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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里昂的刽子手

一七九三年

在法国大革命这部史册里,里昂起义,恰巧是最为鲜血淋漓的篇页之一,很少被人翻开。可是在当年还是小市民的农业的法兰西,不论在哪个城市里,甚至在巴黎,社会对立也不会像在这第一工业城市,丝织业的故乡,表现得这样尖锐。在那里,工人在一七九二年这个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里,就第一次组成一个无产阶级的群体,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保王派的企业家阶级截然区分。因此恰好在这片敌意森然的土地上,阶级矛盾将采取最血腥最狂野的形式,无论是反动还是革命,均是如此,这也就毫不足奇了。

雅各宾党的追随者们、工人和失业大众,聚集在一个怪人的身边。每次世界变迁中这种怪人都会突然泛起,这种人全都品格纯净,拥有理想主义信念,但是他们以自己的信仰比最为残暴的现实政治家和最狂野的恐怖分子造成更多的灾难,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主义酿成更多的流血事件。恰好是这种信念纯真、虔诚笃信、狂喜热忱的人,这种改变世界者,改造世界者,怀着最高尚的目的,促成了他自己也深恶痛绝的谋杀和灾祸。在里昂的这位怪人名叫沙利耶,是位还俗的神父,早年当过商人,对他来说,革命又一次变成了基督教,那真实、纯正的基督教。他怀着一种自我牺牲的迷信的爱,依附革命。把人类提高到理性和平等的境界,对于这位让·雅克·卢梭的狂热读者来说,已经意味着千年帝国得以实现。他那炽烈狂热的人类之爱恰好在焚毁世界的大火之中,看到一个崭新的、永不消逝的人道的旭日红霞。这个幻想家真令人感动:巴士底狱攻陷之后,他用双手捧着一块从这城堡拆下的砖石,步行六天六夜从巴黎来到里昂,为它在里昂建成一座祭坛。他崇拜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檄文作者马拉,犹如崇敬一位神明,一位新的皮提亚 ;他把马拉的演说和文章背得滚瓜烂熟,以他神秘的孩子气的演讲来鼓舞里昂的工人阶级,任何人都难出其右。民众本能地感到在他的本质里具有灼热的、富有同情的博爱精神,而里昂的反动派也同样感觉到,恰好是这样一个纯净的、为精神所驱使、为人类之爱几乎弄得如醉如狂的人,比那些大声鼓噪的雅各宾党的捣蛋鬼要危险得多。所有的爱都集中到他身上,所有的恨也冲他而去。城里出现第一次动乱,他们便把这个神经衰弱、有几分可笑的幻想家当作罪魁祸首投进监狱,然后用一封伪造的信件,七拼八凑地编织了一份对他的起诉书,把他判处死刑,为了儆戒其他激进分子,也是为了对巴黎的国民公会表示挑衅。

被激怒的国民公会派出一个个信使前往里昂,营救沙利耶。又是警告,又是要求,向桀骜不驯的市政当局进行威胁。可是里昂的市议会一旦下定决心,给巴黎的恐怖分子们点儿颜色瞧瞧,便非常自负地拒绝接受任何责难。他们先前很不乐意地让人把那恐怖的刑具断头机送来,放在一个仓库里没有使用;现在他们要给那些主张恐怖制度的人上堂课,在一个革命者身上首次试用一下这所谓的革命的人道的工具。正因为这台机器还没有试用过,刽子手笨手笨脚,沙利耶的死刑竟然变成了惨不忍睹卑鄙无耻的酷刑。钝斧三次落下,没有斩断犯人的颈椎。民众毛骨悚然地目睹他们领袖被捆住的身体血流如注,扭动不已,可是还一直活着遭受这可耻的刑罚,最后刽子手出于怜悯一刀砍下,才使这不幸的人身首异处。

但是这个被刑斧连砍三次砸得血肉模糊的头颅,对于革命者来说,不久便变成了复仇的信号,对他的杀人凶手来说则是个墨杜萨 的头颅。

国民公会听到这一犯罪行为的消息大吃一惊:什么,孤零零的一座法国城市竟然公然违抗国民公会?这样一种放肆的挑衅必须立即扼杀在血泊之中。但是里昂市政府也知道,它能得到的将是什么。它是从违抗国民公会公开转向叛乱。它征召军队,构筑工事,对抗同胞,对抗法国人,公开抗击共和国的军队。现在必须由武器在里昂和巴黎之间,在反动和革命之间做出决定。

根据逻辑推理,此时此刻,进行内战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不啻自杀,因为共和国的形势从来也没有比这时更危险,更绝望,更无出路。英国人已占领了土伦,夺取了舰队和军火库,威胁敦刻尔克。与此同时,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已在莱茵河畔和阿登山脉向前推进,整个旺代省都处于熊熊烈火之中。战斗和暴乱从法兰西的一个边境到另一个边境,震撼了整个法国。但是这些日子也是法国国民公会真正富有英雄气概的日月出于一种阴森可怕的命运攸关的本能,领袖们认识到用挑战可以最好地战胜危险,在沙利耶死后,他们拒绝和杀害他的刽子手们缔结任何协议。“Potius mori quam foedari” ,宁可在七条战线之外再开辟一条战线,也不示弱而缔结和约。这种拼命挣扎不可抗拒的干劲儿,这种有悖常理、狂暴蛮横的激情就像俄国革命一样(在东西南北方同时为英国人和全世界的雇佣兵所包围,在内部又同时受到弗兰格尔、邓尼金和高尔察克 的兵团的威胁),在最严重的危险关头,拯救了法国革命。惊慌失措的里昂市民阶级如今公开投入保王党人的怀抱,把他们的军队交给一位国王的将军指挥,但这都无济于事,——无产阶级的士兵们从农家房舍,从各个郊区蜂拥而出,十月九日,法兰西发生暴乱的第二首都为共和国的军队所攻克。这一天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国民公会主席在会上庄严地从他的座位上起立,报告里昂已彻底投降,议员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高声欢呼,互相拥抱。在这一瞬间似乎所有的不和均已化解,共和国已经获救,向全国、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榜样,证明共和国的人民军队具有不可阻挡的威力,具有愤怒和冲击的力量。但是灾难深重的是,这种勇敢的骄傲感使得胜利者忘乎所以,产生可悲的渴望,想立刻把这种胜利转化为恐怖。对战败者的复仇应该像导向胜利的干劲儿同样的可怕,“应该树立一个榜样:法兰西共和国,年轻的革命,对于那些起来反对三色旗的人惩罚最为严厉。”就这样,国民公会这个人道的辩护士,用一道法令,在全世界面前损坏了自己的形象。在米兰进行屠城的红胡子大帝 ,以及恣意杀戮的哈里发们为这道法令提供了最早的历史文献。十月十二日,国民公会主席打开那份可怕的文件,申请摧毁法兰西的第二首都。这份鲜为人知的法令原文如下:

一、国民公会根据公安委员会的建议,任命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毫不迟疑地对里昂的反革命进行军事惩罚。

二、里昂所有的居民都必须缴械,他们的武器将转交给共和国的保卫者们。

三、其中一部分武器转交给受富人和反革命分子压迫的爱国志士们。

四、里昂城将被彻底摧毁。一切富人居住的房屋必须破坏;只有穷人的房屋,被杀害或遭流放的爱国志士的住宅,工业用房以及用于慈善和教育目的的建筑得以保留。

五、里昂的名字将从共和国城市的名册上划去。从此,剩下的房屋的总体将授以Ville Affranchie之名。

六、在里昂的废墟上将树立一根柱石,用以下铭语向后世昭示这座保王之城犯下的罪行和受到的惩罚:“里昂反对自由——里昂不复存在。”

这个疯狂的提案要把法国第二大城夷为一片瓦砾,谁也不敢对此提出异议。自从寒光闪闪的断头机威胁着众人,哪怕只是悄声说出仁慈或者怜悯字样的人都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在法兰西的国民公会里,勇气早已荡然无存,国民公会被自己的恐怖手段所震慑,一致同意这破坏性的行动,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库东 受命去执行这项法令。

马拉

里昂被围,1793年10月

库东,这位富歇的前任,立刻认识到把法兰西最大的工业城市,尤其是该城的文化古迹肆意破坏以儆效尤,乃是疯狂的自杀性行为。从一开始,他便暗下决心,破坏这一使命。为此必须有聪明的伪装。于是库东便以拖延战术来掩饰他保护里昂的秘密目的。首先他热情洋溢地赞美这道彻底摧毁里昂的疯狂法令。“公民同志们,”他叫道,“读了你们的法令,我们赞叹不已。不错,这座城市必须摧毁,以便儆戒其他一切敢于反抗祖国的城市。在国民公会迄今为止所颁布的一切重大的强劲有力的措施当中,只有一项为我们所忽视:那就是彻底摧毁的法令……但是公民同志们,你们请放心,请向国民公会保证,它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原则,它的法令将原原本本地得到执行。”但是这个以颂歌一样的词句对他的任务表示欢迎的人,实际上根本不想执行这项任务,而只采取一些虚张声势的措施。由于早年身患小儿麻痹症,库东双腿瘫痪,但是他精神上果断坚毅,不屈不挠。他让人用轿子把他抬到里昂的城市广场上,用一柄银锤象征性地敲一下那些需要拆除的房屋,并且预告要举行可怕的复仇法庭。这一来就使那些情绪激烈热血激奋的分子得到安抚。而实际上他却借口缺乏工人,只把一些妇女和孩子派去,装模作样地对那些房子有气无力地铲上几锹,被处以死刑的人也为数甚少。

这样杀气腾腾的宣告发表之后,接下来的措施竟是出人意料地温和,全城舒了口气,但是恐怖分子也十分警觉,他们渐渐看出库东的温和思想,便以暴力要求国民公会采取暴力措施。沙利耶的鲜血淋漓破损不堪的头颅被作为圣物运往巴黎,以庄严隆重的仪式交给了国民公会,并且陈列在巴黎圣母院以激励民众。恐怖分子越来越焦躁不耐地抛出新的提案反对迟疑不决的库东:他过于懒散,过于拖沓,过于怯懦,总而言之,缺乏大丈夫气,无法进行这惩戒性的报复行动。需要有一个的的确确毫无顾忌、忠实可靠、货真价实的革命者,一个不怕流血、敢于采取极端措施、钢铁般的男子汉。最后国民公会对他们的鼓噪只好让步,把最最果断坚决的两位护民官派去接替过于温和的库东,那就是性情暴烈的科洛·德布瓦(关于此人流传这样一则传说:他做演员时,曾在里昂被人嘘下台来,因而他是教训该城市民的合适人选),第二位便是一切总督当中最为激进的一位,那声名狼藉的雅各宾党人,极端恐怖主义分子约瑟夫·富歇。他们两人作为刽子手被派到那不幸的城市里去。

这位一夜之间被召唤来从事这杀人勾当的约瑟夫·富歇,的确是一个刽子手。他的确像当时人们称呼恐怖行为的先驱者时所说的那样,是“嗜血狂徒”吗?从他的言论来看确实如此,没有一位总督在自己省里的表现比约瑟夫·富歇更主动积极,更干劲十足,更革命,更激烈:他不顾一切地征收粮食,掠夺教堂,没收财产,击溃反抗。但是——这对他来说是很说明性格的!——他只是用言论、命令和恫吓来施行恐怖,因为在他统治内韦尔、克拉姆西的那几周里,没有流洒一滴鲜血。当断头机在巴黎像缝纫机一样嗒嗒嗒响个不停,卡里埃 在南特把成百上千个犯罪嫌疑人淹死在卢瓦尔河里,枪击声、谋杀声和追捕声在全国回荡时,富歇在他的辖区里却没有处死一个人,没有判处一名政治犯死刑。他知道——这是他心理学的主旋律——大多数人的怯懦。他知道,摆出一副狂野的强劲的恐怖姿态在大多情况下便省去了恐怖本身。后来在反动派最美丽的花季五月,其他各省全都奋起作为控告者控诉他们从前的主人,他辖区的人却提不出别的控告,只能提出,他老是以死刑威胁他们,但是无人能够指控他真正执行过死刑。人们这就看到,被确定为里昂刽子手的富歇,根本不喜欢流血。这个冷血的不贪女色的人,这个善于算计的城府很深的赌徒,与其说是老虎,毋宁说是狐狸,用不着用血腥味来刺激他的神经。他用言语和威胁大呼小叫(内心其实并不一起发烧),但是从来也不是由于酷爱凶杀,渴求权力,真正要求把别人处死。出于本能和聪明(并非出于人道),他尊重别人的生命,只要他自己的生命不受威胁,他总是在他自己的生命或者利益受到威胁时,才去威胁别人的生命或命运。

这几乎是一切革命的秘密之一,是革命领袖的悲剧命运:他们大家都不喜欢流血,可是被迫使鲜血横流。德穆兰怒发冲冠,拍案而起,要求开庭审判吉伦特派人,可是等他坐在法庭上,听人对他自己送上法庭的二十二人宣判死刑时,他跳起身来,面无人色,浑身发抖,绝望地冲出法庭:不,他并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罗伯斯庇尔签署成千上万道灾难深重的法令,可是两年前他在咨询会议上曾经反对过死刑,并且把战争斥为罪行。丹东虽然是凶杀法庭的缔造者,却从他惊愕的灵魂里喊出了这样一句绝望的话:“宁可死于断头机下也不把别人送上断头台。”甚至那个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要求砍下三十万颗人头的马拉,也设法拯救每一个即将被杀的人。他们大家后来都被描写成嗜血野兽,狂热激奋的杀人犯,闻到死尸的臭气便已陶醉。他们大家都跟列宁和俄国革命的领袖们一模一样,打内心憎恶任何死刑;他们大家原来都只想用死刑相威胁,牵制他们政治上的敌人,但是从理论上的赞同必然会萌发出凶杀的毒龙之种。所以法国革命家的罪过并不是以鲜血来自我陶醉,而是以血腥的词句来自我陶醉。他们大家都干了蠢事,仅仅为了鼓舞民众,并且向自己证实自己的激进主义,他们创造了一种血淋淋的俚语,并且一刻不停地胡言乱语,说叛徒甚众,需动用绞架。可是等到民众陶醉于这种调唆人的胡言乱语,真的要求他们采取那些他们认为必要的“果断措施”时,这些领袖们又缺乏反对的勇气:他们必须使用断头机,为了使他们关于断头机的言论不致被人视为谎言。他们的行动必须勉强跟上他们疯狂激烈的言论,于是开始了一场令人心惊胆战的赛跑,因为在这场追逐民众宠爱的竞赛中谁也不敢落在别人后面。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执行一次死刑便带来另一次。起先只不过是以摆弄血淋淋的字句开始的游戏,后来变成日益狂暴不断升级的砍头行径,并非由于对此热衷,也不是出于激情,尤其不是下定决心使成千上万的人去牺牲,而是由于政治家们、各党派的党员们优柔寡断,没有勇气去抗拒百姓,话说到底,是由于怯懦。世界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描述成彪炳人的勇气的历史,可惜并不仅仅如此,它也是一部揭示人的怯懦的历史。政治并不像人们宣扬的那样,是引导公众舆论,而是领袖们奴性十足地屈服于他们自己创造的,自己施加影响的舆论机器。历次战争总是这样产生:由于耍弄了危险词句,挑动了民族激情,政治罪行也是这样引发出来的;世上没有一种罪恶,没有一种暴行像人性的怯懦那样造成这么多鲜血横流。因此,约瑟夫·富歇在里昂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并不是由于共和主义的激情(他根本就不知道激情为何物),而仅仅是由于害怕成为温和派,为人憎恶。但是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思想,而是行动。尽管他千百次抵抗这个字,他的名字依然被写成“里昂的刽子手”。日后,即便是公爵的大氅也无法掩盖他手上的血迹。

卡里埃

科洛·德布瓦

十一月七日、十一月十日,科洛·德布瓦和约瑟夫·富歇先后抵达里昂。他们立即着手工作。但是在真正的悲剧上演之前,这位被解雇的戏子和他那当过神父的助手还演出一场短短的滑稽戏,这也许是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富挑衅性、最放肆大胆的一出滑稽戏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了一台黑色的弥撒;借口为自由的殉道者沙利耶举行一次追悼会,组织了这场无神论的节日狂欢。序幕始于早上八点,所有的教堂都被褫夺了最后的虔诚的标志,从祭坛上扯下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祭坛的桌帷和弥撒的祭衣都被扯走,然后汇集了浩浩荡荡的一股人流,穿过全城,通向泰罗广场。四名来自巴黎的雅各宾党人用一副覆盖着三色壁毯的担架,抬着沙利耶胸像,上下左右缀满了鲜花,胸像旁边是沙利耶的骨灰坛,一个小笼子里关着一只鸽子,据说这只鸽子曾是那位殉道者身陷囹圄时的安慰。三位总督,神情庄严而又严肃,走在担架后面,前往举行这种新式礼拜,向民众庄严隆重地证明,为自由而献身的烈士沙利耶,“Dieu sauveur mort pour eux” 的崇高神性。这个喧闹的典礼本身已经令人不快,再加上特别令人难堪的、愚蠢的低级趣味,更加不堪入目:一群喧闹不已的民众扬扬得意地跳着丑态百出的胜利之舞,把从各个教堂掠夺得来的弥撒器皿、圣杯、圣爵、圣像全都拖来;在他们后面慢吞吞地走着一头毛驴,两只耳朵上面,巧妙地扣上一顶偷来的主教法冠,这头可怜的灰毛野兽的尾巴上面捆着一个十字架和一部《圣经》——这样在大青白日,捆在驴尾巴上的福音书,便在马路的尘埃里东摇西摆,引得一批大声喊叫的下等人乐不可支。

终于军号吹响,命令全场肃立,在宽阔的广场上,在茵绿的草地上搭起了一座祭坛,上面庄严地安放着沙利耶的胸像和骨灰坛,三位人民代表恭恭敬敬地向这位新的圣人鞠躬致敬,首先是训练有素的演员科洛·德布瓦抑扬顿挫地讲话,然后富歇发表演说。这位在国民公会善于如此顽固地保持沉默的人突然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以激越昂扬的声调颂扬那尊石膏像:“沙利耶,沙利耶,你已离我们而去!一批罪犯害你这位自由的殉道者不幸牺牲,但是这些罪犯得流尽鲜血,为此赎罪,以慰你愤怒的亡灵。沙利耶!沙利耶!我们在你的像前宣誓,为你的英勇献身复仇,让贵族的鲜血成为祭奠你的阵阵薰香。”第三位人民代表不像这位未来的贵族、日后的奥特朗特公爵那样能说会道。他只是谦恭地吻一吻胸像的前额,冲着整个广场疾言厉色地大吼一声:“杀死贵族!”

这三人庄严地参拜完毕,便燃起一大堆柴火。不久前还削发修行的约瑟夫·富歇和他的两名同僚脸色严峻地看着人家把福音书从驴尾巴上割下扔进火里,在法衣、经书、圣体和木制圣像燃烧起来的熊熊烈火之中化为缕缕青烟。然后有人让这头灰色毛驴从一只圣杯里饮水,以表扬它所干出的亵渎神明之举。在这毫无品味、不堪入目的勾当结束之后,四名雅各宾党人又把沙利耶的胸像抬在肩上送回教堂,庄严地放在祭坛之上,取代那尊砸烂了的基督圣像。

为了永久纪念这次庄严隆重的庆典,几天后铸造了一枚特制纪念币。这枚硬币今天已无法觅得,很可能是因为日后的奥特朗特公爵把所有的样品悉数收购,把它们全都销毁,就像那些过于详尽地描写他那极端雅各宾时期和无神论时期所建树的激进过火的英雄业绩的书本一样。他自己记性很好。但是别人也会回忆起或者被人提醒想起里昂的这台黑色弥撒,这对于一位笃信基督的国王陛下的元老院议员和大臣阁下来说,日后将是极为难堪、很不愉快的事情。

不论约瑟夫·富歇在里昂第一天的表现多么令人反感,他毕竟只是在做戏,在排演令人讨厌的假面舞会:还没有流洒任何人的鲜血。但是在第二天早上,总督们就把自己关在一间偏僻的屋子里,象征性地关上了大门,有武装卫兵守卫,任何不召自来的人均不得接近,不表示任何宽大,不接受任何请求,不给予任何照顾,成立了一个革命法庭。这两位人民国王富歇和科洛致国民公会的信函预示,他们策划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巴托罗缪之夜 ,他们两人写道:“我们以品德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的刚毅执行我们的使命。人民把我们置于显要位置,我们不会降低身份,去关心几个多少有些罪过的人的卑微利益。我们避开众人,因为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不能滥施恩惠。我们眼里只有共和国,它命令我们树立伟大的榜样,给人们以极为明显的教训。我们耳中只有人民的呼喊,他们要求我们以迅速、可怕的方式一举为爱国志士流洒的鲜血复仇,以便人类不会再次看到鲜血横流。我们坚信在这卑鄙无耻的城市里除了那些为杀害人民的凶手所镇压、所囚禁的人之外,别无其他清白无辜的人。我们对那些悔恨的泪水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什么也不可能软化我们的严峻。我们必须向你们承认,市民同胞们,我们把宽容视为危险的弱点,它只会在这些犯罪分子的希望行将彻底幻灭的瞬间,使之又重新燃起。若对一个人表示宽容,就等于给他同类的人都表示宽容,这就使你们司法的效果全然无效。拆除工作进行得过于缓慢,焦躁不耐的共和党人要求采用更快捷的手段:埋雷爆炸,只有那吞噬一切的熊熊烈火才能显示人民的威力。人民的意志不能像暴君的意志那样受到阻碍,人民的意志必须具有急风暴雨的效果。”

这场急风暴雨按照预定计划在十二月四日刮起,它的回响不久传遍全法兰西,令人毛骨悚然。一清早便从监狱里带走六十名年轻人,每两个人捆在一起。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带到断头机前。按照富歇的说法,断头机干得“太慢”,他们被带到罗讷河对岸的勃罗多平原。匆忙挖就的两排平行的坟坑,让受害者们猜到他们的命运,离他们十步之遥排列起来的一门门大炮让他们猜到集体屠杀的方法。这些无力反抗的人被捆绑在一起,他们抢地呼天,浑身战栗,拼命挣扎,一大堆濒临绝境徒劳无功地进行反抗的可怜人。一声令下——铅弹从这样凶险致命的近处,从近在咫尺的炮筒里射向那些惊恐万状颤抖不已的人群。当然,这第一发排炮并未把所有的受害者全都杀死。有些只是被炸掉一只胳臂或者一条腿,有些只是炸开腹腔,肚肠外露,有几个甚至碰巧一点未受伤。正当鲜血已经汇成溪流,向着坟坑潺潺流注的时候,第二声令下,骑兵便手持佩刀和手枪向着那些未死的受害者扑去,又劈又砍,向着那些蠕动抽搐、呻吟呼喊,可是已经不能逃走的人群开枪射击,直到最后一声痰喘也全然窒息为止。为了褒奖这次屠杀,刽子手们可以从那六十具还温热的尸体上剥下衣服和鞋子,然后把死尸一丝不挂残缺不堪地埋进坟坑之中。

富歇在里昂发明的“炮决”

里昂的屠杀

圣巴托罗缪之夜

圣巴托罗缪之夜

这是日后笃信基督的国王陛下的大臣约瑟夫·富歇所执行的第一次赫赫有名的炮击事件。第二天早上一份措辞激烈的文告对此表示赞扬:“人民代表在执行他们身负的使命时将毫无私人感情,人民把复仇的霹雳雷霆放在他们手里,不把一切自由的敌人击成齑粉,他们绝不会放下手中的霹雳。他们将有勇气,越过反叛者一行行宽阔的坟坑,踏过废墟,走向民族的幸福和世界的革新。”同一天勃罗多的排炮以杀人的方式又一次证实了这种可悲的“勇气”,受害者的人群更为壮观。这一次是二百一十个任人屠宰的牺牲,他们全都双手反绑着被带出监狱,几分钟后被霰弹的粉碎性的铅头以及步兵的一排排枪弹所杀死。屠杀的过程是同样的,只不过这一次刽子手艰难繁琐的行当得到简化,在这样紧张费力的大屠杀之后,免于充当他们受害者的挖墓人。何必再为这批无赖挖坟?他们从那些绷紧的脚上把血淋淋的鞋脱了下来,然后把赤身露体、往往还在抽搐的死尸干脆扔进罗讷河,使之葬身汹涌奔流的河水之中。

这种令人发指的恐怖行为,全国和整个世界都深恶痛绝。约瑟夫·富歇却百般美化,竭力掩饰。罗讷河为这些裸体的尸体所污染,竟被富歇赞为政治上的伟绩,因为它们沿河漂浮,直达土伦,在那里为共和党人无情、可怕的复仇提供形象的证明。他写道:“必须把那些血淋淋的尸体投进罗讷河,让它们沿着河岸,一直流到入海处,流向卑鄙无耻的土伦,使怯懦残忍的英国人亲眼看到恐怖的威力,充分显示人民乃全能之主。”当然在里昂已经无须以这种方式表示,因为行刑一次接着一次,屠杀也一场紧接着一场。富歇“噙着快乐的眼泪”欢迎攻克土伦,为了庆祝这一天,“他让二百名反叛者死于枪炮之下”,任何乞求仁慈的呼喊都属徒劳。有两个女人在血腥的法庭上苦苦哀求释放她们的丈夫,由此被捆在断头机旁示众。谁也不得走近人民代表住的房子去请求缓刑。步枪的劈啪声越是猛烈,总督的咆哮声便越是响亮:“不错,我们敢于宣布,我们让许多污秽不洁的血液横流,但这只是出于人道,为了履行职责……你们把刀枪托付给我们,我们绝不会放下它们,除非你们收回成命。到那时为止,我们将继续不断地击倒我们的敌人,我们将用最最可怕的方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们赶尽杀绝。”

在短短几周之内处死一千六百人,证明约瑟夫·富歇这次破例说了实话。

在组织这些集体屠杀、撰写热情洋溢的有关报告之余,约瑟夫·富歇和他的同事并没有忘记国民公会要他们在里昂完成的另一项可悲的任务。在第一天他们就向巴黎告状,上面下令拆除该城,这项工程在他们前任治下,进展“过于迟缓”。——“现在将用炸药来加速破坏工作,工兵部队已经开始工作,两天之内贝勒古尔的建筑物将全部炸毁。”这些房子的门面赫赫有名,始建于路易十四年代,是芒萨尔 的一位学生所建,因为美丽超群,首先遭到毁坏。这些房屋里的居民被残暴地驱赶出去,成百上千个失业男女,在几周之内,把这华丽辉煌的艺术珍品无谓地砸得稀烂。这不幸的城市弥漫着呻吟和叹息,枪炮的轰鸣和墙垣倒塌的声响:“司法”委员会杀人,“拆除”委员会拆房,与此同时,“物质”委员会肆无忌惮地征调食物、布匹和贵重物品。每幢房子从地窖到屋顶都搜查一遍,寻找躲藏起来的人和藏匿起来的珍宝。到处都笼罩着富歇和科洛这两个人制造的恐怖气氛,他们躲在一幢房子里,由士兵站岗保护,谁也见不到他们,谁也无法接近他们。最最华丽的宫殿已被推倒,所有的监狱尽管不断装满新的犯人,又经常出空一半,商店里空空如也,勃罗多的田野浇灌了成千上万人的鲜血。这时终于有几个勇敢的市民下定决心(他们可能为此而掉脑袋!),赶到巴黎向国民公会递上一份请愿书,恳请不要把全城都夷为平地。不言而喻,这份请愿书的措辞非常谨慎,甚至有些低三下四,他们也开始胆小怯懦地先低头鞠躬,盛赞那份法令,“似乎是罗马元老院的天才授意写成的”。然后他们就“为真诚悔恨、迷途知返的人乞求仁慈,——我们斗胆相告,那是一些遭到误解清白无辜的人”。

但是有人及时把这隐蔽的控告向这两位总督报告,科洛·德布瓦更加能说会道,便乘坐快速邮车驰向巴黎,及时进行反击。第二天他就在国民公会,在雅各宾党人那里大胆陈词,非但不为集体屠杀进行声辩,还把它当作一种“人道”的形式大加赞扬。他说:“免得人们看到连续行刑的可怕场面,人民代表因而决定,在同一天把所有的犯人一举消灭;这种愿望产生于一种veritable sensibilite 。”在雅各宾党人那里他更加狂热地称赞这种崭新的“人道”制度。“是的,我们一排炮弹撂倒二十个犯人,有人为此责怪我们。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也是一种温和仁慈的行动!倘若把二十个人送到断头机上处死,那么最后一个人受刑前便已死了二十次,而在这里却是二十个叛徒同时走向毁灭。”的确,这些从革命俚语的词典里匆忙搬来的陈词滥调对人发生了作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党人接受了科洛的解释,并且表示赞许,从而授予总督们一份继续行刑的特许令。同一天,巴黎庆祝沙利耶移葬先贤祠,到此为止,只有让·雅克·卢梭和马拉得此殊荣。沙利耶的情妇和马拉的情妇一样得到一笔养老金。这就使烈士被公开奉为民族的圣人,富歇和科洛的每一个暴力行为都被视为合理的复仇行为,得到认可。

尽管如此,他们这两人总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国民公会里危机四伏,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之间,温和派和恐怖派之间势力消长摇摆不定,要求人们加倍谨慎。于是他们两人决定分配角色:科洛·德布瓦留在巴黎,仔细观察各委员会里和国民公会里的情绪,以他凶猛粗暴、声势凌厉的演说把可能发生的任何攻击都事先强压下去,而继续屠杀的任务则分配给“干劲”充沛的富歇。那一时期,约瑟夫·富歇是权力无限的独裁统治者,确定这点十分重要,因为后来他试图以巧妙的方法,把一切暴力行为全都推到他那心胸更加坦率的同僚身上。但事实表明,即使在他大权独揽时期,死神的镰刀也照样飞速挥动,丝毫不减弱。一天枪杀四十五人,六十人,一百人,即使科洛远在巴黎,这里的墙垣也纷纷坍塌,房屋遭到洗劫,监狱因为不断行刑而出空,约瑟夫·富歇一直用热情洋溢的血腥词句大声咆哮,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愿这个法庭的判决能使犯罪分子惊慌失措,但是这些判决使民众放心,得到安慰,民众听取这些判决并且予以批准。人们认为我们会对犯罪分子开恩,哪怕只是赦免他们一次,这都是冤枉我们:我们一个人也没有赦免!”

可是突然间——出什么事了?——富歇改变了腔调。他嗅觉灵敏,在远方已感觉到,国民公会里风向已变,因为若干时间以来,在他那尖锐刺耳的行刑号声响起之后,没有传来合适的回音。他的雅各宾党的朋友们,他的信奉无神论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埃贝尔,肖梅特,龙桑 ,突然之间全都沉默无语——非常沉默,永远沉默下去,因为罗伯斯庇尔毫不留情,出乎意料地猛然出手,卡住他们的咽喉。这只道德崇高的猛虎一直巧妙地在过于狂热和过于温和的人们之间转来转去,扫除障碍,时而在右边,时而在左边,这时突然从暗处跳将出来,扑向极端激进分子。他下令要求卡里埃向国民公会述职,此人在南特以同样激进的手段把人淹死,就像富歇在里昂把人枪杀一样;罗伯斯庇尔通过他的心腹圣茹斯特 在斯特拉斯堡把那狂野的厄罗吉乌斯·施奈德 送上断头台;他把富歇在外省和里昂举办的那种无神论的民众典礼公开斥为愚蠢行为,禁止在巴黎举行。和往常一样,内心忐忑不安的议员们胆怯驯服地看他的眼色行事。

旧日的惊恐攫住富歇:他深恐不再属于多数。恐怖分子给干掉了,——干吗还继续当恐怖分子?不如赶紧倒向温和派,倒向丹东和德穆兰,他们现在正要求设立一个“温和的法庭”,赶快根据风向顺风撑船。二月六日,他突然下令停止枪杀犯人,只有断头机(他曾在敕文里声称,断头机干活太慢)迟迟疑疑地继续工作,充其量每天砍下稀稀落落的两三个脑袋,和先前在勃罗多平原上举行的民族庆典相比,的确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他一下子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激进分子,对付那些举办他的盛典、执行他的命令的人们,霎时间他从一个革命的扫罗 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人道的保罗。他干脆就投向对立面,把沙利耶的朋友称作一帮“无政府主义者和暴乱分子”,肆无忌惮地解散一二十个革命委员会。这时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惊恐万状、怕得要死的里昂居民,突然之间把在里昂开枪杀人的英雄富歇视为救星。里昂的革命者们又写了一封封愤怒的书信,指责富歇态度暧昧,叛变革命,“镇压爱国者”。这样大胆地急转弯,这样放肆地在大青白日投向另一阵营,逃去投靠胜利者,这是富歇在斗争中的秘诀。全凭这些伎俩救他一命。他在两边下注,倘若他在巴黎由于过分温和受到指控,他就可以指指上千座坟墓,指指里昂城砸得稀烂的房屋门面来洗刷自己。反过来要是有人指控他是刽子手,他可以用雅各宾党人的控告为证,反驳他们指责他谦和礼让过于温和。他可以根据风向,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证明,证明他铁面无私,从左边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证明,证明他富有人性,他现在既可作为里昂的刽子手,又可作为里昂的救星登场。果不其然,凭着这巧妙的变戏法的绝招,即使在日后他也成功地把大屠杀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他那心胸更为坦荡、为人更为耿直的同僚科洛·德布瓦的头上。但是他只能蒙骗后世,罗伯斯庇尔,这个敌人正冷酷无情地守在巴黎,他无法原谅富歇把他的心腹库东从里昂排挤出去。在国民公会共事时,他就了解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富歇现在正急于躲避这场暴风雨。罗伯斯庇尔铁面无私地注视着富歇态度的各种转变。他的怀疑有着钢铁的利爪,谁也无法逃脱。芽月 十二日他在公安委员会里强行通过针对富歇的威胁性敕令,命他立即前来巴黎,对里昂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当了三个月残忍法官的富歇,如今自己也得走上法庭了。

上什么法庭,为什么上法庭?因为他在三个月内下令屠杀了两千法兰西人吗?人们会揣测,他是作为卡里埃和其他杀人无数的刽子手的同事上法庭受审。但是现在大家才认识到,富歇放肆大胆的最后转变,令人吃惊,确是政治上的天才之举。不,他需要负责的是镇压了激进的“Societe populaire” ,迫害了雅各宾党的爱国志士。这位“里昂的刽子手”,这位把两千受害者处死的行刑官受到控告——历史上令人难忘的闹剧!——罪名竟是犯了人类最崇高的过失:过于富有人性。 sVRgy8v9hMfG8GJ5ogJu2mCgEvdRajGHioOQxMxJAoy4LemBVr12rngSz7ZuQ0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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