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概论最新章节_曹顺庆著

第三节
两汉经学思想

一、概述

两汉国力强盛，经学昌明，儒学发展达到新的高度。代秦而起的汉朝在吸收了秦政大一统措施的同时，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王朝稳定发展寻求理论根基。与政治紧密相关的儒学亦呈现了综合性、致用性、体系化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者就是古文、今文经学的发达，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为最高者，其次则是东汉的谶纬之学。

两汉经学分为两个不同的学派，它们是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分别以董仲舒和郑玄为代表。所谓的今文经学是指西汉时期在京城的太学里，通行的是以今文，也即当时流行的隶书写成的五经（《易》《春秋》《书》《诗》《礼》），在朝的五经博士即采用的今文经，成为官方钦定的教材。后来，东汉初民间又出现了以古文，也即以先秦篆文书写的经书，此之谓古文经，这些经书没有被朝廷所采用，仅在民间私人传授。古文与今文学派为争得道统至尊的地位，展开了长久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涉及文字的讹误、典籍的真伪，同时体现在注经、释经的方法上，最重要的是二者间由此连带产生出不同的儒家思想体系和治世观念。这样，原本纯学术的古今文之争渐渐演变到政治乃至权势之争。总体来看，今文经学方法上多讲义理，以《春秋公羊传》为经典，尊孔子为素王，视孔子为一政治家；古文经的方法则重训诂考据，以《周礼》和《春秋左传》为主，视孔子为一学者型儒生。

西汉的董仲舒为今文学派的代表，其思想以先秦孔孟思想为主，糅合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根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体系。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种一统思想正契合了武帝专制思想的需要，故受到了重视和发展。伴随大一统思想的推行，“罢黜百家”亦成为必然，这种思想为维护中央集权，抵御外来侵略，促进汉朝的发展均有积极意义。

东汉的古今经学则是深化了儒学的方法论，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考证、校勘古籍的方法，保存、整理了大量先秦时的古籍，并通过学派内一整套严谨的方法体系，对古籍进行一一疏注，为后人的正确解读提供了方便。其杰出者如对《诗经》《春秋》《三礼》的整理等，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汉学家，如许慎、马融、服虔、卢植、郑玄等杰出的大儒，他们为经典的保存、流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汉代的儒学史上还盛行过谶纬之学。这些谶纬之学多是以符命、预言形式出现，已沦落为当时统治阶层争权夺利的工具，他们通过臆造虚假的图符来蛊惑人心，以掩饰其谋权的野心。如王莽为了篡权，事先仿造了大量谶语谣言。又如光武帝刘秀起兵之时，亦要借助于“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手段。

这种虚伪、庸俗的谶纬之学显然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变异。

二、原典选读

孝经（節選）

开宗明义章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 ^[1] 有至德 ^[2] 要道 ^[3] 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 ^[4] 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複坐，吾語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5]

【註釋】[1]先王：指上古時以堯、舜、禹、周文王為代表的賢良君主。[2]至德：美德，特指君主執政治天下的大德。[3]要道：當行之道，即治國的策略。[4]參：即曾參。[5]《大雅》三句：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指《詩·大雅·文王》一詩。爾祖：指周朝的祖先。聿：發語詞。厥：其，代詞。

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 ^[1] ，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2]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雲：‘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3] ’”

（簡朝亮《孝經集注述疏》，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註釋】[1]甚哉：讚美之辭。[2]則：效法。[3]《詩》雲三句：“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出自《詩經小雅節南山》，赫赫指顯盛樣。師：大師，是周朝三公之一。具：即“俱”，皆的意思。瞻：望。

【解读】《孝经》成书于秦汉之际，相传是孔子所作，但一直被学者质疑。全书共18章，以“孝”为中心，论述了儒家伦理观念中的核心要素——孝的来源与作用，肯定了其作为治国、治家所必备的影响。中国儒家文化的根基即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即是孝，历来统治阶级之所以提倡孝道，正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即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之上。在古人看来，如果没有对父母的孝，就不会有对君主的忠，更不用说对朋友的信了，也就是说，超越孝伦理的忠伦理根本不可能存在。也正因此，历来孝是王朝统治者所倡导的人伦大道之首要者，其目的正如清人简朝亮所评，“《孝经》者，导善而救乱之书也。”

在本节中，《开宗明义章》强调“孝，德之本也”，而自古以来圣人贤君均是以德治理天下，故作为德的根基——孝自然成为历来统治者所乐于提倡的道德品质，通过倡导孝道来达到“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统治效果。至于普通百姓，孝亦是其人生的价值终点，“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可以说一个“孝”贯穿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生，“事亲”“事君”“立身”无一不关涉到孝。在《三才章》中更将孝提高到“天之經也，地之義”的高度，为其寻到价值依托的标杆。

禮記·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蠟賓 ^[1] 。事畢，出遊於觀之上 ^[2] ，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 ^[3] ，丘未之逮也 ^[4] ，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 ^[5] ，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 ^[6] ，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 ^[7] ，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8] ，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 ^[9] ，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 ^[10] ，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言偃複問曰 ^[11] ：“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12]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 ^[13] ，列于鬼神，達於喪、祭、射、禦、冠、昏、朝、聘 ^[14] 。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

【註釋】[1]蠟：古代君主年終舉行的祭祀。[2]觀：宗廟外兩旁的樓。[3]三代：夏、商、朝三朝。英：英明、賢良的君主。[4]逮：趕上。[5]鰥：老而無妻的人。孤：幼年喪父。獨：老而無子的人。廢疾：殘疾人。[6]謀閉：陰謀詭計得到杜绝。興：興起。[7]郭：古代內城為城，外城為郭。溝池：護城河。[8]篤：純厚。[9]刑：作為典型加以學習。講：提倡。[10]埶：同“”勢權勢，執政者。去：斥退。[11]言偃：孔子的學生，即子遊。[12]相鼠四句：出自《詩經·相鼠》。[13]殽：即效。[14]冠：古時男子二十成人時，為其加冠、命字的成人禮。昏：即婚姻禮。朝：臣子見君主所行之禮。聘：諸候之間相互問候、拜訪所行之禮。

【解读】《礼记》是秦汉之际由儒家编造的一本典籍，西汉著名学者戴圣对其进行了校注，其书主要记载了西周时代的一些礼仪、制度，并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

《礼运》一章最动人之处，是孔子为后人描绘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世界，这个社会突显出公平、公正、福利的现代性特征，体现出古代人对美好世界的设想。这个世界的建立基础却是礼仪。在孔子看来只有上下和睦，君臣、父子、夫妇遵守各自的身份规矩，这个大同世界自然到来。是否光靠礼仪即可达到这种类似共产主义的社会？显然不够，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这样的社会也只能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复写。但是发达的物质经济水平是否就可以带我们进入大同社会？显然亦不行，西方发达的物质经济却掩盖不了人文的贫血，精神信仰的缺失以及社会的动乱。如此看来，孔子所言的礼法在未来仍是需要，不过是现代版的礼法，提供我们的是道德信仰的凝聚力。

春秋繁露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 ^[1] ，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不相干也，猶四時不可不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2] 。

【註釋】[1]副：同“符”。[2]《春秋》譏：指孔子修《春秋》时，講求微言大義，在字里行間流露出對當時統治階層不符禮制行爲的不滿與批評。

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

【解读】董仲舒的哲学基础在于其独特的“天人感应”论。他认为天是有意志、有赏罚、有绝对权威的神，这个天神不仅主宰天，更主宰着人间，是宇宙万物的创世主，是上天和人间的最高主宰，就是君主也要听从天命，所谓“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违，则民有逆命。”天子受命于天帝，代表天的意志，主宰人世，统治百姓，这种君权神授思想成为历来王朝信奉的准则。董仲舒的思想不仅是为君主提供统治理据，同时亦是在试图约束着君权的至高无上性，既然君受天命，则君主亦非无上权威，他也要听众天的意志和命令，不能独裁与专横，否则滥施淫威的结果必然招致天的惩罚，这就是山崩、灾荒、日月蚀等一些非正常的自然现象。自然假若是仁爱之君，上苍亦会降下麒麟、凤凰、灵芝、甘露之类的祥瑞之兆予以褒奖。

伴随着这种天人相应的思想，董仲舒又发展出“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和“三纲五常”的伦理学。他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宇宙都受“阴阳五行”的运行模式，五行相生、相胜，成为永恒的结构和秩序，人类社会和王朝的更替亦是循此理而演变。其所说的“三统三正”即指朝代循着黑、白、赤三种颜色相应服易制，采用夏历中的寅、丑、子三月中的一个月为一年的开始，标志着新王朝的正统性。如他认为夏朝是黑统，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朝是白统，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是赤统，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到了汉朝，又恢复到黑统，以寅月为正月。同时他又认为“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阴之所衰”（《天辨在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此外，其五常说亦是从阴阳家中的五行理论推理出来。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从长远来看，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几乎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贯彻这一思想，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