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里和卡利内奇

凡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素质的显著差异，大概都会惊讶的。奥廖尔的农人身材不高，背有点儿驼，神情阴郁，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破旧的棚屋里，服着劳役，他们不做买卖，吃得很差，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的代役租农民就不然，他们住的是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身材高大，眼神大胆而愉快，脸色白净；他们贩卖黄油和焦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统靴。奥廖尔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在耕地的中央，不知怎样变成了污泥池的峡谷的旁边。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瘦白桦树之外，一俄里周围连小树也看不见一棵；屋子紧靠着屋子；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的村庄就不然，大部分周围都是树林；屋子的位置较为疏朗而整齐，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并不散乱，也不向外倾倒，不会招呼过路的猪进来做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较好。在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一批树林和大片的灌木丛林势将消失，沼地也将绝迹；卡卢加省就同它相反，禁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绝迹，温良的大鹬还可看到，忙碌的沙鸡突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见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卢特金，和他结识了。他酷爱打猎，因而堪称一个出色的人。他的确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向省里所有豪富的小姐求婚，遭到拒绝，不准上门，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诉苦，而对于小姐们的父母，他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过去；他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话，这笑话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自己认为很有意义，其实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扬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平娜》；他说话口吃，把自己的狗称为天文学家；他把但是说成但系，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秘诀，据他的厨子的理解，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完全改变；肉经过这能手的烹调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不过任何一根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梯形，决不放进汤里。然而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重要的缺点之外，波卢特金先生，如前所说，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卢特金先生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宿夜。

“到我家里大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是太远了；让我们先到霍里家去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样传达他的口吃。）

“霍里是谁呀？”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就到霍里家去。在树林中央一块清理过、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霍里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间松木结构的屋子，用栅栏连结起来，正屋的前面有一间用细柱子支撑着的披屋。我们走进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身材漂亮的年轻小伙子。

“啊，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霍里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回答，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要准备马车吗？”

“是的，老弟，要马车。还要给我们拿点克瓦斯来。”

我们走进屋里。原木叠成的清洁的壁上，一张苏兹达尔的画片也没有贴；在屋角里，在穿着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菩提树木的桌子是不久以前刮洗干净的；原木中间和窗子的侧框上，没有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没有沉思似的蟑螂隐藏着。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走出来了，拿来一只装满上好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钵。他把这些食物统统摆在桌上，身子靠在门边，然后带着微笑不时地向我们看。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马车已经在阶前响动了。我们走出去。一个大约十五岁、头发鬈曲、双颊红润的男孩坐在车上当马车夫，很费力地勒住一匹肥壮的花斑公马。马车的周围，站着六个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费佳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都是小霍里，”费佳接着说，他已经跟着我们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里进城去了……当心啊，瓦夏，”他转向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得快啊：送的是老爷呢。不过，震动得厉害时要当心，走得慢些；不然，弄坏了车子，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里听到了费佳的俏皮话都微微一笑。“让天文学家坐上来！”波卢特金先生神气地喊一声。费佳兴冲冲地高举起那只勉强带笑的狗，把它放在车子底部。瓦夏放松缰绳。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这是我的事务所，”波卢特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好吧。”“这事务所现在已经撤消了，”他说着，爬下车来，“可还是值得一看。”事务所有两个空房间。看守人，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里跑出来。“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水在哪儿啊？”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请尝一尝，”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一个躬。“唔，现在我们可以去了吧，”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事务所里我卖了四俄亩林地给商人阿利卢耶夫，卖得好价钱。”我们坐上马车，过了半个钟头，就进入了领主邸宅的院子里。

“请问，”晚餐的时候我问波卢特金，“为什么您的霍里跟您其他的佃农分开住呢？”

“是这么一回事：他是一个聪明的佃农。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屋子给火烧了；他就跑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您允许我搬到您林子里的沼地上去吧。我会付高价的代役租给您。’‘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呢？’‘我要这样；只是您哪，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请您什么活儿也别派我干，要多少代役租，由您决定好了。’‘每年五十卢布！’‘好吧。’‘我可是不准欠租的！’‘当然，决不欠租……’于是，他就搬到沼地上住了。从那时候起，人家就给他取个外号叫霍里。”

“那么，他后来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他现在付给我一百卢布的代役租，我也许还要加价呢。我几次三番对他说：‘赎了身吧，霍里，喂，赎了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硬说没有办法；说是没有钱，……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了茶，马上又出发去打猎。经过村里的时候，波卢特金先生吩咐马车夫在一所低矮的农舍旁边停下，大声叫唤：“卡利内奇！”“马上就来，老爷，马上就来，”院子里传出回音，“我在穿鞋呢。”我们的车子就慢慢地走了；出了村子以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赶上了我们，他身材又高又瘦、小脑袋向后仰着。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和善的、黝黑的、有几点麻斑的脸，使我一见就喜欢。卡利内奇（我后来才知道）每天陪主人去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还背枪，侦察鸟儿在哪里，取水，采草莓，搭棚，跟着马车跑；没有了他，波卢特金先生寸步难行。卡利内奇是一个性情挺愉快、挺温顺的人，嘴里不断地低声哼着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说话略带鼻音，微笑的时候总是眯着淡蓝色的眼睛，又常常用手去摸他那稀疏的尖胡子。他走路不快，步子却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这一天他几次同我谈话，伺候我的时候毫无低三下四的态度；可是他照顾主人却像照顾小孩一样。当正午的酷热逼得我们不得不找寻荫庇处的时候，他引导我们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房那里去。卡利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挂着一束束芳香的干草的小屋，叫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自己头戴一只有网眼的罩子，拿了刀子、罐子和燃着的木片，到养蜂房里去替我们割蜜。我们和着泉水，喝了透明而温和的蜜汁，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一阵微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他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刀子雕一把勺子。我对着他那像夕暮的天空般柔和明朗的脸欣赏了好一会儿。波卢特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来。在长久的奔波和沉酣的睡眠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觉得很适意：浑身舒服而疲倦，脸上散发出轻微的热气，甘美的倦意使人合上眼睛。终于我们起来了，又去闲逛，直到傍晚。晚餐的时候，我又谈到霍里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汉，”波卢特金先生对我说，“一个勤恳而殷勤的庄稼汉；但系他不能够好好地务农，因为我老是拖着他。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还能够务农呢，您想。”我同意他的话，我们就睡觉了。

下一天，波卢特金先生为了和邻人皮丘科夫办交涉，必须进城去。邻人皮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还在这耕地上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一个人坐车去打猎，傍晚以前到霍里家去弯弯，在门口看到一个秃头、矮身材、肩膀宽阔、体格结实的老头儿——这就是霍里本人。我带着好奇心看着这个霍里。他的相貌很像苏格拉底：高高的有疙疸的前额，小眼睛，翻孔鼻子，都同苏格拉底一样。我们一起走进屋里。还是那个费佳给我拿来牛奶和黑面包。霍里坐在长凳上，异常沉着地抚摩着他的拳曲的胡须，同我谈起话来。他似乎感觉到自己身份的优越，说话和行动都慢慢吞吞，有时在长长的口髭底下露出微笑。

我同他谈到播种，谈到收获，谈到农家的生活……他对于我的话似乎一直表示赞同；只是后来我倒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的话不恰当……我们的谈话似乎有些异样了。霍里说话有时很奥妙，大约是出于谨慎的缘故……下面便是我们的谈话的一例：

“我问你，霍里，”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主人赎身呢？”

“我为什么要赎身？现在我很了解我的主人，我的代役租也能照付……我们的主人很好。”

“可是一个人总是自由的好。”我说。

霍里斜看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赎身呢？”

霍里摇摇头。

“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唉，得了吧，老头儿……”

“霍里要是做了自由人，”他低声地继续说，仿佛是自言自语，“凡是没有胡子的人，就都管得着霍里了。”

“那么，你也可以把胡子剃掉。”

“胡子算得了什么？胡子是草啊，要割掉也可以的。”

“那还说什么呢？”

“也许霍里干脆去做商人；商人生活过得好，而且也留胡子。”

“怎么，你不是也在那里做生意吗？”我问他。

“那不过是做点黄油和焦油的小买卖……怎么样，老爷，要不要准备马车？”

“你这个人说话好谨慎，心里可有主意呢。”我这样想。

“不，”我说，“我不需要马车；明天我想在你这庄园附近走走，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留下来在你的干草屋里过夜。”

“很欢迎。可是你住在干草屋里怕不舒服吧？让我吩咐娘儿们替你铺床单，放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叫道，“娘儿们，过来！……费佳，你和她们一块儿去吧。娘儿们都是蠢货。”

一刻钟以后，费佳提着灯笼领我到干草屋里去。我投身在芳香的干草上了，狗在我脚边蜷做一团；费佳向我道了晚安，呀的一声，门就关上了。我有很久睡不着。一头母牛来到门边，大声地喷了两口气；狗神气十足地向它狂吠；一只猪闷声闷气地哼着，从屋边走过；附近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来，打着响鼻……我终于打盹了。

清早，费佳叫醒了我。我觉得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非常可爱；而且，据我所见，老霍里也最宠爱他。两人常常很亲睦地互相打趣。老头儿出来招呼我。不知道是我在他家里过了夜的缘故，还是另有别的缘故，霍里对待我比昨天亲切得多了。

“茶炊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子边坐下。一个强壮的农妇，是他的媳妇当中的一个，拿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全班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真是儿孙满堂！”我对老头儿说。

“嗯，”他咬下一小块糖，说，“他们对我和我的老伴似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都跟你住在一起吗？”

“是的。他们自己都要跟我住在一起，也就住在一起了。”

“都娶亲了吗？”

“就这一个，顽皮东西，还没有娶亲，”他指着照老样子靠在门上的费佳回答我说，“瓦夏嘛，他年纪还小，可以不忙。”

“我为什么要娶亲？”费佳回驳他，“我还是这样的好。我要老婆做什么？要来同她吵架，是不是？”

“嘿，你这东西，……我知道你的！你戴着银戒指……只想一天到晚同老爷家的那些丫头们鬼混。……‘得了吧，不要脸的！’（老头儿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知道你的，你这懒虫！”

“老婆有什么好处呢？”

“老婆是劳力，”霍里认真地说，“老婆是庄稼汉的用人。”

“我要劳力做什么？”

“不用说啦，你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你们这班人的心事我们都懂得。”

“既然这样，那你就给我娶亲吧。咦？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

“唉，得了，得了，你这顽皮家伙。你瞧，我们把老爷吵得心烦了。我会给你娶亲的，别担心……老爷，请你别生气。孩子年纪小，还不懂得规矩。”

费佳摇摇头。……

“霍里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利内奇走进屋子，手里拿着一束野草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里的。老头儿亲热地迎接他。我吃惊地望望卡利内奇，我实在料不到农民也有这种“温情”。

我这一天出门打猎，比平常迟了约四个钟头；此后的三天，我都住在霍里家里。我这两个新相识引起了我的兴味。不知道我凭什么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都毫无拘束地跟我谈话。我津津有味地听他们的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毫无一点相似之处。霍里是一个积极有为、讲求实际的人，有办事的头脑，是纯理性的人；卡利内奇同他相反，是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富有热情而好幻想的人物之类的。霍里理解现实，所以他造房子，攒钱，跟主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和睦相处；卡利内奇则穿着树皮鞋，勉强度日。霍里有一个人丁兴旺、顺从和睦的大家庭；卡利内奇曾经有过老婆，他怕她，压根儿没生过孩子。霍里看透波卢特金先生的为人；卡利内奇则崇拜他的主人。霍里爱卡利内奇，常常庇护他；卡利内奇爱霍里，并且尊敬他。霍里很少讲话，脸上现出微笑而肚子里做功夫；卡利内奇说话很热情，却并不像厂里伶俐的工人那么能说会道……但是卡利内奇有种种特长，这是霍里也承认的；例如：他念起咒来，就能止血、镇惊、愈疯，他又能除虫；他养蜜蜂容易成功，他的手是吉利的。霍里当我面要求他把新买来的马牵进马厩里去，卡利内奇就诚心诚意、一本正经地履行这老怀疑主义者的嘱托。卡利内奇接近于自然；霍里则接近于人类和社会。卡利内奇不喜欢议论，盲目地信任一切；霍里则自命不凡，甚至有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见多识广，我跟他学得了不少知识。例如：我从他的叙述中知道，每年夏天割草以前，必有一辆样式特殊的小马车来到各个村子里。这马车上坐着一个穿长外衣的人，在卖大镰刀。倘用现钱买，每把收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的纸币；倘是赊账，则收三卢布纸币和一个银卢布。当然，所有的农人都向他赊账。过了两三个星期，这个人又出现，来收账了。农人刚刚收割燕麦，所以都能付账；农人同这商人到酒店里去，就在那里付清账款。有些地主想自己用现钱把镰刀买进，然后按同样的价钱赊售给农人们；哪知农人们很不满意，甚至变得没精打采。因为本来他们可以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把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无数遍地问那狡猾的贩子：“喂，小伙子，这镰刀不大好吧？”——向地主买便丧失了这种乐趣。在买小镰刀的时候，也有这同样的把戏，所不同的，这时候还有婆娘们参与其事，为了她们的好处，有时弄得那贩子没有办法，不得不揍她们一顿。但是最使得婆娘们吃亏的，是在那种场合：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委托一种特殊的人去收购破布，这种人在某些县里被称为“鹰”。这种“鹰”从商人那里领得了大约两百卢布的纸币，就出门去找求获物。但是他和他被称呼的那种高尚的鸟完全不同，并不公然地、大胆地来袭击，反之，这种“鹰”却运用狡诈和奸计。他把他的车子停在村庄附近的丛林里，自己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去，装作是一个过路人或者只是一个闲散人的样子。婆娘们凭感觉猜测到他来了，就偷偷地出去同他会面。交易匆匆地完成。婆娘为了几个铜币，不但把一切无用的破布卖给这“鹰”，又常常连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也都卖给他。近来婆娘们更发现偷自己家里的东西合算，就把家里的大麻纤维，特别是大麻雄株偷出来，用同样的方法出卖。这么一来，“鹰”的业务就大大地扩展而改进了！但是农民也学乖了，略有一点儿可疑，稍微听到一点“鹰”来到的风声，他们立刻敏捷地从事戒备和预防。事实上，这不是丢人的事吗？卖大麻纤维是他们男人的事，——而且他们的确在卖它，——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去卖要亲自去），而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没有带秤，规定四十把作为一普特计算——可是你们都知道，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什么叫做一把，尤其是在他“卖力”的时候！——像这样的故事，我这个阅世不深、对乡村生活不“老练”（像我们奥廖尔人所说）的人，着实听到了不少。但是霍里并不只是自己讲，他也问了我不少话。他知道我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便勃发了……卡利内奇也不比他差。但是卡利内奇所最感兴味的是关于自然、山、瀑布、特殊的建筑物、大都市的描述；而霍里所感到兴味的，是行政和国家的问题。他总是有条有理地发问：“他们那里也跟我们这里一样，还是两样的？……喂，请告诉我，老爷，是怎么样的？……”“啊！哦，天哪，有这种事！”我叙述的时候卡利内奇这样惊叹；霍里则不开口，锁着浓眉，只是偶尔说：“这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呢，这倒是好的——这很合理。”我不能把他的一切问话都传达给你们，而且也没有必要；但是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一个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俄罗斯人，正是在他的改革中看得出他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那么确信自己的力量和坚毅精神，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他很少留恋过去，而是勇敢地向前看。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思想喜欢嘲笑德国人的枯燥的理性；但是照霍里所说，德国人是富于好奇心的小民族，他准备向他们学习。霍里凭借他自己地位的特殊性和实际上的独立性，跟我谈了许多照农人们的说法在别人是压也压不出、挤也挤不出的话。他的确很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和霍里谈话，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的纯朴而聪明的谈吐。他的知识，就他的身份而论，是相当广博的，但是他不识字；卡利内奇却会。“这个吊儿郎当的人会识字呢，”霍里说，“他养蜜蜂也顺利，从来不大批死掉。”“你让自己的孩子们识字吗？”霍里沉默了一会儿，说：“费佳识的。”“别的呢？”“别的都不识。”“为什么呢？”老头儿不回答，把话头转到别处去了。然而，不管他多么聪明，他也有许多执拗和偏见。例如，他从心底里看轻女人，而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就嘲笑和挖苦她们。他的妻子是一个爱吵闹的老太婆，一天到晚不离开炕上，不断地发牢骚，骂人；儿子们不去理睬她，但是她使得媳妇们像敬神一样怕她。怪不得在俄罗斯的小曲里婆婆这样唱：“你怎么做我的儿子，你怎么做当家人！你不打老婆，你不打新妇……”我有一次想庇护媳妇们，企图唤起霍里的怜悯心；但是他沉着地回驳我说：“你何苦管这种……小事，——让娘儿们去吵嘴吧……劝解她们反而不好，也犯不着自讨烦恼。”有时这凶恶的老太婆走下炕，从穿堂里叫出看家狗来，喊它：“过来，过来，狗儿！”就用拨火棍殴打狗的瘦瘦的背脊；或者站在屋檐下，对所有的过路人——如霍里所说——“骂街”。可是她怕她的丈夫，只要他一声令下，她就乖乖地回到自己的炕上去了。然而特别有趣味的，是听卡利内奇和霍里谈到波卢特金先生时的争论。“喂，霍里，在我面前你不要议论他。”卡利内奇说。“那么他为什么不给你做靴子呢？”那一个反驳。“嗨，靴子！我要靴子做什么用？我是个庄稼汉……”“我也是个庄稼汉呀，可是你瞧……”说到这里，霍里就抬起脚来，把那双仿佛是犸猛皮制的靴子给卡利内奇看。“唉，你是和我们不同的啊！”卡利内奇回答。“那么，至少买树皮鞋的钱总得给你，你是陪他去打猎的呀；大约一天要一双树皮鞋吧。”“他给我鞋钱的。”“是的，去年赏了你一个十戈比银币。”卡利内奇懊恼地转过脸去，霍里放声大笑起来，这时候他的一双小眼睛完全消失了。

卡利内奇唱歌唱得很悦耳，还弹了一会三弦琴。霍里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一歪，跟着他唱出悲哀的声音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啊，命运！》这支歌。费佳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你怎么伤心起来了？”霍里只管用手托着腮帮子，闭着眼睛，继续诉说他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别的时候，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勤劳：他不断地忙着——修理马车呀，支撑栅栏呀，检查挽具呀。不过他不大保持清洁，有一次我指出了，他回答我说：“屋子里应该有住人的气味。”

“你看，”我回驳他，“卡利内奇的蜂房里多么干净。”

“蜂房里要是不干净，蜜蜂就不肯住了，老爷。”他叹一口气对我说。

“请问，”又有一次他问我，“你有世袭领地吗？”“有的。”“离这儿远吗？”“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吗？”“是啊。”“大概弄枪的时候多吧？”“的确是这样。”“那很好，老爷；你就打打松鸡吧，可是领班得常常调换。”

第四天傍晚，波卢特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跟老头儿分别，觉得依依不舍。我和卡利内奇一同坐上马车。“再见了，霍里，祝你健康，”我说，“再见，费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发出红光。“明天准是好天气了。”我看看明朗的天空，这样说。“不，要下雨了，”卡利内奇回驳我，“因为那边的鸭子在泼水，而且草的气息特别浓。”我们的车子走进了丛林。卡利内奇坐在驾车台上，身体颠动着，嘴里轻轻地哼起歌来，眼睛一直望着晚霞……

下一天，我离开了波卢特金先生的好客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