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区别从行吟诗人的歌咏发展起来的诗，从骑士制度和基督教出来的诗，“浪漫的”这个词，新近被介绍到了德国。假如我们不承认异教和基督教、北方和南方、古代和中世纪、骑士制度和希腊与罗马制度分占文学这块领土的话。想以一种哲学观点来评论古代鉴尝和现代鉴尝，我们也就决办不到了。

“古典的”这个词，我们有时当作“完美的”同义语。我现在用这个词，又是一种涵义，那就是：把古典诗看成古人的诗。把浪漫诗看成和骑士传统有相当关联的诗，这种分法同样适用于世界的两个时代：基督教兴起以前的时代和基督教兴起以后的时代。

我们根据各种德国作品，还把古典诗比作雕刻，浪漫诗比作绘画；总之，人类精神从拜物的宗教到崇灵的宗教，从自然到唯灵的进程，我们用了种种方式来说明它的特征。

拉丁国家中间最有教化的国家是法国，法国倾向于从希腊人和罗马人那边模仿来的古典诗。日耳曼国家中间最显赫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喜欢浪漫与骑士诗，以有这一类杰作自豪。这两类诗，哪一类值得特别称许，我现在也不想作什么评判：关于这一点，指出鉴赏的多样性不光来自偶然因素，也不光来自想象和思想的原始根源，也就够了。

史诗和古人的悲剧有一种单纯性质，这种性质和人们在这一时期与自然打成一片有关系，以为自己受命运支配，就像自然受必然所支配一样。人不大思索，总是把他的灵魂的行动露在外头；良心本身就用外在的事物来象征，复仇女神们的火炬，在罪人们的头上，摇撼着疚心，在古代，事变起绝对作用；也就是到了现代，性格才占到更多的位置；左思右想的思维经常吞噬我们，就像秃鹫吞噬普罗米修斯一样；古人的户籍和身份，表现出来的关系，是清楚的、明显的；这种思维和这种关系万一到了一起的话，不像思维，倒像疯狂了。

在艺术起始的阶段，人在希腊从事的，只是一些孤立的雕像；组合是更后才形成的。我们即使说，当时任何艺术都没有组合，也不见得就不正确。被表现的事物一个接连一个，像浮雕一样，没有配合、没有任何种类的交错。自然被人格化了；水仙住在溪涧里，木仙住在森林里；而自然同时也把人抢了过来，我们未尝不可以说：他像急流、像闪电、像火山，因为使他行动的，是一种自己做不了主的冲动，这里没有能改变他的行动的动机或者前后次序的思维。我们不妨说，古人的灵魂是有形体的。它的每一个动作全是强烈的、直接的、明确的。基督教培养出来的人心就两样了：现代人从基督教的忏悔中养成了不断反省的习惯。

但是要想表明完全属于内在的存在，就必须有大量错综复杂的事实。以种种形象来表现灵魂内的千变万化。假如古人的单纯还照样控制着我们今天的美术，我们一方面得不到使古人不同于后人的原始力量，一方面还失去了我们的灵魂所能感受的亲切与繁复的情绪。现代人的艺术的单纯，很容易变冰冷、变抽象的，而古人的单纯却充满了生命。荣誉和爱情、勇猛和怜悯是区别骑士的基督教的感情；灵魂的这些情况，只能通过危险、功绩、恋爱、祸殃，总之，不断作成画面变化的浪漫兴趣，才能让人看清楚了。所以从许多观点看来，浪漫诗里的艺术效果的根源是不同的：统治前者的是命运，统治后者的是上天；命运不看重人的感情，上天只凭感情判断行动，命运既盲且聋，永远和生人作对；上帝回答着我们的心的问话，统率着有条有理的布局，既然必须描写命运的玩物或者这种布局，诗怎么会不创造一个性质不同的世界出来？

异教诗应当像外在的事物那样单纯、显著；基督教诗需要虹的不和浮云混淆的彩色。古人的诗，作为艺术，更加纯洁；现代人的诗让人流下更多的眼泪。不过对于我们，问题不在古典诗与浪漫诗本身，而在古典诗的模拟与浪漫诗的感兴。古人的文学，到了现代人身上，是一种移植文学；浪漫或者骑士文学，在我们这边。土生土长，是我们的宗教和我们的制度让它开花的，模拟古人的作家要遵守鉴赏的最严格的规则；因为不能参考他们本人的性格或者他们本人的回忆，古人的杰作所能适用的法则，他们也就非适应不可，虽然产生这些杰作的政治与宗教的环境完全变了。不过这些拟古诗，尽管完美，很少家喻户晓的，因为它们一点也不结合本国人目前的需要。

在所有现代诗里，法国诗是最古典的，也是唯一没有流传到民间的诗，威尼斯的船夫唱着塔索 的诗句；各个阶级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背得出卡尔德隆 和卡蒙斯 的诗行。莎士比亚在英国，得到了人民的称道，也得到统治阶级的称道，歌德和毕尔格 的诗被谱成了乐章；从莱茵河岸到波罗的海。你听见人在吟来唱去。我们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有修养的人都称道我们法国诗人；可是平民，甚至于市民，也完全不晓得他们，因为艺术在法国，不像在旁的国家那样，是本土的土著，而艺术的美丽却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

有些法国批评家，认为日耳曼民族的文学，还停留在艺术的幼稚时期，这种意见完全错误，精通古人的语言和作品的人们，一定晓得他们采用或抛弃的文体的优、缺点，可是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习惯以及他们的理论，又引导他们喜爱以骑士的回忆和中世纪的奇异为基础的文学，甚于喜爱建立在希腊神话基础之上的文学，浪漫文学是唯一还有完美可能的文学，因为它把根扎在我们自己的土壤，是唯一能成长和重新向荣的文学：它表现我们的宗教；它追忆我们的历史；它的根源是老而不古。

古典诗想感动我们，一定要通过异教的回忆；日耳曼人的诗是美术的基督教时代：它用我们个人的印象来感动我们：从它这里得来灵感的天才，立刻就打动我们的心，似乎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召唤回来，就像召唤一个幽灵、那最强大与最可怖的幽灵一样。

附志： 这篇短论选自德·斯达尔（De Staël，1766—1817）夫人的《论德国》；它构成卷二第十一章。法国浪漫主义的形成，《论德国》这部书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从这篇短论可以看出她对希腊和罗马文学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她介绍了也肯定了日耳曼文学，给法国陈陈相因的文坛带来了一新耳目的新的天地。伏尔泰介绍了英国，特别是莎士比亚和牛顿，但是很快就又否定了莎士比亚。古典主义的偏好和法国第一的自尊心阻碍了他。德·斯达尔夫人介绍北方文学的时候，不但有热情，而且有独到的见地，她继续了十七世纪末叶的“古今之争”，她站在“今”这方面：我们从这篇短论就体会出她的说法。同时她还具体地发挥了孟德斯鸠提出来的环境影响的说法：我们从这篇短论也可以明确这一点。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她提出“浪漫的”这个字样，加以具体解释，并因而和“古典的”对立，又进一步从“现代人”的立场，否定了对古人作品的模拟。当然她还站在宗教立场来说明她的观点，这就难免显出了武断的情况。

《论德国》这部名著在1810年印好，但是拿破仑派人把印出来的书给销毁了，同时也把她给驱逐出境了。1813年，书又在伦敦印行。

译者 Cq7XrivRg/E4AUXFWH79+jf0vjiiLqBgFcTPhmpKtHdMj4xYANNPCwJRvBWBSz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