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南朝诗歌很值得注意。虽然这一时期诗歌反映的社会现实比较狭窄，然而在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则有重要的进展，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声律论形成于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它标志着人们对于诗文语言声音之美的讲求达到了更为自觉的阶段，也反映了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竭力追求新变的风气。

在南朝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元嘉体、永明体、宫体诗中，尤应注意“永明体”。“永明体”亦称新体诗，这种诗体要求严格遵守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永明体”诗的产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首先，南齐永明年间（483—493），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为作家们潜心创作，钻研声律、创作诗歌，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其次，统治阶级对文学的重视以及文学集团的活动，大大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和写作技巧的提升。南朝从刘宋以来，文学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再次，佛教活动的大盛，导致了四声的确立和声律论的产生。

声律，又称音律，南朝梁以后的文人著作中渐有一种加以延伸的用法。惠皎《高僧传》“始有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中的“声律”一词几乎等于“音乐”、“音韵”。《南史》卷六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游焉，号曰八友。”有些学者认为永明声律论是竟陵王门下文士们的集体创造，周颙、沈约是这一新学说的代表人物。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历仕宋、齐、梁三代。齐时与萧衍（即梁武帝）、萧琛、王融、谢朓、范云、任昉、陆倕等同游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号为竟陵八友。

至于永明声律论的具体内容，即所谓四声、八病之说。四声为平、上、去、入，指汉语中每个音节的声调。声调是汉语语音的特性之一，原本客观存在，人们对它也早就有所感觉，但至南朝时方才特别提出，并加以精细的分析。据隋朝人刘善经《四声指归》说：“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文镜秘府论·天卷》引）就是指周颙（与沈约同时）的《四声切韵》和沈约的《四声谱》。又据《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又《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 可知确是到永明之时，人们才自觉地将四声运用于诗文写作。

所谓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又名小纽）、旁纽（又名大纽），指八种声音运用上的病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是声调方面的病，大韵、小韵、正纽、旁纽是韵母、声母方面的病。其具体解释，今日所见资料以日僧遍照金刚编撰的《文镜秘府论》所载者时代最早，最为可信（遍照金刚的年代相当于我国唐代中期，他于唐德宗时来华，宪宗时归国，携回大量著作，删取其中有关诗文写作者撰为此书）。八病的具体规定是相当琐细苛刻的，写作时很难一一遵循。但是，它们是以人工调声之术追求声音谐美的开端。以此为起点，经过长期演变之后，终于形成了律体诗调和平仄的规则，律体诗乃是盛行诗坛达千余年之久的古典诗歌的重要体裁。而且不仅是诗，赋和各体骈文也在人工调声的理论、法则影响下具有了更为和谐悦耳的特色。因此，在诗歌以及骈文发展史上，八病说的意义、作用是不应忽视的 。

永明声律论反映了南朝人对于声音和谐、文辞美丽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形成之后，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在创作和批评上，计较作品是否合于声律，并以此争短量长。人们将此种以人工调声之术所写成的作品，视为一大新变。

南朝齐隆昌元年（494）沈约以吏部郎拜宁朔将军，来金华任东阳郡太守时，曾多次登玄畅楼赋诗，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八咏诗》：“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岁暮愍衰草，霜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 沈约写完此诗，觉得意犹未了，于是又以诗中的每句为题，一气呵成八咏诗歌，称为《八咏诗》，当时即被传为绝唱。因为这八首诗歌是沈约声律论的具体表现。他在诗中开始自觉运用平上去入四声，自觉注重押韵，这对后来诗歌的发展，特别是对唐代律诗的发生和形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因此之故，唐代的文人十分推崇沈约。

南朝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钟嵘都对声律论发表了意见，这也反映出声律论反响之大。《文心雕龙》专列《声律》一篇，对永明声律论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其言曰：

练才洞鉴，剖字钻响；疏识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

不仅突出讲求声律的重要，而且强调对声音美的讲求须建筑在细致地辨字审音、自觉运用调声术的基础之上。关于调声原则，《声律》篇说：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志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

“声有飞沉”指字的声调而言。“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是对不同声调的描述，大致与《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浮声”、“切响”相当。“辘轳交往，逆鳞相比”，是说要用声调不同的字巧妙细密地循环配合，使其谐调，也正与“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之说相合。若与八病相对照，则与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相关。“响有双叠”，指双声叠韵。“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是说句内不能有不相连的双声字和叠韵字，亦即《谢灵运传论》所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这样的要求相当于避忌正纽、旁纽、大韵、小韵诸病。“异音相从谓之和”即指上述诸项原则，“同志相应谓之韵”则指韵文的押脚韵，刘勰认为后者易而前者难。刘勰虽未缕举八病名目，但对其基本原则确有深切体会，并作了精当的概括。

关于沈约的“八病”说是有争议的，因《南史·陆厥传》只提到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种名称，但考沈约定八病之说，唐人颇多称述。如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说：“八病爱起，沈隐侯永作拘囚。”皎然《诗式》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唐代距齐梁近，这种说法应当是可信的。又《文镜秘府论》天卷引沈约《答甄公论》说：“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其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 而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西卷述及病犯时，有“八体、十病、六犯、三疾”诸名，知八体即八病，可知沈约自己也提到八病。八病中前四病是声调方面的忌病，后四病则是声母和韵母方面的忌病。“四声八病”，是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内容。

沈约声律论还包括另一个方面，“声律感兴说”。这是从另一个角度重申他的声律不是一个单纯的诗歌形式问题。李善《文选注》云：“兴会，情兴所致也。”郑玄《周礼》注曰：“兴者，托事于物也。”可见一般论及“感兴”时，主要是指情感的“兴会”，而沈约把声律引进了“感兴”的领域。他首先注意到了声律有自然属性的一面。他在《答陆厥书》中说：“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此。” 在这里沈约强调了声律自然性和神秘性的一面。可见沈约对于声律的研讨是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入手的。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说：“永明之朝，休文擅美。观其所制，率以宫商谐协为高……直欲陶铸天籁，熔范性灵。” 沈约了解声律的“天籁”和“性灵”，这说明沈约不仅强调声律人为的一面，还有追求天籁的一面。

“声律论”的出现影响深远，“四声”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沈约被称为“千古诗道中最有关系之人”。

结语： 秦汉时期封建帝国统一的局面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歌舞音乐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而江南音乐也按其自身方式发展，并渗透到秦汉文化的各个层面。汉人重楚辞，楚声楚舞盛行于朝廷乃至全国。东晋、南朝时期的战乱使得中原文化大规模南迁，与南方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交流融合，江南民间音乐文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由中原传入的相和歌与南方温婉的吴声西曲相融合，形成了清商乐与清商音阶，清商乐也被后人称为“华夏正声”。

从相和大曲到清商大曲，都是载歌载舞的形式，也是歌舞伎乐的时代特征。江南民间舞蹈也融入宫廷乐舞中，如东晋初演于宫廷的《拂舞》，在民间流传已久。而《鞞舞》、《槃舞》、《白纻》等也多源自江南吴地。汉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大量西域乐器如箜篌、筚篥不断传入中原，进而传播到江南。汉以来琵琶就已传入中原，如“竹林七贤”里的阮咸所弹的“秦汉子”，大约南朝萧梁时期，曲项琵琶出现在江南。当然这一时期乐器功能还主要为歌唱与舞蹈伴奏。

秦汉三国时期江南的政治文化与中原地区相比没有多少突出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曹魏时期，嵇康音乐美学思想和他的《声无哀乐论》，对音乐艺术的特殊性予以深入探讨，反对儒家的庸俗礼乐思想，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东晋后音乐思想的南迁与政局动荡，儒家思想成为学术的主流，佛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兴盛，儒释道三家的音乐美学观念在江南渗透扩展、相互影响。 mwRIA5YbTjuX79USF/vMHGe0pf//ThUtODqvhaD5aM2XmeEK0kMOB4O/taF+St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