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这是一套以原典阅读为特点的新型教材，其编写基于我们较长时间的教改研究和教学实践。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几乎没有培养出诸如钱钟书、季羡林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以致钱钟书在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诚然，钱钟书神话的形成，“钱学”（钱钟书研究）热的兴起，有着正面的意义，这至少反映了学界及广大青年学子对学术的景仰和向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的悲哀：偌大一个中国，两千多万在校大学生，当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续其学术香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首当其冲应该拷问的是我们的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学生学术基础不扎实，后续发展乏力。仅就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而言，问题可总结为四个字：多、空、旧、窄。

所谓“多”，是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类数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与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也有不少重复，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现代汉语”等还与中学重复。于是只能陷入课程越设越多，专业越分越窄，讲授越来越空，学生基础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就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生读不懂中国文化原典，甚至不知“十三经”为何物；外语学了多少年，仍没有读过一本原文版的经典名著。所以，我认为对高校中文课程进行“消肿”，适当减少课程门类、减少课时，让学生多一些阅读作品的时间，是我们进行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和当务之急。

所谓“空”，即我们现在的课程大而化之的“概论”“通论”太多，具体的“导读”较少，导致学生只看“论”，只读文学史以应付考试，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以致空疏学风日盛，踏实作风渐衰。针对这种“空洞”现象，我们建议增开中国古代原典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课程，减少文学史课时。教材应该搞简单一点，集中讲授，不要什么都讲，应倡导启发式教育，让学生自己去读原著，读作品。在规定的学生必读书目的基础上，老师可采取各种方法检查学生读原著（作品）情况，如抽查、课堂讨论、写读书报告等。这既可养成学生的自学习惯，又可改变老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育方式。

所谓“旧”，指课程内容陈旧。多年来，我们教材老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例如，现在许多大学所用的教材，包括一些新编教材，还是多年前的老一套体系。陈旧的教材体系，造成了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不可避免的陈旧，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少了高水平的“大师”。现在，专业过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拓宽专业口径，加强素质教育，正在成为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应当首先立足于文化素质教育，只要是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相信不但适应面广，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

纵览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凡学术大师必具备极其厚实的基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贯中，也不知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学古代的东西，不学西方的东西，而是学的方式不对。《诗经》《楚辞》《论语》《史记》我们大家多少都会学一点，但这种学习基本上是走了样的。为什么是“走了样”的呢？因为今天的教育，多半是由老师讲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之类“导读”，而不是由学生真正阅读文本。另外，所用的读本基本是以“古文今译”的方式来教学的，而并非让同学们直接进入文化原典文本，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这样的学习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走样变味，不复是文学原典了。诚然，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恐怕还是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甚至有人提出，古文今译而古文亡，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其实，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了，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更不幸的是，我们有些中青年学者，自己没有真正地从原文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或“诸子集成”，却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这是很糟的事情，是造成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你要首先了解它，知晓它，否则你从何批判呢？“告诸往而知来者”，“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

那我们在“贯西”上又做得如何呢？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但“博古”不够，而且“西化”也不够，准确地说是很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详观学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学生们读的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不少人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中文系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我并非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和参照原文），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着厚厚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著作。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这种不读原文（包括古文原文与外文原文）的风气，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严重衰减。

基于以上形势和判断，我们在承担了“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的教改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原典阅读”和夯实基础，组织了一批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著名学者、学术骨干，为培养高素质的中文学科人才，群策群力，编写了这套新型教材。这套教材特色鲜明，立意高远，希望能够秉承百年名校的传统，再续严谨学风，为培养新一代基础扎实、融会中西的创新型人才而贡献绵薄之力。

本丛书第一批共九部，分别由各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他们是：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社科委员、985创新平台首席专家项楚教授，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曹顺庆教授，原伦敦大学教授、现任四川大学符号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赵毅衡教授，以及周裕锴、谢谦、刘亚丁、俞理明、雷汉卿、张勇（子开）、李怡、杨文全等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丛书第一批九部出版以来，被多所学校选作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者入学考试的参考书目，读者反响良好。目前第一批已经全部安排重印或者修订，以期精益求精。同时，在出版社的倡议和推动下，我们启动了第二批教材的编写工作。此次编写依然由我担任总主编，在第一批书主编的基础上，第二批书进一步邀请四川大学著名学者冯宪光教授、阎嘉教授、干天全教授、傅其林教授、刘荣教授等分别担纲主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批的编写工作与第一批不同的是，主编及编写人员的组织遴选上不限于四川大学，而是将兄弟院校一些有专长、有影响的学者邀请来一起做。如，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凯教授、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徐行言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希平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肖伟胜教授、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刘迅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邓时忠教授等。相信通过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丛书第二批将更能代表和体现教学的需要，更好地服务教学实践。

曹顺庆
2014年7月于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