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远古音乐，首先回答的问题便是音乐如何起源。目前，音乐史学界对音乐起源问题的观点多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音乐起源学说：劳动起源说、情感表达说、模仿自然说、巫术起源说等。那么，江南音乐如何起源？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恩格斯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正是因为劳动，人类才得以从动物中分化出来。孙美兰在《艺术概论》中认为：“追寻艺术发生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艺术原是从非艺术活动中产生的。导致艺术发生的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动力，乃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和取得发展的生产劳动。” “劳动的进行、语言的产生、人脑的发达，为音乐艺术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其次，劳动也创造了音乐艺术。劳动实践本身，给予音乐以内容。劳动的动作和呼声，给予音乐与舞蹈以节奏和音调。而社会生产斗争的需要，则成为人类创造音乐艺术的基本动力。” 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音乐与劳动紧密结合的例子。新石器时期河姆渡人用以狩猎的骨哨继而成为乐器；吴越民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 的《弹歌》，所展现的狩猎活动过程便可印证音乐起源于劳动的理由。

音乐的产生常常与人类表达情感相关。《乐记》中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皆本于心。” 意思是说诗能诉说人的思想，歌能唱出人的声音，舞能表演人的姿态和动作。这三者，都发自于人的内心。传说中最早的情歌《候人兮猗》以及《吴越春秋》中的《越王夫人之歌》都是为了抒发感情而作。荀子曾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行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其核心意义就是音乐产生于人快乐的情感表达。

英国音乐出版家克罗威斯特认为，人类从自然界中的虫叫、鸟鸣、风声、流水声等声音中获得灵感创造音乐。中国古典音乐文献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关于尧命令质制作音乐，进而质模仿自然界各种声音作乐的记载，也可以说明音乐的产生与模仿自然界中的声音有关。“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麇 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可以模仿鸟兽鸣叫的声音，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音乐起源模仿自然说的例证。自然界中很多鸟类的叫声常具有四度音程关系。通过模仿自然界中存在的这些乐音，进而将这些乐音发展为旋律，再加上原始先祖从生理现象及劳动生活中认知的节奏，原始音乐的雏形就产生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模仿是影响音乐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主张音乐起源于巫术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法国音乐家孔百流和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 等。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 原始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当恶劣的气候与不能适应当时客观环境的落后生产力这对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一种精神力量——巫术，逐渐成为原始人类的精神支柱。在原始先民的生活中，“巫术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原始乐器常被用作施行巫术的法器。原始宗教的产生是基于先民对自然斗争的软弱无力。先民就是幻想通过原始乐器施行巫术来弥补自己能力的不足” 。关于越人信奉鬼神，并将其渗透到音乐活动中的做法，任昉在《述异记》中说：“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 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上所绘巫师引吭高歌、扬袖曼舞的图像，也反映了巫术对音乐、舞蹈的影响。

关于音乐起源的学说，除上述四类外，还有语言扬抑说、太一说等。语言扬抑说，也叫情感语言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让·雅克·卢梭 和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 。“他们主张人类在感情兴奋、激动时所产生的昂扬语调，即是歌曲。他们认为，人们在兴奋时，说话的音调升高，每句话间隔明显而有规律，说话往往拉长或缩短，这种由情绪而导致高度兴奋所引起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是歌唱和一切音乐形式的基础。” 另一种“太一说”认为音乐起源于超人的力量，即“太一”的观点在史料中也有所记载。据《吕氏春秋·仲夏纪》记载：“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先王定乐由此而生。”

关于音乐起源问题的讨论，至今仍没有明确定论。上述几种音乐起源的学说中，劳动说具有一定影响力。杨荫浏 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音乐是起源于劳动。中国原始社会音乐的发展，可以充分说明这一论点。” 关于音乐起源的劳动说也有质疑的声音，如俞燕认为“音乐是声音的艺术。说到底，没有‘音’不成其为‘乐’。研究音乐的起源，必须首先从根本上阐明声音的由来，‘劳动说’最缺乏说服力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提到声音” 。

江南音乐究竟起源于什么？以上几种说法都具有合理性，但又都不尽全面。音乐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用单一的理论进行解释，我认为：影响江南音乐产生的因素也是多元的。随着江南音乐史研究的逐渐深入，江南音乐起源问题定会日益明晰。

远古时期的音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衍化过程，伴随着对音乐起源于何时的追问至今没有肯定的说法，但远古时期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各种传说故事、历史文献、考古发现中均有涉及。《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中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意思是说，葛天氏的音乐，是由三个拿着牛尾巴的人，踏着脚步来唱八首歌曲。第一首歌曲《载民》，是歌颂承载着人们的大地的；第二首歌曲《玄鸟》，是歌颂具有葛天氏氏族标志的图腾黑色的鸟的；第三首歌曲《遂草木》，是表达对植物能够顺利地生长的期盼；第四首歌曲《奋五谷》，是表达希望五种农作物丰收的愿望；第五首歌曲《敬天常》，是说葛天氏氏族尊重自然规律的心愿；第六首歌曲《建帝功》，是表达葛天氏有充分发挥天帝功能的愿望；第七首《依地德》，讲的是葛天氏依照气候的变化来工作；第八首《总禽兽之极》，是说葛天氏的总目的是希望鸟兽的繁殖达到最高程度。

在音乐考古方面，也有关于远古音乐的发现。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的舞蹈纹彩陶盆，是迄今所知可估定年代的最古老原始舞蹈图像，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陶盆内壁上，画有三组舞者，每组五人，每组之间以曲线花纹相隔，下有四道平行带纹，所画舞者手拉手列队舞蹈，舞者头上有下垂的发辫或装饰物，身边拖着一条小尾巴，可能是扮演鸟兽的装饰。彩陶盆内壁的图像，生动地反映了远古以狩猎为生的氏族生活画面，使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群在乐舞和祭祀活动中把自己打扮成狩猎对象，或者本氏族图腾而踏歌起舞的原始先民。

远古时期的音乐分为原始乐舞和原始器乐两个部分，其中，原始乐舞是这一时期音乐的主要形式。“在远古社会中，诗歌、音乐、舞蹈几乎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离的，音乐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乐舞是原始社会的主要音乐形式，在艺术上，它较为简单、粗糙，内容多与原始部落的狩猎、畜牧、播种以及战争等多方面的生活有关。原始乐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我们祖先的原始宗教信仰” 。

乐器是人类音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的载体，虽然它无法保留其所存在时期的音乐，但我们仍可以从这些乐器的材质、外形、性能、音质等方面了解当时音乐的发展水平。从目前发掘出的远古时期乐器来看，主要有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两类。打击乐器以鼓、磬、钟为代表；吹管乐器有骨笛、骨哨、埙等。

鼓，是原始乐器中最早产生的一种打击乐器，最初为土鼓，后为木鼓，商代出现铜鼓。

磬，一种石制乐器，是石器时代的产物。将几个不同音高的磬进行编联来演奏的乐器，叫做编磬，可以用来演奏简单的旋律。

钟，一种打击乐器，目前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是陕西长安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钟，至商代出现铜钟。编钟是将几个不同音高的钟编成一组来演奏。

1986、1987、2001年前后三次在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经测定距今有8 000年历史，骨笛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乐器，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吹管乐器之一。

骨哨，是用兽骨制成的一种吹管乐器。1973年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是这一时期骨哨的代表，距今有约7 000年历史，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埙，是用陶土制作而成的吹管乐器，一般为卵状，是现今出土远古时期乐器中数量较多的乐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埙，距今约6 000年。

上述考古发掘出的乐器中，出自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有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陶埙，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的骨笛等。

江南地区远古时期音乐发展的历史是绘出江南音乐史秀丽画卷的第一笔，虽然关于这个时期的诸如“音乐起源”的问题，我们还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在江南先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是有音乐起源发生的。无论是歌、舞、乐一体的原始乐舞，还是骨哨、陶埙等原始乐器，都向今人展示出江南有着久远的音乐文化历史传统。 r0+7RqeFDeP7xClvZj7Ydl4jSXdkvQPbxfF2C0iZvubIgDMUrgmziTD2pajEyv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