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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以来，贯穿整个比较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这门学科的命名困难，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这门学科研究范围的界定及其方法论。换言之，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大标志性时期：欧洲阶段、美洲阶段与亚洲阶段，都始终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各学派立场与研究旨趣各异，他们也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这一节所选三篇文献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巴登斯贝格文章的英译名与韦勒克的文章如出一辙，张隆溪所总结的钱锺书有关比较文学的讨论，在题目上就澄清“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这一比较文学学科最易让人产生的误会。
尽管比较文学的历史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但是作为一门近代学科而诞生，法国学派功不可没。这个学派的一系列代表人物，都前赴后继的为比较文学获得其学科独立性而努力。法国学派的特征一般被概括为“影响研究”，即法国作为一个文学大国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或其他文明体系的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影响研究立足于文学传播、接受的事实基础上，更接近于文学史研究。其代表人物包括巴登斯贝格，他创办了《比较文学评论》这份法国最重要的比较文学杂志，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教学，在研究方法上始终强调论证的科学性与明晰性，并一直坚持编撰比较文学书目索引；梵·第根（Paul Van Tiegehm,1871—1948）则在其经典论著《比较文学论》中全面阐述了法国学派观点，其中包括对比较文学的学科价值的强调：比较应摆脱美学的含义而取得科学的含义，提出将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卡雷（Jean-Marie Carrc,1887—1958）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更为强调国别文学之间的“精神联系”，并开创了法国学派的一个崭新领域——形象学；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1921— ）的观点则对其学术前辈的理论进行了某种糅合，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既包括媒介学、文类学、主题学，又包括国别文学彼此之间的精神联系。重视事实联系固然是法国学派最明显的特征，但绝非法国学派的全部。从以上的简短介绍即可看出，它充满活力，一直在不停地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争取比较文学的学科独立性，即它特定的研究领域、特定的方法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比较文学的学科价值，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韦勒克认为法国学派在进行着类似“文学外贸”的学术活动，这样的讽刺是有失偏颇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1962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正式成立。以韦勒克与雷马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既开启了比较文学发展的新阶段，也开拓了这一学科新的研究领域。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曾将文学研究分为三大领域：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虽然这三大领域之间有所重合，但它们之间的区别更为明显。法国学派已经明确宣布他们的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美国学派的研究更倾向于文学理论。韦勒克的代表性论战文章《比较文学的危机》是美国学派崛起的标志之一。文章题目其实不尽准确与完整，作者想说的并非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走到了尽头，他针对的完全是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巴登斯贝格在美国教书时受到的排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美国同行完全不能欣赏他对考证的专注，反而认为这种烦琐的考证会损害这门学科。法国学派从肇始之初就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科学性，被其明确拒之门外的美学，在深受新批评理论影响的美国学派这里却大受欢迎。与重视事实联系的法国学派不同，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更注重的是对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由此论证文学的某些普遍性规律。
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韦勒克、雷马克（Henry H.H.Remak,1916—2009）与奥尔德里奇（Alfrod Owen Aldriage,1915—2005）。韦勒克本人就是新批评的代表之一，而新批评的主张是注重文本细读与文本审美特质的发掘，并认为这是真正深入文学内部、有关文学的本质性研究。除了本节所选取的文章之外，上文提到的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中也有不少章节是有关比较文学的。另一位重要学者雷马克所写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Comparative Literature: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一文被广为引用，该文甚至被美国学派奉为圭臬。虽然这篇文章在题目上和巴登斯贝格和韦勒克的文章很像，但他的文风与内容都与韦勒克大相径庭。韦勒克在语言上得天独厚的优势淋漓尽致地反映在他的文章之中，他详尽地考察“比较”与“文学”二词渊源；而雷马克的文章则更为实际地针对美国学派的具体研究领域，除了法国学派所开辟的国别文学间的研究之外，他特别开辟“跨学科”这一全新疆域，法国学派所固守的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指法国和其他某个国家）的研究，就这样被拓展到多国别文学之间与学科之间。简言之，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具有他们的法国同行所没有的理论雄心：通过这样的研究途径来探知文学的本质和普遍性规律。美国学派的终极问题正是文学是什么而不是比较文学是什么；奥尔德里奇的贡献则在于，将美国学派标志性的研究方式“平行研究”详加定义，并在研究方法上倡导注重文学的审美性与精神性特征的阐释学、符号学等理论。美国学派的崛起与发展，同时也是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重要发展阶段。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研究领域：多国别间文学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也由此确立。尽管有学者指出，美国学派的研究范围过于宽泛以至于有消弭学科界限的危险，但应该看到，看似宽泛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旨归：文学的特性或本质。不过，进行平行研究要特别注意进行研究对象之间的“可比性”论证。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学界有一批新的学者加入，他们既包括在美国、加拿大工作的一些华裔学者，如刘若愚（James J.Y.Liu,1926—1986）、叶维廉（1937—）和余宝琳（Pauline Yu,1949— ）等，也包括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的一些学者。对于在海外工作的华裔学者而言，中西比较是一项必须承担的工作：如果他们要对读者或学生讲解中国文学，势必要使用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去言说中国传统文学；另外，由于这样的言说让他们处于一个中西之间的位置，他们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这种视野是那些隶属于欧洲文化圈的比较文学学者所没有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学者所没有的。这种特殊的处境，既为他们的理论探索带来极端的困难，也为他们的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张力与生机。比较文学学科本身也由此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其中刘若愚出版于1975年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Literature）一书，在研究旨趣上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完全符合的，但是由于他是根据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对中国文学理论分别进行梳理，首先就预设了艾布拉姆斯理论的普适性，以及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也有“文学理论”。这些不足之处都受到了后继学者的批评。但这充分说明了中西比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美国学派固有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这一领域的复杂性。刘若愚的著作开启了中西之间的对话，尽管这种对话是不充分的，是以一方的强势与另一方的迎合为代价。叶维廉的《比较诗学》一书提出“文化模子”理论，显然意识到了刘若愚的局限，更强调不同文学本身的文化立场，对中西比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更为警惕。但过于强调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异质性，又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在这一批海外华裔学者的带动之下，又有相当数量的欧美学者投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苏源熙（Haun Saussy）、浦安迪（Andrew H.Plaks）等人。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初。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西方文化在当时的权威地位，当时学者的研究方式多为“以西释中”，并借以探究民族兴衰之症结，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文。这一阶段的中西比较远非单纯的学术研究，其背后有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为传统把脉问诊的深切焦虑：中国文化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这绝非一个学理性问题，因为它蕴含了一个基本预设：西方文化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为这种焦虑支配的中西研究不仅缺乏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客观公允，更以西方文学为标准，提出了很多伪问题，如中国为何没有悲剧，中国为何没有史诗等。这些伪问题日后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很多当代西方学者的著述之中，可谓“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学者身上自觉的发生与呈现。
在这种语境下，钱锺书先生于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显得非常独特。首先是这部著作的写作方式：它以传统诗话的形式写成。这种写作方式，早已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代学者所不取；殊为可惜的是，在以后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也未曾再出现过。不仅空前，也可谓绝后。这部著作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广涉欧美文学理论，借以谈论中国古典诗歌。这本著作昭示出中西诗学对话的一种范式，一种以中国文学为本位的、深入且无隔膜的对话。这场对话的成功在于，钱锺书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将自身的写作毫无顾虑地置于这一传统之中。由于这种信心，以及与这种传统的紧密关系，这部著作尽显学术写作的雍容优雅，不仅没有王国维等学者的焦虑症，也没有困扰后来学者的“失语”问题。
中西文化之间的异质性远远超过了相似性，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而直接深入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是中西比较的一条可行的途径。比较诗学就是比较文学学科亚洲阶段的突出成果，其代表性学者有王元化、杨周翰、张隆溪、曹顺庆等。如前文所述，可比性问题在美洲阶段已经成为一个焦点，在中西比较的领域中更是学者们必须加以论证的首要问题。但这种“可比性”问题，并非单纯地针对两个具体的研究对象或个案，而是指中西文化传统之中有关文学的讨论，是否可以形成对话。上文中提到的余宝琳等学者就曾经指出，即使是Literature这一西方概念也不能直接与中文的“文学”一词画等号，因为两者都因其地域、时间的不同而形成不同体系。但是这样一种强调中国文学特质的观点，在逻辑上也有很大的漏洞：无论西方的Literature,还是中国的“文学”，都并非是一个普适性的概念，而仅仅是歌德所谈论的“世界文学”中的一个分支而已。尽管一个普适性的文学概念还有待对各个不同传统的文学现象详加研究，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之下谈论中西诗学。当然，比较文学的亚洲阶段不仅仅包括中西诗学，还包括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关系史研究，如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也自然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在比较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以上是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简单概述。从上文列出的欧洲阶段、美洲阶段与亚洲阶段可以看出，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极具活力，在不断拓宽其研究领域的过程中焕发新的生机。与韦勒克划定的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大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不一样，比较文学可谓文学研究中最具问题意识的学科。三大阶段的发展，既是比较文学学科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各国学者面对比较文学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作出不同应对的一个过程。无论是法国学者强调的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影响研究，美国学者强调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还是中国学者努力耕耘的中西比较诗学的跨文化对话研究，每个阶段的发起人都有自身特定的文化立场与文化语境，这使得他们在投身比较文学研究时不能因循老路，不能人云亦云，说他人的语言，而是要在“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参与者越来越多，或许比较文学的研究终将汇成世界各文学、文化传统的多声部合唱，人们对于“文学”，甚至对于人类本身的精神文明，也终将获得越来越深透的认识。这一前景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伴随着这门极具特质的学科发展进程的正是研究者们视野的不断拓宽：从法国到其他某个国家到多国家之间（西方文化传统），再到亚洲与欧洲之间。这门学科的中国参与者们还将在从事中西比较或中印、中日、中韩比较的过程中，不断地返回自身的文化传统，就自我的文化归属做重新的打量与思考。
◉巴登斯贝格
【导读】巴登斯贝格（Fernand Baldensperger,1871—1958）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Comparative Literature,原文为法文），代表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欧洲阶段。该文是巴登斯贝格为《比较文学评论》的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由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不尽精确，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他特别强调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独立性：缺乏“论证的明晰性”的文学比较是完全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某些不易为人察觉的文学间的关系，而这些文学间的关系则是文学史的重要环节，这构成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独立性。巴登斯贝格还特别提出一种危险的比较：在民族主义的情感下抬高本国的文学创作，并在国别文学之间树立屏障，阻碍彼此的沟通与了解。显然，他推崇的是一种超越了国别界限的文化观，希望人们能用赫尔德与维柯的将人类文明成果视为一个整体的精神，客观地研究文学之间的关系史。显然，巴登斯贝格并没有美国学者攻击“法国学派”的法国中心主义，反而具备的是超越了小国范围的“欧洲主义”的情感。
……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绝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
人们不厌其烦地进行“比较”，难免出现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在这一百五十年里，人们比较了什么？怎么比较？在那些习惯的方法——美学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批评和编年史的方法——之侧，比较文学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呢？有时她被认为有野心，不知趣；有时她被迫沉默寡言，但是她的姐姐们从来没有能够把她变成“灰姑娘”。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无论在文学实践还是在文学理论的历史范围内，这方面都已发生某种奇异而有教益的演变。
起初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爱国主义的敏感性把原来学说上、习惯上和趣味上的对立情况加深了。国别文学一被唤醒，意大利人、法兰西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各自玩弄了一种归根结蒂为了鼓励本国文学创作的手段，今天，当这些作品开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他们又尖刻地将它们的价值进行比较，而这些价值又往往是无法估量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什么？证明莎士比亚的成就高于或低于高乃依；证明现代的古典主义是否真正的古典主义；证明法兰西人绝不可能了解但丁。……赫尔德和维柯，他们将文艺复兴以来从未被人遗忘的思想明确起来，把各国人民的语言、文学和精神状态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有机地用一些决定因素来制约精神生活，通过这样的方法，把比较工作从由于人们的偏爱而把它作为理由和论据的贫乏的教条主义之中拯救出来。从那以后，人们就可以用历史的批评方法对文学现象进行比较和对照……因此，艺术的相对性（随着它的广泛运用，创作的活力能从中得到鼓励）能在1880年取得胜利，就是由于人们对比较作出了新的努力。在斯达尔夫人、贡斯当、司汤达、《地球》杂志、歌德和曼佐尼那里都显示了这种努力；同时被日益激起的“环境”决定论，也逼使艺术史接受那些不严谨的系统化理论。……
……虽然丹纳某些无可争议的真理和若干非常鲜明的观点仍可得到保留，但是他的主要理论已被削弱。居约的“美学情感”，B.克罗齐所偏爱的“艺术表达”的优越性，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后来都有助于文学可能性更灵活的观点获得自由的发展。然而，为了解释文学现象，布吕纳介却重新采用了若干已经陈述过的观点，并将它们用一种严密的逻辑武装起来，提出了他的体裁演变的理论。这个理论将各民族集团重新活动起来并相互沟通；它假设有一个欧洲整体，这一整体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确实能够相互发生影响，尤其是靠一些比种族和环境的狭窄决定论更高的形式。在这里，“时代”因素变得那么严厉，以致只需丹纳理论中的第三要素，差不多就足以让文学发生“演变”。这一活动，是为了体现“体裁”存在，它的范围远不限于单独一个国家，而是在各国文学之间建立依附关系，因此，如果谈到悲剧体裁的演变，可将意大利对法国的影响写上一章，如果论及历史小说，可写上英国对法国的影响……
毋庸置疑，这种文学上的达尔文主义，在一种单一的流传范围之内可以起作用，也常常得到证实；但是这里所引证的生存竞争，必然导致一种体裁通过借用或竞争加强它的生存力。
从那时起比较文学就出现了两种主要方向，这两种主要的活动能够开阔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以传统研究为天经地义的偏见，那种传统的研究，只着眼于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名篇巨著。
其中一个方向在我国以加斯东·帕里斯为主要代表，外国的学者也极感兴趣，这一研究致力于将文学赖以生存的各种主题归并为单纯的传统要素……
另一种研究方向是在一系列国家的文学作品之间展开并明确那些显而易见的相互关系；在某些趣味、表达方式、体裁和情感演变之中，它要发现一些借用的现象，并确定大作家所受的外来影响。……
探讨文学“主题”的起源和最初含义怎样？……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比较文学着眼点是在于追溯一些简单的形式，而不是去发掘和确定一种独特的创造性，无疑地，它是在美学中，表达方式的个性权再次受到肯定的时候，去孜孜以求若干被人所遗弃的成分……
……应该是，除了让体裁发生“演变”（简单地说就是变化）之外，还要让观点、读者、“对象”和“主题”统统来一个“演变”，这样才能取得与过去的事实比较接近的看法。P.布尔热曾经注意到，一部作品过了二十年，就不再是原来的作品了，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仅仅从这一考虑出发，“运动”——布吕纳介明确地感到在回忆往事时，必须让形式和思想的生命受制于它——才有可能不至于过分地歪曲事实真相。……
于是比较文学渐渐地成了一种“遗传学”，一种艺术的形态学；我所要说的是，它拒绝接受一切已被肯定的作品和已有的声望，更加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后台，而不是在剧场里……
……同样，在我看来，这就是“新人文主义”的准备工作，在今天还支配着我们的危机过去以后，比较文学的广泛实践尤其可以促成这种“新人文主义”：“比较主义”的努力所要达到的，是一种仲裁，一种清算，它将为新的、人道的、有生命的、文明的信念开辟道路，我们的这个世纪是能够再次做到这一步的。……
（于永昌，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M].徐鸿，译，王坚良，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31-48.）
◉韦勒克
【导读】美国学派的杰出代表韦勒克（Renc Wellek,1903—1995），捷克裔美国人，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曾任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美国比较文学协会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他的《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代表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美洲阶段。本段节选自该文的英文原文。本文显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与高超的语言能力，他宣称自己采用的研究方法为词典编纂学和历史语义学，实际上就是采用了共时与历时的方式，对于本学科名称所涉及的几个关键词comparative、literature以及comparative literature详加考辨，如文学一词在法语中很长时间都指的是“文学研究”，分析它们在西方各主要文化传统中的历史演变；另外，文中还深入分析了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基亚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范畴：Comparative Literature、Universal Literature、International literature、General literature及World literature,整篇文章理路清晰，以语言学上的多重证据不容置疑地论证了比较文学学科名称足以成立。作者的渊博学识则表现在对本学科发展史的全面细致的掌握上。如果想要知道比较文学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位使用比较这个词的作家、第一个以比较文学为书名的著作、第一位使用“比较文学”这一术语的学者、开设这门课程的第一位教授等，都能够在这篇文章中找到答案。这篇文章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名篇是有着充分理由的。
The term“comparative literature”has given rise to so much discussion,has been interpreted so differently and misinterpreted so frequently,that it might be useful to examine its history and to attempt to distinguish its meanings in the main languages.Only then can we hope to define its exact scope and content.Lexicography,“historical semantics,”will be our starting point.Beyond it,a brief history of comparative studies should lead to conclusions of contemporary relevance.“Comparative literature”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discipline and idea.
There seem no particular problems raised by our two words individually.“Comparative”occurs in Middle English,obviously derived from Latin comparativus.It is used by Shakespeare,as when Falstaff denounces Prince Hal as“the most comparative,rascalliest,sweet young prince,”Francis Meres,as early as 1598,uses the term in the caption of“A Comparative Discourse of Our English Poets with the Greek,Latin and Italian Poets.”The adjective occurs in the titles of several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century books.In 1602 William Fulbecke published A Comparative Discourse of the Laws.I also find A Comparative Anatomy ofBrute Animals in 1765.Its author,John Gregory,published A Comparative View ofthe State and Faculties ofMan with Those ofthe Animal World in the very next year.Bishop Robert Lowth in his Latin Lectures on the Sacred Poetry of the Hebrews（1753），formulated the ideal of comparative study well enough:“We must see all things with their eyes[i.e.the ancient Hebrews]:estimate all things by their opinions;we must endeavor as much as possible to read Hebrew as the Hebrews would have read it.We must act as the Astronomers with regard to that branch of their science which is called comparative who,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idea of the general system and its different parts,conceive themselves as passing through,and surveying,the whole universe,migrating from one planet to another and becoming for a short time inhabitants of each.”In his pioneering History ofEnglish Poetry Thomas Warton announced in the Preface to the first volume that he would present“a comparative survey of the poetry of other nations.”George Ellis,in his Specimens ofEarly English Poets（1790），speaks of antiquaries whose“ingenuity has often been successful in detecting and extracting by comparative criticism many particulars respecting the state of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 of arts and manners”from medieval chronicles.In 1800 Charles Dibdin published,in five volumes,A Complete History ofthe English Stage,Introduced by a Compa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ofthe Asiatic,the Grecian,the Roman,the Spanish,the Italian,the Portuguese,the German,the French and Other Theatres.Here the main idea is fully formulated,but the combina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itself seems to occur for the first time only in a letter by Matthew Arnold in 1848,where he says:“How plain it is now,though an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s for the last fifty years might have instructed anyone of it,that England is in a certain sense far behind the Continent.”But this was a private letter not published till 1895,and“comparative”means here hardly more than“comparable.”In English the decisive use was that of 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an Irish barrister who later became Professor of Classics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t University College,Auckland,New Zealand,who put the term on the title of his book in 1886.As part of Kegan Paul,Trench,and Trübner’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eries,the book aroused some attention and was,e.g.,favorably reviewed by William Dean Howells.Posnett,in an article,“The Scie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laimed“to have first stated and illustrated the method and principles of the new science,and to have been the first to do so not only in the British Empire but in the world.”Obviously this is preposterous,even if we limit“comparative literature”to the specific meaning Posnett gave to it.The English term cannot be discussed in isolation from analogous terms i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lateness of the English term can be explained if we realize that the combina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was resisted in English,because the term“literature”had lost its earlier meaning of“knowledge or study of literature”and had come to mean“literary production in general”or“the body of writings in a period,country,or region.”That this long process is complete today is obvious from such a fact that,e.g.,Professor Lane Cooper of Cornell University refused to call the department he headed in the twenties“Comparative Literature”and insisted on“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He considered it a“bogus term”that“makes neither sense nor syntax.”“You might as well permit yourself to say‘comparative potatoes’or‘comparative husks.’”But in earlier English usage“literature”means“learning”and“literary culture,”particularly a knowledge of Latin.The Tatler reflects sagely in 1710:“It is in vain for folly to attempt to conceal itself by the refuge of learned languages.Literature does but make a man more eminently the thing which nature made him.”Boswell says,for instance,that Baretti was an“Italian of considerable literature.”This usage survived in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when James Ingram gave an 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Utility ofAnglo-Saxon Literature（1807），meaning the“utility of our knowing Anglo-Saxon,”or when John Petherham wrote An Historical Sketch ofthe Progress and Present State ofAngloSaxon Literature in England（1840），where“literature”obviously must mea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But these were survivals;“literature”had assumed by then the present meaning of a body of writing.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gives the first occurrence in 1812,but this is far too late:rather,the modern usage penetrated in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from France.
Actually,the meaning of“literature”as“literary production”or“a body of writings”revived a usage of late antiquity.Earlier literatura in Latin is simply a translation of the Greek grammatike and sometimes means a knowledge of reading and writing or even an inscription or the alphabet itself.But Tertullian（who lived from about A.D.160 to 240） and Cassian contrast secular literature with scriptural,pagan with Christian,literatura with scriptura.
This use of the term reemerges only in the thirti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term literae,lettres,letters.An early example is François Granet’s series Rcflexions sur les ouvrages de littcrature（1736-1740）.Voltaire,in Le Siècle de Louis.XIV（1751），under the chapter heading“Des Beaux Arts,”uses littcrature with an uncertain reference alongside“eloquence,poets,and books of morals and amusement,”and elsewhere in the book he speaks of“littcrature lcgère”and“les genres de littcrature”cultivated in Italy.In 1759 Lessing began to publish his Briefe die 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where literature clearly refers to a body of writings.That the usage was still unusual at that time may be illustrated from the fact that Nicolas Trublet’s Essais sur divers sujets de littcrature et morale（1735-1754）were translated into German as Versuche über verschiedene Gegenstände der Sittenlehre und Gelehrsamkeit（1776）.
This use of the word“literature”for all literary production,which is still one of our meanings,wa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on nationalized and localized.It was applied to French,German,Italian,and Venetian literature,and almost simultaneously the term often lost its original inclusiveness and was narrowed down to mean what we would today call“imaginative literature,”poetry,and imaginative,fictive prose.The first book which exemplifies this double change is,as far as I know,Carlo Denina’s Discorso sopra le vicende della letteratura（1760）.Denina professes not to speak“of the progress of the sciences and arts,which are not properly a part of literature”；he will speak of works of learning only when they belong to“good taste,and to eloquence,that is to say,to literature.”The Preface of the French translator speaks of Italian,English,Greek,and Latin literature.In 1774 there appeared an Essai sur la littcrature russe by N.Novikov in Leghorn,and we have a sufficiently local reference in Mario Foscarini’s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veneziana（1752）.The process of nationalization and,if I may use the term,aesthetization of the word is beautifully illustrated by A.de Giorgi-Bertòla’s Idea della letteratura alemanna（Lucca,1784），which is an expanded edition of the earlier Idea della poesia alemanna（Naples,1779），where the change of title was forced by his inclusion of a report on German novels.In German the term Nationalliteratur focuses on the nation as the unit of literature:it appea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title of Leonhard Meister’s Bey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teutschen Sprache und Nationalliteratur（1777）and persists in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Some of the best known German literary histories carry it in the title:Wachler,Koberstein,Gervinus in1835,and later A.Vilmar and R.Gottschall.
But the aesthetic limitation of the term was for a long time strongly resented.Philarète Chasles,for example,comments in 1847:“I have little esteem for the word‘literature’;it seems to me meaningless,it is a result of intellectual corruption.”It seems to him tied to the Roman and Greek tradition of rhetoric.It is“something which is neither philosophy,nor history,nor erudition,nor criticism-something I know not what:vague,impalpable,and elusive.”Chasles prefers“intellectual history”to“literary history.”
In English the same process took place.Sometimes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old meaning of literature as literary culture and a reference to a body of writing.Thus,as early as 1755,Dr.Johnson wanted to found Annals ofLiterature,Foreign as well as Domestick.In 1761 George Colman,the elder,thought that“Shakespeare and Milton seem to stand alone,like first rate authors,amid the general wreck of old English Literature.”In 1767 Adam Ferguson included a chapter,“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in his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In 1774 Dr.Johnson,in a letter,wished that“what is undeservedly forgotten of our antiquated literature might be revived,”and John Berkenhout in 1777 subtitled his Biographia Literaria,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Literature,in which he proposed to give a“conscise view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literature.”The Preface to De La Curne de Sainte-Palaye’s Literary History ofthe Troubadours,translated in 1779 by Mrs.Susanna Dobson,speaks of the troubadours as“the fathers of modern literature,”and James Beattie in 1783 wants to trace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omance in order to shed light upon“the history and politics,the manners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se latter ages.”There were books such as William Rutherford’s A View ofAncient History,Including the Progress of Literature,and the Fine Arts（1788），Sketches of a History ofliterature by Robert Alves（1794），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ry History of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1798），by Andrew Philpot,which complains that“there is nothing more want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than“a history of the revival ofletters.”But we may be surprised to hear that the first book with the title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as a little handbook by Robert Chambers in 1836 and that the first Professor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as the Reverend Thomas Dale,at University College,London,in 1828.
Thus the change in meaning of the term“literature”hindered in English the adoption of the term“comparative literature,”while“comparative politics,”prominently advocated by the historian E.A.Freeman in 1873,was quite acceptable,as was“comparative grammar,”which appeared on the title page of a translation of Franz Bopp’s Comparative Grammar ofSanskrit,Zend,Greek,etc.,in 1844.
In France the story was different;there littcrature for a long time preserved the meaning of literary study.Voltaire,in his unfinished article on Littcrature for his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1764-1772），defines literature as“a knowledge of the works of taste,a smattering of history,poetry,eloquence,and criticism,”and he distinguishes it from“la belle littcrature,”which relates to“objects of beauty,to poetry,eloquence and well-written history.”Voltaire’s follower,Jean-François Marmontel,who wrote the main literary articles for the great Encyclopcdie,which were collected as Elcments de littcrature（1787），clearly uses littcrature as meaning“a knowledge of belles lettres,”which he contrasts with erudition.“With wit,talent and taste,”he avows,“one can produce ingenious works,without any erudition,and with little literature.”Thus it was possible earl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form the combination littcrature comparce,which was apparently suggested by Cuvier’s famous Anatomie comparce（1800）or Degcrando’s Historie comparce des systèmes de philosophie（1804）.In 1816 two compilers,Noël and Laplace,published a series of anthologies from French,classical,and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the otherwise unused and unexplained title page:Cours de littcrature comparce.Charles Pougens,in Lettres philosophiques à Madame xxx sur divers sujets de morale et littcrature（1826），complained that there is no work on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he can recommend:“un cours de littcrature comme je l’entends,c’est-a-dire,un cours de littcrature comparce.”
The man,however,who gave the term currency in France was undoubtedly AbelFrançois Villemain,whose course in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was a tremendous success at the Sorbonne in the late twenties.It was published in 1828-1829 as Tableau de la littcature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in 4 volumes,with even the flattering reactions of the audience inserted（“Vifs applaudissements.On rit.”）.There he uses several times tableau comparc,ctudes comparces,histoire comparce,but also littcrature comparce in praising the Chancelier Daguesseau for his“vastes ctudes de philosophie,d’histoire,de littcrature comparce.”In the second lecture series,Tableau de la littcature au moyen age en France,en Italie,en Espagne et en Angleterre（2 volumes,1830），he speaks again of“amateurs de la littcrature comparce,”and in the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in 1840,Villemain,not incorrectly,boasts that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French university an attempt at an“analyse comparce”of several modern literatures was made.
After Villemain the term was used fairly frequently.Philarète Chasles delivered an inaugural lecture at the Athcnce in 1835:in the printed version in the Revue de Paris,the course is called”Littcrature ctrangère comparce.”Adolphe-Louis de Puibusque wrote a two-volume Histoire comparce de la littcrature française et espagnole（1843），where he quotes Villemain,the perpetual Secretary of the French Academy,as settling the question.The term comparative,however,seems to have for a time competed with comparce.J.-J.Ampère,in his 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pocsie（1830），speaks of“l’histoire comparative des arts et de la littcrature”but later also uses the other term in the title of his Histoire de la littcrature française au moyen age comparce aux littcratures ctrangères（1841）.The decisive text in favor of the term littcrature comparce is in SainteBeuve’s very late article,an obituary of Ampère,in the Revue des deux mondes in 1868.
（Renc Wellek,Discriminations: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
◉张隆溪
【导读】本文节选自著名学者张隆溪的《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阐发的则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亚洲阶段的思想方法。张隆溪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张隆溪早年在北京大学就读和工作期间，曾当面受教于杨周翰、钱锺书、朱光潜等著名学术大师，因而对钱先生关于比较文学的见解有深刻的领悟。《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一文梳理了钱先生关于比较文学性质与研究方法的真知灼见。全文脉络清晰，简单易读，篇幅较短。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钱锺书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述处处结合中国比较文学新领域的开拓，比如近代史之前的中西交流，西方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元素，再如五四之后积极接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文学创作也是比较文学的好题材；相比更为重要的领域则在于中西之间的翻译实践、翻译研究以及比较诗学。钱锺书先生尤为强调的是有关“比较文学”的实践性研究，希望学者不要仅仅停留在对中西比较的学理性的讨论上。
比较文学在西方发展较早，它的史前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而作为一门学科，也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在法国和德国逐渐形成。比较文学是超出个别民族文学范围的研究，因此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是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从历史上来看，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早期的法国学者强调rapports de fait[实际联系]，德国学者强调研究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比较的文学史]，都说明了这种情况。钱锺书先生说他自己在著作里从未提倡过“比较文学”，而只应用过比较文学里的一些方法。“比较”是从事研究工作包括文学研究所必需的方法，诗和散文、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戏剧和小说等，都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钱先生认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中外文化交流开始得很早，佛教在汉代已传入中国，而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于元世祖时来中国，则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发生巨大影响，在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它是西方最重要的、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有关东方的记载。研究马可·波罗的权威学者本涅狄多（I.F.Benedetto）曾把马可·波罗的《游记》与但丁《神曲》和托马斯·阿奎那《神学总汇》（Summa Theologica）并举为中世纪文化的三大“总结”，并非过奖。在《神曲·天堂篇》第八章，但丁描写金星天里一个幸福的灵魂为欢乐之光辉包裹，如吐丝自缚的蚕，这个新奇比喻毫无疑问是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
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还有大量工作可做的研究领域。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严复、林纾的翻译在整个文化界都很有影响，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有意识地利用西方文化、包括俄国和东欧国家文学的外来影响冲击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国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闻一多以及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许许多多作家、诗人和理论家，都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做了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郭沫若自己曾说他写诗受泰戈尔、歌德和惠特曼影响……因此，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不是来源出处的简单考据，而是通过这种研究认识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就中外文学，尤其是中西文学的比较而言，直接影响的研究毕竟是范围有限的领域，而比较文学如果仅仅局限于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的研究，按韦勒克（Renc Wellek）讥诮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文学“外贸”（the“foreign trade”of literatures）。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littcrature gcncrale）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唯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钱锺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各国文学要真正沟通，必须打破语言的障碍，所以文学翻译是必然的途径，也是比较文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见《旧文四篇》）一文中，对文学翻译问题提出了许多见解，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先生在谈到翻译问题时，认为我们不仅应当重视翻译，努力提高译文质量，而且应当注意研究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在各国翻译史里，早期的译作往往相当于译述或改写，以求把外国事物变得尽量接近“国货”，以便本国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态度不可谓不严肃，“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实际上加进了许多译者自己的阐释。林纾根本不懂外文，他的译作是根据别人的口述写成，遇到他认为原作字句意犹未尽的地方，往往根据自己作文标准和“古文义法”为原作者润笔甚至改写。英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翻译，这种改译的例子也很多……
比较文学在我国真正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内的事，而一旦大家注意起来，希望促其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对于比较文学的性质、内容、方法等理论问题，就有探讨的必要。钱锺书先生借用法国已故比较学者伽列（J.M.Carrc）的话说：“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La littcrature comparce n’est pas la comparaison littcraire）。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事实上，比较不仅在求其同，也在存其异，即所谓“对比文学”（contrastive literature）。正是在明辨异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特点。不仅如此，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应能加深对作家和作品的认识，对某一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这就要求作品的比较与产生作品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时代心理和作者个人心理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换言之，文学之间的比较应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虑到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联系。因此，钱先生认为，向我国文学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介绍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大学开设比较文学导论课程，是目前急待进行的工作。同时，他又希望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同志努力加深文学修养和理论修养，实际去从事具体的比较研究，而不要停留在谈论比较文学的必要性和一般原理上。正像哈利·列文（Harry Levin）所说那样，Nunc age:是时候了，去实际地把文学作比较吧。
（读书，1981（6）：132-138.）
1.Henry H.H.Remark.Comparative Literature: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M].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1.
本文是亨利·雷马克，甚至是“美国学派”理论的核心所在。在文中，作者全面阐释了平行研究的立场，认为比较文学暂且还不是一个拥有严格规则的独立学科，而是一座把那些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联结起来的桥梁。因此，比较文学应从不同领域的方面来扩大研究范畴。文章探讨了民族文学、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区分，并强调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应该越过区分，多去涉猎别国文学或者和文学有关的其他领域。
2.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该书是韦斯坦因以1968年德文版的《比较文学导论》为基础删减、修改而成的。作者特别在序言中强调了变动的原委，指出德文版遵照克罗齐和韦勒克的观点，认为比较文学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只能作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一个特殊分支。而在这本书中，他不仅修正了原来的观点，而且强调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意义。全书共分七章，分别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定义、渊源、背景和方法论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