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小学毕业后我被直接送去上文科中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每一户有钱人家为了社交的缘故，十分注意，家里要有个“有教养”的儿子：他们让儿子学法文、英文，让他们熟悉音乐，先延请家庭女教师，然后聘请家庭教师教他们举止得体。只有受到所谓的“学术”教育，去上大学，在那“开明的”自由主义的时代才获得充分的价值。因此每个“上流”家庭的雄心壮志便是至少有一个儿子在姓名前面要加上一个什么博士称号。这条一直通向大学的道路相当漫长，绝不平坦。五年国民小学，八年文科中学得在硬板凳上度过，每天上五六个钟头课，课余时间得做作业，另外普通教育又要求学生放学之后要学法文、英文、意大利文，这些“活”的语言，外加古典文字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就是五门语言，再加上几何和物理，以及其它的教学科目，内容繁多，不胜其烦，几乎就没有发展体育、进行运动和散步的时间，尤其没有欢欣和娱乐的余地。我模糊地记起，我们还是七岁孩童的时候，得学唱一首什么关于“欢乐、幸福的童年”的歌曲，我们得背诵歌词，齐声合唱。这首简单幼稚的小歌子的旋律还在我耳际回响，但是歌词在当时我就觉得拗口，唱不出来，更没有让我信服，牢记在心。因为我整个的学习时间，说老实话，不是别的，只是不断叫人感到无聊、厌烦，由于急于摆脱这单调重复的课程，这种情绪逐年增长。我想不起来，在那单调乏味、毫无心肝也没头脑的学校教育里，曾经“欢快”过，“幸福”过。这种学校教育，彻底毁掉了我的人生中最美好最自由的年代。我甚至承认，看见本世纪儿童的童年不知可以发展得多么幸福、自由，独立自主，我今天还不由自主地心生某种妒忌。看到今天的孩子，大大方方地，几乎平起平坐地和老师们聊天，毫无恐惧地到学校去上课，不像我们总感到犯有过错似地跑去上学，看到他们在学校里和在家里可以公开地承认他们年轻的好奇心里有些什么愿望，什么爱好，——我总觉得难以想象他们是些自由自在的、独立无羁的、自然而然的人。而我们一踏进这幢令人憎恶的房子，就仿佛不得不缩起脖子走路，唯恐额头碰到了那看不见的枷锁。学校对我们而言就是强制、荒漠、无聊，在这里得把“不值得知晓的东西当作科学”，分成仔细切开的几块吞食下去，尽是些烦琐的材料，或者弄得十分烦琐的材料。我们感觉到，这些东西和现实的兴趣不可能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并非为了生活而进行的沉闷的、荒凉的学习，是为学习而学习，这是陈旧的教育学强加给我们的学习。我得感谢学校的唯一真正令人兴高采烈的幸福时刻，乃是我永远在身后关上校门的那一天。

并不是我们奥地利学校本身就很糟糕，相反，所谓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上百年的经验认真仔细地制订出来的。倘若传授得法，给人启示，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极为有益、相当包罗万象的教育的基础。可是正因为通过它细致的计划性，和它干巴巴的格式化，我们的课堂教学便变得非常干瘪而又呆板，成了冷冰冰的教案，从来也不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只是像个自动机似的用数字标明：“良好、及格、不及格”，看学生达到教学计划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恰好是这种对付学生时的毫无人情爱意，这种冷漠的公事公办，军营气息十足的氛围，无意之中使我们都十分恼火。我们得学完我们规定的课程，并且考察我们学到了什么。在八年里，没有一个老师问过一次我们自己渴望学习什么。这样，每个年轻人暗自向往的，那种促人蓬勃向上的冲劲就完全不见踪影。

我们的校舍在外表上就表现出这种冷漠。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建筑，五十年前匆匆忙忙地以低廉的价钱随随便便地建造而成，冷冷的四壁马马虎虎地刷了石灰，低矮的教室没有一张图画或者其余养眼的装饰。整幢房子都散发出规规矩矩的气息，这座教育军营有一些陈旧的饭店的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今后将会被无数人漠不关心或者心存反感地继续使用；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这幢房子和所有奥地利官厅都沾有的那种霉味浓重、带有腐臭的气息，我们这里称之为“国家财产的”味道，这是温度太高，过于拥挤，没有通风的房间发出的怪味，一直沾在人们的衣服上和灵魂上。学生两个两个地坐在低矮的板凳上，就像囚犯坐在苦役船上那样。板凳让人脊背弯曲，一直坐到你骨头发痛；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摇曳的蓝幽幽的灯光，照在我们的书上。夏天则相反，仔细地关上窗户，免得学生的目光做梦似的投到小小方框之中的蓝色天空，神游天外。那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没有长足的年轻人的身体需要空气和活动。五六个钟头一动不动地坐着，只给十分钟休息时间在阴冷狭小的走廊里度过，似乎就够了。一个星期我们有两次被带到体操馆去，那里窗户紧闭，每走一步地板上就扬起一米高的灰尘。我们就在那儿毫无意义地暗中乱摸着；这一来就算满足了卫生的要求，国家按照罗马人格言：“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拉丁文：“健康的思想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对我们尽到了义务。许多年之后，我一走过这幢阴郁的衰败的房子，总感到如释重负，再也不需要踏进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囚牢了。当这座庄严的学校庆祝它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庆典时，我作为当年的优秀学生应邀在部长和市长面前发表一篇贺词，我彬彬有礼地予以婉拒。我对这所学校不存在感激之情，每说一句感谢的话都是撒谎。

我们的老师，对于学校的这种令人绝望的状况也毫无过错。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不是暴君，可是另一方面也不是出手相助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奴气十足地死死捆在条例上面，捆在官方制订的教学计划上面，他们有他们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就像我们有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一样——我们很清楚地感觉到——中午放学的钟声敲响，他们和我们都获得自由，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高兴。老师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为什么要恨我们呢，因为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只过了几年，他们还认得我们当中极少数人的名字。根据当年的教学方法，他们关心的只是记下“这个学生”在上次作业中犯了多少错误。他们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我们则坐在下面。他们提问，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之外我们之间便毫无联系，因为教师和学生之间，讲台和学生座位之间，明显的上面和明显的下面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权威”的障碍，阻止了我们相互之间的一切联系。一个老师得把学生当作一个个人来观察，这要求老师对学生特别的个性有特别深入的了解，或者甚至于得对学生进行观察，写出“报告”。这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在当年却远远超出老师的权限和他的能力之外。另一方面，师生之间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又会削弱老师的权威，因为这一来就把我们做“学生”的提到老师，提到“上级”的同一水平之上。对我而言，说明我们和我们的老师之间，无论精神上还是心灵上毫无关联的最典型的事件乃是，我把老师们所有的姓名和脸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记忆力近似照相一样清晰，还保留着讲台和教师登录学生成绩的记分册。我们总想对这记分册瞄上一眼，因为里面有我们的成绩；我看见这本小小的红皮笔记本，老师在里面标明我们的优劣名次，用黑铅笔记上数目字。我看见我自己的作业本，上面写满了老师用红笔做的批改。但是在我面前，我看不见一张老师的脸——也许因为我们站在老师面前总是低垂着眼睛，要不就是眼神漠不关心。

厌恶学校并不是什么个人的态度；在这枯燥烦琐的学校里，我们最好的兴趣和企图受到阻碍，我们感到无聊，受到压抑。我想不起来，我的同学当中，有谁不对此感到憎恶。可是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青少年时代这种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教学方法，并不是由于国家机关的马虎懒散所致，而是在这里面有某种当然是严加保密的目的所在。我们面前的或在我们头上的世界把它们所有的思想都对准了安全崇拜。它们并不喜欢年轻人，或者不如说，它们对年轻人始终都不信任。资产阶级社会对自己制度的“进步”，对社会的秩序沾沾自喜，宣扬在生活的各种形式方面，中庸之道和稳步前进是人们唯一行之有效的美德。任何促使我们前进的匆忙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年迈苍苍的皇帝统治着，由年老的部长们管理着，是个毫无野心的国家，一心只希望通过抵制在欧洲范围内出现的一切激进的变化，能够安全无恙地保留下来。年轻人出于本能总是要求出现快速的激烈的变化，因此被看成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期地摒除在外，或者遭到压抑。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舒舒服服地度过我们在校学习时期，我们先得耐心忍耐，才能求得任何形式的步步高升。这样不断排斥的结果，年龄的差别，就获得了和今天截然不同的价值。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被当作孩子一样对待，倘若被当场抓获在抽香烟，就要受到惩罚，要想离开教室出去解手，得十分驯顺地先举起手来；即便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也被看作乳臭未干，到了四十岁还被认为尚未成熟，不能担任要职。有一次发生了令人惊讶的意外状况，古斯塔夫·马勒三十八岁就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的经理，整个维也纳都大吃一惊，窃窃私语：竟然把全国第一的艺术机构托付给了“这样年轻”的一个人去掌管，（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才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他们毕生的事业。）认为每个年轻人都不怎么可靠，在当年任何圈子里都有这样一种怀疑。我父亲从来也不会在他的企业里接纳一个年轻人。谁若不幸长得特别年轻，到处都得克服别人对他的怀疑。年轻竟然会成为步步高升的阻力，只有年长才成为优点，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完全改变了的时代，四十岁的人竭尽全力想看上去像个三十岁的人，六十岁的人又想变成四十岁。在今天，年轻使人显得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充满自信，而在那个安稳的年代，每个想要飞黄腾达的人，设法采用一切可以想象的伪装，使自己显得老气一些。报上推荐使胡须加快生长的手段，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刚通过医学考试，就蓄起浓重的胡须，即使毫无必要，也都戴上金丝边的眼镜，只是为了让他们的第一批病人心里可以产生他们“经验丰富”的印象。他们穿上长长的黑色小礼服，走起路来四平八稳，如果可能，就微微地突出一个小胖肚子，为了体现这种渴望的庄重老练。谁若有野心，在那个怀疑年轻人浮而不实的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拒绝显得年轻；还在六、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拒绝再背书包，为了不至于让人看出自己还是个中学生，我们就拎起公文包。今天我们看来，值得羡慕的一切优点，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信心十足、勇敢进取、好奇心切、生活乐趣，在那个只求“稳定”的时代，全都显得十分可疑。

只有看到了这一个奇特的态度，才可以理解，国家只把学校用来充当维护其权威的工具。我们首先得培养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老师的意见视为正确无误，父亲说的话当作无可辩驳，国家的各种机构看成绝对需要，万古长存。那种教育学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即使在家里也须奉行的是，年轻人日子不可过得过于舒适，在给予年轻人什么权利的时候，他们同时应该学会，他们还须尽些义务，尤其有义务完全听话。我们从一开始就得牢记，我们这些在生活中还一无建树、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得对人家给予我们的一切都要心存感激，不要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在我当时，从最小的时候开始，就施行这种愚蠢的恐吓手段。使女们和愚蠢的母亲们吓唬三四岁的孩子，如果不立即停止吵闹，她们就要把警察找来。我们还是中学生，他们就威胁我们，要是在哪门副科上面成绩不好，就不让我们继续上中学，而要我们去当学徒，学门手艺——在市民阶级范围内，最可怕的威胁就是跌回到无产阶级当中去，——要是年轻人真心诚意地渴望获取知识，向成年人就严肃的时事问题寻求解答，成年人就回答一句：“这个问题你现在还不懂。”把年轻人给打发了。在所有的地方，他们都采用这种技术，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国家机关里。人们不遗余力地嘱咐年轻人，他还没有“成熟”，他还什么都不懂，他只需要充满信任地侧耳倾听即可，永远不要自己插嘴，更不要作出反驳。因此，在学校里，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的老师这个可怜虫，就得摆出一副不可接近的泥塑木雕的神明模样，把我们整个的感觉和愿望全都限制在“教学计划”之中，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那都无关紧要。按照他们时代的精神，他们真正的使命与其说是要使我们上进，毋宁说是要拉我们后腿；不是塑造我们的内心，而是尽可能使我们毫不反抗地适应安排就绪的国家机构，不是提高我们的精力，而是加以规范，拉到同一水平。

对年轻人施加的这样一种心理上或者不如说是有违心理学的压力，只可能产生两种效果：不是起到麻痹就是起到激励的作用。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自卑感”的案例，可以参看心理分析师记录的档案。这种自卑感恰巧由那些自己也上过我们古老的奥地利学校的人揭发出来，也许并非偶然。我个人感谢这种压力，很早就显示出一种渴求自由的激情，其强烈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会拥有的，另外又激起我对一切威权行为的仇恨，仇恨一切“居高临下”的说话方式。这种仇恨陪伴了我整个一生。年复一年，这种对一切不容争辩的教条主义的东西的反感，渐渐成为我的本能。我都已经忘记，这种反感从何而来。有一次我在举行讲演之旅的途中，有人给我选择了大学的一座宽大的听课大厅。我突然发现，我得从一座讲台上向下讲演，而听众则坐在下面的板凳上，就像我们当年作为学生乖乖地坐着听讲，不得发言，不得反驳。我突然觉得很不自在。我回忆起，在我所有的中学年代，这种居高临下的讲话不亲切不友好，极富威权、教条十足，使我受苦良多，我突然心生恐惧，我这样从讲台上向下讲话也同样会显得很不亲切，就像当年我们老师讲课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一样。有了这种心理障碍，我这次讲演也就成为我一生中所作的最糟糕的一次讲演。

直到十四五岁，我们在学校里还混得不错。我们拿老师开玩笑，我们怀着冷冷的好奇心学习课文，然后，学校让我们感到无聊、感到讨厌的时刻来临。一个奇怪的现象悄然发生：我们是作为十岁的男孩上这文科中学的，八年中学过了前面四年，我们就觉得在精神上已经超过了我们中学，我们本能地感到，我们已从学校学不到什么本质性的东西，有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甚至比我们可怜的老师们知道得更多。他们从上大学起，就再也没有凭着自己的兴趣打开过一本书。另外一种矛盾对立也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让人感到，我们平时就是屁股坐在板凳上，已经听不到什么新鲜知识，或者值得我们知道的知识。校外是座充满了千万种启发的城市，是座有剧院、博物馆、大书店、大学、音乐的城市，每天都给我们带来其他令人惊讶的事情。于是我们憋足了劲的求知欲，精神上、艺术上、享乐上的好奇心，在学校里找不到滋养，全都热情饱满地倾注在校外发生的一切上面。起先只是我们当中的两三个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种艺术的、文学的、音乐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个，最后几乎是全班同学都有所发现。

因为激情在年轻人身上，就像是一种传染病。在班上会一个传一个，就像麻疹或者猩红热。这些新受洗入教者怀着他们孩子气的虚荣强盛的野心，尽可能迅速地在知识方面试图超越其他同学，他们便互相追逐个不停。这种激情究竟采取什么方向，其实纯属偶然。要是在一个班上有个集邮爱好者，他很快就会使十几个人成为同样的傻子。要是有三个人迷上了舞蹈演员，那么其余的人也会每天守在歌剧院通向舞台的后门口。比我们低三个年级的一个班里，迷上了足球，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一个班里，热衷于社会主义或者托尔斯泰 。我碰巧分在一个痴迷于艺术的一班同学当中，这也许对我整个人生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实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在维也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报纸赋予文化事件特别多的篇幅，不论到哪儿去，前后左右都能听见成年人在讨论歌剧院或者宫廷剧院。在所有的纸品商店里，著名演员的照片陈列在橱窗里，而体育一直被认为是件粗鄙的事情，文科中学生去搞运动依然被认为应该羞愧。电影艺术连同它的公众理想还没有发明，便是在家里也不必害怕有人会反对我们上剧院。剧院和文学不同于玩纸牌或者追女孩，算是“无邪”的爱好。说到底，我父亲和所有维也纳的父亲们一样，年轻时也热衷于剧院。他怀着类似的激情观看过理查·瓦格纳指挥的《洛恩格林》的演出，就像我们观看理查·施特劳斯 和盖哈特·豪普特曼 的剧作首演一样。因为我们这些文科中学生每次首演都要挤着去看，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二天早上那些运气好、看了戏的同学在学校里设法讲述演出的每一个细节，在他们面前，没有去看演出的人，会羞愧成什么样子？要是我们的老师不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应该注意到，首演前的那天下午，全班学生的三分之二都会神秘兮兮地请了病假，因为我们在下午三点就得去排队，弄张我们唯一看得起的站票。严格审视一下，老师们同样应该发现，在我们拉丁语法书的封面里，夹着里尔克 的诗篇。我们的数学练习本，用来抄写那些借来的书籍里含有的美丽诗歌。我们每天都发明新的技术，把无聊的上课时间用来阅读我们爱看的作品。老师在上面发表讲过多次的关于席勒 的《纯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报告，我们在板凳下面，悄悄地阅读尼采 和斯特林堡 的作品。我们老实巴交的老师从来也没听见过他们的名字，犹如一阵热病传遍我们全班，大家都想知道在艺术、科学各个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想知道，都想了解；下午我们常常挤到大学里去，和大学生一起，听他们的课。我们参观艺术展览会，我们走进解剖室，看他们解剖尸体。我们到处伸出我们的鼻子，对每一件事情，对所有的事情都十分好奇。我们悄悄地溜进去听爱乐交响乐团的乐师们排练；我们去淘旧书店，我们去查看书店的书目，以便立刻弄清楚，昨天至今天又出了多少新书。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拼命念书，落到我们手里的书籍，我们全都拿来阅读。我们从每个公共图书馆借来书籍，我们再互相转借我们可以弄到的图书。但是我们学习一切新鲜事物的最佳学校乃是咖啡馆。

要想了解这点，首先得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个特别的机构，世上没有类似的机构可以和它相提并论。它其实是一种民主俱乐部，只要喝一杯便宜的咖啡就能参加。每个人花这点钱就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讨论、写作、玩牌、收领邮件，尤其可以阅览数量无限的报纸和杂志。在一家比较高级的维也纳咖啡馆里，陈列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如此，还有整个德意志帝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报纸，以及世上所有重要的文学艺术的杂志，有《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同样还有《新观察报》（Neue Rundschau）、《工作室》（Studio）和《伯尔林顿杂志》（Burlington Magezine）。所以我们对于世上发生什么事情，总获得第一手材料。我们知道每一本新出的书籍，知道每一场演出，不论它在哪里上演，把各报的评论加以比较；也许再也没有比在咖啡馆里这样全面了解世上发生的所有事件，同时又在友好的圈子里进行讨论，对于奥地利人脑子灵活和视野开阔更有贡献的了。我们每天一连几小时坐在咖啡馆里，什么事情都看在眼里。多亏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对于艺术事件的五颜六色的全貌，不是用两只眼睛审视，而是用二十只，四十只眼睛注视。第一个人忽视的东西，第二个人代替他看清了。既然我们孩子气地争强好胜，以一种运动场上的雄心壮志，不断地追求最新的，最最新的知识，想要超过别人，我们便不断地处于冀求获取轰动新闻的妒忌之中。譬如我们讨论当时还备受贬抑的尼采时，我们当中有人突然摆出一副极富优越感的样子，说道：“可是在自我中心思想方面，克尔恺郭尔 要比他优越。”我们立刻不安起来：“克尔恺郭尔是谁？居然某甲知道他，我们却不知道？”第二天我们便都冲进图书馆，找出这位早已湮没无闻的丹麦哲学家的作品。因为别人知道的什么陌生的东西，我们却不知道，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恰好是发现或者预见最近的、最新的、最古怪的、异乎寻常的东西，还没有人知道，尤其是我们可尊敬的报纸还没有广为宣传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的激情所在（这种激情我个人还保持了多年之久）。恰好是了解那些一般人还没有公开承认的东西，知道那些难以得到的、稀奇古怪的，别致新颖、趋向极端的东西特别刺激我们去喜欢它们。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这样遮遮掩掩，这样偏远冷僻，我们集体的、互相竞争的好奇心不能从它隐蔽的地方把它搜寻出来。斯台芬·格奥尔格 或者里尔克的作品在我们上中学期间多次发行，每一版二三百本，其中充其量有三四本传到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店老板把它们存在书库里，没有一个公开的评论家曾经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这伙人凭着意志的奇迹，知道每一首诗，每一行字。我们这些没长胡子，尚未长足的年轻小伙子，白天还不得不去坐在学校的硬板凳上，实际上的确成为一个年轻诗人可以梦寐以求的理想的读者群，好奇心切、怀有批判精神，可又善于理解，自己热情洋溢，又能感染别人。因为我们激情奔放的能力是无边无际的，上课期间，上学去的路上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里，在剧院，在散步时，我们这些还未成年的小伙子，这些年里什么也没干，尽在讨论书本、绘画、音乐、哲学；谁在公众场合露面，不论是当了演员还是当了指挥，是发表了一本书还是在报上发表了文章，都变成耀眼的星辰出现在我们的天空中。几年后我在巴尔扎克描写他青少年时代的书中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名人对我而言就像是天神，他们不说话，不走路，不吃饭，不像别人。”简直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也有同感。在马路上见到古斯塔夫·马勒，对我们而言是个重大事件，可以作为个人的胜利，第二天骄傲地向同学们报告。有一次，有人把我这个孩子介绍给约翰尼斯·勃拉姆斯。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这个不同凡响的事件，弄得我一连几天都晕晕乎乎。我作为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虽说只是模糊地知道勃拉姆斯做出了什么贡献，但是仅仅是他享有盛誉这一事实，他头上独创艺术家的光圈，就对人施加了令人震撼的威力。盖哈特·豪普特曼的剧作，在宫廷剧院首演，还没开始排演，已经使我们全班心烦意乱好几个礼拜；我们溜到演员和渺小的群众演员身边，想比别人更早知道此剧的情节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一个宫廷剧院的理发师那儿去理发（我并不羞于把我们干的荒唐事都说出来），只是为了获取关于沃尔特或者索门塔尔的一段秘密的消息。低年级的一个学生受到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一些同学的特别关爱：我们用各式各样的小礼物讨好他，就因为他是歌剧院的一名负责灯光照明的检查员的侄儿。我们通过他有时悄悄地溜到舞台上去偷看排练，一登上这座舞台我们就感到浑身战栗，超过但丁升上天堂迈进圣人圈子时感到的战栗。荣誉的光彩夺目的威力对我们而言是如此强大，即使隔开重重阻碍，也使我们对它产生敬畏。一个可怜的小老太婆在我们眼里成了超凡入圣的人物，就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侄孙女。即便是约瑟夫·凯因茨的贴身仆人，我们在大街上碰见，也尊敬地目送他远去，就因为他一个人有幸贴近这位最受人热爱、最富有天才的演员。

今天我当然清楚地知道，在这种不加选择的热情当中夹杂了多少荒唐的事情，有多少仅仅是相互模仿，有多少仅仅是运动场上不甘落后的热情，有多少是孩子气的虚荣心，觉得自己关心艺术，能够傲视周围的亲戚和老师，他们对文艺一窍不通。直到今天，我还惊讶不止，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激发起文学的激情，在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多少东西。我们不断讨论，认真分析，多么早就拥有了批判性的辨别能力。我在十七岁时不仅知道波德莱尔 或者瓦尔特·惠特曼 的每首诗歌，还能背出其中重要的诗篇。我想，在我今后整个一生中，都没有再像在中学和大学这几年里这样认真地读过书。十年后才为一般公众尊敬备至的姓名，不言而喻，我们已很熟悉，便是昙花一现的姓名，由于我们热心记取，也已留在我们记忆之中。我有一次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雷里 ，我和他在文学上神交已久。三十年前我就已经读过他的诗篇，喜欢他的诗歌。瓦雷里温和地冲着我笑道：“亲爱的朋友，您别骗我！我的诗歌到1916年才出版呢。”我便详详细细地向他描绘一番我们1898年在维也纳找到的刊载他最早诗歌的那份小文学杂志的颜色和开本。他不胜惊讶地说道：“这个刊物在巴黎几乎没有人知道啊，您怎么在维也纳弄到它了？”我便回答他：“就像您作为中学生在您所在的外省小城读到过马拉美 的诗歌，而文坛对他却还并不了解一样。”他同意我的意见：“年轻人发现他们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一心想要发现他们。”事实上这阵风还没有吹过国境，我们就已经嗅到，因为我们一直张开鼻翼生活着。我们发现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想要这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渴望得到一些属于我们，只属于我们的东西，——而不属于我们父辈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四周人们的世界。年轻人就像某些动物，拥有一种出色的善辨风向的本能，所以我们这代人，在我们的老师和大学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终结，在艺术观点上也有一些东西告终，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一场价值的转变已经开始。我们父辈时代的出色、作品扎实的大师——文学中的高特弗里德·凯勒 ，戏剧中的易卜生，音乐中的约翰尼斯·勃拉姆斯，绘画中的赖贝尔 ，哲学中的埃杜阿尔特·封·哈特曼 ——我们觉得他们表现了整个安全世界的悠闲自得；尽管他们在技法上，在思想上超群出众，已经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些大师清冷缓慢的节奏，对于我们这些躁动不宁热血沸腾的人的节奏很是陌生，已经和我们时代加快的速度很不合拍。恰好在维也纳生活着更加年轻的一代德国人最为警觉的精神，赫尔曼·巴尔 ，他作为一切未来的即将来临的一切，是个精神上的打手。他愤怒地挥拳打向四方，凭着他的帮助，“分离派（Sezession）” 才得以在维也纳打开局面，画展上使得古老流派大吃一惊，展出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pointillist） ，挪威的蒙克 ，比利时的罗普斯 以及一切想象得到的激进主义者；这一来也同时为他们遭到忽视的先驱者格吕纳瓦尔德 、格累柯 和戈雅 打开了道路。人们突然之间学习了一种新的观看法，同时在音乐中通过穆索尔斯基 、德彪西 、施特劳斯和勋伯格学到新的节奏和声调。在文学上，通过左拉 、斯特林堡和豪普特曼开始了现实主义，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开始了斯拉夫的魔力，通过魏尔伦 、兰波 、马拉美开启了抒情的语言艺术的一种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升华和凝练。尼采进行了哲学的革命；一种更大胆更自由的建筑术，取代了古典主义的奢华堆砌，宣告了不加修饰的实用的建筑物的出现。突然之间，古老的、舒适的秩序给破坏了。它那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正确无误的“审美之美”（汉斯利克 ）的标准成了问题。正当我们“结实牢固的”市民阶级报纸的官方评论员们，对这些往往是大胆放肆的实验惊愕不止，试图用“颓废”或者“无政府的”这样的咒语来阻止这股不可遏制的洪流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却热情满怀地投身到浪花最为汹涌的波涛中去。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已经为我们而开始，在这个时代里，年轻人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权利。于是我们焦躁不安地四下寻觅探索的激情一下子变得意义明确：我们这些坐在学校板凳上的年轻人在这些为新艺术而进行的狂野的，有时往往是暴烈的战斗中也能参加作战。什么地方进行一场试验，是演出一出魏德金德 的戏剧，还是举行一次新抒情诗的朗诵会，我们准会在场，不仅用上我们心灵的全部力量，也会用上我们双手的力气；我亲眼看到在阿诺德·勋伯格青年时代创作的无调性音乐的乐曲举行初演时，有个男子使劲发出嘘声，我的朋友布绪贝克也同样使劲地给了他一记耳光；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每种新艺术的突击部队和先头部队，只因为这艺术是新的，只因为它要为我们而改变世界，现在轮到我们这些人，按照我们的意思过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事业正蒸蒸日上”（拉丁文：nostra ves agitur）。

但是使我们对这种艺术产生无限兴趣并且无限吸引我们的，还有另外一点。这种艺术几乎完完全全是一种年轻人的艺术。在我们父辈这一代人，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先要经受“考验”，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从容不迫、四平八稳的品味方向之后，才能获得威望。人们教育我们该尊敬的所有的人，举止态度也令人尊敬。他们有着漂亮的打了蜡的胡须——维尔勃兰特 、艾伯尔斯 、费利克斯·达恩 、保尔·海泽 、伦巴赫 ，这些早已湮没无闻的那个时代的宠儿——身穿诗意的天鹅绒外套。他们摆出沉思的目光让人照相，总是摆出一副“很有尊严”“诗意浓郁”的姿态，他们的举止就和宫廷顾问和达官贵人一样，也像他们一样挂满了勋章。年轻的诗人或者画家或者音乐家充其量只能称作“很有希望的天才”，相反，积极的赞许暂时存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小心谨慎的时代不喜欢在一个人没有做出过长年“扎扎实实”的成绩，没有经受过考验之前过早表示恩宠。新涌现出来的诗人、音乐家和画家却都是年轻人；盖哈特·豪普特曼突然从籍籍无名的状况脱颖而出，三十岁上就君临德国舞台，斯台芬·格奥尔格、赖纳·玛利亚·里尔克都是二十三岁，——这就是说，比奥地利的法律规定人们成年的年龄还早就蜚声文坛，赢得了绝妙的一群追随者。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一夜之间便涌现出以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理查·贝尔-霍夫曼 、彼得·阿尔滕贝尔格 组成的“青年维也纳”小组。这些作家的作品里，典型的奥地利文化提炼了一切艺术手段，第一次获取了欧洲声誉。但是尤其是一个人的“形象”使我们着迷，使我们迷惑，使我们陶醉，使我们热情高涨，那就是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的奇妙的无与伦比的形象。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个几乎和我们同年的少年身上，不仅看到了我们最高的野心得以实现，也看到了绝对诗意的完美体现。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这一现象是少年得志的伟大奇迹之一，永远值得纪念；在世界文学中除了济慈 和兰波之外，这样年轻就精准掌握语言，只有他写得出思想如此高远的文字，最平常的字句竟渗透如此浓郁诗意，实在没有先例，像他这样了不起的天才，才十六七岁就写出难以磨灭的诗句和至今尚未被人超越的散文，必将载入德语永恒的青史之中。他的突然开始，同时也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现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难以第二次出现。因此首先听到这一消息的几乎都把这难以置信的事情视为超自然的事件，惊愕不止。赫尔曼·巴尔常常向我谈到他办的杂志从维也纳收到一个名叫“洛里斯”的人写的文章，不知道此人是谁，着实大吃一惊——当时中学生不许以真实姓名公开发表作品。在他从世界各地收到的投稿中，从未有过一篇文章，语言是如此空灵轻盈，典雅高贵，仿佛不经意地就把这样丰富的思想洒了一地。“谁是这个‘洛里斯’，谁是这个陌生人？”——他问自己，肯定是位年老的长者，多年来持续不断默不作声地把他的知识加以提炼，在神秘的幽居密室中把语言的最纯净的精华炮制成一种几乎使人癫狂的魔力。这样一位智者，这样一个获得上帝恩宠的诗人就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而他居然从未听人说起过这位天才！巴尔立即回信给这位陌生人，约好在一家咖啡馆晤谈——就是那家著名的格林斯泰德尔咖啡馆，年轻的文坛新秀的司令部。一个身材颀长，还没长胡子的高中生，穿着男孩子穿的短裤，迈着轻捷的、迅速的步伐走到巴尔的桌前鞠躬致意，用他那高亢的没有完全变声的嗓子干脆果断地说道：“我叫霍夫曼斯塔尔！我就是洛里斯。”若干年后，巴尔谈到他初遇霍夫曼斯塔尔时的惊愕之情还激动不已。他起先根本不能相信，一名中学生还鲜有人生经历就已拥有这样的技巧，这样的远见，这样广阔的视野，这样深邃的眼光，这样惊人的洞察力！阿图尔·施尼茨勒向我叙述的几乎是同样的故事。施尼茨勒当时还是一名医生，他所取得的最初的文学上的成功似乎还无法保证他生活的安定；但是他已是“青年维也纳派”的领袖。更加年轻的作家乐于向他请教，请他提出忠告，作出评判。纯粹是机缘巧合，他认识了这个身材高挑的年轻高中生。这个中学生机敏聪明，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中学生请求向他朗读一出小型诗体剧本，施尼茨勒便邀请他到自己的单身汉寓所去，当然心里并不抱多大的期待——他心想，无非是一出高中生的剧本，多情善感，伪装典雅而已。施尼茨勒请来了几个朋友，霍夫曼斯塔尔穿着男生穿的短裤如约而至，有点紧张，有点拘谨，开始朗读。施尼茨勒对我说：“过了几分钟，我们大家突然都竖起耳朵仔细谛听，彼此交换目光，不胜惊讶，几乎可说惊愕不已。这样精美绝伦的诗句，形象如此鲜明，无懈可击，感人至深的音乐性，我们还从来没有从一个活生生的诗人身上听见过。是啊，歌德之后几乎不可能听见这样的诗作。但是除了这种绝无仅有的把握形式的高超能力之外（从此之后还没有一个人在德语方面达到这一地步），更为奇妙的乃是这个男孩对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只可能来自魔力般的本能。他白天可要在学校里上课啊。”霍夫曼斯塔尔念完，大家都不吭气。施尼茨勒对我说：“我感到，生平第一次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天才。我这整个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震撼过。”谁若十六岁就开始——或者不如说，不是开始，而是一开始就成功——想必是歌德或者莎士比亚的一个弟弟。的确，他那炉火纯青的状况似乎越来越臻于清纯至极的程度：在这第一出诗体剧本《昨日》之后，又发表了宏伟壮阔的断片《提香 之死》，在这个断片里，德语也提升到意大利语的优美音韵之中。接着是诗歌，每一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几十年后，直到今天，我还能一行一行地背出来。再就是小型戏剧和那些知识丰富、艺术理解力正确无误、观察世界的目光宽阔辽远的文章，把这一切像凭借魔力似的压缩在这十几页有限的篇幅里：这位高中生，这位大学生所写的一切，犹如水晶玲珑剔透，由内向外散发晶光，朦胧而又炽烈。他的诗歌、散文，犹如伊米托斯 （Hymettos）的蜂蜡在他手里，用起来得心应手。每部作品都像借助一个难以重复的奇迹，达到恰如其分的尺寸，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太少。你总会感到，有一个无意识的东西，无法理解的东西神秘莫测地在暗中指引他走这些道路，通向迄今为止无人问津的地方。

这样一个奇妙的现象如何教育我们，吸引我们去感觉事物的价值，我现在简直难以重述。因为一代年轻人一直只是在荷尔德林 、济慈和莱奥帕尔蒂 的传说般的形式中想象一个纯净、高雅的诗人，难以企及，半是幽梦，半是幻影，如今却发现，有个天生的活生生的纯净高雅的诗人就近在咫尺，就在自己身边，还有什么比这更使我们心醉神迷的呢？因此我直到今日还如此清晰地记得我亲眼看见霍夫曼斯塔尔那一天的情景。我那时十六岁，我们对于我们这位理想的导师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注意，报上一条小小的隐蔽的消息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报上宣布他将在“科学俱乐部”举行一次关于歌德的讲演（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位天才竟然在这样寒碜的房间里讲演；我们期待着霍夫曼斯塔尔若公开亮相，最大的报告厅也必然会挤得水泄不通才是），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们这些渺小的中学生，我们的评价，我们——不仅在这里——对于能够持续长存的事物的本能，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远远超过了广大的公众和公开的评论界；总共大约有十几个听众聚集在狭小的客厅里：我性子太急，早出发半个小时，想要占个位子，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等了一会儿，突然有个身材修长，并不引人注目的年轻人穿过我们的座位，走到讲台边上，也没打声招呼，就开始讲了起来。我都没有时间好好地把他端详一番。霍夫曼斯塔尔蓄着柔软的、还没完全定型的口髭，加上他柔韧弹性的身躯，看上去比我预先想的要年轻些。他那轮廓鲜明的、有点像意大利人那样深色的脸似乎有些紧张，有些激动。他那深色的、天鹅绒般然而极度近视的眼睛表现出来的不安加深了他那神情紧张的印象，他像是一头扎到演说中去，就像一个游泳者跳进熟悉的洪流，他越说，手势就越自由，举止就越沉稳；一旦讲得如鱼得水，先前那种拘谨倏尔消失，代之以一种奇妙的轻快和灵动的神采，富有激情的人讲话总是如此（我后来在私下谈话中也常常觉察到这点）。只有在讲开头几句话时，我发现他的嗓音并不悦耳，有时候快要用假声讲话，声音有点劈裂、刺耳，但是演说使我们精神高扬，自由无羁，我们几乎不大注意他的声音，看不见他的脸。他自由讲述，不用讲稿，没有笔记，也许甚至也没有仔细准备，但是每句话都发自他天性的神奇的审美感，说得精雕细刻，结构精美。大胆至极的命题和反命题提出来，使人眼花缭乱，然后以清晰的使人惊诧的词句化解开来。听者不禁感到，他表述的东西，仅仅是相当丰满的材料中偶尔抛出的一部分而已。他激情高扬，飞升到超群出众的境界，还能一连几小时地继续往下讲述，而不致使自己才思枯竭，水平降低。在以后的岁月中，私下的谈话里，我也感到过这位被斯台芬·格奥尔格誉为“流畅滚动的歌曲和才气横溢、机敏流畅的对话的发明人”的魔力：他在个人交往之中焦躁不宁，急促不安，感觉过敏，经不起任何空气的压力，往往抑郁不乐，易于烦躁，要想接近他很不容易。此刻有个问题，他感到有兴趣，他就像个一触即燃的点火装置；犹如一枚猛烈爆发的火箭，光芒四射地腾空飞起，把每次讨论都提升到他个人所有的，只有他才能达到的领域。除了有时和思考问题比较沉稳清晰透明的瓦雷里，和感情激烈奔放的凯泽林 谈话之外，我还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在类似的思想水平上进行的谈话像和他进行的谈话那样。在这些真正是富有灵感的瞬间，对于霍夫曼斯塔尔那像是着了魔似的清醒的记忆力，所有的一切，他读过的每一本书，看见过的每一幅画每一片风景，都显得那么具体，近得触手可及；一个譬喻如此自然地和另一个譬喻相连，犹如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重重景色，在我们早已认为消失的地平线上，突然像布景似地升起，——那次讲演是第一次，以后在我们个人的接触中，我真的感觉到了他身上那种“气流”（拉丁文：Flatus），那种无法估量的，单凭理性无法完全理解之物发出的使人起死回生、精神振奋的气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再也没有超越过他从十六岁起到二十四岁为止显现出来的这前所未有的奇迹。我也同样欣赏他后来的有些作品：优美的文章，《安德累阿斯》的片断，也许可以成为德语文学中最优美的长篇小说的残篇，他写的剧本中的有些场景；但是随着他和现实戏剧以及他那时代的利益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他的创作计划有着清楚的意识和勃勃野心，他那少年时代最初作品的纯净清澈，灵气横溢，以及我们自己少年时代的陶醉和痴狂，也随之荡然无存。凭着未成年人所特有的有魔力的感悟，我们预先知道，我们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这一奇迹，纯属是昙花一现，在我们生活中不会再现。

巴尔扎克以无可比拟的方式描述了拿破仑的榜样，如何在法国像触电似地激励了整整一代人。一个小小的少尉拿破仑令人眼花缭乱地青云直上，变成全世界的皇帝。这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不仅意味着一个个人的胜利，也意味着青年人思想的胜利。人不必非要作为亲王或者公侯出生，才能及早地赢得权力。人也可以出生于随便哪一个渺小的，甚至是贫困的家庭，在二十四岁便当上将军，三十岁当上法兰西的统治者，不久可以当上全世界的君王。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成功促使数以百计的人，脱离他们卑微的职业，离开他们外省的小城——波拿巴特少尉使得一代年轻人脑瓜发热，促使他们野心勃发；他创造了法兰西大军的大批将领和人间喜剧的英雄们和名流们。总是由个别的年轻人在某个方面一举成名，达到了迄今为止未能达到的高度，通过他取得成功的事实，鼓励他身边的和身后的所有年轻人。在这个意义上，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于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而言，意味着极为重要的激励，促使我们迸发出尚未完全成熟的能量。我们并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人会重复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可是通过他单纯身体上的存在，我们感到力量大增。他的存在恰好形象鲜明地证明，即使在我们时代，在我们的城市里，在我们的环境中，诗人也可能产生。霍夫曼斯塔尔的父亲是位银行经理，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出生在同样的犹太-资产阶级阶层。天才和我们一样，在一幢相似的屋子里，在同样的家具和同样的阶级道德中长大成人，上的是同样枯燥乏味的文科中学，念的是同样的教科书，在同样的木头板凳上坐了八年，像我们一样焦躁不耐，同样热衷于一切精神的价值；瞧，他成功地做到了，还不得不穿着中学生的短裤在这些板凳上蹭来蹭去，在体育馆里跳来蹦去的时候，已经克服了这狭窄的空间、城市和家庭的局限，奋力一跃，臻于无限。通过霍夫曼斯塔尔，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眼前清楚地显示，即使在我们这个年龄，甚至在奥地利中学这样一种囚牢气氛之中，原则上也可能创造出诗意的作品，甚至是诗意浓郁、尽善尽美的作品。甚至还有可能刊印出来，受到称赞，遐迩闻名，而在家里，在学校里我们还被当作半大不小、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呢，这对于一个少年的心灵是多大的诱惑！

里尔克对于我们意味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使人安慰的方式成为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种激励的补充。因为即便是我们当中最放肆大胆之徒，也觉得和霍夫曼斯塔尔去争个高下，颇有亵渎之嫌。我们知道：他是绝无仅有的早熟成才、少年得志的奇迹，根本不可能重复出现。我们这些十六岁的男孩，把我们写的诗歌和他在我们同样年龄写出的、那样备受称颂的诗歌相比较，我们大吃一惊，羞愧得无地自容；同样，他还在中学期间，便像苍鹰一样振翅飞翔，遨游精神的苍穹，面对他，我们在知识领域也自愧不如。里尔克则相反，他虽然同样起步很早，十七八岁便已开始写诗，发表诗作。但是里尔克早期的诗作和霍夫曼斯塔尔那些早年诗篇相比，甚至在绝对意义上是些不成熟的、孩子气的幼稚的诗篇，只有抱着宽厚的态度，才能从中看出薄薄的几缕金色的天才痕迹。只有到二十二三岁，这位奇迹般的、为我们无限热爱的诗人才渐渐地开始成形；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这就是说，用不着像霍夫曼斯塔尔一样，在中学时代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像里尔克一样探索、尝试、成形、升华，用不着因为一时写出的作品还缺点累累，并不成熟，不负责任，马上就自暴自弃，也许可以不必效法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而在自己身上重复里尔克的比较寂静、比较正常的逐步上升。

因为不言而喻，我们大家早已开始写作或者写诗，演奏乐器或者吟诵诗文；对于年轻人而言，任何一种消极显示热情的态度都是不正常的，因为年轻人的特性在于，不仅接受印象，也会创造性地回馈印象。喜欢戏剧，对于年轻人而言，至少是希望和梦想自己也能在舞台上一显身手，或者为剧院发挥点作用。如痴如狂地欣赏各种形式的天才，不可阻挡地导致他们反窥自己，在没有研究过的身体里，或者还处于半明半暗状况的灵魂里，是否还能发现这种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华一缕，或者是否有可能成为这种精华。于是在我们班上，根据当时维也纳的气氛和那个时代的特殊局限性，艺术创作之风简直像传染病似的广为流传。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探寻天才，试图使之发扬光大。我们当中四五个人想当演员，他们模仿我们宫廷剧院演员的用字措辞，不停地吟诵朗读，在课间悄悄地分配角色，即兴演出古典作家剧本中一个个完整的场景。我们另外一拨人则变成既好奇又挑剔的观众。两三个同学已经在音乐方面学有所成，但是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当作曲家、独奏演员还是当指挥；多亏他们，我获得了最初的关心新音乐的知识。这种新型音乐在爱乐交响乐团的公开音乐会里还遭到严厉的贬抑，与此同时，他们又把我们的诗作拿去作为他们歌曲和合唱曲的歌词。另外一个，是当时社交界一位著名画家的儿子，他在上课时把我们的练习本都画满了，为我们班未来的天才们一一作画。但是更加强烈的是文学上所做的努力，通过互相激励，越来越迅速地臻于完善。通过对每首诗互相进行批评，我们在十七岁上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一些业余诗人的水平，个别人的成绩的确得到承认。我们的作品不仅只有外省不知名的小报采用，新一代人的领袖刊物也予以采纳、付印，甚至支付稿酬——这可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我的一个同学PH.A，我把他当做天才一样崇拜，在极了不起的豪华杂志《潘神》的头版地位发表作品，极为显眼，和戴默尔 和里尔克并列。另一个同学A.M以“奥古斯特·欧勒尔”的笔名，敲开了《艺术之叶》这个刊物的大门。这是德语刊物中最难以企及，最具独创性的刊物，这份刊物只把斯台芬·格奥尔格保留给它那神圣的经过七次筛选的读者圈子。第三位受霍夫曼斯塔尔的鼓舞，写了一出拿破仑的戏。第四位写出了一种新式的审美理论和几首很有分量的十四行诗。而我自己的稿子则被现代派的主导报纸《社交界》和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 的周刊《未来》所采用，这个周刊对新德国的政治、文化历史起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回顾往事，必须非常客观地承认，我们知识的总量，我们文学技巧的改善和我们的艺术水平，对于十七岁的少年而言，的确令人吃惊。只能通过霍夫曼斯塔尔的奇妙早熟给人作出的激励人心的榜样才能解释，他的榜样促使我们大家都鼓足了最大的劲头，这才使我们彼此能勉强适应我们之间的竞争。我们都掌握了语言的各种窍门、稀奇古怪和放肆大胆的表达方法。我们尝试过每种诗体的技巧，用无数诗句试验过，从品达 式的慷慨激昂到民歌式的自然淳朴的各种文体。我们每天交换彼此的作品，互相指出最细小的不妥之处，对音韵的每个细节都进行讨论。我们善良的老师们还浑然不觉地用红笔把我们的课堂作文大肆批改，指出用错的标点符号，我们相互之间已经以高度的艺术知识极端严格、仔细认真在进行批评。我们大型日报的官方文学教皇没有一位在评论古典名著时像我们这样专业，这样严格，这样认真。便是那些官方任命的享有盛名的评论家们，在我们中学阶段的最后几年，我们也凭着我们的狂热激情，在专业评论阐述和修辞表达能力方面，远远超过他们。

对我们文学早熟所做的这一的确忠于现实的描绘，也许会引人产生这样的意见，仿佛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神童班。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当年在维也纳，在我们邻近的十几所中学里，可以看到同样如痴如狂、同样天才早熟的现象。这并不偶然。在世纪转折时期，一种由城市的艺术土壤决定的特别有利的气氛，不问政治的时代，思想和文学新的方向交相辉映的形势，凡此种种，在我们身上通过化学变化和我们内在的创造意志相结合，这种创造意志几乎必然会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发生。在青春期的年龄，其实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诗人的气质，或者产生诗人气质的动力，当然在大多情况下只像一阵轻飘的波浪。这种倾向，很少能熬过青年时代，因为它自己也仅仅是青年时代的放射物而已。我们班上的那五个演员，后来谁也没有成为真实舞台上的演员。《潘神》和《艺术之叶》 的诗人们在这令人惊叹的最初勃发之后，全都逐渐停止不前，成为老老实实的律师或者官员。也许今天他们正怀着感伤的情绪或者自嘲的神情对他们当年的雄心壮志暗自发笑——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创作的激情始终不衰，成为整个一生的意义和核心所在。但是，想起那些同学的情谊，我是怀着多么感激之忱！这种友情给我多大的帮助！那些热烈的讨论，狂野的角逐，彼此欣赏和互相批评，使我的文笔和神经很早就得到锻炼，对这种精神宇宙进行了多少观察，多少展望，使我们大家精神飞升，凌驾于我们学校的荒芜和悲凉之上！“你这崇高艺术，有多少阴暗的时刻……”，每当舒伯特的这首不朽的歌曲响起，我就形象生动颇为真切地看见我们自己缩着肩膀，坐在我们可怜兮兮的板凳上，然后就看见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眼睛发光，神采飞扬地批评着诗歌，朗诵着诗歌，热情奔放，完全忘记了时空给我们的束缚，真正“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艺术狂热的这样一种偏执癖，审美趣味这样过分强调到如此荒唐的程度，自然只可能以牺牲我们这个年龄正常的兴趣为代价。倘若我今天问我自己，我们的日子已经被学校上课时间和课外辅导时间所排满，我们什么时候还能找到时间来念这么多书，那我就明白了，大多是牺牲我们的睡眠时间和我们身体的活力来念书的。尽管我早上七点就得起床，我还从未在夜里一两点之前放下我手里的书本——当时养成的这个坏习惯，竟成了我终身的习惯：即使夜里再晚，我也要再看上一两个钟头的书。所以我想不起来，我曾经睡醒了或者梳洗整齐了去上课。我总是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学校去，一路上边跑边吃手里的黄油面包；我们尽管智力发达，全都长得干瘦干瘦，脸色发青，就像没成熟的青涩水果，衣服也都随随便便，不修边幅。因为我们的零花钱全都用来买戏票、音乐会票或者买书了。另一方面，我们一心只想让更高的机构看重我们，也不重视是否取悦于年轻的姑娘。和年轻的女孩子一同散步，在我们看来纯属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自以为智力过人，态度倨傲，从一开头就把女性视为智力较弱，不愿意和她们进行肤浅的谈话，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要让一个今天的年轻人理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甚至轻视一切体育活动，想必不是易事。当然在上世纪，体育的热潮还没有从美国传到我们大陆。我们这里还没有体育场，要是有个拳击手一拳打碎另一个人的下巴，不可能有成千上万个人在场上喧嚣鼓噪；各报还没有派出通讯员，以荷马式的高昂激情花上几栏篇幅来报导一场曲棍球赛。摔跤比赛、运动员协会、举重纪录在我们那个时代还被视为一种偏远郊区居民的事情，屠宰师傅和搬运工人才是它们真正的观众；充其量只有比较高雅的贵族气派的赛马运动，一年举行几次，把所谓的“上流社会”吸引到赛马场上，但吸引不了我们。我们觉得，任何身体活动，简直都是浪费时间。十三岁时，我开始染上了那种知识文学型的传染病，我就停止溜冰，把父母亲答应给我付舞蹈课的钱拿来买书，十八岁我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直到今天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不会驾驶汽车，在体育运动方面，每个十岁的孩子都能让我羞愧。即使在今天，在1941年，英国棒球和足球之间，曲棍球和马球之间的差别，我还相当糊涂。报上的体育栏所用的那些对我来说无法解释的代号写的文章，我看了直如天书。面对着一切体育方面讲究速度或者技能的记录，我坚定不移地站在波斯国王的立场上。有人试图打动国王去观看一场大型赛马，他以东方人的智慧回答道：“有什么可看的？我分明知道，有匹马比另一匹马跑得快。到底是哪一匹，我无所谓。”我们就像藐视锻炼我们身体一样，也同样轻视用赌博浪费时间；只有下棋得到我们另眼相看，因为下棋要求动动脑子。还有一件事，说起来甚至更加荒谬。尽管我们自己感到是未来的诗人，或者是颇有潜力的诗人，我们却很少关心大自然。直到我二十岁时，我对于维也纳周围绝妙的环境，居然还从未欣赏过；在最美好最炎热的夏天，城里人都离城而去，留下空城。这些天对我们来说甚至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因为我在咖啡馆里可以更快拿到报纸和杂志，报上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多彩。我还得花上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来矫枉过正重新克服这种孩子气的、贪婪的、过分求得平衡的高压，把不可避免的身体上的笨拙多少纠正了一些过来。但是总的说来，我从未后悔我中学时代这种只凭眼睛、只凭神经生活的状况。它把一种对精神事物的激情灌输到我的血液中去，这种激情我再也不愿失去。我此后所读所学的一切都置放在那些年夯实的地基之上。在肌肉方面所失，日后还能补上；但是飞升到精神境界，心灵的内在的控制力则相反，只有在发育成型的那些关键性的年代才能实现，只有及早学会扩张心灵、达到远方的人，才能在日后拥抱整个世界。

我们青少年时代真正的经历乃是有新生事物在艺术中酝酿，它不以满足我们父母亲和我们周围的人为目的，而是更加富于激情，更成问题，更有诱惑力。但是我们为生活的这一断片所迷惑，没有注意到，在审美领域里的这些变化，只不过是涉及面更为宽广的变化的余波和前奏而已。这些变化将震撼我们父辈的世界，安稳的世界，最后要消灭这个时代。在我们古老的瞌睡懵懂的奥地利开始酝酿着一种奇怪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人民群众几十年来默默无言，顺从地听凭自由派的资产阶级统治，突然变得骚动不宁。他们组织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恰好在最近十年，政治突然以阵阵劲风闯入舒适生活的风平浪静之中。新的世纪要求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时代。

在奥地利，第一个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乃是社会主义运动。迄今为止我们这里错误地称之为“普选权”的选举权，全都倾注在有产阶级身上，他们得展示自己交了一定的赋税。由这个阶级选出来的律师和农场主真心诚意地认为，他们在议会里是真正充当着“人民”的发言人和代表。他们感到非常骄傲的是，他们是些有教养的人，甚至可能是些上过大学的有教养的人，他们重视尊严、体面和谈吐优雅；因此在议会里就像在一个高雅的俱乐部里讨论问题那样。凭着他们自由主义的信念，相信通过宽容和理性，必然能创造一个进步的世界，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真诚地认为，通过小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定能以最好的方式促进所有臣民的福祉。但是他们全然忘记了，他们只代表五万个或者十万个大城市里生活富裕的人们，而不代表全国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民大众。与此同时，机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前四下分散的工人大众全都聚集在工业周围；在一位杰出人士维克托·阿德勒 博士的领导下，在奥地利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来贯彻无产阶级的要求，真正使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参加普选的选举权。这一点刚刚实现，或者不如说刚刚争取得到，大家就发现，自由主义是多么单薄的一层，尽管很有价值。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妥协的气氛也从公众政治生活中消失，利益与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斗争就此开始。

我还记得我最早的童年时期，有一天，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上升时期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工人提出口号，庆祝五月一日为劳动大众的节日，第一次公开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声势。工人们决定，列队开进普拉特尔公园，也就是走进那条主要的林荫道。平素在这一天只有贵族和富裕市民的豪华马车，在这条美丽宽阔的栗子树林荫道上巡礼。工人游行的消息一公布，善良的自由派的市民阶层吓得全部瘫痪。社会主义者这个字，当时在德国和奥地利，就和从前的雅各宾党人和后来的布尔什维克这两个字一样，有点血腥的恐怖主义味道。在第一时间，大家原来认为，来自郊区的这些赤色暴徒列队进城，不可能不烧毁房屋，掠夺店铺，大施暴行。我们大家都惊慌失措，全城和附近的警察全都安排在普拉特尔值勤。士兵也荷枪实弹在后面待命。没有一辆豪华马车，没有一辆出租马车敢驶近普拉特尔公园，商家让铁制百叶窗在店前降下。我记得父母亲严禁我们这些孩子在这可怕的日子里出门上街。这天，维也纳可能化为一片火海。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老婆孩子，四人一排，列队前进，秩序井然，走进普拉特尔公园。每人钮扣里都插着一朵红色的丁香花，这是党徽。他们一面前进，一面高唱《国际歌》。可是孩子们第一次走上这条“高贵的林荫道”，在美丽的绿荫之中唱起无忧无虑的学校歌曲来了。谁也没有挨骂，谁也没有挨打，谁也没有握紧拳头示威；警察和士兵都像伙伴一样冲着工人露出笑脸。由于工人这无懈可击的举动，资产阶级不可能再攻击工人阶级是一伙“赤色暴徒”，结果双方都作出让步——在古老明智的奥地利总是这样；今天粗暴镇压，彻底消灭的制度当时还没有发明。人道的理想（当然还没有黯然失色）即使在党的领导人那里也还有生机活力。

红色丁香花刚刚作为党的徽章别在人们的钮扣孔中出现，另外一种鲜花也在钮扣孔里出现。白色的丁香花，这是基督教社会党的党徽（人们当时还选用花朵，而不是用长筒靴、匕首和骷髅作为党徽，这不是很感人吗？）。基督教社会党完全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实只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有机的反作用，归根结底两者都是机器战胜手工的产物而已。因为，机器把广大劳动群众吸收到工厂中来，赋予工人力量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机器也同时威胁到小手工业。大型的商场、大量的生产使得中产阶级和小工业作坊的师傅们纷纷破产。有位机智的受人欢迎的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博士，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和忧虑心情，打出“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把整个小资产阶级和恼火的中产阶级都吸引过来。其实中产阶级对富有阶级的嫉妒远远没有担心自己脱离市民阶级沦落为无产阶级的恐惧来得严重。恰好就是这同样的一些担惊受怕的阶层，日后组成围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批广大的群众，卡尔·卢埃格尔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是希特勒的榜样，他教给希特勒反犹口号这一方便的工具。这个口号形象具体地向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指出了一个敌人，另一方面又不引人注意地把仇恨从大地主和封建富豪身上引开。但是今天政治所具有的全部庸俗化和凶残化，我们这个世纪令人惊恐的倒退，恰好表现在两个人物的对比上面。卡尔·卢埃格尔蓄着一部柔软的金黄色的络腮胡子，长得器宇轩昂——老百姓称他为“美男子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并不是徒然在一个把精神文化置于一切之上的时代受的学校教育。他会用老百姓能懂的语言讲话，脾气暴烈，说话风趣，但是即使在最激烈的演说当中——或者在一些被当时的人视为言辞激烈的演说之中——他也绝对不会有失礼仪。他的助手，一个名叫施耐德的技术员，经常讲些破坏礼仪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或者类似的庸俗事情，卢埃格尔总是认真地控制住他。卢埃格尔的私生活无懈可击，谦虚谨慎，他对他的敌人也始终保持一种贵族气派。他公开反犹，但这并不阻止他对他从前的犹太朋友始终怀有好感并且态度亲切。当他领导的运动最后征服了维也纳的市议会——由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对他的排犹倾向深恶痛绝，两次拒绝任命他为维也纳市长——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后，他的市政府办事公正，无可指摘，甚至作风民主，堪称模范；唯恐这个排犹政党取得胜利的犹太人，现在同样生活在权利平等、备受尊重的状况之中。仇恨的毒素和互相残杀的愿望还没有浸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可是第三朵鲜花又已出现，蓝色的矢车菊，俾斯麦最心爱的花朵，德意志民族党的党徽。这也是一个有意识的革命政党——只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理解——这个政党以粗暴的冲击力旨在摧毁奥地利帝国，有助于建立一个在普鲁士新教领导下的——希特勒朝思暮想的——大德意志帝国。基督教-社会党立足于维也纳和乡下，社会主义党则扎根于工业中心，而德意志民族党的拥护者几乎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边远地区；从数量上看，很是微弱，他们便通过狂野的进攻性和无限残暴的手段来使人看出他们并非无足轻重。他们的几个议员成了奥地利议会里的恐怖和（在旧日意义上）的奥地利议会的耻辱；这个政党的思想和技巧，成为希特勒的根源，他同样也是个边缘地区的奥地利人。希特勒从格奥尔格·封·勋纳勒 那里接过了他的“摆脱罗马！”的口号，当时有成千上万个德意志民族党人德意志式地顺从他，追随着他，为了使皇帝和教会生气，他们脱离了天主教，皈依新教，排犹的种族理论就来自他——有个杰出的榜样这样说道：“一切污秽就在于种族之中”——特别是从他那里接过这种做法，动用一队肆无忌惮的打红了眼的冲锋队，接过这样的原则，用一小队人施行恐怖震慑住人数要多得多，但是从人性上看要被动得多的多数。冲锋队员为国家社会主义所做的事，就是用橡皮棒打散对立面的群众大会，夜里突然袭击敌人，把他们打翻在地。而参加学生社团的大学生，则为国家民族党人起到同样的作用，这些大学生在学术豁免权的保护下创建一种无与伦比的殴打恐怖制度，每次政治活动时，一声吆喝，一声呼啸，他们就按照军队机制组织起来，列队开来。按照所谓的“学生社团”分成几组，他们脸上满是刀痕，喝醉了酒，凶狠无比，占领了大学的礼堂，因为他们和别人不同，不是仅仅头戴飘带和帽子，而且手持沉重粗大的棍棒；他们不停地到处挑衅，时而猛打斯拉夫学生，时而猛打犹太学生，天主教学生，意大利学生，把这些手无寸铁无法自卫的学生赶出大学。每次“溜达”（这些学生把每次周六的检阅叫做“溜达”）都要流血。根据大学享有的古老特权，警察不得踏进大学的礼堂，只能站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胆怯的喧嚣闹事的小子在里面胡作非为，他们能做的只是把那些被民族党斗殴行凶的小流氓打伤后扔下楼梯、扔到街上的伤员抬走。只要这人数极少，却咧开大嘴拼命叫嚣的德意志民族党在奥地利有什么地方要用暴力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就派出这支由大学生组成的突击队。巴德尼 伯爵在皇帝和议会赞同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道关于民族语言的法令，企图在奥地利各民族之间缔造和平，这也许还能延长帝国几十年的寿命，法令一公布，这一小撮受人唆使的年轻小伙子占领了环城大道。不得已开出骑兵，挥动佩刀，开枪射击。可是在那个可悲的软弱、感人的人道自由的时代，厌恶任何暴力行动和流洒鲜血，这种厌恶情绪如此强烈，面对着德意志民族党人的恐怖行径，政府只好倒退，总理被迫下台，全然合法的各民族语言法令竟被废除。残暴行径进入政治，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宽容妥协时代辛辛苦苦黏合起来的各个种族和各个阶级之间的一切暗藏不露的裂痕和缝隙全都迸裂，变成深渊和鸿沟。事实上，在新世纪前的最后十年，在奥地利各民族之间互相残杀的战争早已开始。

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沉湎于我们文学的雄心壮志之中，很少注意我们祖国发生的这些危险的变化：我们只瞩目于书籍和图画，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这些喧闹刺耳的争吵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意义？全城因为选举而兴奋不已，我们却跑进图书馆去。人民群众奋起，我们却在写作，讨论诗歌。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火焰燃烧的字迹，我们像当年的巴尔沙查尔国王那样无忧无虑地举行盛宴，品尝一切艺术的山珍海味，丝毫也没有忧心忡忡地预见未来。一直等到几十年后，屋顶和墙垣坍塌，砸在我们头上，我们才认识到，屋子的地基早已掏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个人自由同时在欧洲也开始沦丧。 j4zN3UmndSXdf+lxOrjmmztXFyCDPapd+8KS9dCTPou6Y4pqDC+ezhdNHGpFEM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