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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作者桑德森·普拉特认为合众国的教育系统应该划归气象局管理。我这种提法有充分根据；你却没有理由不主张把我们的院校教授调到气象部门去。他们都读书识字，可以毫不费劲地看看晨报，然后打电报把气象预报通知总局。不过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气象如何向我和艾达荷·格林提供了良好的教育。
我们在蒙塔纳一带勘探金矿，来到苦根山脉。沃拉沃拉城有一个长络腮胡子的人，已经把发现矿苗的希望当做超重行李，准备放弃了。他把自己的粮食配备转让给了我们；我们便在山脚下慢慢勘探，手头的粮食足够维持在和平谈判期间的一支军队。
一天，卡洛斯城来了一个骑马的邮递员。路过山地时他歇歇脚，吃了三个青梅罐头，给我们留下一份近期的报纸。报上有一栏气象预报，它替苦根山脉地区翻出来的底牌是：“晴朗转暖，有轻微西风。”
那晚上开始下雪，刮起了强烈的东风。我和艾达荷转移到山上高一点的地方去，住在一幢空着的旧木屋里，认为这场十一月的风雪只是暂时的。但是雪下了三英尺深还不见有停的迹象，我们才知道这下要被雪困住了。雪还不太深的时候，我们已经弄来了大量的柴火，我们的粮食又足以维持两个月，因此并不担心，让它刮风下雪，爱怎么封山就怎么封吧。
假如你想教唆杀人，只消把两个人在一间十八英尺宽、二十英尺长的小屋子里关上一个月就行了。人类的天性忍受不了这种情况。
初下雪时，我同艾达荷·格林两人说说笑话，互相逗趣，并且赞美我们从锅子里倒出来、管它叫面包的东西。到了第三个星期的末尾，艾达荷向我发表了如下公告。他说：
“我从没听到酸牛奶从玻璃瓶里滴到铁皮锅底时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但是同你谈话器官里发出来的这种越来越没劲的滞涩的思想相比，滴酸奶的声音肯定可以算是仙乐了。你每天发出的这种叽里咕噜的声音，叫我想起了牛的反刍。不同的只是牛比你知趣，不打扰别人，你却不然。”
“格林先生，”我说道，“你一度是我的朋友，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向你声明，如果我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在你和一条普通的三条腿的小黄狗之间选择一个伙伴，那么这间小屋子里眼下就有一个居民在摇尾巴了。”
我们这样过了两三天，然后根本不交谈了。我们分了烹饪用具，艾达荷在火炉一边做饭，我在另一边做。外面的雪已经积到窗口，我们整天生着火。
你明白，我和艾达荷除了识字和在石板上做过“约翰有三只苹果，詹姆斯有五只苹果”之类的玩意儿以外，没有受过别的教育。我们浪迹江湖的时候，逐渐获得了一种可以应急的真实本领，因此对大学学位也就不感到特别需要。可是在被大雪封在苦根山脉那幢小屋里的时候，我们初次感到，如果我们以前研究过荷马的作品、希腊文、教学中的分数以及比较高深的学问，那我们在沉思默想方面也许就能应付自如了。我在西部各地看到东部大学里出来的小伙子在牧场营地干活，我注意到教育对于他们却成了意想不到的累赘。举个例子说吧，有一次在蛇河边，安德鲁·麦克威廉斯的坐骑得了马蝇幼虫寄生虫病，他派辆四轮马车把十英里外一个据说是植物学家的陌生人请来
。但那匹马仍旧死了。
一天早晨，艾达荷用木棍在一个小木架的顶上拨什么东西，那个架子高了些，手够不着。有两本书落到地上。我跳起来想去拿，但是看到了艾达荷的眼色。这一星期来，他还是第一次开口。
“不准碰。”他说，“尽管你只配做休眠的泥乌龟的伙伴，我还是跟你公平交易。你爹妈养了你这样一个响尾蛇脾气、冻萝卜睡相的东西，他们给你的恩惠都比不上我给你的大。我同你打一副七分纸牌，赢的人先挑一本，输的人拿剩下的一本。”
我们打了牌；赢的是艾达荷。他先挑了他要的书；我拿了我的。我们两人回到各自的地方，开始看书。
我看到那本书时比看到一块十盎司重的天然金矿石还要快活。艾达荷看他那本书的时候，也像小孩看到棒棒糖那样高兴。
我那本书有五英寸宽、六英寸长，书名是《赫基默氏必要知识手册》。我的看法也许不正确，不过我认为那本书伟大得空前绝后。今天这本书还在我手头。我把书里的东西搬一点儿出来，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你或者随便什么人难倒五十次。别提所罗门或《纽约论坛报》了！赫基默比他们两个都强。那个人准是花了五十年时间，走了一百万里路，才收集到这许多材料。里面有各个城市的人口数，判断女人年龄的方法，和骆驼的牙齿数目。他告诉你世界上哪一条隧道最长，天上有多少星星，水痘要潜伏几天之后才发出来，上流女人的脖子该有多么粗细，州长怎样行使否决权，罗马人的引水渠是什么时候铺设的，每天喝三杯啤酒可以顶几磅大米的营养，缅因州奥古斯塔城的年平均温度是多少，用条播机播一英亩胡萝卜需要多少种子，各种中毒的解救法，一个金发女人有多少根头发，如何储存鲜蛋，全世界所有大山的高度，所有战争战役的年代，如何抢救溺毙的人，如何抢救中暑病人，一磅平头钉有几只，如何制造炸药，如何种花，如何铺床，医生尚未来到之前如何救护病人——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东西。赫基默也许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不过我在那本书里没有发现。
我坐着，把那本书一连看了四个小时。教育的全部奇迹全压缩在那本书里了。我忘了雪，忘了我同老艾达荷之间的别扭。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看得出了神，他那黄褐色的胡子里透出一种半是温柔半是神秘的模样。
“艾达荷，”我说，“你那本是什么书啊？”
艾达荷一定也忘了我们的芥蒂，因为他回答的口气很客气，既不顶撞人，也没有恶意。
“唔，”他说，“这本书大概是一个叫荷马·伽·谟
的人写的。”
“荷马·伽·谟后面的姓是什么？”我问道。
“唔，就只有荷马·伽·谟。”他说。
“你胡扯。”我说，我认为艾达荷在蒙人，不禁有点冒火，“写书的人哪有用缩写署名的。总得有个姓呀，不是荷马·伽·谟·斯庞彭戴克，就是荷马·伽·谟·麦克斯温尼，或者是荷马·伽·谟·琼斯。你干吗不学人样，偏要像小牛啃晾衣绳上挂着的衬衫下摆那样，把他姓名的下半截啃掉？”
“我说的是实话，桑德。”艾达荷心平气和地说，“这是一本诗集，”他说，“荷马·伽·谟写的。起初我还看不出什么苗头，但是看下去却像找到了矿脉。即使拿两条红毯子来和我换这本书，我都不愿意。”
“那你请便吧。”我说，“我需要的是可以让我动动脑筋的开门见山的事实。我抽到的这本书里好像就有这种玩意儿。”
“你得到的只是统计数字，”艾达荷说，“世界上最起码的东西。它们会使你脑筋中毒。我喜欢老伽·谟的推测方式。他似乎是个酒类代理商。他干杯时的祝辞总是‘万般皆空’，并且他好像牢骚满腹，只不过他用酒把牢骚浇得那么滋润，即使他抱怨得最厉害的时候，也像是在请人一起喝上一夸脱。总之，太有诗意了。”艾达荷说，“你看的那本胡说八道的书，想用尺寸来衡量智慧，真叫我讨厌。凡是在用自然的艺术来解释哲理的时候，老伽·谟在任何一方面都打垮了你那个人——不论是条播机，一栏栏的数字，一段段的事实，胸围尺寸，或是年平均降雨量。”
我和艾达荷就这么混日子。不论白天黑夜，我们惟一的乐趣就是看书。那次雪封无疑使我们两人都长了不少学问。到了融雪的时候，假如你突然走到我面前问我说：“桑德森·普拉特，用九块五毛钱一箱的铁皮来铺屋顶，铁皮的尺寸是二十乘二十八，每平方英尺要派到多少钱？”我便会飞快地回答你，正如闪电每秒钟能在铁铲把上走十九万两千英里那么快。世界上有多少人能这样？如果你在半夜里叫醒你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让他马上回答，人的骨骼除了牙齿之外一共有多少块，或者内布拉斯加州议会的投票要达到什么百分比才能推翻一项否决，他能回答你吗？试试吧。
至于艾达荷从他那本诗集里得到了什么好处，那我可不清楚了。艾达荷一开口就替那个酒类代理商吹嘘；不过我认为他获益不多。
从艾达荷嘴里透露出来的那个荷马·伽·谟的诗歌看来，我觉得那家伙像是一条狗，把生活当做缚在尾巴上的铁皮罐子。它跑得半死之后，坐了下来，拖出舌头，看看酒罐说：
“唔，好吧，我们既然甩不掉这只酒罐，不如到街角的酒店里去沽满它，大家为我干一杯吧。”
此外，他仿佛还是波斯人；我从没听说波斯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名产，除了土耳其毡毯和马耳他猫。
那年春天，我和艾达荷找到了有利可图的矿苗。我们有个习惯，就是出手快，周转快。我们出让了矿权，每人分到八千元；然后漫无目的地来到萨蒙河畔的罗萨小城，打算休息一个时期，吃些人吃的东西，刮掉胡子。
罗萨不是矿镇。它坐落在山谷里，正如乡间小城一样，没有喧嚣和疫病。近郊有一条三英里长的电车线；我和艾达荷坐在咔哒咔哒直响的车厢里兜了一个星期，每天到晚上才回夕照旅馆休息。如今我们见多识广，又读过书，自然就参加了罗萨城里最上流的社交活动，经常被邀请出席最隆重、最时髦的招待会。有一次，市政厅举行为消防队募捐的钢琴独奏会和吃鹌鹑比赛，我和艾达荷初次认识了罗萨社交界的皇后，德·奥蒙德·桑普森夫人。
桑普森夫人是个寡妇，城里惟一的一幢二层楼房就是她的。房子漆成黄色，不管从哪一个方向都看得清清楚楚，正如星期五斋戒日爱尔兰人胡子上沾的蛋黄那样引人注目。除了我和艾达荷之外，罗萨城还有二十二个男人想把那幢黄房子归为己有。
乐谱和鹌鹑骨头扫出市政厅后，举行了舞会。二十三个人都拥上去请桑普森夫人跳舞。我避开了两步舞，请她允许我伴送她回家。在那一点上，我获得了成功。
在回家的路上，她说：
“今晚的星星是不是又亮又美，普拉特先生？”
“就拿你看到的这些亮光来说，”我说道，“它们已经卖足了力气。你看到的那颗大星离这儿有六百六十亿英里远。它的光线传到我们这儿要花三十六年。你用十八英尺长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四千三百万颗星，包括十三等星。假如有一颗十三等星现在陨灭了，在今后二千七百年内，你仍旧可以看到它的亮光。”
“哎呀！”桑普森夫人说，“我以前从不知道这种事情。天气多热呀！我跳舞跳得太多了，浑身都汗湿了。”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我说，“要知道，你身上有两百万根汗腺在同时分泌汗液。每根汗腺有四分之一英寸长。假如把身上所有的汗腺首尾相接，全长就有七英里。”
“天哪！”桑普森夫人说，“听你说的，人身上的汗腺简直像是灌溉水渠啦，普拉特先生。你怎么会懂得这许多事情？”
“观察来的，桑普森夫人。”我对她说，“我周游世界的时候总是注意观察。”
“普拉特先生，”她说，“我一向敬重有学问的人。在这个城里的傻瓜恶棍中有学问的人实在太缺啦。同一位有修养的先生谈话真是愉快。你高兴的话，请随时到我家来坐坐，我非常欢迎。”
这么一来，我就赢得了黄房子夫人的好感。每星期二、五的晚上，我去她家，把赫基默发现、编制和引用的宇宙间的神秘讲给她听。艾达荷和城里其余主张寡妇再醮的人在尽量争取其余几天的每一分钟。
我从没想到艾达荷竟会把老伽·谟追求女人的方式应用到桑普森夫人身上；这是在一天下午，我提了一篮野李子给她送去时才发现的。我碰见那位太太走在一条通向她家的小径上。她眼睛直冒火，帽子斜遮在一只眼睛上，像是要找人吵架似的。
“普拉特先生，”她开口说，“我想那位格林先生大概是你的朋友吧。”
“有九年交情啦。”我说。
“同他绝交。”她说，“他不是正派人！”
“怎么啦，夫人，”我说，“他是个普通的山地人，具有浪子和骗子的粗暴和一般缺点，然而即使在最严重的关头，我也不忍心说他是不正派的人。拿服饰、傲慢和卖弄来说，艾达荷也许叫人看不顺眼，可是夫人，我知道他不会存心干出下流或出格的事情。我同艾达荷交了九年朋友，桑普森夫人，”我在结尾时说，“我不愿意说他的坏话，也不愿意听到人家说他的坏话。”
“普拉特先生，”桑普森夫人说，“你这样维护朋友固然是好事；但是他对我打了非常可恨的主意，任何一位有身份的女人都会觉得这是受了侮辱，这个事实你抹煞不了。”
“哎呀呀！”我说，“老艾达荷竟会干出这种事来！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知道有一件事在他心里捣鬼；那是由于一场风雪的缘故。有一次，我们被雪封在山里，他被一种胡说八道的歪诗给迷住了，那也许就败坏了他的道德。”
“准是那样。”桑普森夫人说，“我一认识他，他就老是念一些亵渎神明的诗句给我听。他说那是一个叫鲁碧·奥特的人写的，你从她的诗来判断，那个女人肯定不是好东西。”
“那么说，艾达荷又弄到一本新书了，”我说，“据我所知，他那本是一个笔名叫伽·谟的男人写的。”
“不管什么书，”桑普森夫人说，“他还是守住一本为好。今天他简直无法无天了。他送给我一束花，上面附着一张纸条。普拉特先生，你总能分辨出上流女人的；并且你也了解我在罗萨城的名声。请你想想看，我会不会带着一大壶酒、一个面包，跟着一个男人溜到外面树林子里，同他在树阴底下唱歌，跳来跳去的？我吃饭的时候固然也喝一点葡萄酒，但是我决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带上一大壶到树林里去胡闹一通的。当然啦，他还要带上他那卷诗章。他这么说来着。让他一个人去吃那种丢人现眼的野餐吧！不然的话，让他带了他的鲁碧·奥特一起去。我想她是不会反对的。除非带的面包太多而酒太少。你现在对你的规矩朋友有什么看法呢，普拉特先生？”
“唔，夫人，”我说，“艾达荷的邀请也许只是诗情，并没有恶意。也许属于他们称之为比喻的诗。它们固然触犯法律和秩序，但还是允许邮递的，因为写的和想的不是一回事。如果你不见怪，我就代艾达荷表示感谢了，”我说，“现在让我们的心灵从低级的诗歌里解脱出来，到高级的事实和想象中去吧。像这样一个美丽的下午，桑普森夫人，”我接下去说，“我们的思想也应该与之相适应。这里虽然暖和，可我们应该知道，赤道上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地方还是终年积雪的。纬度四十至四十九度之间的地区，雪线就只有四千至九千英尺高了。”
“哦，普拉特先生，”桑普森夫人说，“听了鲁碧·奥特那个疯丫头的叫人不痛快的诗以后，再听你讲这种美妙的事实可真开心！”
“我们在路边这段木头上坐坐吧，”我说，“别去想诗人不近人情的撒野的话。只有在铁一般的事实和合法的度量衡的辉煌数字里，才能找到美妙的东西。在我们所坐的这段木头里，桑普森夫人，”我说，“就有比诗更神奇的统计数字。木头的年轮说明这棵树有六十岁。在两千英尺深的地底，经过三千年，它就会变成煤。世界上最深的煤矿在纽卡斯尔附近的基林沃斯。一只四英尺长、三英尺宽、二点八英尺高的箱子可以装一吨煤。假如动脉割破了，要按住伤口的上方。人的腿有三十根骨头。伦敦塔
一八四一年曾遭火灾。”
“说下去，普拉特先生，”桑普森夫人说，“这种话真有创造性，听了真舒服。我想再没有什么比统计数字更可爱了。”
可是两星期后，我才得到了赫基默给我的全部好处。
有一夜，我被人们到处叫嚷“失火啦！”的声音惊醒。我跳下床，穿好衣服，跑出旅馆去看热闹。我发现失火的正是桑普森夫人的房屋，我大叫一声，两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
那幢黄房子的底层全部着火了，罗萨城的每一个男性、女性和狗性都在那里号叫，碍消防队员的事。我见到艾达荷想从拽住他的六名消防队员手里挣脱出来。他们对他说，楼下一片火海，谁冲进去休想活着出来。
“桑普森夫人呢？”我问道。
“没见到她。”一个消防队员说，“她睡在楼上。我们想进去，可是不成，我们队里还没有云梯。”
我跑近大火旁边光亮的地方，从里面的口袋里掏出《手册》。我拿着这本书的时候差点没笑出来——我想大概是紧张过度，昏了头。
“赫基，老朋友，”我一面拼命翻，一面对书本说，“你还没有骗过我，你还没有使我失望过。告诉我该怎么办，老朋友，告诉我该怎么办！”我说。
我翻到一百一十七页，“遇到意外事件该怎么办。”我用手指顺着找下去，果然找到了。老赫基默真了不起，他从没有疏漏！书上说：
吸入烟气或煤气而引起的窒息——用亚麻籽最佳。取数粒置外眼角内。
我把《手册》塞回口袋，抓住一个正跑过去的小孩。
“喂，”我给了他一些钱，说道，“赶快到药房里去买一块钱的亚麻籽。要快，另一块钱给你。喂，”我对人群嚷道，“我们救桑普森夫人呀！”接着，我脱掉了上衣和帽子。
消防队和老百姓中有四个人拖住了我。他们说，进去准会送命，因为楼板就要烧坍了。
“该死！”我嚷起来，有点像是在笑，可是笑不出来，“没有眼睛叫我把亚麻籽放到哪儿去呀？”
我用胳臂肘撞在两个消防队员的脸上，用脚踢破了一个老百姓的脚胫皮，又使一个绊子，把另一个摔倒在地。紧接着，我冲进屋里。假如我比你们先死，我一准写信告诉你们，地狱里是不是比那幢黄房子里更不受用；现在你们可别相信我的话。总之，我比饭馆里特别加快的烤鸡烤得更煳。烟和火把我熏倒了两次，几乎丢了赫基默的脸；幸好消防队员用他们的细水龙杀了一点火气，帮了我的忙，总算到了桑普森夫人的房间里。她已经被烟熏得失去了羞耻心，于是我用被单把她一裹，往肩上一扛。楼板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糟，不然我也干不了——想都不用想。
我扛着她，一口气跑到离房子五十码远的地方，然后把她放在草地上。接着，另外二十二个追求这位夫人的原告当然也拿着铁皮水勺挤拢来，准备救她了。这时候，去买亚麻籽的小孩也跑来了。
我揭开包在桑普森夫人头上的被单。她睁开眼睛说：
“是你吗，普拉特先生？”
“嘘——嘘，”我说，“别出声，我先给你上药。”
我用胳臂轻轻托住她的脖子，扶起她的头，用另一只手扯破亚麻籽口袋，慢慢弯下身子，在她外眼角里放了三四粒亚麻籽。
这时，城里的医生也赶来了，他喷着鼻子，抓住桑普森太太的腕子试脉搏，并且问我这样胡搞是什么意思。
“嗯，老球根药喇叭和耶路撒冷橡树籽
，”我说，“我不是正式医师，不过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的根据。”
他们拿来了我的上衣，我掏出了《手册》。
“请看一百一十七页，”我说，“那上面就讲到如何解救因烟或煤气而引起的窒息。书上说，把亚麻籽放在外眼角里。我不知亚麻籽的作用是解烟毒呢，还是促进复合胃神经的机能，不过赫基默是这样说的，并且先给请来诊治的是他。假如你要会诊，我也不反对。”
老医生拿起《手册》，戴上眼镜，凑着消防队员的提灯看看。
“哎，普拉特先生，”他说，“你诊断的时候显然看串了行。解救窒息的办法是：‘尽快将病人移至新鲜空气中，置于卧位。’用亚麻籽的地方在上面一行，‘尘灰入眼’。不过，说到头——”
“听我说，”桑普森太太插嘴说，“在这次会诊中，我想我也有话要说。那些亚麻籽给我的益处比我试过的任何东西都大。”她抬起头，又枕在我的手臂上，说道，“在另一个眼睛里也放一点，亲爱的桑德。”
因此，假如你明天或者随便哪一天在罗萨城歇歇脚的话，你会看到一幢新盖的精致的黄房子，有普拉特夫人——也就是以前的桑普森夫人——在收拾它，装点它。假如你走进屋子，你还会看到客厅当中大理石面的桌子上有一本《赫基默氏必要知识手册》，重新用红色摩洛哥皮装订过了，准备让人随时查考有关人类幸福和智慧的任何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