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区的江南文化基本定型，从而有了一个以地域为基础并由之衍化出来的江南音乐概念，这个概念是在江南文化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起来的，与江南文化同时共生。音乐是人类精神的体现、文明发展的产物。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音乐艺术的发展，也留下了丰富的音乐遗产，如考古发现的历朝历代乐器、记载音乐历史文化的文献典籍以及口头传授的民间音乐等，这一切都是人类发明发展的确证。江南区域和文化层面上的时空跨度均大大超越了行政区意义上的“江南”，作为特殊文化的江南音乐是以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民俗语言、经济方式等，构成特有的“轻细、婉转”的特色，并立足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之林，赢得了自己独特的一席之地。考虑到江南文化研究的区域特性以及江南政区的复杂性，本课题所研究的江南音乐，空间地理以环太湖流域为基础，包括今江苏、上海、浙江为核心的长江以南，即今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以及苏南、皖南部分，我们称之为“狭义江南”，在此区划基础上的江南音乐史写作不同于其他特定区域音乐史写作，研究方法上取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个案分析等，即特定历史时期，也兼顾同一语境下的江南音乐文化，将不在“狭义江南”范围的音乐也列入江南音乐史的研究范畴，如扬州历史上的音乐现象等。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陶埙和可能为原始打击乐器的木筒，其中骨哨的数量最多，能模仿鸟鸣和吹奏不同的音高。可见，江南人早在距今约7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享受”音乐的认识和需要。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遗址的重大发现，共同谱写出江南音乐史上的辉煌。考古发现浙江余姚徐家畈出土的商代无旋镛、江西新干县程家沙洲殷末大墓出土的涡纹兽面纹镈、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的甬钟等，又为我们展现了江南青铜时代音乐活动的盛景。

春秋战国时代，吴、越逐步强大，与中原各诸侯国分庭抗礼。尤其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治国，消灭邻敌吴国，江南大部分地区得以开垦、修城。民间歌声连连，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记载了许多当时的民歌，如《采葛妇歌》“尝胆不苦甘若饴，令我采葛以作丝”流传至今。考古发现的这时期乐器主要以青铜类镈、钟、甬钟、编钟、钲等为主。

秦统一六国后，在江南设立了一些郡，如会稽郡（郡治县吴县，今江苏苏州）、鄣郡（郡治县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这时期的民间音乐发展迅速。自秦开始设立的专门音乐机构——乐府，其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采风。乐府搜集整理了全国各地大量的民间歌舞音乐，加以编制和演奏，虽主要为宫廷娱乐服务，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乐舞的发展。吴越后人歌声嘹亮，唱响江南，一定程度上就是乐府功能的反映。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七国乐舞汇集京都，汉朝乐舞继承秦代，加上汉代经济发展较繁盛，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也推进了乐舞的发展。其中，需要区别的是，“百戏”是我国古代兼有音乐歌舞成分的杂技表演之总称，它包括杂技、武术、幻术、民间歌舞杂乐、杂戏等艺术表演形式。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经过了三国割据局面，待到晋的暂时统一，北方混战局面引起北方人民大量南迁，这就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各族经济文化的不断融合。中原文化的大量南迁给江南地区思想文化造成深刻影响，推动了江南音乐的发展。清商乐 ，歌舞戏、百戏十分流行。魏晋“竹林七贤”等文人骚客，浮于政事，乐于琴棋艺术，繁荣了江南音乐文化，形成江南音乐发展史上的高峰。

隋唐是歌舞伎乐的盛行时期，尤其是唐代，宫廷燕乐繁盛，民间音乐得到发展，曲子词、民间说唱文学以及民间歌舞等盛行。《五代史·吴越世家》中记载了当时的音乐活动。隋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南北交通要道贯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唐代设立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江南城市快速发展。有“东南名郡”之称的杭州、苏州、台州、婺州、温州、越州、歙州等。这些城市也效仿北方的音乐活动，特别是民间的说唱艺术得以广泛发展。江南民间还盛行“说大书”、“说小书”等称谓，其中“说小书”便是现在苏州“弹词”的前身。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从后梁开平元年（907）其统治者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纳士归宋”止，历三代五王，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经济繁荣。所以，此时的江南音乐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杭州、湖州、越州、温州、台州、明州等城市建设发展，市民文化随之勃兴，城市曲子、说唱戏剧等市民音乐欣欣向荣；吴越国的诗歌艺术丰富，著名诗人罗隐、贯休等的优秀诗作对城市曲子的发展也颇有影响。就江南音乐发展史而言，五代时期吴越国、南唐的历史对其音乐的发展意义至关重要。不仅《五代史·吴越世家》等文献中记载了当时丰富的音乐活动，而且，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所画的《韩熙载夜宴图》更是将南唐高官韩熙载家中的伎乐夜宴情景描绘得栩栩如生。全画可分“听琵琶”、“观舞”、“舞后小憩”、“清吹”、“归寝”五个部分，体现了南唐贵族家中优雅的“房中之乐”。

两宋时期，江南民间音乐进一步发展，南戏的出现为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皇帝将中原流传的宫廷雅乐、教坊乐带到江南。江南市井文化娱乐场所“瓦子”和民间艺人演出的“勾栏”满城皆是，还有许多“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的流动艺人。他们表演的艺术形式有歌舞、说唱、戏剧、杂技、武术等。器乐除用作伴奏外，也有独奏演出。演出的形式有“大乐”、“细乐”、“清乐”、“小乐器”、“鼓板”等。两宋词风大兴，文人依曲作词。江南一带著名的词人兼音乐家有姜夔、张炎、张镃等，苏轼、柳永等也长期生活在浙江，他们是这一时期江南音乐文化中的一道风景线。古琴音乐在两宋地位较唐代有所提升，永嘉琴家郭楚望创立了浙派古琴，对后世各派琴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由于江南天然的地理优势，港口城市如明州（今宁波）、温州的开发，外国商人往来频繁，江南成为当时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活跃在南宋临安、苏州一带的戏曲、曲艺，在路歧人的流动演出中，对上海金山、松江以及青浦等地音乐表演产生了较大影响。到了元代，上海的曲艺活动获得较大发展。

明清是我国历史上戏曲音乐发展的高峰时期。北宋宣和年间发源于浙江温州民间的“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经元代南北戏曲交流汇合后，与北方杂剧抗衡。明代四大声腔均是南戏声腔，弋阳腔（江西）、昆山腔（江苏昆山）、海盐腔（浙江海盐）、余姚腔（浙江余姚）以各自发源地为名。其中，江西人魏良辅改良昆山腔，为昆山腔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明清时期，江南地方戏曲逐步发展，如越剧、黄梅戏、淮剧、婺剧、赣剧等。另外，说唱音乐如苏州弹词、苏州评话、苏州滩簧、独角戏、扬州评话、上海说唱、沪书等，都是这时期江南音乐中的奇葩。明清时期江南著名的音乐家有琴家李水南（明浙江杭州人）、胡文焕（明浙江杭州人）、徐和仲（明浙江四明人）、徐常遇（清扬州人），琵琶家杨廷果（明江苏无锡人）、华秋萍（清江苏无锡人）、李芳园（清浙江平湖人），戏曲家李渔（清浙江兰溪人）、毛奇龄（清浙江萧山人）等。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步入近代历史。江南处于东南“黄金海岸线”中点和长江“黄金水道”终点上，在中华民族经济文化从内陆向海岸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江南备受中国乃至世界的瞩目。由于地理环境的优势，这一时期（1840—1949），江南音乐发展跃居全国前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江南传统音乐的新发展；二是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江南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

近代以来，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江南商品经济得以发展。茶楼、剧院等经营日益兴盛，客观上促进了江南民间音乐的发展。江南传统音乐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戏曲、曲艺、器乐、民歌、民间歌舞以及宗教音乐等方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江南戏曲、曲艺种类基本成型。许多地方小戏，如江浙各种“滩簧”经过发展、改良，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上海沪剧，浙江杭剧、越剧、甬剧，安徽黄梅戏以及江苏淮剧、苏剧、锡剧等也在这时期得以发展完善，先后从农村走向城市。这些艺术种类以其各自的特色魅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其中，浙江越剧影响广泛。越剧原是浙江湖州一带民间曲艺“三跳”流传至嵊县，后结合当地语言及“呼牛山歌”等，逐步融合而成为“的笃班”的民间小型戏曲。1909年第一次登上农村舞台，剧目多反映农村生产与生活活动，如《箍桶记》、《童养媳归娘家》等，只有男性演员。1912年进入上海，演出于草棚舞台，逐步扩大剧目，加上二胡、三弦等乐器伴奏，改名“绍兴文戏”。后来开办女子小歌班，又改名“绍兴女子文戏”，以女子反串男子，盛极一时。1943年由著名演员袁雪芬、范瑞娟等成立“雪声剧团”，改称“新越剧”。著名越剧演员还有筱丹桂、傅全香、徐玉兰等。演出的剧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龙凤锁》等。

江南的茶楼文化也滋养着另一种传统音乐，即曲艺艺术。弹词（苏州弹词、四明弹词、扬州弹词等）、评话（苏州评话）、鼓词（温州鼓词、浙东渔鼓等）、说唱（上海说唱）、清音（扬州清音、江西清音等）、道情（江西道情、金华道情等）等曲艺形式，在江南生根发芽。从音乐角度讲，在这些曲艺品种里，以苏州弹词的发展最为突出。明末开始，弹词就广泛流行于苏州民间，明末清初已形成艺人流派辈出的局面。道光以后，经过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等名家的努力，积累了多种曲目，如长篇书目《珍珠塔》、《三笑》、《白蛇传》等；产生了多种流派，如“俞调”、“马调”、“祁调”、“蒋调”、“丽调”、“尤调”等。如今苏州弹词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的杭、嘉、湖地区都很流行。

这一时期江南器乐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丝竹乐（江南丝竹）、吹打乐（苏南吹打）、十番锣鼓中。丝竹乐是指用丝弦乐器和竹管乐器笛、箫、笙、管等组合演奏的器乐曲。江南丝竹大约在清朝末年开始流行于苏南、浙北及上海，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曲目，并形成了“华彩、细腻、轻松、小型、灵活”的风格特点，从最初满足城市居民自娱自乐，逐渐扩展到广大乡村农舍，应用于婚丧喜庆、节日灯会诸民俗活动。辛亥革命后，丝竹乐在上海得到较大发展，相继成立了“钧天集”、“清平集”、“文明雅集”、“国乐研究社”等乐社。著名的江南丝竹八大曲：《中花六板》、《欢乐歌》、《三六》、《云庆》、《行街》、《慢三六》、《慢六板》、《四合如意》闻名遐迩。此外，还有《老六板》、《快六板》、《霓裳曲》、《鹧鸪飞》、《柳青娘》等。

苏南吹打，又称十番鼓，流行于江苏南部无锡、苏州、常熟等地，所用乐器有板、点鼓、同鼓、板鼓、云锣、笛、箫、笙、小唢呐、二胡、梆胡、琵琶、三弦，其中鼓和笛是主奏乐器。主要在农村、城镇演奏，多用于红白喜事。江南道士也用它做道场，曲目有《一封书》、《甘州歌》等。十番锣鼓在明代已广传江南，以无锡、苏州、宜兴等地最为著称。在民间多用在婚丧喜庆场合，也被道士用于做法场时的音乐。代表曲目有《香袋》、《十八拍》、《万花灯》等。

近代以来，江南产生了许多新民歌，按照这些民歌的演出形式，可以分为号子、山歌小调、田歌、风俗歌等。这时期民间歌舞采茶，各民间节日所用的龙舞、灯舞、板凳舞等也逐渐成熟，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

另外，戏曲社团的建立也促进了江南传统音乐的发展。主要有：中华音乐会、国乐研究社、暑期国乐研究会、大同乐会、杭州国乐研究社、乐林国乐社、霄兆国乐团、上海俭德国乐团、南京梅庵琴社、上海云和乐会、苏州吴平音乐团等。

江南拥有许多港口城市，西方音乐文化首先从这里传入。这时期，江南音乐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和学校音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萌发点。江南音乐教育在当时中国是超前的，具有代表性的。

最先在江南开设音乐课的是外国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如，1850年上海徐汇公学、1861年上海清心女塾、1893年上海中西女塾、1903年上海圣玛丽亚女校以及浙江湖州的湖群女校。这些教会学校不仅传授教会唱诗歌、赞美诗、弥撒曲等，也教授钢琴，称为“琴科”。

此后，江南学校音乐教育随着洋务运动的进程，在江南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设置了“乐歌”课，成为我国最早正式设置音乐课程的学校之一。许多近代学校也纷纷效仿将乐歌（音乐）课列入教学计划，如上海爱国女校、上海南洋中学等等。专业音乐院校也相继建立，很多新型的教育和学术性的音乐社团也促进了江南音乐教育发展，如：上海中华美育会（1919—1922）、上海大同乐会（1920—？）、上海国乐研究社（1920—1924）、上海中华口琴会（1929—1950）等。

这一时期，江南涌现了一批代表性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他们为中国音乐事业的近代启蒙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音乐教育家有在上海国立音乐院从事专业音乐教育的萧友梅（广东香山）、黄自（江苏川沙）、青主（广东惠阳）、陈洪（广东海丰）等，以及从事学校音乐教育的沈心工（上海）、李叔同（浙江平湖）、曾志忞（上海）、叶中冷（江苏镇江）、华振（江苏无锡）、杨仲子（江苏南京）、吴梦非（浙江东阳）、刘质平（浙江海宁）、丰子恺（浙江桐乡）、钱君陶（浙江桐乡）、邱望湘（浙江吴兴）、沈秉廉（江苏吴县）、缪天瑞（浙江瑞安）、顾西林（浙江温州）等；音乐家有琴家管平湖（江苏苏州）、琵琶家吴景略（江苏常熟）、鞠士林（上海南汇）、陈子敬（上海南汇）、李芳园（浙江平湖）、沈肇州（江苏海门），二胡有华彦钧（江苏无锡，阿炳）、刘天华（江苏江阴）、周少梅（江苏江阴）、孙文明（浙江上虞）等。

通过上述对江南音乐形成、发展的粗略回顾，可以发现本课题所研究的不仅是江南地区音乐历史形成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背景、音乐现象、音乐作品与表演方式、场合范围、音乐家群体、个体音乐实践、音乐思想生成、发展与变迁的情况，音乐家们内部和外部的联系、音乐的传播传承过程，以及各自音乐特点进行溯源探流、钩沉爬梳；还将从卷帙浩繁、纷繁芜杂的音乐文献史料、音乐考古发现中搜集、整理出一个江南音乐史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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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nc ylopedia International 》Vol．5．1978，转引自徐建春《文化区的意义及先秦浙江文化区的演变》，《浙江学刊》（双月刊），1990年第1期，第84页。 uSmixNPsQva6OQVmpKE0Lgf5zq2dEKMYQmYdiRd32A0/eX1JQiv1u0NuXkHTyP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