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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被评为二十世纪最佳百部英语小说之首，对于世界上以中文为母语而对乔伊斯著作并不太熟悉的文学爱好者，很可能引起这样一个问题：这一部小说如此受人赞赏、受人推崇，它的艺术性自然是非同一般的，我们通过自己的文字能欣赏到吗？
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从大的方面说，我们是幸运的。如果没有七十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我们很可能直到今天还没有一部中文的《尤利西斯》。其实这恐怕不是“很可能”，而简直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举足轻重的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恐怕就不会编那部重要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主编袁可嘉就不会在一九七八年到天津去找我，我也不会在一九七九年迟迟疑疑开始我这艰难的历程，当然更谈不到八十年代的选译本和九十年代的全译本。可是，我们现在不但有我的全译本，还有急起直追而来的另一个全译本，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中文的《尤利西斯》，还可以选择，起码可以亲自看一看，“奇书”究竟奇在哪里，不至于对英语世界文坛的这个顶峰只见一片云雾。
然而，从认真讲究艺术的角度看，乔伊斯在这部巨著中那种看似信笔乱写而实际用意深刻的构思，读来幽默生动而谈笑之间入骨三分的人物刻画，仿佛天马行空而到处互相呼应的情节安排，以及他那变化多端而无不恰如其分的文体——这一切都是通过他那处处极其准确的文字表现出来的，在我的中文译本中都没有走样吗？我在拙译前言中说：“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忠实、尽可能全面地在中文中重现原著，要使中文读者获得尽可能接近英语读者所获得的效果。”我以这样一个明知难于完全实现的理想为目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了原著的神韵？
这是分量很重、要求很高的三个字。如果有一段译文大体上还可以令人满意，但是有一些地方不太准确，或是读者理解中有一些原文读者所没有的障碍，不论在内容、精神、韵味之间的哪一方面，只要有可能换上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译法而同时能排除这个障碍，就是没有做到“尽可能”。这些本是我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不断琢磨的问题，但是在长达一千多页的译文中，难免留下没有琢磨透的，这就是没有达标的缺陷。
这个目标是否定得过高？我在一篇答复质问而写的文字
中提到，这本是我在多篇论文中论述的等效翻译的理想，是我认为所有文学翻译工作者都应该争取的目标。我认为，虽然难于百分之百实现，然而确实是可以争取的。这一点，我们如果拿它和钱锺书先生所论的翻译理想比较，就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锺书先生这段现在已经成为翻译界名言的话，我在写《论翻译》之初曾经仔细学习，对我追求的等效方针有很大影响。可是我感到这个最高理想虽然美妙，却远远超过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化”字本身比较笼统，但是钱老两方面的界定都是硬性的：不是尽可能不露痕迹，而就是不露；不是尽可能保存原著风味，而是完全保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虽然在《论翻译》中已经引用钱老这段话前后的内容，却从来不敢直接应用这段话本身，也没有用过“化”这个概念。现在看来，如果说钱老的“化”是十全十美的理想之花，那么我为等效翻译提出的目标可以说是“小化”。小就小在三个“尽可能”。等效虽然已经是不容易实现的高标准，但只是在三个互相制约的“尽可能”范围之内争取。例如，假定有一段话要做到完全不露出翻译的痕迹就不能不影响它的精神实质和韵味，那就情愿让文字稍稍露出一点翻译的痕迹。所以说只能算是“小化”。和十全十美的理想之花比，只是“小花”。
拙译人民文学版一九九四年四月开始发行后不久，据记者报道，当时还健在的钱老看了拙译之后曾有充分肯定的表示
。钱老不仅对于中外文学博大精深，而且是极少数原来就熟悉《尤利西斯》原著的中国学者之一，再加上他对文学翻译的深入研究，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他是最有资格评论《尤利西斯》译稿质量的行家，所以我看到这个报道，尽管其中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顿时感到幸遇知音。我当然明白，钱老那句肯定拙译的话说得比较重，这是一代宗师对后学的鼓励，并且也只是通读之后的印象，并不等于他没有发现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次年（1995）我正好回国讲学和参加研讨会，非常希望有机会面聆教诲。我当然不会提钱老自己的“最高理想”的“化境”，而是想请他谈谈他对“小化”的看法，尤其想请他指出拙译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知音的指点总是最中肯的，何况钱老这样学贯中西而又才华绝代的知音。
不幸，我到北京的时候，杨绛女士示知钱老已经病重住院，不能见客。我和钱老只有若干年前的一面之缘（虽然是一次非常值得珍贵的畅谈），没有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再说什么。现在，我只能在深切的悼念之中埋怨自己没有及时行动，丧失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进一步请教和深入探讨的机会，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惟一可以说的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巨著的翻译，不同的翻译方针必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译品；拙译并没有敢以钱老创立的“化境”为目标，而是以等效翻译的“小化”为目标，钱老读后能充分加以肯定，应该可以认为这不仅是肯定了拙译的效果，同时也是肯定了等效翻译的方针，说明了这“小化”目标是和他一贯追求的“化境”文学翻译理想并不相左，至少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这对于这个“小化”目标所体现的等效翻译原则，实在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值得庆幸的是，两岸三地文化界和国际上对拙译的热烈欢迎，在某种程度内体现了广大读者的肯定，而国内外客观公正的评论和赞许拙译译文效果的文章内，往往也指出作者认为可以改进的译法。所有这些热情的表态，都使我深受鼓舞，加强了继续努力的决心和信心，而这些知音的指点，也正是我曾经希望从钱老获得的帮助。每一个这样的指点，都有利于我重新考虑某段译文，即使往往只涉及一两个字，也可以缩小达标的差距。
这次的修订再版，就是在许多知音的热情支持下继续努力而跨出的一步。修订处散见全书，除了个别整句变动和增加几条注以外，多半是一两个字的修改。其中我最早注意到认为非改不可的，是译文中有一些似乎古怪不通的文句和一些明显的错别字，编者没有按我的要求和我商量，而是按常规“改正”，反而损害了乔伊斯苦心创造的人物形象和其他微妙效果，我一九九四年夏初在瑞士见书就写信向编者提出意见，也获得了诚恳的道歉，但是这些“错中错”都比较微妙，显然不能因此而紧急改版，只好积累下来等待时机。
然而，积累至今，需要修订的绝大多数是我自己造成的错误和欠妥处，包括数年来我自己逐渐发现的又加上知音指点的。在这方面，去年秋天我到天津讲学后为这次再版征求意见，更获得了一些热情的支持，尤其是专门研究翻译的青年学者王振平先生为此将拙译重新逐字逐句通读一遍，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改进意见，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素未谋面的评论家王友贵先生，也应邀将他在过去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供给我，使我重新考虑并且改进了一些难点的译法。还有不少改进，就是受国内外报刊积极评论拙译的文章中所提意见的启发。我在欧、美、澳洲各地讲学，尤其是在香港、台湾、天津等地多次演讲，听讲的学者兴致勃勃地积极参与讨论，在许多方面开阔了我的思路。所有这些热心的同行和读者，都不仅关心具体的译法，而且对等效原则的运用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们的积极参与不仅对提高这部名著的翻译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也有助等效翻译理论的发展。这样的事例数以百计，现在仅举其中之一，借以说明这一个过程。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第十五章内，有一处表现的是西方文化中称为“黑弥撒”的场面，其所以“黑”，是因为和正常的“弥撒”恰恰相反。对God（天主）的呼声，反过来是Dog（狗），于是在场面上出现的呼声就是拖长了的Dooooooooooog！乔伊斯充分利用英语的特点，创造了这样一个怪词，在颠倒的同时也表现了露骨的亵渎，这个怪词怎么翻译，在这一段内就是一个重点。
不用等效观点，“忠实”的译法也许有两种。一种是忠于Dog的词义，译成“狗”。这样，亵渎的含义可能有，但是从上下文看不出它和“天主”的关系，所以亵渎的对象不明。另一种办法是忠于“天主”的颠倒，译成“主天”。可是这样的颠倒，不仅没有亵渎的含义，反而是更进一步颂扬天主，说它不仅是天上的主，而且是天的主宰。这两种译法，都是只看原文的字面意义，不考虑它的精神实质，所以译文的效果和原文效果相左，甚至完全相反。
按照等效翻译的观点，Dog这种既颠倒而又亵渎的精神内容和韵味，正是原文在这里的关键，在翻译中必须重视，必须尽可能忠实反映，而“狗”这个动物倒是无关重要的。所以，我放弃“狗”，利用“猪、主”谐音，把Dooooooooooog译成了“猪猪猪猪猪天”。
一九八七年的选译本出版以后，我在耶鲁大学善本图书馆研究期间利用他们的优越藏书条件，对比研究了当时已经出的其它语种译本，发现那些译者都只顾颠倒，不管亵渎，虽然没有像“主天”那样完全违反原著精神，也基本上忽略了它。于是我把我的译法和其他各语种译法并列，纳入一九八九年我在费城国际乔伊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作为运用等效翻译原则的一个典型例子，向与会的乔学家宣读，结果获得听讲的二百余位学者的热烈掌声，演讲结束时我受到从未经历过的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论文收入研讨会论文集在英国发表后，英国的评论家也认为深得乔伊斯著作的精髓和神韵。
然而，拙译有一个显著的不确切处。原文Dooooooooooog中有十一个o，表示拖长的呼声，我认为中文“猪”字的音节单纯，没有办法像Dog那样在中间拆开再插入那么多表示拖长的音素，要表示“猪”就得说“猪”这整个字，所以只能用重复的办法。可是整个字比单个音素的分量重得多，如果照样重复，势必产生畸形效果，为了避免那种畸形，我将“猪”字重复次数减半，希望这样可以使译文不至于产生过分超过原文的效果。但是，五次的重复，韵味终究和一个拖长很不相同。
我的自我安慰是，这一点韵味差异，总比迁就词义而丢失精神实质强，总算在汉语的具体条件下作到了“尽可能”，所以在全译本中也仍然保留这个译法，全译本出齐以后的一九九六年初，还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将它作为调节译文效果的例子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而正是在那次会上，一位听讲的学者使我明白了，我还没有做到“尽可能”。
“我可不可以提个建议？”那位先生在挤满听众的礼堂中间站起来大声说，“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利用中文特有的韵母来解决？”
他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所以我直到今天还记得他在人群中站起来说话的情景）。是啊，为什么不利用韵母呢？显然，我在翻译过程中的思路并没有像我一贯主张的那样完全摆脱原文文字的束缚，所以没有启动中文的全部“可能性”！
这次修订中，已经将十五章这个怪字Dooooooooooog改译为：
猪乎乎乎乎乎乎乎乎乎乎乎天！见本书692页。
这例具体而微，虽然仅涉及一个字的译法，却反映了等效翻译的全过程。首先是深入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充分估计它对原文读者的效果；然后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可惜没有完全摆脱！），在译文中设计“尽可能”逼近原文的效果；而在完稿以后，且慢高兴，再认真琢磨琢磨，尽量征求征求意见，具体到这个实例是我幸获知音的建议，使我消除了原译的缺点，同时保留和发扬了原译的优点，向真正的“尽可能”又靠拢一步。
像这样的实例，在这次修改中占了相当的比例。我感到它们一方面说明等效翻译的“小花”目标适合文学翻译的实际，所以尽管有人反对，广大读者是欢迎的，而这个目标中所包含的绝不封门的态度，也正是它的活力所在。许多知音的热情响应，使这种不断改进的活力起了作用，因而今天能有一个更好一点的版本。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的读者，特别是向提意见的知音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希望继续获得这样的帮助。这次修改虽然解决不少问题，肯定仍未做到处处“尽可能”，欢迎读者再提意见，促使“小花”理想全面实现！
最后，这次再版虽然文字改动不大，却需要全部重排，并且精装、平装同时发行，全靠人民文学出版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我深深感谢聂震宁社长、任吉生副总编和其他热心人的热情支持。
金隄
二〇〇〇年九月
于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