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天气往往炎热难当。在这时候,从十二点钟到三点钟,最坚决、最热心的人也不能出猎,最忠心的狗也开始“舐猎人的马刺”了,这就是说,痛苦地眯着眼睛,尽量地伸出舌头,一步一步地跟在主人后面;主人责备它,它只是委屈地摇着尾巴,脸上露出狼狈的神情,但是决不肯走在前面。有一回,我正是在这样的日子出去打猎。我很想到一个阴凉地方去躺一下,即使一会儿也好,然而一直克制着;我那不知疲倦的狗继续在灌木丛中跑来跑去探索了很久,虽然它自己明知道这种狂热的行动不会产生什么效果的。窒息的炎热终于逼得我考虑到保留我们最后的体力和能力。我好容易来到了我的仁慈的读者所已经熟悉的伊斯塔小河边,走下峭壁,踏着潮湿的黄沙,向着以“莓泉”闻名于附近各处的泉水走去。这泉水从河岸上那条渐渐变成狭小而深邃的峡谷的裂缝中涌出,在二十步以外,带着愉快的滔滔不绝的潺湲声流入河中。溪谷两边的斜坡上,长着茂密的橡树丛林;泉水附近是一片短短的、天鹅绒似的青草地;太阳的光线几乎从来不曾照到过那清凉的、银色的水面。我走到泉水边;草地上放着一个桦树皮制的勺子,这是一个过路的农民为了方便大家而留下来的。我饱饮了泉水,躺在阴处,向四周眺望。这泉水流入河中时形成一个水湾,因此那地方经常是一片涟漪;在这水湾旁边,坐着两个老头儿,背向着我。其中一个体格十分结实,身材高大,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整洁的上衣,戴着一顶绒毛便帽,在那里钓鱼;另一个身体瘦小,穿着一件打补丁的混纺棉布外衣,没有戴帽子,捧着一罐鱼饵放在膝上,时时用手抚摸自己的白发苍苍的小脑袋,仿佛是不要让它晒到太阳。我更仔细地向他凝神一看,认识这人是舒米希诺的斯乔普什卡。请允许我把这个人介绍给读者。
离开我的村子几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大村子叫舒米希诺,那里有一座为圣科济马和圣达米安建立的砖砌教堂。这教堂的对面,曾有一所宏大的地主邸宅在这里显赫一时,邸宅周围有各种附属建筑物、杂用房屋、作坊、马厩、地下室、马车库、澡堂、临时厨房、客人住的和管理员住的厢房、温室、民众用的秋千,和其他多少有些用处的建筑物。在这邸宅里曾经住着一家豪富的地主,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忽然有这么一天,这些财产全部付诸一炬。主人们迁往别处去了;这院落就此荒废。一片宽阔的瓦砾场变成了菜园,处处堆着砖头——从前的屋基的遗迹。他们用幸免于火灾的原木草草地钉成一间小屋,用十年前为了要造哥特式亭台而买来的船板作屋顶,就派园丁米特罗凡带着他的妻子阿克西尼娅和七个小孩住在这屋子里。米特罗凡被指令把青菜野蔬供给一百五十俄里外的主人家食用;阿克西尼娅则受命看管一头蒂罗尔种的母牛,这头母牛是出了重价从莫斯科买来的,但是可惜丧失了再生产的任何能力,因此自从买来以后,不曾有过牛奶;还有一只有冠子的灰色雄鸭——唯一的“老爷家的”家禽——也交给她照管;孩子们因为年纪还小,不指定他们任何职务,然而这使得他们完全变成了懒人。我曾经有两次在这园丁家宿夜;路过的时候我常常向他买黄瓜,这些黄瓜天晓得是什么缘故,即使在夏天就已经长得特别大,淡而无味,皮厚而黄。我就是在他家里第一次看到斯乔普什卡的。除了米特罗凡一家和托庇寄住在兵士的独眼妻子小屋里的、年老耳聋的教会长老格拉西姆以外,没有一个家仆留在舒米希诺,因为我所要介绍给读者的斯乔普什卡,不能把他看做一般的人,尤其不能把他看做家仆。
凡是人,在社会里总有不论怎样的地位,总有不论怎样的关系;凡是家仆,即使得不到工钱,至少也会得到所谓“口粮”;斯乔普什卡却实在从来没有受到任何补助,一个亲戚也没有,谁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个人简直没有来历;没有人谈起他;人口调查中恐怕也未必有他这个人。有一种不明确的传闻,说他曾经在某时当过某人的随从;然而他是谁,什么地方人,谁的儿子,怎样会当了舒米希诺的居民,怎样会获得那件混纺棉布的、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穿在身上的外衣,他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关于这些,绝对没有人知道一点儿,而且,老实说,谁也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有知道所有家仆的四代家谱的特罗菲梅奇老大爷有一次说,他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列克谢·罗曼内奇旅长出征回来时用辎重车载来的一个土耳其女子,是斯乔普什卡的亲戚。在节日,照俄罗斯旧俗用荞麦馅饼和绿酒普遍地布施并款待众人的日子,——即使在这些日子里,斯乔普什卡也不走到摆设好的桌子和酒桶前面来,不行礼,不走近老爷去吻他的手,不在老爷面前为了祝老爷健康而一口气喝干管家的胖手注满的一杯酒;除非有好心肠的人走过他旁边,把一块吃剩的馅饼分送给这个可怜的人。在复活节的日子,他也参加接吻礼 ,但是他不卷起油污的衣袖,不从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他的红蛋 ,不喘着气,眨着眼睛,把这蛋呈献给少爷们或者竟呈献给太太。他夏天住在鸡窝后面的贮藏室里,冬天住在澡堂的更衣室里;严寒的时候,他在干草棚里过夜。人们见惯了他,有时甚至踢他一脚,但是没有一个人跟他谈话;而他自己,也好像有生以来不曾开过口似的。火灾之后,这个被遗忘了的人栖身于——或者像奥廖尔人所说,“耽搁”在——园丁米特罗凡家里了。园丁不理睬他,不对他说“你住在我家里吧”,可是也不撵他出去。斯乔普什卡其实也并不住在园丁的屋子里,他住在菜园里。他来往行动,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打喷嚏和咳嗽的时候,害怕似地用手掩住嘴巴;他老是像蚂蚁一样悄悄地张罗奔忙;而一切都是为了糊口,只是为了糊口。的确,如果他不是这样从早到晚为自己的食物操心,我的斯乔普什卡一定饿死了。所苦的是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糊口!斯乔普什卡有时坐在围墙下啃萝卜,或者吮吸着胡萝卜,或者俯身剥一棵肮脏的白菜;有时呼哧呼哧地提着一桶水到一个地方去;有时在一只砂锅底下生起火来,从怀里取出几块黑糊糊的东西放进锅里去;有时在自己的贮藏室里用一块木头敲着,钉上钉子,做成一个放面包的架子。他做这一切事都静悄悄地,仿佛是秘密的:你向他一看,他就隐藏起来。有时,他忽然离开了两三天;当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不在……一转眼,他又出现了,又在栅栏旁边偷偷地把劈柴塞进铁架子底下去。他的脸很小,小眼睛发黄,头发一直挂到眉毛上,鼻子是尖的,耳朵很大,而且透明,好像蝙蝠耳朵,胡子仿佛是两星期以前剃的,永不更短或更长。我在伊斯塔河岸上遇到的,就是这个斯乔普什卡和另一个老头儿在一起。
我走到他们跟前,打一个招呼,就在他们身旁坐下。斯乔普什卡的同伴原来我也认识的:这是彼得·伊里奇伯爵家已获自由的农奴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绰号叫做“雾”。他住在一个患肺病的波尔霍夫小市民——我屡屡投宿的旅店的老板——那里。在奥廖尔的大道上经过的年轻官吏和别的有闲的旅客(埋在条纹羽毛褥子里的商人顾不到这些),到现在还可以看见离开特罗伊茨科耶大村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完全荒废了的、屋顶倒塌、窗子钉死了的二层木造大楼房突出在路旁。在阳光明丽的晴天的正午,比这废墟更凄凉的东西是想象不出的了。在这里,很久以前曾经住过以好客著名的豪富的达官贵人彼得·伊里奇伯爵。有时全省的人都会集到他家里来,他们在家庭乐队的震耳欲聋的乐声中、在花炮和焰火的噼啪声中跳舞,尽情地行乐;到现在,经过这荒废了的贵族邸宅而叹息并回想过去的岁月和逝去的青春的老妇人,恐怕不止一人而已。伯爵长时间地举行宴会,长时间地在许多献媚的宾客中间往来周旋,和蔼地微笑;但是不幸他的产业不够他一生的挥霍。他完全破产之后,到彼得堡去给自己找职位,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死在旅馆里了。“雾”在他家里当管家,在伯爵生前就已获得自由证。这人大约有七十岁光景,相貌端正而愉快。他差不多经常微笑着,在现今只有叶卡捷琳娜时代 的人能作这样的微笑:温和而庄严;说话的时候嘴唇慢慢地突出,慢慢地缩进去,和蔼地眯着眼睛,说话略带鼻音。他擤鼻涕、嗅鼻烟,也都从容不迫,好像在做一件大事情。
“喂,怎么样,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我开始说,“钓了很多鱼吧?”
“喏,请往鱼笼里瞧一瞧:已经钓着了两条鲈鱼,还有大头 ,大概是五条吧……斯乔普什卡,拿来看看。”
斯乔普什卡把鱼笼递给我看。
“斯乔普什卡,你近来过得怎么样?”我问他。
“没……没……没……没……没什么,老爷,平平常常。”斯乔普什卡讷讷地回答,仿佛舌头上压着重东西似的。
“米特罗凡身体好吗?”
“身体好的,可……可不是,老爷。”
这可怜的人把脸转过去了。
“不大肯上钩啊,”“雾”说起话来,“天太热了;鱼都躲在树荫底下睡觉了……替我装一个鱼饵吧,斯乔普什卡。(斯乔普什卡拿出一条虫来,放在手掌上,啪啪地打了两下子,装在钩子上,吐上几口唾沫,递给了‘雾’。)谢谢你,斯乔普什卡……老爷,您,”他向着我继续说,“是打猎吗?”
“是啊。”
“唔,……您的猎狗是阴(英)国种呢,还是富尔良种 ?”
老头儿喜欢乘机卖弄自己,仿佛在说:“我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种,可是很好。”
“唔,……您出门也带猎狗吗?”
“我有两群猎狗。”
“雾”微笑一下,摇摇头。
“的确是这样:有的人喜欢狗,可是有的人送给他也不要。照我的浅见,养狗主要可说是为了体面……一切都要有气派:马要有气派,看狗的人也应该有气派,一切都要有气派。已故的伯爵——祝他升入天堂!——其实根本不是打猎的,可是他养着狗,而且每年出门打猎一两次。穿着有金银镶带的红外套的看狗人集合在院子里,吹起号角来;伯爵大人走出来了,他们就把马牵给伯爵大人;伯爵大人上了马,猎户头目把伯爵大人的脚塞进马镫里,脱下帽子,把马缰绳放在帽子里呈上去。伯爵大人抽起鞭子来,看狗人齐声吆喝,走出院子去。马僮跟在伯爵后面,用绸带子牵着老爷的两只爱犬,就这么照料着……这马僮高高地骑在哥萨克马鞍子上,红光满面,一双大眼睛骨溜溜地转来转去……那时候当然还有许多客人。又是娱乐,又有荣誉……啊哟,给挣脱了,这家伙!”他拉拉钓鱼竿,突然这样说。
“听说伯爵一生过得很阔气,是吗?”我问。
老头儿在鱼饵上吐几口唾沫,抛出了钓钩。
“自然,他是一位达官贵人。常常有可说是第一流的人物从彼得堡来拜访他。他们往往系着浅蓝色的绶带坐在桌子面前进餐。伯爵真是招待客人的能手。有时他叫我去:‘雾,’他说,‘明天我要几条活鲟鱼,叫人替我办到,听见吗?’‘听见了,大人。’绣花的外衣、假发、手杖、香水、上等的花露水、鼻烟壶、大幅的油画,都是直接从巴黎定购来的。伯爵举行起宴会来,——天啊,真不得了!焰火冲天,车水马龙!有时甚至还放大炮。单说乐队,就有四十个人。用一个德国人当乐队指挥。可是这德国人傲慢起来,要和主人家同桌吃饭。伯爵大人就下令把他赶走,他说,我家的乐队没有指挥也懂得奏乐的。自然喽,这是老爷的权力。一跳起舞来,就跳到天亮,跳的都是埃柯塞兹 和玛特拉杜尔 ……嗳……嗳……嗳……好家伙上钩了!(老头儿从水里拉起一条小鲈鱼来。)拿去,斯乔普什卡。——老爷毕竟像个老爷的样子,”老头儿又抛出钓钩,继续说,“他的心地也很善良。有时他打你,——可是过一会儿就忘了。只是一件事:就是养姘妇。唉,这些姘妇,天晓得!就是她们搞得他破产了。要知道她们大都是从下等人里挑出来的啊。其实她们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可是不,哪怕你把全欧洲所有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了她们!按说么:为什么不可以如意称心地过日子呢?——这本是老爷分内的事……可是搞到破产总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阿库林娜;现在她已经死了——祝她升入天堂!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西托夫的甲长的女儿,可真是一个泼妇!有时还打伯爵的嘴巴呢。她完全把他迷住了。她把我的侄儿送去当兵,为了他在她的新衣服上溅了些可可……送去当兵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呢。嗳……可是无论怎样,那时候真好!”老头儿深深地叹一口气,补说了最后这句,然后低下头,不说话了。
“照我看来,你家的老爷很严厉吧?”略微沉默了一会之后,我开始说。
“在那时候这是风尚呀,老爷。”老头儿摇摇头,反驳我。
“现在没有这种情形了。”我注视着他,这样说。
他向我瞟一眼。
“现在当然好些了。”他含糊地说,把钓钩远远地抛了出去。
我们坐在树荫底下;但是树荫底下也很闷热。苦重而炎热的空气仿佛停滞了;火热的脸愁苦地等候着风,但是风不来。太阳在蓝得发暗的天空中火辣辣地照着;在我们正对面的岸上,是一片黄澄澄的燕麦田,有些地方长出苦艾来,竟连一根麦穗都不动摇一下。稍低的地方,有一匹农家的马站在河里,水齐着膝,懒洋洋地在那里摇动湿淋淋的尾巴;有时在低垂的灌木底下浮出一条大鱼来,吐出泡沫,慢慢地沉到了水底,在身后留下些微波。蚱蜢在焦黄色的草里叫着;鹌鹑懒洋洋地啼着;鹞鹰平稳地在旷野上面翱翔,常常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很快地拍着翅膀,把尾巴展成扇形。我们被炎热所压迫,一动不动地坐着。忽然从我们后面的溪谷里传来声音:有人正向着泉水走下来。我回头一看,看见一个年约五十岁的、风尘满面的农人,穿着衬衫,踏着树皮鞋,肩上背着一只柳条筐和一件上衣。他走到泉水边,贪馋地喝够了水,然后站起身。
“啊,是弗拉斯!”“雾”向他一看,叫起来,“你好,老兄。从哪儿来?”
“你好,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那农人说着,走到我们跟前,“我从远地方来。”
“你到哪儿去过了?”“雾”问他。
“到莫斯科的老爷那儿走了一趟。”
“为了什么事?”
“去向他求情。”
“求什么?”
“求他把代役租减轻些,或者把我改成劳役租制,换一个地方,也行……我的儿子死了,现在我一个人对付不了。”
“你儿子死了?”
“死了。”农人略略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他以前在莫斯科当马车夫;实在是他在替我缴代役租的。”
“难道你们现在是缴代役租的?”
“是缴代役租的。”
“那么你的老爷怎么说呢?”
“老爷怎么说?他把我赶出来!他说,‘你怎么敢直闯到我这里来?这些事有管家在管啊,你呀,’他说,‘先得呈报管家……叫我把你迁到哪儿去啊?你呀,’他说,‘先把你欠着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说。’他简直发火了。”
“那么,你就回来了吗?”
“回来了。我本来想打听一下,我的儿子死后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来,可是没有弄清楚。我对他东家说:‘我是菲利普的父亲。’可是他对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呢?况且你的儿子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还欠我债呢。’于是我就走了。”
农人带笑把这一切讲给我们听,仿佛讲的是别人的事;可是他那双眯拢的小眼睛里噙着泪水,他的嘴唇抽搐着。
“那么你现在怎么办呢,回家去吗?”
“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当然只有回家去。我的老婆恐怕现在已经在挨饿了。”
“那么你可以……那个……”斯乔普什卡忽然说起话来,可是又发窘了,不说下去了,他开始用手抓弄罐子里的鱼饵。
“那么你要到管家那儿去吗?”“雾”继续说,不免诧异地向斯乔普什卡看一眼。
“我到他那儿去干吗?……我还欠着租呢。我儿子死去以前生了一年病,他自己的代役租都没有付……可是我并不怎么担心,向我要不出什么来……嘿,老兄,无论你怎样狡猾,没有用,我就是这么回事!(农人笑起来。)无论他怎样自作聪明,金蒂利安·谢苗内奇,总归……”
弗拉斯又笑起来。
“怎么样?这件事不妙呢,弗拉斯老兄。”“雾”慢吞吞地说。
“有什么不妙?不……(弗拉斯的声音中断了。)天好热啊。”他用衣袖擦着脸,继续说。
“你的老爷是谁?”我问。
“瓦列里安·彼得罗维奇·伯爵。”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吗?”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雾”回答,“已经故世的彼得·伊里奇在生前就把弗拉斯的村子分给他了。”
“他怎么样,身体好吗?”
“身体很好,谢天谢地,”弗拉斯回答,“红润润的,简直是满脸通红。”
“啊,老爷,”“雾”向着我继续说,“派在莫斯科附近倒还好,可是他被派在这里,还得付代役租。”
“一份租要付多少钱?”
“一份租要付九十五卢布。”弗拉斯喃喃地说。
“喏,您听听:而且土地很少,都是主人的树林。”
“听说这树林也卖掉了。”那农人说。
“喏,您听听!……斯乔普什卡,给我个鱼饵……咦,斯乔普什卡?你怎么啦?睡着了吗?”
斯乔普什卡突然抖擞一下。那农人在我们旁边坐下。我们又沉默了。对岸有人唱起歌来,歌声多么凄凉啊……我的可怜的弗拉斯发愁了……
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