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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张金梅（以下简称张）：曹老师，您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就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文化典籍的“读经热”，四川大学也非常重视文化原典的阅读，并将“中华文化”课作为一、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国内出现“读经热”的原因何在？
曹顺庆（以下简称曹）：所谓的“读经热”，又称之为“国学热”。20世纪90年代之所以会在国内出现“读经热”“国学热”，我认为，从总体上来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转折。
近、现代之交，在西方强大的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化产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当西方文化夹带着政治、经济优势强行冲向中国之时，中国文化被迫“大河改道”，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告别了传统文化。这种“改道”一方面是外国文化的抢滩登陆；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在优势的西方文化面前，通过一番碰撞、挣扎后，转过来向西方文化学习。我们的知识分子通过一番“论战”，逐渐认识到我们故步自封，守着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行的，要向西方学习，“求新声于异邦”，于是掀起了“出国热”。当时我们很多相当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学者都主张向西方文化学习。那么，就这一次向西方文化学习和西方文化冲进来的合理性来说，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我们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即所谓“拿来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历史的大趋势使中国文化形成了一次“大河改道”。这种“改道”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我们的新文化、现当代文化就是在这次“大河改道”中形成的。
这种“改道”走过以后，近些年来，国内又开始出现了一种与“五四”运动以来文化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种转折趋势。今天的“读经热”“国学热”就是这种现象之一，这可以从很多学者身上看出来。有很多学者，包括在西方待了很久的学者，他们当年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现在却都开始转过来倡导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典型的例子如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大力倡导重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认为不能完全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反对“贾桂”思想。有很多人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他曾经说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复兴。”现在回过头来看，季先生是有很敏锐的眼光的。现代著名诗人郑敏当年也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骨干，现在他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也是大力倡导的。原先热衷西方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王岳川教授现在却转过来提出重新“发现东方”，倡导将中国文化“输出”。我曾提出“失语症”，主张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要求读“十三经”，背《文心雕龙》《文赋》。我们老中青三代学者，甚至包括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学者也都是如此，他们有的强调读经，有的主张学习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有的大学还建立了“国学院”。这是一个信号，中国文化又一次转折的信号！这种转折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意愿，而是一种潮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华文化的复兴已经势不可挡，这种潮流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是一个学术前沿问题，也是事关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我们国家整个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得好，认识得清楚、深刻，那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机遇；处理得不好，就很可能会困扰我们的教育发展和文化发展，困扰我们的学术研究。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深，我认为我们必须把握住这次文化发展的机遇，顺应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张：与这股“读经热”相应，您自1995年起，就在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文化原典”课程。请问您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课程？其重要性何在？如果不开设会有什么危害吗？
曹：我从1995年开始开设“中国文化元典”课程，迄今已有十余年了。我觉得开设这门课程非常重要。我以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我的导师杨明照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因此我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了解得比较深。同时，我又是研究比较文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曾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对西方文化有个基本的认识。1994年回来后，我就着手开设以“十三经”为主的中国文化典籍课，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开设“中国文化原典”课，是与我的经历、思考相关的，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第一，在如何对待传统上，我曾将我们中国和周边国家，其他东方、西方国家作了一个比较。比如，同属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与经济发达国家一样，他们有很多重要的工业产品、重要的高科技，如我们中国市场上就到处可见“三星”“现代”“丰田”“索尼”“松下”。然而，虽然他们都很现代化，但是他们对待传统却与我们不同。日本很多传统都保留得非常好，包括衣、食、住、行方面；韩国对他们的传统文化也非常尊敬，如韩国的钞票上印着的就不是总统头像，而是他们的古代文化人，如李退溪。印度也大致如此，西方国家就更不用说，所有国家对待他们的传统文化都与中国现当代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现当代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负面看法：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不打倒传统文化，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日本、韩国没有打倒他们的传统文化，而是在尊重他们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实现了现代化，而我们实现现代化却非得将传统文化全部打倒不可，甚至我们全部打倒了传统文化却还没有他们走得快！更为严重的是，自“五四”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情结：痛恨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把我们中国害惨了。这种看法给我们现当代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的现当代文化几乎处于一种“快断根”的状态。大多数西方人，包括西方中青年学者、青年学生对他们的传统文化都是尊重的；日本、韩国、印度也都非常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而中国却痛恨、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初的目的，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由此就导致了很多严重的后果。一个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博古通今者日稀，大大地伤害了我们学术界与教育界，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对此我曾在《“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中作过相应论述，那是从人才培养方面探讨其危害性的。
第二，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何谓“失语”？所谓“失语”，其根本的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缺乏自主创新性。不学传统文化，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失语”。就文学理论来说，我们传统的文论基本上从现实的文学生活中消失了，目前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西方模式的，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我们正在亦步亦趋地效颦。我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话语，开口就是西方的。年轻人对于我们祖先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相反对西方却越来越感到亲切，很多人满口都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达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地步。但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在我们的青年学者，甚至在一些中年学者中间，却非常陌生。当今的学者包括一些已经有名气的学者，很少有几个人真正地读过“十三经”，读过“二十五史”，读过“诸子集成”。当初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赶上西方，但结果却是我们一直处于追赶西方的被动状态。长期追随西方，我们的创新活力正在丧失，现在似乎只能永远跟在西方的后面，整体性地成了西方文化的“大后方”。比如文学理论，在中国，有中文系的地方都有研究文学理论的，再加社科院、文联以及其他单位的专职研究人员，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队伍是非常庞大的，但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却非常落后，没有原创性，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的理论。迄今，中国有影响的文学理论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历史、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情况也大致与这差不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值得深思。
第三，在整个现当代文化发展上，中国没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返本开新”，因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我们整个文化出现了一种“空心化”的趋向。全世界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西方文化有其自己的精神家园，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从希伯来文化拿过来的《圣经》；当代发达的西方社会，一直守护着《圣经》等文化典籍中的文化家园，印度、阿拉伯等其他民族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家园；而我们当代中国人却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家园在哪里。我们有个别中青年学者很聪明，但最后他却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家园，最终皈依了基督教，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如今我们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我们没有文化家园有关。比如，今天大家都非常痛恨贪官污吏。其实，贪官污吏的出现除了监督体制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只不过，这个文化上的原因我们没有去探讨过。为什么贪官污吏会前仆后继？一个人的内心修养，一个人的文化家园，一个人在文化熏陶下的操守、道德重不重要呢？任何一种文化都强调人的道德、操守和自我的约束力，西方文化如此，中国文化也如此。古人讲“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讲要有“良知”，要有“追求”。古代的仁人志士强调“民本”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慎独”，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不论你认为这些思想好也罢，坏也罢，它却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家园、心灵家园，现在我们都没有了。今天一些人唯利是图、唯钱是图，社会上一些精神空虚现象都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是有关系的。中国整个文化的“空心化”、中国人缺少文化家园感，以及我们今天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缺少有民族特色又适合当代人的文化思想支柱和文化家园、“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失语”、缺乏创新性等也都与此有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不能否认，传统文化的失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已经对当代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从人才培养到学术创新，到社会风气。我觉得应该恢复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将其看作“洪水猛兽”“害人精”，将其彻底“打倒”“批臭”，而是应该好好学习、继承。今天我们大力倡导“以人为本”，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当然，传统文化还有一些糟粕，也确实还有一些不适合现代的东西，一些要不得的东西，甚至要批判的东西。但是即便我们要批判，也应先看懂、读懂，先了解它、知晓它。然而，我们有些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的中青年学者，常常不看、不读，甚至连传统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大肆批判。这种现象我觉得很可悲。
张：近年来，一股“少儿读经热”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而关于该不该读经的争论也成为媒体和学者的热门话题。对此，您有何看法？您认为3—12岁的少儿应不应该读经？他们死记硬背自己不能理解的经典有何利弊？在该不该读经争论的背后，您认为有哪些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曹：关于少儿读经的问题，归根结蒂还是源自于我们对教育的反省。我说过，目前是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然而，“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的学术界，曾经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从王国维到鲁迅，从钱钟书到季羡林，这些学术大师甚至是群体性地产生出来的。例如，文学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学术研究上的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范文澜，乃至自然科学上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这些大师是如何成为大师的？他们有他们的成长历程。简言之，这些大师有两大特点。第一，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的；第二，长大以后都出国留学，被西方文化浸泡过，或受过国外文化熏陶。如胡适到美国去、钱钟书先生到英国去、季羡林先生到德国去。从他们的成长历程来看，有两点很重要，影响非常大。一是从小学习经书，一是到国外亲身体验过西方文化。古文、外文都学得很好。如今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呢？一是因为我们从小没有读过“经”，拿着“经”就头疼，对中国文化典籍没感觉。二是我们的外文都不好，大多数人没去西方真正体验过，拿着西方的原文典籍很多人都不会看，很时髦的一些西方哲学理论，如现象学、阐释学、符号学、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都是从“二手货”、“三手货”、“四手货”的翻译书上学习的。这就形成了没有学术大师的原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还能否真正培养出像钱钟书、季羡林那样的人才来，我们的教育怎么走？像我们今天这样一种教育，从小学就学那些应试教育课本，中学也学那些课本，大学还学那些课本，学校课程还和我们现在的设置一样，势必仍然会出现“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势必会造成更严重的人才断层！
我倒没有倡导幼儿读经。我猜测现在有人倡导幼儿读经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我曾问过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我的导师杨明照先生，他的国学功底很扎实。我问他：“杨先生，您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功底？”他说：“没什么，我是从小就学的。”我问：“您从小就学经，如《三字经》《诗经》。您当时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尤其是后面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懂不懂啊？”他笑着说：“哪里知道呀，七八岁的小娃娃！”我就问他：“您这样读不懂有什么用？”他想了想说：“不对，如果那时我没有读，就不能像今天这样了。”他这句话，我觉得大有深意。今天我们若想真正从理论上来证明说少儿读经就是好，或者说少儿读经就是坏，这还很难讲。但杨先生的话可供大家参考。杨先生若不是从小读“十三经”，他就达不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还有，像钱钟书那样的大师，如果他从小不读“四书”“五经”，恐怕在当代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
今天到底少儿该不该读经？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偏见的。例如，现在很多小孩子从小都在学习英语，而且很多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起。关于这件事，没有引起任何争议。从小学英语，从小学唱外语歌，学习西方文化，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反对；而从小学习中国传统经典，反对的意见就很大。显然这是一个问题。3—12岁的少儿，是一个潜意识的形成期，包括小孩出生时的牙牙学语等，他们的学习都是潜移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到外国去，小孩和外国人生活在一块，就会成为“小香蕉人”“黄皮白里”。他还是中国人吗？他成了西方人，他在文化上成了西方人。换句话说，在文化上，他受到了陶冶。若要陶冶，就应该从小陶冶其文化的“根”。既然小孩能从小学英语，从小学习西方文化，为什么就不能从小学习点中国古代的经典呢？所以我还是赞成既从小学英语，又从小读经。
有人认为小孩读经会毒害小孩的心灵，因为“四书”“五经”是“杀人”的、“吃人”的文化，这种看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对于传统文化典籍，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的眼光。其实，今天我们让小孩去读经，是有“选择”的，主要是学习一般的启蒙经典，并没有让他们去学习所谓的“三从四德”。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担心小孩读经根本读不懂。这是事实，的确很难懂。但是诚如他们学习英语一样，我也认为很难懂，但是只要他学了，从小陶冶了就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记得最牢的、学得最好的，还是小时候的东西，小时候的陶冶。所以从整体上说，我是赞成的。小孩可以学英语，小孩也可以读经。从小就培养外语好的学生，从小就培养古汉语好的学生。小孩既可以讲“之乎者也”，也可以讲“English”。我们大师的苗子可能就在其中了。
张：有人认为读经是“复古”，还有人认为读经会有“致人蒙昧之嫌”，您认为呢？
曹：读经就是“复古”，那么，学习什么不是“复古”呢？！有人认为学习西方的东西就不是“复古”，认为学习“诺亚方舟”“亚当夏娃”“伊甸园”就很时髦。其实，它们也不过是西方（其实是东方希伯莱文化）古代的而已。人类文化原本就是一个不断传承、积累的过程，是在不断的“复古”和创新中，是在一边继承、一边发展中前进的。难以想象，一个不学习古代文化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有大智慧和创新能力的现代人！任何人的创新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任何文化都是有传承性的。然而，今天很多人却觉得好像我们不用传承古代的，我们传承的是西方的。西方有没有古代的呢？有人满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叫得很响，甚至大讲《圣经》、圣·奥斯丁、莎士比亚、达·芬奇等，其实他们都是西方古代的。因此我认为，那些反对“复古”的人其实并不是反对复“古”，换句话说，他们并不反对西方文化的“古”，只是反对中国文化的“古”！在他们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毒药”，就是“坏东西”。只要给你扣上了一个“复古”的帽子，你就完了，你就成了“复古主义”。传统文化是负面的，应该被打倒的，自从打倒“孔家店”，这几近成了全国人民的共识。究其实，就是这个“复古”问题在作祟。
学习中国的就是“蒙昧”，学习西方的就是“开化”。学英语、学《圣经》、学“亚当夏娃”、学“伊甸园”，学柏拉图、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开化”，学古文、学《诗经》、学“夸父女娲”、学“桃花源”、学孔子、学孟子就是“蒙昧”，这种思想本身就有问题。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同样，西方文化也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然而，为什么有人会将中国古代文化视为“蒙昧”，而将西方文化视为“开化”呢？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季羡林先生所批判的一种“崇洋媚西”的“贾桂”心态。所以，我认为，讲“蒙昧”也好，讲“保守”也好，这都是近现代以来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偏见。我们痛恨中国传统文化、丑化中国传统文化。丑化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失落”了。“失落”了传统文化，我们就“失语”了，就失去了文化家园。不幸的是，这种心态不是一个人有的，很多家长一听说读经是“蒙昧”的，是“复古”“保守”的，就不要小孩学了。丑化中国传统文化将来是会害人的。韩国人从来就不丑化他们的传统文化，印在韩国钞票上的李退溪就如同我们朱熹这样一个人，韩国人是不是“蒙昧”？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张：您开设“中国文化原典”课程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了。请问您是如何教“十三经”的？您取得了哪些成效？您的经验和心得是什么？您能就“如何读经”给我们热爱读经的朋友们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吗？
曹：十年来，我一直是在研究生教学中做实验。说实在话，推动大家读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要求研究生阅读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原典，教材直接选用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不用今译今注本。我之所以要选用这个原汁原味的版本，是想让大家体会一下求学的门径。具体说来，有两点：
一、“自学”加“课堂点拨”。我讲“十三经”主要是让同学们自己在下面读，课堂上我只是抽查，随意抽签读，检查大家的学习效果。我的用心，就是试图作一个教学改革尝试，让同学们能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慧，而不是大讲空论，凌空蹈虚。不是在岸上大讲游泳理论，而是让同学跳下水去学游泳。同时我会重点讲解一些大家读起来比较困难、比较难懂的和需要发挥的地方。遇到一些重大的文化问题、理论问题，我会从旁边给予必要的指导与点拨。
二、“补课”。初读“十三经”的确很艰难，但只要大家咬牙坚持下来，还是很有收获的。翻过“十三经”和没翻过“十三经”是不一样的；用过“十三经”和没用过“十三经”是不一样的。以前同学们连“十三经”是哪“十三经”都不知道，现在都很清楚了，而且有些篇章还是仔细体会过了的，大致框架和基本内容是知道的。这对于我们学生“补课”是很有好处的。至少可以避免一些学习上的常识性的错误，如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问题很多人弄不清，读错字的现象比比皆是。虽然“十三经”这门课程只讲授一个学期，但是对于开设其他公选课如文学史、文学批评史都是很有帮助的。如在讲授“十三经”的同时，我还开设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课程，我要求同学们背诵《文心雕龙》（起码背十篇）、《文赋》、《诗品序》等中国文论典籍，这实质上也是读经的一种延伸。旨在进一步巩固同学们对传统文化的体验，使学习的知识更扎实一点。通过读“十三经”，同学们在知识上、文化体验上、学风上、见解上都得到了开拓，学术功底大大加强。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开会发言，同学们对中国文化典籍信手拈来，文采斐然。
关于“如何读经”，我认为最好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面和点结合。如《周易》，我们先读《周易正义序》《周易正义卷首》《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十卷提要》，对《周易》有个总体的概貌式的印象。接着我们有选择性地读《乾》《坤》《屯》《巽》等，大致了解卦爻辞的基本内容。最后我们读《系辞》《说卦》等。这样面点结合，就能对《周易》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第二，泛读和背诵结合。“十三经”的内容很丰富，我提倡泛读。但有的内容如《礼记》的《礼运》《大学》《中庸》，包括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心雕龙》《文赋》《诗品序》等是要求背的。学习经典能背一点最好。如《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几句话已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任何人多读两遍都能背下来的。
第三，持之以恒，贵在坚持。今天很多人拿着经典就头疼，读不下去。我的经验是：读不懂不要怕！不论读不读得懂，先读了再说。读一遍不懂，读两遍；读两遍不懂，读三遍；“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要把经典当成“案头本”“桌上书”“枕边书”，常常翻、常常读。学经典，贵在坚持。开始可能很困难，可能读不懂，但坚持多读几遍，仔细品味，慢慢就进入其境界了。当然，实在困难，可查阅工具书，请教老师，或参考别的注释本，但仍然要以自己的沈潜诵读为根本。没有自己的深沉的文本体验，是学不好古代典籍的。犹如不跳下水去，是永远学不会游泳的。如果同学能够“枕藉观之”，“酝酿良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严沧浪语），相信有朝一日能够进窥中国文化与文学之堂奥。这里还有几个例子可供大家参考。国学大师黄侃先生很爱读经，他有本《手批白文十三经》。据说他有个很特殊的习惯，每年冬天都读一遍“十三经”。“十三经”是他的案头书、桌上书。杨明照先生同样如此，我跟着他学了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十三经注疏》就一直放在他的书桌上，有空他就常常翻阅。我现在讲授“十三经”，每讲一次，就重新将它翻阅一遍，常翻，常读，就熟了。这都是他们的经验，可供大家参考。
张：自2004年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不论专业和研究方向，都将“中国文化原典”作为入学的“敲门砖”，甚至会推向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及四川大学全校本科生教学，这在四川大学招生和教学史上都是一项重大举措。请问：学院及学校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你们的期望是什么？
曹：我们之所以要将“中国文化原典”列为考试科目，是因为中国文化原典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这也是鉴于“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考虑。仔细琢磨一下学术大师的成功之路，他们大多具备非常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通中，也不贯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学古代的东西，不学西方的东西，而是学得不够——《诗经》《楚辞》《论语》《史记》，我们大家多少都会学一点，但对中国文化原典读得不够；英语我们也学了不少，但我们很多人看不懂外文原文，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因此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努力的：一方面，大力倡导用英文读西方文化与文学典籍。为了加强“西化”，从1998年开始，我直接用英文版教材给研究生开设“文学研究方法论：当代西方文论导读”，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在课堂上用英文抽读西方文论著作。现在川大的赵毅衡、王晓路等教授也用这种方法上西方文论课。另一方面，大力倡导用古文（不用今译）读中国文化与文学典籍。不过，传统文化典籍仅在课堂上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若想真正将它进一步推广，可能需要采取一些行政手段、教育手段。换句话说，要有一根“指挥棒”。虽然我们手上这根“指挥棒”很小，但我想藉这根“指挥棒”来引导这个潮流，藉考试和教学来使用这根“指挥棒”。倡导既尊重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也尊重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既学好中文原典，也学好西文原典这样一种朴实的学习风气、一种严谨而广博的教育方式。而这也是我们四川大学一贯坚持的学生必须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这样一种教育思想。
我们研究生入学考试要考中国文化典籍，这就迫使很多考生考前去读。这一招特别管用！很多人从来都没读过，但考试之前读了，颇有收获。众所周知，我们研究生教育旨在培养出优秀人才来。如果等研究生入学之后才学习“十三经”，就很晚了。现在我们藉考试这根“指挥棒”，迫使大家考前就熟读，等入学后我们再教“十三经”，大家就好学多了。与入学后才从头学起相较，就有了一个“先行”的基础，这样就能取得一举两得、一石二鸟的效果。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项工作推向本科生。《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25日）已经刊登了有关四川大学将在全校学生中开设中国文化典籍课的消息。从2006年9月开始，四川大学全校一万多新生，包括文、理、工、医都须上“中国文化原典”这门必修课。我主编的这门课的教材《中华文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传统的经、史、子、集经典阅读为基础，来学习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读经。这门课是由学校来推动的，我们想借此慢慢地扭转一种风气。同时，这也体现了我们四川大学扎实严谨的学风和融会中西的教育传统（四川大学最早的校名为“中西学堂”）。
张：曹老师，当您在关注“中国文化经典”的时候，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华文化爱好者在关注着您。您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热爱读经、研经的朋友们讲吗？
曹：对我们热爱读经、研经的朋友们，我想说：
第一，读经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就如同学习西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原典和学习西方原典，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创新。请大家记住，我们读经绝不是复古，我们学习西方也不是赶时髦。以前，有人认为东方的就是坏，西方的就是好；中国的就是坏，外国的就是好。我们读经，其实也是为了“纠偏”。我们应该以开放的、世界的眼光，汲取前人，包括东方的、西方的全世界人类的优秀成果。
第二，读经是一种文化涵养和文化修养的体现。读经的实际功利目的恐怕不一定马上就能看得到的。一个读过经，有很深文化积淀的人，站出来就不一样。女孩子读了，淑女就出来了；男孩子读了，就有“书卷气”，就很有文化，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因此读经不要有太多的功利目的，这主要是涵养、修养的问题。
第三，读经对我们现实生活也是有很多好处的，包括我们写东西，我们的谈吐。举个简单的例子，连战、宋楚喻来大陆演讲，他们这些人不是搞学问的，是搞政治的。但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看，他们是读过了一些东西的，所以他们的演讲很不错，这就反映出了读经与不读经的区别。若想做个像毛泽东、像鲁迅那样出口成章、才华横溢、有文化、有气质、有风度、有修养的人，那就去读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