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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笔下这些简单的文字，都是他花了很大力气去修出来的。海明威写小说写得很快，例如说《太阳照常升起》，大概只花了六个礼拜就写完。不过，写完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修改过程，其中有种英雄气概、野性气概在。他修稿子的第一个步骤是重读，然后将重读时自己认为写得不错的地方标示出来。接着，完全出乎我们一般的预期，他就试着将被标出来的地方删掉——我没讲错——把那些他认为自己写得好、写得出色的地方删掉。

这是他最奇特的方法。他认为作品好不好最有效的判断，是看它能够承受被拿掉多少突出的好句子、好段落。为什么自己觉得好的句子、段落反而要丢掉呢？这背后牵涉的是海明威的个性，以及依随这份个性而来的美学观：“男性气概”（masculinity）的美学偏好。去问海明威什么是男人？抱歉，你一定只能得到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答案。他一定会提到，男人和女人的最大不同在于：“男人是真的。”

话里的意思是女人就不是真的。他说过他认识的那么多女人中，只有一个是真的。那是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一位德裔好莱坞大明星，声音沙哑，形象冷艳，而且好像手上永远拿着加了长滤嘴的烟。为什么只有玛琳·黛德丽是真的？因为她不迎合、不讨好，不装模作样希望人家错以为她更可爱或更可亲些。

海明威最无法忍受、觉得最不可原谅的就是装模作样，尤其是虚张声势。所以他不喜欢擅长投变化球的棒球投手。变化球是骗人的，让打者以为球会去那里，实际上球却跑向了另一个地方，靠这种方式使得打者误判。这本来是投打对决中理所当然的一种投手取得优势的方法，但海明威就是不喜欢，因为违背了他的男性阳刚美学。

他讨厌装模作样到了近乎病态的地步。修改小说稿，他首先必须确认自己写出来的句子、段落，不会让人家觉得做作。每一个看来特别吸引人的句子、段落，都得特别被拿出来检验，认真地问：这是不是故意在吸引读者的眼光？是不是像女人化妆、穿上华服，所以才会让人一眼就看到？他要不客气、不吝惜地将所有装模作样的内容都拿掉。

修改时，他看到一个长一点的多音节词，眼睛就会痛。看到一个包括十个、十二字母的单词，他的直觉反应是：我怎么会写出这种词来，它非得在这里不可吗？不能换成另一个简单点的词吗？修改时，他看到一个句子里面有两个动词，眼睛就开始痛。他的直觉反应是：一定要有两个动词吗？我不能用更简单的方式来组这个句子吗？海明威的文章里很少出现子句，每一个句子都尽量通透到底，不会句中有句，大句子里包夹小句子。

他的修改常常都是删节和拆解。把复杂的句子拆开来。他大量使用短句。就算是乍看很长的句子，仔细看，那句子的文法通常也都是简单的。为什么海明威的小说里用那么多“and”？正是因为他一直在拆句子，把句子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简单元素，再用“and”把它们连缀在一起。

这是他深信不疑、无可动摇的美学信念，心底的坚决执着，所以才会去想象、打造出那样的文字。我们被他的文字打动，因为那其实是得来不易的艺术心灵琢磨的结果，也因为透过这样的文字，我们不自觉地感受了他那份美学信念的力量冲击。

海明威不愿装模作样，老是要把所有看起来说得太多、说得太漂亮的东西拿掉，因而他最好的作品都成功地邀请了读者，一边看他小说里给我们的那点平淡贫乏的内容，一边积极地自己把那些被藏起来没有说出的部分，用想象补上。他的小说记录了一个男人把他能讲得出口的话说了，内在却还有更多他说不出来、说出来就会使得自己觉得恶心的东西。我们理解了这样的压抑状态，忍不住动用感情与想象，把那些说不出来、说出来就装模作样了的内容，不由自主地补了回去。经过了如此过程，海明威的小说就在我们心中发光，让我们觉得如此漂亮、如此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