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事自是不言而喻，但费解的哑谜会催人萌发创见。因此，已成烛影斧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不断促使人们对之进行别具新意的诠释与构想。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抱恨终天可视为堪称经典的绝佳实例，给人以永不干涸的钩稽史事幽微的雅趣。世界史上几乎没有第二个妇女引发出这么多的笔墨：剧本、长篇小说、传记和论著。三个多世纪以来，她一再吸引了作家，推动了学者。现在，她的形象依然以并未衰减的力量获取常新的面貌，因为盼望将纠结的乱丝梳理得清清楚楚，把莫测的奥秘揭示得明明白白，便是此中真谛所在。

对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身世之谜人们屡屡绘声绘影给以阐释，结论也往往截然相反。或许还没有哪个女性，其面目经人描画，竟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差异：这个说她是谋害别人的凶手，那个说她是殉难的女杰，又有人说她是耍阴谋的蠢货，也有人说她是天使般的圣者。然而，奇怪的是，她的种种形象迥然不同并非由于流传下来的资料不足，倒是由于它浩如烟海，反而令人眼花缭乱。留存下来的文件、笔录、卷宗、信函、记载数以千计。究竟玛利亚·斯图亚特有罪还是无辜人们争讼不已，三个世纪以来，年复一年，这类官司打了又打。但是人们对文献钻研愈加深入，也就愈加感到苦恼，因为人们从中发现所有的历史见证（及其陈述）无不存在着疑点。一份文件尽管笔迹并非伪造，确系当时的记述，且已正式入档，这些都已得到了公证，但是这样的资料不一定因此就可靠，从人为因素看还不一定就符合真实情况。恐怕在玛利亚·斯图亚特这桩公案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能明确地断言，在同一时刻，对同一事件，同时代观察者的记述会如此大相径庭。在这里，每有一种以文件作证的肯定论断，就有一种以文件作证的否定论断，每有一种指控，就有一种申辩，两者针锋相对。真假虚实掺杂一处，黑白混淆，以至于任凭怎样理解都能自圆其说，使人深信不疑：谁要证明玛利亚·斯图亚特是杀害丈夫的同谋，就能提出几十份证言；谁要力图说她并无牵连，也能同样言之有据。用于描绘她庐山真面目的每幅图像，都有事先调好的各种颜料。现有的记载既如此杂乱无章，再加上渗进政治原因或民族观念造成的偏见，因而她的形象必然被扭曲得更加匪夷所思。撇开这些因素不谈，实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之争事关两造、两种见解、两种世界观，人性天生就几乎难以摆脱偏袒的诱惑，总会肯定这一方，否定那一方，说这个有罪，说那个无辜。而在眼下这一事例中，陈述者本身大都分属两个水火不容的派别、宗教或世界观。这样，他们的一边倒态度可以说是不可避免地事先便已确定。一般说来，新教作者完全诿过于玛利亚·斯图亚特，而旧教作者则把一切都归咎于伊丽莎白。在英国的记述者的笔下玛利亚·斯图亚特几乎总被描绘成杀人凶手。而苏格兰的记述者则说她清白无辜，在卑劣的诽谤下成为牺牲品。关于最有争议的辩论焦点，即那些“首饰盒中的书信”，双方都起誓把话说死：这一边认为这些是真的，那一边认定这些是假的。甚至小而又小的事情也不遗余力地涂上袒护一方的色彩。也许既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苏格兰的人不为血缘和荣辱与共的关系所左右，才有可能比较不带倾向与成见地客观论事。也许倒是这样的人得以仅仅怀着艺术家的兴趣，既热情又公允地处理这场悲剧。

当然，谁若申明对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全部生平事迹都了解真实情况，都了解舍此无他的真实情况，那也言过其实。他能做到的一切，只是或然性的一种极限。而且即使他尽己所知，问心无愧地觉得自己持论客观，事实上依然难脱主观窠臼。由于源泉流水不洁，他必须从混浊中寻求清澈。由于同时代的记述互相矛盾，他必须在此案的控诉证据与辩护证据之间就每一个细节进行抉择。而且尽管他挑拣时小心行事，有时他还得老老实实地将自己的看法打上一个问号，承认玛利亚·斯图亚特生活中的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从是否失真来看，依然朦胧莫辨，也许永远如此。

因此，本书所作的尝试严守这样一个原则：凡是动用刑具或使用其他手段通过恐吓或施压榨取的证言都不采用。一个名副其实的真相探索者决不能认为屈打成招的供词完备有效。同样，使用密探与使臣（这在当时往往合二为一）的呈文也慎之又慎，对每一份文件都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如此，本书还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可以认定那些十四行诗和大部分“首饰盒中的书信”并非赝品。这是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核和在个人品性方面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之后做出的判断。只要在入档文件中出现互相抵牾的主张，就对两者追本溯源，细察其中的政治动机。如果不可避免地必须择取这一种或那一种说法，则以单一行为从心理角度看在何种程度上可与整个性格取得协调作为最终衡量标准。

这是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性格在本质上并非不可捉摸：她的心理特点如果仅就外在的发展过程而言显得并不一致，但是就深层来说则自始至终都表现为爽直与坦率。玛利亚·斯图亚特属于极其罕见而令人难忘的一类女性：她们真正品味生活的能力集中在一段极短的时间里；她们都有一个转眼即逝，却是繁花怒放的季节；她们并非在整个一生中，而只是在仅有的一度痴情凝成的窄小而炽热的空间里纵情享受。二十三岁以前，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感情并无波澜；二十五岁以后，也再无翻腾的怒涛。可在这中间，在那短短的两年里，却如狂飙横扫，剧烈地迸发出伟大的原始力量，在平凡的日子里蓦地酿成一出古典气派的悲剧，恢宏而强劲，俨然如一部《奥瑞斯忒亚》。只是在这两年之中，玛利亚·斯图亚特才成为真正的悲剧角色，也只是在这种压力下，她才超越了自我，由于如此逾越常度，她毁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使之流传千古。而且仅仅由于使她本人归于毁灭的一度痴情，她的名字才至今活在创作与论著之中。

内心世界的活动过程被压缩得如此之甚，完全集中在这样猛然爆发的一瞬间，这一格局从一开始也就在样式和节奏上决定了任何一种记述玛利亚·斯图亚特生平的文字。依样画葫芦者在描画这样陡升骤降的生活曲线时，只需力求充分表现出这种令人感到意外而又独一无二的特点即可。因此，本书写她最初二十三年以及囚禁几达二十年的悠长岁月并未超过发生痴情悲剧的两年所写的篇幅，想来人们也不会觉得有悖情理，原因是：在已经过去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内在时间与外在时间似乎一样长短；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对于心灵来说，只有充实的体验才是量度的标准——思想感情不像没有生命的日历，要从内心深处计数流逝的时刻。情浓神迷，乐以忘忧，得到命运的垂青时，心灵能在极短的一段时间之内感受到无穷的满足。一旦心如槁木死灰，就会觉得岁月空虚，像飘忽的幻象，无知无觉，化为乌有。由于这个原因，记述生平事迹，只有那些扣人心弦、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才值得大书特书。由于这个原因，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和从这样的时刻下笔才能真正把传记写好。一个人行事处世只有投入整个身心，才能真正谈得上活在世上，对自己来说如此，对他人来说也是这样。一个人只有在内心炽烈地燃烧之时，才能显示出外在的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