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这座北方的大都市里住久了的人都知道，夏季是最难熬的。

住在老城区普店街一带的居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冬天，虽然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凛冽寒风，能把街上的土坷垃冻成钢铁，连路两边儿的树都如同让人抽干了汁似的，挺在那儿像一具具僵尸，没丁点活力和弹性。但是，普店街的住户只要进了家门，可就不在乎屋外世界的寒潮肆虐了。挤挤巴巴的一间小屋，被前后左右的邻居小屋包围着，就有了三面火墙，地当中再生一只煤火炉，屋里立时就暖烘烘的，热得穿不住一件厚毛衣。让你忘了外面是吹气成霜、冻裂铁管子的数九腊月。可到了夏天，普店街住户的优越性便全部丧失了，进了屋，就像一头扎进了红外线烤箱，闷得你不知人究竟得用身上的哪个部位去喘气，四面八方涌来的热浪把你各个器官都堵得严严的。尽管开着门，敞着窗，可南来北往的风就是死活不进家门。现在，家用电器开始普及了，普店街各家各户抱回家里来的首先不是电视机、收录机，而是电风扇。不少人家一买就是两台，放在自己小屋的两个角儿上，呼呼呼地一开就是半宿，要不，一家子人根本没法睡着觉。人哪，是越活越金贵，越活越娇气。过去没有电扇，一把芭蕉扇也活过来了。如今有电扇了，还是夏夜难熬。大伙儿夜游神似的，天天夜里没有不在屋里屋外折腾它八次十次的。到困得迷迷糊糊睁不开眼了，才从胡同口、马路边回到小屋，在电扇吹的热乎乎的风下，渐渐入睡。

普店街的居民们开始诅咒起自己居住了几代的鬼地方。

这条街是市里原来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居民点，胡同紧挨着胡同，高低不同，公盖私建的各式平房密密麻麻，比肩接踵，拥挤不堪。倘从空中俯视，那些房子横七竖八，毫无规律地错落交叉，像一张扯破又结织的蜘蛛网。

这张“网”几乎是与这座城市同时诞生的。

这座城市的历史不过五百年的时间。人们有兴趣记载它的历史则更短。普店街是怎么挤成这个样儿的，偌大的天地空间，人们为什么偏偏要聚集到这儿来盖房，挤在一堆儿生活，没人能做出准确的考证，也无人有意对这块“杂巴地”做点研究，说出个一二三四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早就养成了一种禀性：承认既成事实，安于既成事实。他们当然从来没想考察这儿的整体形成和演变，也懒于思索它的发展和改造，那不是他们的事儿。

到了世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自个儿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这里的居民，也随着文明意识的觉醒，对自己的现状开始不满了。当市里两片新的居民小区漂亮的排排楼房拔地而起，当西面那三幢二十四层的高层住宅楼像三座大山耸在面前，普店街的居民更加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压抑和不平。尤其到了晚上，人们坐到马路边乘凉时，望着那三幢高层建筑，看看那上千扇窗户里闪出的各色灯光，真觉得自个儿肚里的气横竖卡着，怎么喘气也不顺。

“×他奶奶的，就这么点风，还他妈的全让它们给挡上了。”陈宝柱光着脊梁，坐在板凳上，嘴叼着烟卷，狠狠地骂。

这几乎是入夏以来，天天晚上在街头都要重复的老话题。一个人先骂个头，便产生连锁反应，很快形成一片诅咒声。

“你小子把长头发剃剃比来风还凉快。”陈宝柱的邻居万家福指着宝柱的脑袋说，他比宝柱大几岁，这会儿他望着那些漂亮的大楼，不由得羡慕起来，“这帮子人们真福分，什么时候咱也能住到这样的房子里去。”

“你万元户还怕住不进去？破点财买它一层。”陈宝柱说。

“一层？我早打听了，四万块一个单元。有那几万块，我还想办工厂呢。”

“你个混蛋又他妈的瞎吹。”坐在他俩旁边那圈人中间的万老头突然扭过脸来冲儿子吼起来，“整天说梦话，几万，上哪儿弄去？老子整天命都搭上了，攒那么千把块钱，你娶媳妇儿还不够哪。”

大伙儿全笑了，万老头眼瞪得更圆了。

“笑嘛？这是老实话，这小子好吹。都说我成了万元户，狗屁！摊煎饼能赚了那么多？腰都累折了，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又全让这小子折腾百货给赔进去。”

“哟，家福这么笨呀！”张义兰见这边热闹，拿板凳托着屁股凑过来。藕荷色的真丝连衣裙像薄翼一样贴在汗嗒嗒的身上，显露出她那些迷人的曲线，“光赔还想当经理？”

万家福受不住了，他最怕张义兰看不起，但又不愿跟父亲吵：“爸，您胡编什么？”

万老头霍地站起来：“你个臭小子，老子胡编？看我不揍你这个不争气的兔崽子。”

大伙见老头真的动了气，慌忙拉住。万家过去日子艰难，靠大家接济，大伙心里都有数。现在，万家发了迹，虽说实数多少没人清楚，可谁都明白，一千块在万老头的存折中不过是个小零头儿。可大家碍着面子，谁也不想跟万老头较真格儿，万老头不能算个规矩的老实人。他做买卖，耍手艺，鬼点子多。早先他摆小摊时就这样。现在也改不了。可这老头儿在街坊中，还有点面子，一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胆小谨慎，从不得罪邻居们，二是他手头富裕后，挨家挨户还旧情，还的“情”比得的“情”重得多，这倒也让大伙觉得他够意思。

“算啦，算啦。老万，现在的年轻人都犯一个毛病，雨还没来呢，雷就打上了，整天说的全是些没影子的事。”张义兰她爹拄着拐站起来，把万老头按回到板凳上。

“年轻人也不都一样，你看你那小子多出息。两人同班同学，得，义民是市政府的大处长，家福就活该落个个体户。要体面没体面，要钱，没两个半子儿。”

万家福不再吭声，他这个爹糊弄人糊弄惯了，嘴里没实话。

陈宝柱挺高兴，他这个人爱看热闹，尤其爱看万家福的热闹。刚才万家父子差点交了火，他挺美。这会儿，看他们爷俩儿没闹起来，便有点扫兴。他眼珠子一转，瞥见了凑到这帮光棍堆里来的张义兰，便想拿她找找乐。

“义兰，守着个大处长哥哥，怎么还‘对’不上‘象’呀？”

张义兰二十八岁，还待字闺中，陈宝柱专捅她的心窝子。

“谁理你，臭流氓。”张义兰从小嘴就像刀子。

陈宝柱挨了骂，却一点不在乎，厚着脸嘿嘿一笑，凑到义兰耳边：“实在嫁不出去，就咱俩吧。”

“啐！”张义兰真的朝陈宝柱脸上唾了一口，“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扇你了。”

陈宝柱抹抹脸，刚想还击，一扭头正看见张瘸子瞪着他，就卡了壳。装得像没事人似的昂起头看那座快撞上星星的高楼。

“小兰，听说你们家也快搬进那楼里去了？”万家福把凳子朝张义兰跟前挪了挪，声音柔和地问。

“没准的事儿。”张义兰故意淡淡地说，“听说有我哥一个单元，十七层，你看见没，还黑着灯的。”

张义兰的话引起周围不少人翘首相望，陈宝柱伸长了脖子，活像只公鹅。

“行呀，你算抖起来了。”陈宝柱怪声怪气地说，听不出是挖苦还是羡慕。

“哟，他分房碍我什么事，那是市里给他娶媳妇的，市委高书记的千金小姐，还能住咱们这破街陋巷。”

一个巧妙的炫耀。张义兰非常善于用“贬”的言词，达到抬高自己身价的目的。虽然她清楚哥哥自私透顶，未必会给她沾什么光。有一次，她在马路上远远地看见哥哥和一位漂亮姑娘走在一起，她笑着迎上去，可义民却像见了瘟神似的拉着那位高家大小姐擦着她的身子疾步走过。那小姐准是奇怪了，走了十几米远还不停地回过头来看她。哥哥好像在解释着什么，结果那小姐甩手管自走了。她远远地看着，心里真解气。义民不给她“光”沾，她自己可会借“光”，虽然这“光”不太亮，但足以让普店街和副食品店的人炫目了。

“别糊弄人啦，你当小姑子的，准能捞上一套。家里有当官的，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沾光，还能少了你亲妹妹的？人家张嘴一句话，动笔一个条，十套八套的房子还不跟闹着玩似的？到时候可别忘了给咱哥们儿对付一套，一间也行。”

“去你的，谁是你哥们儿。”

“哟，兰妹子，这话可不对，咱俩好歹有点儿交情。”陈宝柱故意把“交”字咬得特别重。

张义兰刷地红了脸，好在水银灯下大伙的脸都给照得清一色的惨白，让人看不出来。这个浑小子才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年多，就又犯上野性了。她想走，又怕周围这帮小伙子觉察出什么味儿，只好装做什么也没听出来，撇撇嘴，不屑地说：

“谁想住那破地方？瞧那楼里出出进进的那帮子男男女女的那股子酸劲儿，让人看着就恶心。尽是些资本家，华侨什么的。人爬得高，摔得狠，我才不稀罕去凑那份热闹呢。”

“哼，要再来次‘文化大革命’，他妈的每家都够挨抄的。”陈宝柱的思维往往是由别人牵动的。

听了陈宝柱的话，万家福笑笑：“你小子还盼‘文化大革命’呢！”

他是大学生，而且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要不是犯了案，他早是个中学教师。知识这东西就像雕塑家手里的铲子，经它一修，连人的仪表、言谈、举止甚至性情都能变个模样。他小时候和陈宝柱一块儿混的时候，也是满嘴粗话、脏字，后来考上高中，他就渐渐变了，大学毕业后，他就像脱了胎换了骨。蹲了监狱都没还原本相。那地方的人整天一张口，就荤的、素的变着花样儿来，谁哪天不胡说几句就像短了点儿什么，憋得五脏六腑腾云驾雾。他也想变得合群点，合“身份”点儿，说他几句便宜便宜嘴，况且自己是犯了“花案”进来的。可他就是野不起来。为此他没少受犯人们的气，连跟班的衙役也变着法儿挑他毛病，给小鞋穿。在外面人们的眼里，他是个流氓、恶棍。可在流氓、恶棍中间，他又成了与那些人格格不入的、被戏弄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不会再搞了，至少这几代不会让悲剧重演。而且，现在改革改的虽然是经济体制，可在思想体制上也在挖掉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就从根儿上消灭了‘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隐患。”

万家福平时说话就有这些字眼，今天张义兰坐在旁边，他越发选择一些书面语言，以区别自己与陈宝柱档次的不同。他不希望张义兰搬到那高楼里去住，倒不是嫉妒，而是怕她住高了会更看不起他这个低的。他悄悄看中了张义兰。当然，如果他没有那一次的失足，按他的审美要求，张义兰或许并不能打动他。可现在不同了，人随着自己地位的变化会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需求度，然后自觉地按照现实的条件寻求自己能够得到的最高目标。于是，张义兰就成了他心目中的西施。他喜欢张义兰的性格，她能说、泼辣，这是搞买卖、弄企业的一个重要素质。他今后要想有发展总不能一个人折腾，必须有个助手。这个助手必需可靠，信得过，真效力，真豁命。最好不过是自己的老婆。开夫妻店，一配合就成了，少了不少的麻烦事。这样的老婆，张义兰再适合不过了。他几次想主动表示一下，又担心太唐突，惹了她，挨顿骂是小事，真凉了热乎气，可就全毁了。于是他采取稳妥战术，慢慢来，用文火炖，才熟得透。只要她一年之内没有选中其他的对象，只要她不离开普店街，他就有信心。

陈宝柱可顶看不上万家福酸文假醋的劲儿：“别一本正经的！”

“你懂什么，我说的是实话。”万家福仍然一本正经的样子，“中国能发生这个十年惨剧，就是因为少个资本主义阶段，我看，现在搞改革就是让资本主义因素多一点，封建主义少一点，怎么说，都是个进步。唉，你这样看我干什么？你呀，跟你说是对牛弹琴。”

陈宝柱不服气：“得了吧，资本主义谁不懂，美国、日本，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人家男男女女随便……”他看了一眼张义兰，把刚想出口的那几个字换了个词儿，“玩，谁也不管，是真的吧？资本主义太过瘾了。”他拍拍大腿，好像眼前就是资本主义似的。

“你这人，狗一样，人家家福谈的是理论，你一说就邪门了。”张义兰笑着骂陈宝柱，她其实对他的话并不那么反感，只是觉得他不该当着一个姑娘，肆无忌惮，信口开河。

陈宝柱只要一听到男女之间的事，浑身就来了精神，更别说张义兰是笑着骂他，就是在这当口骂他祖宗八辈全是婊子养的，他也能嘿嘿嘿的当伴奏听。

“听春生说，他饭店里的外国客人，一到晚上，那女的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管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就公开地钻到男人屋里去。”陈宝柱仍旧兴致勃勃。

“那当然，西方男的和女的睡不犯法，两个男的在一屋睡倒犯法。”万家福接口说，他看出张义兰也爱听。

“我才不信呢，外国女的就那么不要脸，主动送上门让男的占便宜？”张义兰忍不住激烈地反对。

“我信。”陈宝柱一挑大拇指，“外国的那些女人，哪像咱中国女的，一个个假模假式，其实哪个不想跟男的睡，不然他妈的，为嘛一个个都要结婚呢！兰妹子，你有种一辈子不结婚？”

“去你的！”张义兰红了脸，又气又恼地拍了陈宝柱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得陈宝柱乐滋滋的。

“喂，家福，要是在国外，你这点事根本不算一回事吧？准还有更邪乎的。”一个小伙子问，他们的兴趣不在张义兰结婚不结婚上，而是希望能把话题进一步扩展开来。

陈宝柱一摆手：“不用说在国外，万大哥的事放在现在，毬毛大点的事。”

万家福不愿再说下去，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刚才说那么两句，就是想让大家得出这么个结论。出狱后，他常有种压抑感，一个无形的包袱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其实在普店街，他本来算是个守规矩的老实孩子，结果偏偏他栽了跟头。他要彻底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他的认识，甩掉那个包袱。反正大家对他的案情了解得不清楚，对法律也不太懂，他就是要造成一个舆论：玩玩一个女孩子，毬毛大点的事。

“小兰，”万家福把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你说得有道理。爬得高，摔得重。我不是指你哥，我是说住高层楼太危险，谁能保证不突然又来次大地震，十七层，好家伙，真塌下来，上下一碾一压，人非成粉末不可。就算不整个塌下来，斜倒拍下来，也得摔瘪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招你惹你啦，这么狠地咒我们家。”张义兰小脸一绷，满脸冰碴子。

万家福没想到小兰的脸说变就变。他傻了眼，眼瞧着张义兰气哼哼地提起板凳，扭扭地走了。他沮丧地叹口气。陈宝柱却带头起哄，大笑一通。

一帮小子坐在一块儿谈天说地，骂娘斗气，本来挺热闹，不觉得少点什么。这时，来了个凑热闹的女的，一下子像油锅里放把葱花，话头话尾的味更足了，越说越带劲儿，带劲得忘了什么味。突然这女的一走，顿时大伙便会觉得谈兴全无。刚才还像炒爆豆似的劈啪劈啪的又快又响的话茬子，全都瘪了，蔫了，没了趣。

没了趣也不能立刻走，怕人说是跟女的走了。粗胳膊粗腿子的男子汉，不够意思。再说，还不到十点呢，大热的天，一点困意也没有，往哪儿去？回蒸笼里去睡觉？那还不跟上酷刑一个样。还是这儿呆着，到底还有点儿过堂风，再说便道、马路上横七竖八，星罗棋布，哪儿都坐着人，多热闹。哥儿几个便又开始拿对面那高层住宅楼出气。骂那高楼窗口闪出的灯光太刺眼，扰人心烦，骂古今中外当官的没好东西。又想起大地震最解气，来个九级，普店街的人顶多伤点皮，落身土，可住那楼上的，嘿，全他妈的稀巴烂。

“到那时候，我爬出来第一个往那楼里奔，外汇券，彩电，冰箱咱也享受享受。”陈宝柱狠到极处，一拍大腿，两眼发红，仿佛对面真的楼倒屋塌了。

“别在这儿做梦了。”猛然有人给了陈宝柱一脖溜，“回家看你妈去，这天多热呀，当儿子的不回家给妈擦擦洗洗的，倒跑到这来聊天。快，走！”

说话的是杨元珍大娘，大手大脚的六十多岁老人还精精神神的。这一巴掌真灵，陈宝柱立刻站起来了。

杨大娘在普店街可是个“官”。这么一大片房屋，几千号子居民，四分之一归她领导。从五三年开始，她就是街道代表。这么多年，从中央到市里的头头，换了不知多少届，但在普店街居委会里的人们心目中的头面人物始终是杨元珍。她孤儿寡母的在这儿住了多半辈子，谁家的忙她没帮过！人心换人心，要是杨家有什么为难事，比如杨大娘的独生子杨建华出差或工程忙回不了家，那么买煤，买过冬白菜这些个力气活儿，用不着打招呼，一帮子争着抢着全都帮着干。就连陈宝柱，万家福这帮二十七八的小子，也一个个都对杨大娘毕恭毕敬服服帖帖的。

“我正准备回家呢，不信您问问他们，是他们非拽着我讲改革。”陈宝柱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委屈相。

杨大娘拧拧陈宝柱的耳朵：“浑小子，你要会讲改革倒出息了。快回家去。”

陈宝柱悻悻地倒提着板凳往家走，别看大娘厉害，可她的话是为了他好，他虽浑心里还明白，不能不听。

“杨大娘，您在这儿坐会儿，这凉快。”一个小伙子讨好地说。

“不啦，我该回家去啦。”

“今晚怎么没见建华哥呢？”万家福问。

“他在屋里鼓捣东西呢。”

“这么热的天，不出来凉快，关在屋里鼓捣嘛东西呀？”张义兰不知什么时候又凑了过来。

“他多会儿闲得住？和春生两人瞎折腾呗。”杨元珍笑着说。 yTtnVeVk4H1EjepJM/rhX4oSu1AIX28McHOQjfIh/eRbkBhwlv5vsPJAIlkO0E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