得、会记错她见斯泰因最后一面时后者所说的话。就算这两句话实际上不是斯泰因生命中最后的两句话，也不减其高度的象征意义。它简洁明了地显示了究竟现代主义是什么。

斯泰因最后的话语提醒了我们，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人进入一种新的状态中，他或者她不再理所当然地追寻答案、找到答案，不只是不必然找得到答案、弄得清答案，很多时候就连到底自己在问什么样的问题，都搞不明白。

进入现代主义之前，文学、艺术、文化是怎么回事，在追求什么呢？欧洲从启蒙主义时代开始，上帝、教会、神学明显地退位了。换另一种方式说，这些提供现成、明确答案的力量，不再是人们理所当然接受的权威。上帝、教会、神学权威笼罩的时代，人活着就是学习、接受这些现成、明确的答案。生活上会遇到的问题，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有现成、明确的答案，至少都受到一个万能答案管辖——只有上帝知道，上帝不让我们知道，一定有他的理由，那我们就不需要、也不应该知道。

启蒙主义重要的贡献与成就，就是质疑、动摇了这些过去的标准答案。启蒙精神就是要用理性的探索，取代原本由上帝、教会、神学专断把持的答案。启蒙主义带着乐观、自信的昂扬精神，果决、大胆地挑战、推翻旧答案。不过，既有的旧答案被推翻了，至少是被赶到边缘去了，新的替代答案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出现。启蒙主义提出的理性、科学，短时间内还无法真正取代上帝，没有办法像原来的上帝信仰那么好用、那么有用，可以让大家都安心、安稳地活在那样的答案里。

所以我们真正看到的是：答案不见了，真正代替的，不是新答案，而是对于答案的追寻；对于答案的追寻取代了答案本身，变成更有意义的生活基础。人们花在找答案上的精力远超过信奉、追随任何单一的答案。十九世纪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找寻答案的世纪，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找寻答案中。十九世纪的欧洲最特别、最特殊的，不是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而是他们勇敢无畏地问了那些大问题，又以实质或心灵的冒险去探索答案，或至少是开发提供答案的可能性。

在这过程中，问了很多问题，找到了很多答案，然而没有一个答案能够取得普遍的、恒久的权威。探索开出那么多条不同的路，涌现了那么多暂时的答案：前面的答案刚建立，后面新起的答案就将它推翻，或是前面的答案刚建立，它的事实或逻辑根源就又被新的问题往后推。几十年、上百年下来，那么多追求，那么多答案，反而让终极的、确定的答案看起来愈来愈遥不可及。

为什么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会出现现代主义的潮流？一种解释是：欧洲人对于追寻答案这件事情，发生了态度上的根本改变。以前认定的前提是：我们没有答案，所以要去追寻，这是所有一切生活意义的源头。“现代主义”却给了一项惊人的揭示，一项停歇与反问：“等等，有人证明过，真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去找答案吗？”要证明真的最重要的事是找寻答案，那至少必须先弄清楚：我们知道自己到底在问什么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是值得问的。

换个方式说，现代主义将人存在的意义，往后推了一步，把本来人们兴致勃勃探问的问题，放到多一重的括号里，在开始回答之前，先确认：这样的问题是有道理的问题吗？是该问的问题吗？是值得问的问题吗？现代主义之所以现代，因为它制造了与传统时间的断裂，翻转了过去认定为理所当然的价值——答案很重要，追求答案很重要。现代主义不接受这项价值，它不觉得答案一定比问题重要，它甚至不确定我们真的想要、真的应该去追求答案。

现代主义之前的各式各样的哲学思潮、艺术主张，基本上都是在给答案、呈现答案、解释答案、分析答案或揭露追寻答案的过程，至少在显示对于寻找答案的热情态度。现代主义很容易令人不安，因为它跳开答案，要退一步去提关于问题的疑问。现代主义不接受、不相信现在已经是可以给答案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