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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晚期，铁制生产工具和牛耕技术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战国时期，铁农具被更加广泛地应用，牛耕技术不断推广，各诸侯国先后推行全面深入的改革，社会经济更是快速发展，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和成功。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农经济实力增强，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繁荣起来，社会分工更加明显，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变革和经济繁荣，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基本形成，为诸子思想文化的出现和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更为诸子百家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思考和社会经济蓝图的规划，提供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庶民、富民、教民”思想，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法家的“耕战”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等，都是对当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回应，也是对农业、农民、手工业者的社会角色的呼应，为当时及其以后历朝历代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效的参照方案。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权力衰微，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和“分封制”逐步走向衰亡，各诸侯国发展壮大，出现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政治格局，扩建军队，开疆拓土，设置郡县，招揽贤能，委任官吏直接统治，建立起以国君为首的封建官僚制度，以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有机结合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逐渐形成。对诸子百家形成直接影响者有以下几点：一是政治从一统走向分裂，又从分裂逐渐走向一统，各国在寻求变革的道路中富国强兵，在富国强兵后寻求重新收拾旧河山，一统天下。前者打破了思想的束缚，打开了社会思想多元取向的活口，后者为思想者提供了施展才华以治国安邦的政治舞台。诸子百家很多是直接参与甚至主导了这个过程，如孔子做过鲁国的司空、司寇，摄行相事，其学生多有入仕者，如子贡、冉有、季路等，老子、墨子、子夏、孟子、荀子、稷下学宫诸子等都不同程度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活动，兵家的孙武、孙膑直接参与指导军事战争，法家的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等更是主持过各国改革，他们的思想尤以政治思想著称。孔子的仁政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荀子的礼治思想及其兵家和法家一系列思想正是来源于这个伟大的变革过程。从很大程度上讲，诸子百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文明的参与者、制定者、总结者和反思者。二是社会政治巨变与军事频仍，个人地位和命运聚升聚落，起伏无常，生灵涂炭，生命无常，激发诸子百家对国家治乱兴衰和个人命运与生命存在意义的多重思考和深度探底。儒家高扬生命的力量，坚守仁、义、礼、智、忠、信，抱定君子当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奉行“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的教诲，执着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修为与理想，这是在艰难时代迎面而行的奔走呼救者和身心家国运途的担当者；老子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君人南面之术则是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松绑和降温，其效法天道，返璞归真，寻求旷野般的阔达、无争、无欲的人生状态，实质上是对个体生命真挚的热爱，是提供给命运多舛的民众和权势旋涡中落魄者的一服精神解药和清凉剂；庄子在乎个人至真至诚，至得至乐的生活实态，追求高远久长的生命永恒，以达于至人神人之境，更是让人对生命的至珍至爱和自由、美丽、崇高生命梦境的痴迷。这些都是思想者在人生、社会、国家的多重考验中，激发并凝炼出来的属于整个民族的永不褪色的智慧结晶。三是政治的开明、天下纷争、求贤求能的选人用人风气，带来相对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刺激了多种思想文化的产生，也为多种思想并存，百家争鸣，和而不同，和而求同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舞台。纵横家以三寸不烂之舌，可匹敌百万之师，一言而天下安，一言而天下攘；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列为三；又有庄子、列子、杨朱，大致提倡贵己重生之说；邹衍高谈天人相因相应、天下九州、五行相生相胜与五德终始等学说；惠施、公孙龙等善辩论。一时之间天下诸说蜂起，风云跌宕，各为其主，各因其时，各守其是，各有所得。
诸子百家思想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商末周初，以箕子、微子、文王、武王、周公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阶层中形成了洪范九畴、敬天、保民、慎罚、明德等思想，西周王朝建立后，经过300年左右的发展演变，中国礼乐社会的基本精神准则和政治国家观念得到快速发展。这时思想文化掌握在国家官府，由祝、宗、卜、史这些官职负责，掌管宗教祭祀、宗族宗庙、预测吉凶祸福、观测天象、文书整理和保管等，这就是所谓“学在王官”。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进步的思想者越来越多地思考着社会现实的兴衰变迁，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客观存在的社会、自然和人，关注人和社会，开始了中国古代的又一次文化自觉，抛弃了“神本”的思想观念，对过去的历史、礼乐刑政、鬼神、祭祀等现象作出新的人文主义解释。其代表人物和思想观念，如郑国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齐国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齐国晏婴提出五味、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等差异性共存，相济相成之理；臧哀伯、叔向、子产等对礼乐刑政的解释；观射父、展禽对祭祀的解释。这个人文精神的传统春秋晚期已经形成。孔子及其子弟正是在这种学术和文化转型，私学兴起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传统，又把人文精神推向新的高度，因而又是子学时代的开创者。战国早期，大致是儒、墨显学并雄时期，孔子和墨子之后，后学之间既相互影响，又是非相攻，直到战国晚期没有间断。战国中期，老、庄、列子、杨朱等崛起，道家学派形成，稍后，儒家思孟学派及法家、阴阳家、农家、兵家、明辨家、纵横家、小说家、术数、方技、医术形成，真正的百家争鸣时代到来。战国晚期至汉初，随着政治上统一步伐的加快，思想文化为了适应新的需要，也逐渐走向融合，儒家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道家很多思想，儒学发展至更高的层次，以《荀子》《易传》《礼记》为代表，《吕氏春秋》融合了儒家、道家、阴阳家，主动向大一统政治靠拢。这种融合与变化直至汉武帝时代，《淮南子》是先秦诸子百家在汉代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合的结晶。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的确立，先秦诸子思想文化终结。
先秦诸子思想文化的特质可从以下方面理解。
第一，各家各派坚持对天、地、人与古、今、未来的整体性思考，充分体现了东方文明的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独特性，集中表现为以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理念贯穿始终，但又各有具体的发掘和阐释。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最普遍也是最核心的思维方式和模式。人和社会之外者总括为天，包括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河、风、雨、雷、电等及其有关的自然神异现象，分为天与地。天在上，地在下，人居其中。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有着相同的本源，运行规律和存在形式都有相关性，相互作用又相对独立。人直接源于天地，把人置于天地之中，人与社会要与天地为一体，明天地之道，行天地之德，与天地通。各家在这个基本理念下，各自探求人与社会如何明天地之道，行天地之德，与天地通。有的回答比较直接，有的则体现在思考和论述之中，字里行间无处不在。其中，儒家提出“无极——太极——阴阳——天地日月——四时——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的天地人生成观和人以诚可与天地互通互参的合一观；道家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合一观；阴阳家提出五行相生相克与五德终始的合一观；医术、术数、方技、兵家、农家等都从各自角度探求了天人合一的问题。正是诸子百家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广泛深入地探索，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基因，贯穿中国几千年，已经融入到每一位中华子孙的日常生活言行之中。
第二，诸子作为鲜活的历史人物，是社会思想文化的先驱者和个人理想不懈追求者的统一。他们高扬起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触及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中的诸多根本性永恒性的问题，如人性的善伪；人类精神世界的独立与自由；历史变迁与国家兴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个体与团体、国家的关系；礼制与法治；灵魂问题等。这些都对当时和后世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产生全面、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启示着每一代中华儿女，照耀着中华大地。他们深植于时代的土壤，紧跟时代的需求，回应时代的呼唤，仰望着人类永恒的星空，且行且盼，且思且悟，在艰难时代践行自己的思想，追寻自己的理想，体悟生命、关注生民、游学辩论、传扬智慧、启迪后学。他们是伟大变革时代的参与者、规划者、总结者和反思者。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庄子、吴起、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他们具有光辉丰满的人格魅力和坚贞高尚的精神格调，是中华民族纯洁而崇高的知识和智慧的化身，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每一位国民的精神导师。
第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模式最重要的形成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以前，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起，中华文明经过上万年的孕育，走过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的历史进程，到殷周时期，形成了卜筮文明与礼乐文明两大思想文化传统，“六艺”即为其核心组成部分。诸子百家思想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的国度里，在3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促成了多元性思想文化并存，长期繁荣发展的文化格局，实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众多区域性国家文明形态和多种文化模式精致化的重组和构建。持续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所展现的深刻的社会问题、人性问题，引领思想家持久地思考和辩论，总结与提炼，碰撞凝结而成光辉灿烂的原创经典，为中华民族编织了一套精深致密的思想文化之网。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与殷周时期形成的“六艺”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体系的两大源头，千百年来，滋养着中国人的心灵和行为，启示着国家和民族的智识。
第四，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卜筮文明和神本思想的脐带。殷周之际人文精神觉醒，对殷商及其以前的卜筮文明和神本思想进行了一次清理，产生了礼乐文明和“六艺”，但很不彻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个革新的路径不是来自社会民众的觉醒，而是从“商周革命”的政治转型开始，由政治精英如箕子、文王、武王、周公等创设，经过几百年自上而下逐渐铺开，浸润下移。这必然带有大量旧式上层建筑中卜筮文明和神本思想的传统，这是中国人文精神早熟的一个重要特征。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文化的萌芽发展与演变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及其弟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接着周人的礼乐文明和“六艺”再讲，这就自然地把其中的旧传统也一起接纳过来。虽然孔子努力地抛弃怪、力、乱、神，提出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等观点，但对鬼神既敬之而又远之，同时也讲天与命，把不能解释的问题归之于天或命。就这样，传统的卜筮文明和神本思想的脐带一直在诸子百家中被不同程度地保留，此后长期存在，几经反复，直到今天。二是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除庄子外，儒家、法家、阴阳家、老子、兵家等诸家都与政治有很深的关系；社会政治问题固然是诸家思考探索的重点之一，但都赞同或强化强君抑民、尊君弱民的政治设置。先秦诸子的民本思想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民主政治思想，而是提供了一套维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
司馬談
嘗易大傳 [1]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2]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 [3] ，使人拘而多所畏 [4]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5] ；然其彊本節用 [6] ，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 [7] ，絀聰明 [8] ，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82年版）
【註釋】[1]易：指《周易》系辞部分。[2]夫阴阳句：据《史记·索隐》，意思是“六家同归于正，然所从之道殊途学或有传习省察或有不省者耳，，”。[3]大祥一：作“大详”。[4]使人拘而多所畏：言拘束于日时，令人有所畏忌。[5]徧：读遍。徧循：指难以尽用。[6]彊：同“”强。[7]去健羨：据如淳所解：“‘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去
也。”[8]絀：同“屈”。
【解读】司马谈乃司马迁之父，是汉初著名的思想家，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全文引用了他关于先秦诸子的评论。本节只是《论六家要旨》的总论部分，大致包括三个层次。作者首先指出先秦以来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皆以求得天下之治道为当务之急，只不过是从各自角度，不同方面加以论说而已，后人对诸家学说往往是传述不同，省察各异，真所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然后，作者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的优劣加以分别评述，评判立论之根本即在于是否有利于求得天下之治道。最后，作者特别对道家和儒家作对比论述，指出道家乃采合众家之所长，于治道最为有益，所谓“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儒家之学说和烦琐内容则使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于君于臣，于人于己，其治道之术远在道家之下。司马谈的这种思想倾向是汉初黄老思想的反映，也是道家在汉初适应社会政治需要主动吸收各家之长而发展的理论总结，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思想界寻求“大一统”思想的前奏。
（叶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