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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山鹬常常栖居在古老的菩提树园子里。这种园子在我们奥廖尔省多得很。我们的祖先选择居住地点时，必定辟出两俄亩光景的好地来做有椴树林阴道的果园。大约经过了五十年，多至七十年，这些庄园，这些“贵族之巢”，渐次从地面上消失；房屋坍塌了，或者拆卖了，砖造的附属建筑物变成了一堆堆废墟，苹果树枯死，成了木柴，栅栏和篱笆影迹全无了。只有椴树照旧繁荣，现在四面围着耕种了的田地，正在向我们这班轻浮的子孙叙述“早已长眠的父兄”的往事。这样的老椴树是上好的树木……连俄罗斯农民无情的斧头也顾惜它。它的叶子很小，粗壮的枝条向四面八方伸展，树底下永远是阴凉的。
有一次，我同叶尔莫莱在野外打鹧鸪，看见一旁有一个荒废了的园子，就向那里走去。刚刚走进林子，一只山鹬拍着翅膀，从灌木丛中飞起；我开了一枪，就在这一刹那间，离开我若干步的地方发出叫声：一个青年女子的惊慌的脸从树木后面探出来张望一下，立刻就不见了。叶尔莫莱向我跑来。“您怎么在这里开枪，这里有地主住着呢。”
我还来不及回答他，我的狗还来不及神气活现地衔了打死的鸟送给我，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从林子里跑出来，带着不满意的神气在我面前站定了。我竭力道歉，说出了自己的姓名，而且表示愿意把在他领地内射死的鸟交给他。
“好吧，”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收下您的野味，可是有一个条件：请您在我们这里用饭。”
老实说，我不很喜欢他的提议，但是拒绝是不可能的。
“我是这儿的地主，是您的邻居，姓拉季洛夫，您大概听到过，”我的新相识继续说，“今天是礼拜天，我家里的饭菜也许还像样，否则我是不敢邀请您的。”
我对他说了几句这种场合下应有的答话，就跟着他走。新近打扫的小径很快就引导我们走出了椴树林；我们走进菜园。在老苹果树和繁茂的醋栗丛之间，长着一棵棵圆圆的、淡绿色的卷心菜；蛇醉草螺旋形地盘绕在竿子上；缠着干燥的豌豆的褐色小木棒密密地矗立在场圃里；又大又扁的南瓜仿佛在地上打滚；蒙着灰尘的有棱角的叶子底下露出黄澄澄的黄瓜来；高高的荨麻依傍着篱笆摇曳着；有两三处地方长着一堆堆的鞑靼忍冬、接骨木、野蔷薇——是旧日“花坛”的遗物。在盛满发红的黏糊糊的水的小鱼池旁边，有一口井，周围都是水坑。鸭子在这些水坑里忙碌地拍着水或者蹒跚而行；一只狗全身颤抖着，眯着眼睛，在草地上啃骨头；一头花斑母牛也在那里懒洋洋地嚼草，不时用尾巴甩打瘦瘦的背脊。小径转弯了；粗大的爆竹柳和白桦树后面露出一所木板屋顶的、有弯曲台阶的灰色的老式房子来。拉季洛夫站定了。
“不过，”他说着，温和地正对着我的脸看了一眼，“我现在仔细想想，也许您并不愿意来我家，要是那样的话……”
我不等他说完，就向他保证说：相反的，我很高兴到他家里去吃饭。
“哦，那就请吧。”
我们走进屋子里。一个穿蓝色长裾厚呢大衣的青年小伙子在台阶上迎接我们。拉季洛夫立刻吩咐他拿烧酒给叶尔莫莱喝；我的猎人就向这位慷慨的施主的背后恭敬地鞠一个躬。我们从贴着各种五颜六色的图画、挂着许多鸟笼的前室走进一间小小的房间——这是拉季洛夫的书房。我卸了猎装，把枪放在屋角里，穿长裾大衣的小伙子手忙脚乱地替我掸灰尘。
“现在让我们到客厅里去吧，”拉季洛夫亲切地说，“我给您介绍一下家母。”
我跟着他走。客厅里，在中央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太太，穿着咖啡色衣服，戴着白色便帽，面孔慈祥而瘦削，目光畏怯而哀愁。
“唔，妈，我来介绍：这位是我们的邻居×××。”
老太太欠身向我弯了弯腰，她那枯瘦的手没有放下那像袋子一样的粗毛线手提包。
“您光临到我们这里已经很久了吗？”她眨着眼睛，用柔弱而轻微的声音问我。
“不，没有多久呢。”
“准备在这里长住吗？”
“我想住到冬天。”
老太太沉默了。
“这是，”拉季洛夫接着说，指着我走进客厅时未曾注意到的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这是费奥多尔·米赫伊奇……喂，费奥多尔，来对客人表演一下你的技艺吧。你为什么躲到屋角里去？”
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窗上取了一只蹩脚的小提琴，拿起弓——不像普通那样拿着弓的末端，却拿着弓的中央，把小提琴支在胸前，闭上眼睛，唱着歌，吱吱轧轧地擦着琴弦，跳起舞来。他看来有七十岁光景；长长的粗布外衣在他的瘦骨嶙峋的肢体上悲哀地摇晃着。他跳着舞；他那小小的秃头有时勇敢地摇摆着，有时仿佛失了神，微微地晃动着，伸长了露筋的脖子，在原地踏步，有时显然很吃力地弯下两膝。他那没有牙齿的嘴巴发出衰老的声音。拉季洛夫大概从我的脸部表情上猜测到费奥多尔的“技艺”并没有给我很大的快感。
“啊，很好，老人家，够了，”他说，“你可以去享受一下了。”
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立刻把小提琴放在窗上，先向我这客人鞠躬，其次向老太太，再向拉季洛夫鞠躬，然后走出去。
“他本来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继续说，“而且是很有钱的，可是破产了——现在就住在我这里……他在发迹的时候，是全省最威风的人；他抢了两个有夫之妇，家里养着歌手，自己唱歌、跳舞都很擅长……您要不要喝烧酒？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年轻的姑娘，就是我在园子里瞥见一眼的那个，走进房间里来。
“这是奥莉娅！”拉季洛夫略微转过头去，说，“请多多关照……好，我们吃饭去吧。”
我们走进餐室，坐下了。当我们从客厅里走到这里来就座的时候，由于“享受”而眼睛发光、鼻子微红的费奥多尔·米赫伊奇唱着歌：《胜利的雷声响起来！》他们替他在屋角里一张没有桌布的小桌子上安排单独的餐具。这可怜的老头儿不能保持清洁，因此他们经常让他跟大家保持一段距离。他画了十字，叹一口气，然后像鲨鱼一般吃起来。饭菜的确不坏，因为是礼拜天，当然少不了会颤动的果冻和“西班牙风”
。在席上，曾在陆军步兵团服务了十年光景而又到过土耳其的拉季洛夫就打开了话匣子；我用心听他，同时偷看奥莉娅。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脸上的果断而安详的表情，她那又宽又白的前额，浓密的头发，尤其是一双褐色的眼睛，不很大，然而聪明、清朗而有生气，无论谁处在我当时的情况下，看了都要惊异的。她仿佛在留心倾听拉季洛夫的每一句话；她脸上所表示的不是关心，而是热情的注意。拉季洛夫从年龄上看来，可以做她的父亲；他称她“你”，但是我立刻猜测到她不是他的女儿。在谈话中，他提到他的已经故世的妻子——“她的姐姐”，他指着奥莉娅这样说。她立刻脸红了，低下了眼睛。拉季洛夫停了一下，就变换他的话题。老太太在吃饭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她自己差不多不吃什么东西，也不劝我吃。她的面貌表现出一种胆怯而无希望的期待，和一种令人伤心的、老年的哀愁。快散席的时候，费奥多尔·米赫伊奇开始要为主人们和客人“祝贺”了，但是拉季洛夫看了我一眼，叫他停止了；那老头儿用手摸摸嘴唇，眨眨眼睛，鞠一个躬，又坐下来，可是这回却坐在椅子的边上。吃过饭，我和拉季洛夫来到他的书房里。
大凡经常强烈地萦心于一种思想或一种热情的人，在举止谈吐上必定看得出一种共通的、表面上的类似点，无论他们的品性、能力、社会地位和教养如何不同。我越是观察拉季洛夫，就越是觉得他是属于这一类人。他谈到农业，谈到收获、刈草，谈到战争、县里的流言蜚语和即将临近的选举，他谈的时候并无勉强的样子，甚至还带着兴趣，但是突然叹着气，好像被繁重的工作弄得疲乏了的人那样倒在安乐椅里，用手摸着脸。他的善良而热诚的整个灵魂，似乎贯彻着、充满着一种感情。使我惊奇的是，我看不出他对于下面这些事物的热情：对于食物，对于酒，对于打猎，对于库尔斯克的夜莺，对于患癫痫病的鸽子，对于俄罗斯文学，对于小走马
，对于匈牙利轻骑兵的短外衣，对于玩纸牌和打台球，对于跳舞晚会，对于省城和京都的旅行，对于造纸厂和甜菜糖厂，对于漆得金碧辉煌的亭子，对于茶，对于训练成歪头的副马
，甚至对于腰带系在腋下的肥胖的马车夫，对于不知为什么脖子一动眼睛就横飞的阔绰的马车夫……“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主！”我想。然而他绝不装作一个忧郁的、不满于自己命运的人；反之，他表现出一视同仁的亲切和殷勤，差不多准备卑屈地接近每一个人。的确，同时你可以感觉到：他不能同任何人作知交或真心地亲近，他所以不能，并不是因为他一概不需要别人，却是因为他的全部生活有时都倾向内面的缘故。我观察拉季洛夫，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他在现在或任何时候是个幸福的人。他也不是一个美男子；但是在他的目光中，在微笑中，在他的全部姿态中，都潜藏着一种非常动人的力量，——的确是潜藏着。因此我似乎总想更进一步地了解他，爱他。固然他有时露出地主和草原居民的本相来，然而他终究是一个好人。
我们正开始谈到新任的县长，忽然门口传来奥莉娅的声音：“茶准备好了。”我们走进客厅。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照旧坐在他自己的一角里，窗和门的中间，谦恭地缩着两只脚。拉季洛夫的母亲在那里织袜子。通过开着的窗子，从园子里飘进秋天的凉气和苹果的香味来。奥莉娅忙碌地倒茶。我现在比吃饭时更加注意地看她。她同一般县城姑娘一样，很少说话，但是至少我看不出她是希望说几句漂亮话而同时又带着空虚无力的苦闷感觉的人；她不作好像充溢着难言的感触的叹息，不在额角底下转动眼睛，不作幻想的和含糊的微笑。她的眼光安定而冷静，好像大幸福或大骚乱之后休息着的人一般。她的步态、她的动作是果断而大方的。我很喜欢她。
我又同拉季洛夫谈起话来。我已经记不得，不知怎么一来，我们谈到了一种常有的情况，就是最琐碎的小事给人的印象，往往比最重要的事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是的，”拉季洛夫说，“这一点我曾经亲身体会到。您知道，我是结过婚的。没有多久……三年；我的妻子难产死了。我想，我不能独自活着了；我非常伤心，我悲痛极了，可是哭不出来——仿佛发痴了。我们按照规矩替她穿上衣服，把她放在桌子上
——就在这个房间里。教士来了；教堂执事们也来了，他们开始唱歌，祈祷，焚香；我磕头行礼，可是一滴眼泪也没有落下来。我的心变成了石头，头也是这样，——我全身觉得沉重。第一天这样过去了。您相信吗？到了夜里我竟睡着了呢。第二天早晨我走到我妻子那里，——那时候正是夏天，太阳从她的脚上照到头上，明晃晃的。——忽然我看见……（拉季洛夫说到这里，不由得哆嗦一下。）您知道怎么啦？她的一只眼睛没有完全闭上，有一只苍蝇在这眼睛上爬……我一下子就翻倒在地上，苏醒过来以后就不断地哭——自己不能抑制了……”
拉季洛夫沉默了。我看看他，又看看奥莉娅……我永远不能忘记她脸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放在膝上，从手提包里取出手帕，偷偷地擦眼泪。费奥多尔·米赫伊奇忽然站起身，抓住他的小提琴，用沙哑而粗野的声音唱起歌来。他大概是想使我们高兴些，但是我们一听见他的声音，都哆嗦了一下，拉季洛夫就叫他停止。
“可是，”他继续说，“过去的事总是过去了；过去的事不能拉回来，而且毕竟……现在世界上一切都在好起来——这大约是伏尔泰的话吧。”他匆匆地补一句。
“是的，”我回答，“当然。而且一切不幸都是可以忍受的，天下没有逃不出的逆境。”
“您这样想吗？”拉季洛夫说，“嗯，您的话也许是对的。记得我在土耳其
的时候，有一次躺在病院里，半死不活，我害的是创伤热。唉，我们住的地方实在不高明，——当然，那是战时啊——这还算是谢天谢地的！忽然又载来许多病人，——把他们安置在哪儿呢？医生跑来跑去，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跟前，问助手：‘活着吗？’那人回答说：‘早上还是活着的。’医生弯下身子听听：我在呼吸。这位仁兄大人不耐烦了。‘好家伙，’他说，‘这人就要死了，一定要死了，还在那里苟延残喘，拖延日子，不过是占着位子，妨碍别人罢了。’‘唉，’我心里想，‘你要倒霉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可是我终于恢复健康，活到了今天，像您看见的那样。可见您的话是对的。”
“在无论什么情形下，我的话总是对的，”我回答，“即使您那时候真的死了，您仍然是逃出了您的逆境。”
“当然，当然，”他又说，用手重重地拍一下桌子，“只要下决心……处在逆境里有什么意思呢？何必耽搁，何必拖延呢……”
奥莉娅很快地站起来，走到园子里去了。
“喂，费奥多尔，跳一个舞吧！”拉季洛夫叫道。
费奥多尔一跃而起，用漂亮而别致的步态在房间里跳起舞来，这步态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山羊”在驯服的熊身边表演时那样，他唱起《在我们的大门边……》。
门外传来一辆竞走马车的声音，过了不多时，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结实的老头儿——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走进房里来……但是奥夫夏尼科夫是一个非常出色而奇特的人，所以我要请读者允许，在另一篇里再谈到他。现在我只要添说几句：第二天我和叶尔莫莱黎明就出去打猎，打好猎就回家；过了一星期，我又到拉季洛夫家去弯弯，但是他和奥莉娅都不在家；过了两星期，我听说他突然失踪，撇下母亲，带了他的小姨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全省哗然，都议论这件事，这时候我才彻底了解拉季洛夫讲话时奥莉娅脸上的表情。她当时脸上不仅流露着怜悯之情，还燃烧着嫉妒之情呢。
我在离开乡村以前，去访问拉季洛夫的母亲。我在客厅里见到她；她正在和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玩“捉傻瓜”的纸牌游戏。
“令郎有消息吗？”最后我问她。
老太太哭起来。我就不再问她关于拉季洛夫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