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陵直捣王庭解析汉匈战争背后的军政体系

作者：原廓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事业（不管它涉及的方面多么广泛，即使一个民族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参加这个事业，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它与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活动是不一样的。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楔子 直王庭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东浚稽山山脚下（今蒙古国境内阿尔泰山脉中段）出现了一支孤零零的汉朝军队。

这支军队的指挥官名叫李陵，著名的飞将军李广是他的祖父。当时李陵的官职是骑都尉，也就是汉帝国禁卫军骑兵部队的指挥官。可以说，他是当时汉帝国最具人望的青年骑兵指挥官，可现在他的麾下，却只有五千步兵。

李陵带领着这支军队已经出塞三十天了，总行程一千余里。

自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之战起，汉帝国对匈奴的反击战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十四年。期间，汉帝国军队对匈奴人已经发动过无数次各种各样的攻击作战。但像这样只派出五千步兵深入草原却是第一次。

本来，李陵一开始的作战任务是为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三万骑兵提供后勤辎重保障。但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却决心不依托骑兵，以汉家儿男的传统作战方式来挑战匈奴帝国。李陵在汉武帝刘彻面前许下这样的宏愿：“我愿以少击众，率领五千步兵去直捣匈奴的单于王庭！”现在，李陵正在践行他的诺言，因为东浚稽山再往北，就是匈奴帝国单于王庭所在。

匈奴虽是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但自匈奴第一个单于——头曼单于时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其后，冒顿单于建立匈奴帝国，便有了单于王庭、茏城（亦作“龙城”）和蹛林 之设。

《史记·匈奴列传》载，每到一年的开始，匈奴的各级首领们就会聚于单于王庭，召开会议。到了每年的五月，他们会大会茏城，祭祀祖先、天地和鬼神。到了秋天马肥膘厚之时，匈奴人又将大会蹛林，检阅人马牲畜。可见单于王庭、茏城和蹛林分别是匈奴的政治、礼仪和经济中心。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记载，天贺三年（公元924年），“六月乙酉，（辽太祖）大举征吐浑、党项、鞑靼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秋七月辛亥，曷剌等击素昆那山东部族，破之。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麃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蹛林。丙午，……略地西南。”

契丹人所说的“古单于国”就是匈奴帝国单于王庭的故址。根据考证，匈奴王庭位于现在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市以北，燕然山（今杭爱山）与安侯河交汇处附近。

直捣王庭，意味着李陵和他的五千步兵已经深入匈奴帝国的心脏地带。不过，他们的行动虽然极其勇敢，却并非有勇无谋，因为这是一次一箭双雕式的远征。李陵和五千名步兵的任务，就是在规定期限里，以冒进的偏师，吸引匈奴的注意力。其战略目标是，牵制匈奴军队，令其无法集中兵力，以辅助西线汉军主力的作战。

李陵部队同时执行着战略侦查任务。他们既要观察匈奴的军势，又要将匈奴王庭附近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为将来的战略打击做准备。因此，李陵带领着这支军队走走停停，用了三十天的时间，将沿途一千余里的山川地形绘制成了地图。

现在约定的期限已经到了。相关地图也已经被使者送回了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呈献给了汉武帝。于是，李陵命令部下开始班师回朝，向朔方郡高阙关（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石兰计的狼山山口）西北的受降城前进，以期休整部队。可远方莫名扬起的沙尘和大地突如其来的震动，却带来了不祥的预示。

李陵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前出吸引匈奴军队注意力的时候，西线战局已经发生了巨变。

西线的三万汉军骑兵主力，在李广利的率领下，出酒泉，沿祁连山北麓向西北方向进军。汉军先在天山附近击败了匈奴的右贤王，斩杀俘虏了一万多敌人。得胜的西线汉军却遭遇了匈奴且鞮侯单于与左右贤王主力的合围。汉军被围数日，苦战不得脱困，粮草消耗殆尽。多亏勇将赵充国率领数百精锐，陷阵猛攻，突破了匈奴的包围圈，李广利又率军跟进，才突出重围，可是西路汉军已经损失了十之六七。

现在匈奴且鞮侯单于正率领着得胜的三万本部骑兵，从几千里外的天山返回王庭。五千名成长于汉地的农家子弟，即将直面三万名来自大漠草原，自称“天之骄子”的游牧骑手的挑战。

这是匈奴赌上尊严和国运的一战，也是汉军彰显军威和豪气的一战。匈奴帝国先后投入且鞮侯单于部和左右贤王部的八万骑兵。战况之激烈，匈奴单于都为之胆寒夺气，以至于向来吝惜笔墨的中国史书，第一次非常详细地记述了李陵与匈奴大军十多天激战的详情。这也是中国军事史上，对外作战最早和最为详细的战例战术记载。

一 牧人的战争

李陵这次深入匈奴帝国腹心的军事行动，被司马迁评价为“横挑强胡”，也就是勇敢凶悍地挑战强大的匈奴人。这次战斗也是汉匈两大帝国长达三个世纪的激烈碰撞与殊死对决的缩影。

这是一场深浸在血泊当中的碰撞与对决。

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侵扰上郡，杀掠人民。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大举入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众。此后匈奴日骄，每岁入边，杀掠甚多，云中辽东最甚，每郡达万人。

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杀掠甚众。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二万骑攻入汉，杀辽西太守，掠二千余人。又入渔阳、雁门，杀掠三千余人。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入上谷、渔阳，杀掠千余人。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入代郡，掠千余人；秋，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复入代郡、定襄、上郡，杀掠数千人。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入代郡掠千余人。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入代郡、雁门，杀掠数百人。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入右北平、定襄，杀掠千余人。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掠数千人。

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入五原，杀掠数千人。

……

……

东汉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

诸如此类的残酷杀掠，记满了中国的史书。

同样地，汉民族的反击也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卫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匈奴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匈奴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卫青将六将军，出塞六百里，击匈奴右贤王。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一万五千馀人，畜数千百万。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卫青为大将军。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出定襄，斩首数千级而还。月馀，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一万馀人。

同年，霍去病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过焉支山千有馀里，杀匈奴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馀级，收休屠祭天金人。

夏，霍去病复将数万骑，深入匈奴两千多里。攻祁连山，得匈奴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各五万骑，直穿沙漠攻击匈奴。卫青与单于主力对决，击败伊稚斜单于，斩捕匈奴首虏一万九千级。霍去病出代郡二千馀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胜，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馀级。

本初三年（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公主）、名王、犁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

……

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车骑将军窦宪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

在这些数字和记录背后，是无数名汉匈战士的尸骸和鲜血。在这厚厚尸骸和浓浓鲜血的深处，其实更是农人与牧人自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18世纪里宿命对决的缩影。

英国人约翰·基根在他的《战争史》中作了如此描述：“自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开始。在此后两千多年里，自欧亚大草原涌出的牧人，开创了一个针对农人的可怕循环。牧人所带来的袭击、劫掠、杀戮和有时征服，反复折磨着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外缘。”

斯基泰人，也译为西徐亚人、锡西厄人或塞西亚人，中国的史料中将他们称作塞种人。斯基泰人是从希腊古典时代起就生活在欧洲东北部东欧大草原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他们是所有牧人的先驱，据信，骑术与奶酪等皆出于其发明。

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曾大举入侵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斯基泰骑兵恣意驰骋于现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到伊朗的米底一带，威胁整个西亚将近七十年。

公元前6世纪，在西亚称雄三十多年的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与斯基泰人的马萨盖特部落交锋。这个由托米丽斯女王统治的部落击败了波斯人，砍下了居鲁士大帝的头颅。居鲁士的继任者，“王中之王、诸国之王”大流士一世，也是因为在对斯基泰人的战争中受挫，才向西打上了希腊人的主意。

甚至亚历山大大帝也在斯基泰人的手下吃过苦头。古希腊人阿里安在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一书中，记述了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进军中亚时遇到的斯基泰人的顽强抵抗。

在雅克萨提斯河岸，有些分散到各处去收集粮草的马其顿部队被斯基泰人杀了。于是亚历山大带着部队去攻打他们。初期的攻击很快被斯基泰人齐发的箭矢打退，马其顿人受伤很多。甚至亚历山大本人的小腿也被一支箭射穿，腿骨部分被射得粉碎。

自从这次受伤之后，原本喜欢冲锋在一线的亚历山大大帝却鲜有带队冲锋之举了。由此可见这次受伤对亚历山大的影响之深。

亚历山大麾下的军队也曾吃过斯基泰人的苦头。

马其顿人的军官急于要把敌人全部赶跑，就匆忙追上去，贸然地对斯基泰人发动了全面攻击。在靠近斯基泰沙漠的一片平地上，斯基泰人把部队摆好了阵势。斯基泰人的战术并不是消极地等待敌人来攻，也不只是准备在敌人发动攻击后发动反击。

斯基泰骑兵一见马其顿部队来了，就催动战马，围着马其顿步兵方阵兜圈子，不停地向他们猛射箭雨。当马其顿人的骑兵向他们冲击时，斯基泰人很轻易地躲开了。因为斯基泰人的战马精力充沛，所以跑得很快。但是马其顿人的战马则因长途跋涉，又缺少草料，早已疲惫不堪。因此，不论马其顿人想守住阵地还是要撤退，斯基泰人都连续不断地向他们猛冲猛射。慢慢地，因为大批士兵已中箭负伤，有些已经倒地不起。于是马其顿的军官们就把部队集合成方阵，向附近的一条河撤退。河边有一个山谷，山谷里树木很多，这样马其顿人就不太容易被斯基泰人射到，马其顿步兵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时，马其顿人的骑兵指挥官在斯基泰人的压力之下，未经请示就擅自下令骑兵先行渡河，企图躲避斯基泰人的箭雨。结果，马其顿步兵也在未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跟在骑兵后边渡河撤退。

撤退变成了溃退，很多马其顿人在慌乱中，从悬崖般的河岸上，纷纷跳到河里。骑在马上的斯基泰人看到马其顿部队犯了错误，就快马加鞭，从四面八方冲入河中。有的斯基泰人去追击那些已经过了河并正在继续撤退的马其顿人。有的斯基泰人就横列河中，把那些正要过河的马其顿人拖到水里。在两翼的斯基泰人从岸上向马其顿人拼命射箭，追杀那些刚进入河中的人。最后，马其顿部队走投无路，只能集中到河心一个小岛上躲避。斯基泰人蜂拥而至，把马其顿人全部射死。有几个马其顿人被活捉，立刻也都被砍死。

斯基泰人对马其顿人的这次胜利，就像约翰·基根描述的那样：“牧人们以五倍于步行的速度驰骋于战场。他们将远程奔袭、战场快速迂回、高效投射技术，以及人与马的协调互动等这些惊心动魄的概念带给战争。”

牧人的战争没有任何仪式和典礼的意味。他们追求的是迅速、彻底和没有英雄色彩的胜利。避免英雄式展示差不多是牧人共同的规则。比如，成吉思汗本人只在崛起前期受过一次箭伤，此后战斗中却从不身先士卒甘冒风险。

十字军战士也曾懊恼地发现，游牧民族战术中一项令人迷惑的特征就是，其统帅在典型的新月形阵列中的位置无法辨认。因为牧人的首领通常很不显眼地远离战场中央，而不像亚历山大或狮心王理查那样，奋战在战场中央。

像斯基泰人这样的游牧民族之所以能施展这种非接触式的战术，依靠的是两样东西——战马和弓箭。根据考古研究，历史学家们发现，斯基泰人骑的一般是肩高1.4米左右、头颈肩膀都很粗大的战马；他们用的是一种很小的反曲复合弓，长度仅有75—100厘米，箭头是青铜的，呈三棱型。一些墓葬中，这些箭头甚至嵌入死者的颅骨和脊骨深达2—3厘米。可见斯基泰人弓箭的凶狠。

此外，斯基泰人一般还装备一把剑和几支标枪。斯基泰人的王公贵族一般穿戴西亚或希腊风格的铠甲、头盔，而大部分斯基泰人是不穿铠甲的，除非他曾经有过缴获。不过一些斯基泰人会携带蒙有兽皮的木质盾牌。总体而言，斯基泰骑兵是轻骑兵，人和马都缺乏防护。

斯基泰人的一些战场风格还影响到了后来的牧人们。每一位年轻的斯基泰男子要被认为是成年人，就必须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并且饮用他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任何一个斯基泰战士若是想要晋升，就必须杀死一名敌人，并砍下敌人的头颅带到君王面前，君王会论头颅数量行赏。

因为头颅不好保存，斯基泰人又发展出割头皮的习俗。他们会将受害者的整块头皮割下来，经过处理后吊在缰绳等显眼的位置。头皮被割下后的头颅有更加实用的用途。斯基泰人会将敌人的头颅从眉骨、耳朵上方一线锯开，将颅腔制作成喝酒用的碗。甚至富有的斯基泰人会在“头颅碗”的内壁镀上黄金。这种野蛮的习俗后来也在匈奴人中出现。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匈奴老上单于在杀死月氏国的国王后，将国王的头做成了“头颅碗”。

◎ 一个年轻的斯基泰战士杀死了他的第一个敌人（一个马其顿方阵兵）。

◎ 一个斯基泰战士割下了敌人（一个色雷斯人）的头皮。

二 大漠上的苍狼

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斯基泰人晚兴起的匈奴人，是前者的学生。

战争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事情，匈奴帝国的军事体制渗透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匈奴单于既是匈奴帝国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事首领。单于主持下建立的政权系统，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单于属下的匈奴贵族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

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侯等二十四个中央高级官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这些官员同时也是领主，他们各有封地，虽然名称不一，但共同特点是每个领主都是骑兵统帅，也就是万骑长。“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匈奴最基层的单位是帐，一帐是一个五口之家，相当于汉帝国的一户。每帐要提供一名以上的骑兵。匈奴的什长领十帐之兵，是最小的作战单位；什长以上为百长，领兵约百人，百长以上为千长，统兵千人。千长由那二十四个万骑长统率，或由匈奴单于直辖。匈奴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也都由其所率领的骑兵多寡决定。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兵，对农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称雄的年代，马镫和马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匈奴骑兵都是骑在光背战马上，或者最多垫一块皮垫。因此骑手就不得不依靠双腿夹紧战马，以使自己保持在马背上。这种技术被称为骣骑，是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骑术。

驾驭没有马镫的战马驰骋、射箭，是现在的特技演员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就算借助马镫，普通人要想掌握骑马射箭技术也需要长期的练习。可是骣骑骑射对匈奴战士来说，却仿佛是一项天生就具备的战斗技能。可以说，匈奴人的生活就是军训。就如恩格斯所说：“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 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了匈奴人一种天然的生存方式。因此，每个成年男子既是生产者，更是战士。

骑马、放牧和射猎是每个游牧民的基本生活技能。匈奴人从小就先练习骑羊，射猎小鸟和野兽，长大开始学骑马，射猎更大的野兽。从小的狩猎生活和训练培养了匈奴人优良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畜牧生活能培养一个人的管理统筹能力和团队配合意识，这也为匈奴人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以服从指挥、协同配合为第一要务的军事生活。另外，每年的一三九月，匈奴的各个部落还要举行大会，进行集中训练和比试。大会还会组织集体围猎，作为军事演习。

因此，普通匈奴人非常习惯平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为士兵，冲锋陷阵的生活。匈奴单于不需要付出什么，就拥有源源不断的成熟战士。又由于匈奴的行政组织军政合一，单于及以下各级官吏平时既负责一切行政事务，又组织军队的训练，因此官兵关系密切，无将不知兵，无兵不知将，在战斗中尽可发挥最大的战斗能力。凭借此优势，匈奴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具有极低的战争成本和高效的军事动员体制。

匈奴妇女虽然一般不参与战争，但也能走马射箭。她们常在军中负责后勤和生产。当匈奴大军远征时，妇女们常驱赶牛马随行，“因水草为仓禀”，源源不断地供给后勤补给。这样，便避免了作战中运粮转输之劳，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可以说，整个匈奴帝国就是一个大兵营，战争成本极低，瞬间就能完成从平时到战时的转换。

此外，匈奴在继承斯基泰人军事风俗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改进和创新。比如将“饮用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这一习俗，改成了“斩首虏赐一卮酒”、“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匈奴战士只要参与战斗杀死了敌人，也就获得了参与分配战利品的权利，被劫掠到的人还将成为他的奴隶。而且，匈奴还有“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和“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习俗，谁能将战死同伴的尸体运回去，就能得到战死者的全部家财和人口，丁壮战死后，其孤儿寡母不会流离失所。以上习俗也就免去了骑兵征战的后顾之忧。

因此，匈奴战士的作战意志和决心完全以利益为基础。当有利可图的时候，匈奴人就如同饿狼见到病弱猎物一样，群起而攻之，穷追不舍，直至啃掉猎物身上最后一块肉。可当无利可图，或遭遇强烈抵抗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即四散奔逃，丝毫不觉得耻辱。绝不挑战强者，只欺凌弱者，只有敌人无法还击的时候才会倾注全力——这就是匈奴的战争哲学。没有底线、没有荣誉感，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约翰·基根在《战争史》中如此描述：

一个骑马民族的所有身体合格的成年男性就是军队。一切从大草原出发，打开征服之路、侵入文明地区的骑马民族都是打‘真正的战争’。（他们）缺乏对使用武力的限制，除非彻底胜利，否则不会甘心终战罢兵。他们的战争没有克劳塞维茨式的政治目的，也没有文化上的转换效应，更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发展或社会进步。他们的目的是赢得财富去维持一种不变的生活方式，保持他们的祖先从马上射出第一支箭以来始终不变的天性。他们是为战争而战争的武士，对劫掠、风险和胜利有着动物般的满足与兴奋。

罗马人如此描述他们所面对的游牧对手：

在战斗中，匈奴骑兵（huns）排列成楔形，像是要发动集团冲锋似地推进。突然，他们会分散成小部队发动猛攻，虽然看似杂乱无章，但其实异常凶猛，准确狠辣。而且，他们的攻击速度极快，对手往往猝不及防。当箭射光之后，他们会非常勇猛地投入近身肉搏。

凭借着全民皆兵，军政合一，以及独特的劫掠文化，匈奴人发动战争的成本很小，所得的收益却很大。于是，匈奴人自然成为了大漠上的苍狼。他们建立的匈奴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游牧帝国。整个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起辽东平原朝鲜边界，西至阿尔泰山，深入中亚的咸海、黑海一带，向北远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他们征服了如此广袤的土地和如此众多的民族，以至于匈奴帝国被西域诸国称之为“百蛮大国”。

根据学者林干在《匈奴史》中的推算，匈奴单于大约统治着将近两百万的匈奴人。而学者马长寿在《北狄与匈奴》一书中写道： “匈奴所掠汉人奴隶至少有十多万；西域胡、丁零和西羌奴隶人口之在匈奴者，估计约二十五万；其余乌桓、鲜卑、楼烦、白羊等奴隶在匈奴者亦不下二十万，共计全国奴隶人口构五十五万余。此外，匈奴帝国在草原的内部和边缘还拥有很多被征服和奴役的部落。如东方的乌桓、鲜卑，北方的丁零、鬲昆，还有西方的西域诸多小国和部落。”

依托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匈奴单于可以随时动员起单于本部和二十四个万骑的三十多万骑兵！因此，骄傲的匈奴人以“天之骄子”自称。可大漠草原的物产无法真正供养起这个强悍的帝国。前苏联学者阿纳托尔·M·卡扎诺夫在他的《游牧民与外部世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为人类社会学家们所认同的观点：游牧是一个不能全然自足的经济模式，需要辅助性行业进行补充。

当时牧人所能选择的行业有两个：贸易和劫掠。英国学者约翰·基根对此有过论述。其观点可以简单总结为： “大草原上根本产不出足够的、文明世界所需要的东西。正常商业动机下的贸易根本无法长期维持，最后只能演变成依靠军事手段发起的劫掠。有如十九世纪英国人发现自己处于中英贸易的入超地位，也就是存在贸易逆差之后，就将鸦片硬塞给中国人。当中国政府禁烟之后，英国人就不惜发动‘鸦片战争’。英国人的行为与牧人的劫掠行为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牧人做不到英国人那样精致和周密。因此，对外劫掠，成为游牧帝国的谋生之道。劫掠在牧人当中就变成一件光荣的事情。在牧人与牧人之间相互掠夺的同时，牧人又进行着针对农人的单向掠夺。”

于是，这个被西域诸国称之为“百蛮大国”的可怕帝国成为了汉帝国的心腹大患。两个帝国的边境线与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这里是农牧两种生活的交界区，气候较为温润，土壤肥沃，水草丰润，既能农耕也可游牧。两个帝国，谁掌握了这条线，谁就拥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对于双方来说，双方的战争，是赌上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生存之战。

虽然牧人和农人的第一次剧烈碰撞爆发于匈奴帝国和汉帝国之间，但匈奴人与中原人的交往与冲突其实早就已经开始。根据美国学者狄宇宙在《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中的考证，中原人与匈奴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公元前457年。当时，中原晋国的大贵族赵襄子（战国七雄之赵国的创始人）派兵征服了一个名叫“代”的小国（位于今山西大同与河北蔚县一带）。史记也记载“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胡人就是中原人对于匈奴人先祖的统称）。也就是从那时起，匈奴人与中原人拉开了数百年恩恩怨怨的大幕。

狄宇宙还引用了拉铁摩尔（Lattimore，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的观点。

“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北方民族的‘新名字’反映出非中原民族经济专门化方面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由于中原人之外的民族被扩张的中原人强行驱逐到大草原中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转变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因为一些考古证据显示，在一个长时期内，中国北疆发生了从半定居的农耕—畜牧生活向游牧生活的转变。

尽管在胡人和中原人之间还有一些特有的、难以调和的敌意与距离带来的不和谐关系，但是总体上当时胡人和中原人都是喜欢和平的。大约在从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330年的时期内，胡人还是一个驯顺的善邻，这和后来匈奴人所成为的那种危险族群迥然不同。”

但是随着“胡服骑射”的盛行和战国长城的修建，这种和平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胡服骑射”是赵襄子的子孙赵武灵王进行的一场军事改革，目的是学习胡人服饰和胡人骑射武艺。

这是中原军队在战术上的一次重要革新。中原人在殷商时代就有乘骑之习，也有极其少量的骑兵。但这些骑兵主要是用于驿传及追捕逃奴，没有用于战争。春秋时中原骑兵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数量很少，通常和战车混合编制。到了春秋末期，赵襄子“使延陵王将车骑先之晋阳”（《战国策·赵一》）。将车、骑并提，说明骑兵已开始向独立兵种过渡。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行重大的军事改革后，中原骑兵才迅速崛起。

在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战国七雄中的燕、赵和秦国开始不约而同地在自己国家的北方边境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就是“战国长城”。它作为抵抗胡人侵扰的防御工事，目标是将胡人阻挡在山脉的凹处，好集中力量将其包围起来，进行战斗。如果把“胡服骑射”比喻成矛，那么“战国长城”就是盾。“矛”和“盾”的出现，说明此时的胡人已经从友善的邻居变成了危险的敌人。

“匈奴”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料中就与战争和征服有关。汉代刘向的《说苑》记载了燕昭王元年（公元前312年）的一条史料：“匈奴驱驰于楼烦。”这证明此时匈奴部族已经崛起，匈奴人征服楼烦部落（活跃于今山西省宁武一带）的事情甚至惊动了燕国的君王。

几十年后，进一步崛起和扩张的匈奴人就跟中原人有了直接的冲突。赵孝成王初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大将李牧在代郡和雁门，采取示弱于敌、诱敌深入的战术，大破入侵劫掠的十余万匈奴骑兵。此时的匈奴人虽然已经变得危险，但还不致命，因为他们还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的头曼单于时代，匈奴帝国已经初具规模，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强，南下扩张已是必然之举。但是头曼单于时运不济，迎头就撞上了已经统一中原的强悍的秦帝国。秦帝国为了破除匈奴帝国的威胁，调集兵力，修缮长城，修筑驰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率三十万秦军北击匈奴。第一阶段，秦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东西并进、南北夹击，夺取了匈奴势力薄弱的河套以南地区，推进到北河（今乌加河，当时为黄河的主流道）。第二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又发动了第二阶段攻势。蒙恬率军渡河，击败了匈奴主力，夺取了整个阴山地区和贺兰山高地。

◎ 战国匈奴首领

◎ 秦军击败匈奴

头曼单于迫于秦军的兵锋，只能撤退到阴山以北的漠南地区。公元前209年，冒顿杀死父亲头曼，成为匈奴帝国的新单于，匈奴帝国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秦帝国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于中原。冒顿单于借此良机，向东击灭宿敌东胡人；南并楼烦、白羊王，全部夺回秦将蒙恬所占的河南地；向北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部族；出兵西域消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呼揭各族。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冒顿单于在历史上首次把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区完全统一起来了。等到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起汉帝国时，匈奴帝国已经是拥有近四十万骑兵，并且不断南下劫掠的“可怕巨狼”了。

三 白登之围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为了防备匈奴的进一步南下，准备设置一道缓冲地带。于是刘邦将太原郡和直至北部边界的31个县划给韩王信（与击败项羽的韩信重名，因为他被封为韩王，所以史称韩王信）作为封地，以期韩王信能抵御匈奴。可是当年秋天，匈奴来攻的时候，韩王信却和匈奴约定好共同攻打汉朝。韩王信献出了国都马邑，投降了匈奴，并率军攻打太原。

勃然大怒的刘邦，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亲率32万大军反击。战役的初期，汉军进展顺利，连续击败韩王信的叛军以及叛军与匈奴的联军，甚至还击败了冒顿单于的先头部队。此时已经是冬季，天降大雪。而当时棉衣这类重要御寒物资尚未开始推广，因此，汉军士卒自然缺乏足够的御寒服装。普通汉军战士多被冻伤，甚至有十之二三的士兵被冻掉了手指。汉军的行动越来越迟缓，各部队之间也出现了脱节。

同时，刘邦在连胜之后，中了冒顿单于的示弱诱敌之计，产生了轻敌冒进思想。当刘邦亲率先头部队进驻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南三十里的白登山时，主力20万汉军还停留在楼烦、马邑一线。冒顿单于抓住汉军的这一漏洞，调集整个匈奴帝国的30多万骑兵，将刘邦和汉军先头部队合围在白登山。汉军苦战七日不得突围，情况十分紧急。

后世人有声有色地演绎了刘邦脱困的过程。无计可施的刘邦向随行的谋士陈平求助，陈平建议派人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皇后），让她劝说冒顿解围。汉高祖采用此计，派使者用重金贿赂求见阏氏，并送上一幅美女图。使者说：“汉朝有这样的美女，现在汉朝皇帝的状况非常困厄，打算把这位美女献给单于，以求脱困。”阏氏见图，担心单于得此美女，不再宠爱自己，便劝冒顿解围撤兵。她说：“汉、匈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就算你夺取汉地，可能也会水土不服，无法长住。汉帝被围了七天，军中没有什么慌乱，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不如放他一条生路。”冒顿听后决心动摇，于是将包围圈放开一角，汉高祖刘邦这才顺利逃脱。

其实后世所津津乐道的使者与匈奴阏氏的对话，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提及。相反，司马迁强调“其计秘，世莫得闻”。那个对话的版本，出自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家桓谭的《新论》一书。至于桓谭是如何能将一件发生在将近两百年前，连当时的人都不晓得细节的事情，描绘得如身临其境一般，就不得而知了。

更有意思的是关于白登之围的记述，《史记》中不同篇章各自有着不同角度的细节描写，堪称汉匈历史中的“罗生门”。

（刘邦）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史记·高祖本纪》）

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史记·陈丞相世家》）

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史记·韩（王）信列传》）

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於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 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

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史记·匈奴传》）

但是如果我们综合各方面历史记述，从军事角度而不是从简单的宫斗角度来分析整个“白登之围”，那么，我们就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被后世文人的演绎与想象所层层遮盖的历史真相。

刘邦因为轻敌冒进，与汉军主力脱节，导致整个指挥中枢和前锋被匈奴主力合围。汉军苦战七日不得突围，所带的粮食也要耗尽。在这窘迫之时，刘邦派使者贿赂匈奴阏氏，阏氏劝说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将包围圈放开一角，这些事情都确有其事。但是如果我们只按事情的表面现象去理解，就明显背离了军事常识和冒顿单于的为人性格。

冒顿在当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头曼单于喜爱后妻所生的孩子，就想废了冒顿。于是头曼派冒顿到月氏国当人质，然后故意发兵攻击月氏国，以此借刀杀人。冒顿偷得了月氏人的千里马，才逃脱了月氏人的追杀。

头曼单于见冒顿如此勇壮，就让他当上了万骑长。当上万骑长的冒顿制造了一种名叫“鸣镝”的响箭，然后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出猎时，冒顿射出鸣镝，随从有不随鸣镝射往同一目标的，皆被斩杀。后来冒顿用鸣镝射自己的宝马，随从有不敢射者，也被立斩。再后来，冒顿又用鸣镝射自己的爱妻，随从仍有不敢射者，又被斩杀。最后，当冒顿用鸣镝射父亲头曼单于的宝马，冒顿的随从都没有一个人敢不射了。

这时，冒顿才显露了他的真实目的。他随父亲头曼单于出猎时，用鸣镝射头曼。随从条件反射般都随之放箭，于是头曼单于被射身亡。随后，冒顿又诛杀了后母及那个差点取代他的弟弟，杀光了不服从自己的大臣，自立为匈奴单于。

冒顿刚当上单于，东胡王趁其立足不稳，派使者来索要头曼单于的千里马。冒顿不顾群臣反对，将千里马送给了东胡王。东胡王又索要冒顿单于的阏氏。结果，冒顿不顾周围大臣的反对和气愤，把自己的妻子也送给了东胡王。东胡王认为冒顿软弱可欺，不再将其放在眼里，自然也放松了警惕。过了一段时间，东胡王又来索要匈奴与东胡之间的一块荒弃地。匈奴有大臣认为可以出让，结果冒顿却大怒，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冒顿杀掉了主张让地的大臣，发兵突袭东胡。东胡猝不及防，东胡王被杀，其民众及畜产尽为匈奴所得。

可见，冒顿是一个性格隐忍果敢，下手毒辣凶狠的枭雄。别人珍视的宝马爱妻，他是说杀就杀，说送就送。只要碍到他了，别说随从大臣，就是后母、异母兄弟，甚至亲生父亲，他杀起来也毫不留情。这样一个枭雄，现在调动了全国的兵力与汉帝国进行战略决战，并且已经包围了对方的整个指挥中枢。他怎么可能因为在他看来可以随意杀掉、随意送人的女人的几句话，就中止这么庞大而关乎国运的军事行动？如果冒顿是这样一个视军国大事为儿戏、耳根子软的人，估计早就死在了月氏国，更别说成为“草原苍狼之王”，建立如此强悍的帝国了。

所以，冒顿主动将包围圈放开一个缺口，明显是一个反常举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当一个人有突然的反常举动，那么他一定有更深层次的需求。其实我们综合前面的史料，同时换个角度考虑，就能发现其中的端倪。匈奴面对被包围的刘邦，可谓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当时天气寒冷，汉军非战斗伤亡增多，战斗力下降；地利，指匈奴军队已将汉军重重围困；人和，即匈奴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被围的汉军无法突破匈奴人的包围，可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匈奴人同样也无法突破汉军的防御。这就等于，冒顿单于动员倾国之兵，将刘邦和汉军前军包了饺子，但这个饺子夹生了，吃不掉。同时，汉军后续主力也在源源不断地赶来。等到第七天的时候，被包围的汉军、包围的匈奴人、前来解围的汉军主力，三方形成了一个僵持状态。之前占尽优势的匈奴人反而要担心被汉军内外夹击了。

本来冒顿单于也在等待韩王信叛军的支援，但韩王信的叛军却迟迟不到。背叛者从来都是得不到信任的，韩王信的叛军也是如此。冒顿甚至开始担心叛军和汉军重新联合起来。因此，冒顿单于的战役决心不可能不发生动摇。但冒顿打仗一贯喜欢用假象欺骗敌人，使敌人出现误判，从而打破僵局占据主动。比如他对付东胡人就各种委屈求全，然后突然一击必杀。冒顿对汉军同样也是如此。之前匈奴和汉军的前哨战中，面对汉军战车与骑兵的正面突击，匈奴总是处于下风。因此，冒顿故意进一步示弱于敌，面对着汉朝的使者，故意将精锐隐藏起来，只显露老弱病残，于是成功欺骗了久经战阵的汉高祖刘邦，最终促成了白登之围。

因此，冒顿单于听从阏氏的劝告，主动放开围困一角，极有可能是一个烟雾弹，背后有着更大的杀招。《孙子兵法》曾经说过“围师必阙”，强调包围敌人时，为防止敌军产生拼死作战的决心，要虚留缺口，以动摇敌军指挥官的意志，涣散敌军士兵的斗志。更重要的是，虚留缺口并非放任不管，而是要在敌人逃跑时，发动致命一击，使敌人在仓促逃跑过程中陷入覆灭。冒顿单于应该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大草原上残酷的生存竞争无时无刻不在教授着他这种战争哲学。

草原上的群居猛兽，如狮子和狼，常常会进行类似的围猎。比如狼群捕猎鹿的时候，会先分散于鹿群的四周，全部隐蔽，逐渐逼近鹿群。当靠近之后，一部分狼采取骚扰或追赶的方式，把目标赶往隐蔽好的头狼附近。当鹿奔跑到埋伏的头狼身边时，头狼便开始以偷袭的方式发动必杀一击。一来鹿已经开始慌乱，二来狼出其不意，故而比简单的追赶更加容易得手。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很早就学会了这种需要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的群体作战伏击作战方式。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远征国外的历史著作《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记载道：“凡从事战争者，必先训练使用武器，必须熟于围猎，如何迫近野兽，如何遵守秩序，如何依人数多寡，包围兽类。”

联系冒顿灭亡东胡之前给东胡的“甜头”，从军事角度分析，冒顿在白登之围中给刘邦的这个解围一角的“甜头”，更像是鱼饵。但当时僵持的战局逼迫着身经百战的刘邦只能硬生生吞下这个鱼饵。这时候，陈平出现了。历史上的陈平不是那个后世描写的谋士般的形象。当时他的官职是护军中尉，汉帝国军队里的高级军官。历史上记载的陈平奇计，也不是那个“宫斗奇计”，而是一个重要的战术建议。陈平建议，士兵手持强弩，以战斗队形，徐徐撤出围困。

草原上的哲学是，面对强壮的敌人要主动退让，以减少己方的损害。野狼捕猎时也是让开最强壮的猎物，只攻击病弱者。匈奴的哲学更是如此。面对着围而不乱、退而不溃，严阵以待的汉军阵列，匈奴人找不到发动致命一击的契机。此时，前来救援的汉军也赶到了。因此冒顿单于只能撤兵北返，汉匈两大帝国的第一次碰撞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虽然没有最终的结果，但双方也在这次碰撞中体会到了对方的实力。

在正面战场上，匈奴面对汉军的车骑突击处于下风。面对严阵以待的汉军，匈奴也无法突破其防御，讨到什么便宜。但匈奴却可以通过机动力上的绝对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决定什么时候打、在哪里打，或者通过袭扰、围困来拖垮汉军。细究之下，匈奴所有优势的核心点在于这个游牧帝国掌握着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战争利器——战马。

四 马背上的袭击者

其实直到上个世纪，战马依然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纳粹德国就拥有包括第一骑兵师、第八弗洛里安·盖尔骑兵师在内的多个骑兵师。

战马给骑兵部队带来的速度优势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阿拉伯诺曼马的法国骑兵的大部队（营团规模）一天能走40公里，小部队（连排规模）一天能走60公里左右。而当时的步兵部队行军的标准是一天24公里，急行军为一天40公里。

法军骑兵的行进方式主要有五种：常步、速步、跑步、快跑步和袭步。前四种的速度依次为：100米/分钟、220米/分钟、320米/分钟、420米/分钟，袭步则是以马的全速来跑。跑步、快跑步和袭步主要用于急行军和快速袭击，而且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骑兵长途行军时，一般只采用常步和速步，大概速度就是6千米/小时—13. 2千米/小时。而制约近现代骑兵机动力的主要因素是后勤。因为战马和人一样，都得吃东西。马在自然条件下，可以一整天都吃草。但作战状态下不可能让战马一整天光吃草不打仗，必须让战马在短时间内摄取营养。而且进食时战马要停住，因为饲料是包含大麦、燕麦、高粱、大豆、小麦、干草、蒿和食盐的精饲料，这样的干料，战马边走边吃会呛到。

因此，近现代骑兵部队，每天行军一般5—6小时。战斗状态中，法军战马的大麦平均定量是4800克/马/日。如果战斗持续七天，就需要33. 6千克大麦。这会大大加重战马的负荷，因此一人一马的近现代骑兵，持续行军作战一般不会超过一周。但这个限制对古典时代的游牧帝国军队来说却不是问题，因为游牧骑兵往往是一人多马。从某种角度上说，游牧帝国是由战马所承载的。

中国台湾地区的著名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曾多次到内蒙古及四川进行蒙古族、藏族游牧经济考察和历史田野研究。根据他的考察和研究，马在游牧民族的文化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比如在蒙古社会中马是最尊贵的牲畜。在所有被人类驯养的动物中，除了狗以外，马应是与人类关系最亲密的动物了。马对主人驯服、效忠，据动物行为研究者称，这与马群中的马儿们服从领头雄马之习性有关。马被广泛用于各种类型的游牧中，作为载物、交通以及牧者坐骑之用，马奶也可作为乳品食用。然而马被大量牧养主要还是在欧亚草原，这也是马最原始的栖息地，以及它们最早被人们驯养的地方。

不过对于游牧经济来说，马并不是一种很经济的动物。马的胃只有单胃室，对食物的消化利用不如牛、羊等有反刍胃的动物那样彻底，因此它们消耗草食不甚经济。它们的肉、乳产量与生殖率也不如牛羊。但在大多数游牧社会中，马的肉与乳并非牧养它们的主要目的。比如马与羊在欧亚草原游牧中有密切的共生关系。马在冬季能踢破冰层，得到冰下的牧草，而羊吃草比马接近草根，这样羊能啃食冰层下马吃过的草。另外，据研究，内蒙古地区一个徒步的牧人可照管150—200头羊，但一个骑马的牧人能控制约500头羊；两个骑马牧人合作，可放牧多达2000头羊的羊群。更不用说在没有汽车摩托电话的时代，马卓越的移动力让牧人能利用更广大的、更远的草场资源，可以帮助牧人沟通讯息，并让牧人快速远离危机。因此对于牧人来说，养马已超越“经济”考虑，而蕴含着更多的社会文化意涵与情感——它们被牧民视为忠诚的朋友与伴侣，以及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

王明珂先生曾问一位蒙古族朋友，为何许多蒙古牧人所养的马远超过其生计所需。对此那个牧民的回答十分有趣：“若没有几十上百匹马，出门时就不容易选到一匹宜于乘骑的马。”（一个丈夫或许能因此体会，为何他太太的衣橱中会有那么多的衣服。）又比如根据前苏联学者的统计，20世纪之前，在草原上游牧的哈萨克牧民，每一家有15—30匹马，最富有的拥有3000匹马。以此类推，牧人的军队最大的优势就是以一人多马为常态，能够突破近代骑兵部队受限于后勤的瓶颈。

又比如宋代时，辽军每正军一人，就要备马三匹，其中一匹为战马，以供临阵冲锋交战时骑乘，另二匹为备用马，供平时行军时骑乘。《辽史·兵卫志》中写道，“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侯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馀力”。每一名正军还配有两名管后勤的家丁随军从征，此二人也各有一匹马为坐骑。因而，辽军每一战斗单位（一名正军、两名家丁），要自备五匹马。而这种军马资源上的优势，被蒙古帝国发挥到了极致。

根据《蒙古族古代战争史》的统计， “（蒙古骑兵）从扬子江北岸至保加尔边境，部队集结都是在2个月至3个月完成的。这样部队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到90公里至95公里。它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5天时间，每天的平均速度达到85公里至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10天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5公里到60公里；攻占匈亚利和波兰，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8公里到62公里。”

当然，这样高强度、不计成本的快速行军，是以战马的大量损耗为代价的。1252年9月，忽必烈与将领兀良合台等率军十万人，迂回数千里，远征大理。中国蒙元史研究著名学者方龄贵教授曾经考证，忽必烈在这次远征中，光战马就损失了将近四十万匹。

关于忽必烈大理行军艰险的情状，《元史》所载不多，惟《牧庵集·卷一七·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中有较具体的描写，节录如下：

公（贺仁杰）由是人备宿卫，经吐蕃曼沱，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归由来涂，前行者雪三尺，后至及丈，峻阪踏冰为梯，卫士多徒行，有远至千里外者。比饮至略畔，最诸军亡失马几四十万匹。

不过这种巨大的损耗对于游牧帝国来说，根本不会伤筋动骨。比如辽国道宗年间，“以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至天祚朝，尽管“累与金（女真）战，番汉战马损十六七”，但仍有马“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辽亡后，除被女真掠走的外，塞外尚有马数十万匹，被西迁的耶律大石所得。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帝国自然也是如此。如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公元前 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公元 89年，窦宪破北匈奴单于于私渠比鞮海，“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馀万头”；公元134年，“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获牛、羊十余万头”。以上仅一个地区的一次战役，俘获数量就已十余万甚至上百万。

又比如由汉朝投降匈奴的卫律被匈奴人封为丁灵王，他家牲畜之多，被形容为“马畜弥山”，以山量谷记。由此可见当时匈奴畜牧业的“土豪”程度。那么，普通匈奴人到底拥有多少牲畜呢？经过前苏联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匈奴每人平均拥有的牲畜数与1918年一户蒙古牧民所拥有的牲畜数几乎相同。而在20世纪初，一个五口的蒙古家庭需要14匹马、3匹骆驼、13头牛、90头羊才能生活。我们以前说过，在匈奴时代，这样的一个五口之家，被算作一帐，要提供至少一名骑兵。由此可见，普通的匈奴骑兵就能实现一人五马的“土豪”配置。

匈奴骑兵坐骑的主力是蒙古马。现在这种古老的草原马种依然驰骋于内蒙古草原上。蒙古马普遍肩高13掌，也就是1米3左右。蒙古马体质结实、粗糙，平均体重在300—350公斤，特征是头大额宽，鼻梁平直，耳小直立，颈短厚，背腰平直，臀部短斜，肩短而较立，腹部大，四肢粗壮直立，关节强韧，肌腱发达，蹄质坚实，鬃毛长密。

内蒙古牧业系统曾进行过统一测算，蒙古马的普遍驮载量在100公斤以上，最大拉车挽力可达300公斤。短距极速能达到40千米每小时，10千米只需要花不到15分钟，长距离奔跑8小时可走60千米；优良品种可每小时前进13—15千米，日行150千米。相比之下人的速度就差多了。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2000米是4分49秒99，10千米是26分17秒53。而且这些长跑记录，是在绝对轻负荷状态下达到的。善于步行行军的解放军，5千米武装负重越野，20分钟就已经是优秀成绩。

由此可见，一人五马的匈奴骑兵在那个没有电报和汽车的时代，拥有着情报传输和机动力上的绝对优势。这使得匈奴骑兵能够快速绕过汉军防线，袭击毫无防护的和平居民，然后在大批汉军赶来前撤退。如果汉军追击，匈奴骑兵就会利用机动上的优势，不与汉军正面作战，或偷袭，或袭扰，或快速调集优势兵力合围汉军，甚至不断引诱汉军追击，然后将其引入大漠，使其迷路，靠饥饿和干渴来解决敌人。就像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里所写的一样： “（匈奴）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攻击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

汉高祖刘邦通过“白登之围”的困境，明白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汉帝国力量还很虚弱，还没有实力跟拥有雄厚军事实力，战争成本极低，却又凶狠难缠的匈奴帝国争锋对决。那个时候汉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经过秦末乱世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原大地早已是残破不堪，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急需休养生息。建立在废墟之上的汉帝国国力空虚，财政捉襟见肘，皇帝尚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驾车，大臣亦只能乘坐牛车，内部军事政治环境也很不稳定。

因此，汉帝国只能暂时采取怀柔的“和亲”政策。汉帝国定期从宗室选出女子，以汉帝国公主的名义嫁给匈奴单于。每年汉帝国还需要赠送一定数量的布匹、丝织品、谷物、美酒和金银给匈奴。

但这种和亲政策并没有浇灭匈奴帝国的掠夺野心。匈奴帝国的小股骑兵仍不时入犯燕、赵、代的边境城邑，掳掠人口，抢劫财物，给边地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汉高祖刘邦去世之后，冒顿单于甚至还给汉帝国当政的吕太后送来了充满嘲弄、羞辱的书信，信中声称：你刚死了丈夫，我这边也是一个人过，不如咱们两个人“凑合”过吧！

但是就算面对这样的羞辱，汉帝国也只能暂时隐忍下去。《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中对此作了如下评论：

汉高祖时候国家的软弱，是军事力量的发展还不够强大的结果。这种军事力量的弱小使得匈奴带给他们的危险远远比匈奴本身所具有的危险大得多。

匈奴通过与另外的游牧族敌人的战争，将自己的领土扩大到从满洲里直到黄河西部的大片土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兼并了其他游牧部落，通过对军队进行集中化的结构整顿，匈奴在更有效的军事组织内的武装力量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而汉朝这边，由于士兵们缺乏与匈奴作战的经验，由于指挥官缺乏严明的纪律约束，还由于贵族成员们对皇帝的忠诚不能得到保证，汉高祖军队的战斗力无疑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些因素使得汉朝的军队与匈奴的军队相比，客观上处于劣势。这种情势迫使汉高祖采取安抚的态度，以使汉朝最终能赢得时间建立起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专业化的军队，以保证汉朝取得最后的胜利。

新娘和贿赂都没有能够阻挡匈奴在边境地区发动抢掠和进行迅猛的进攻，他们还在不厌其烦地要求汉朝增加贡品。但是，这种政策使得边境地区的平衡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与大规模的战争相比，其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还是比较轻的。因此，和亲政策是保存经济力量和维护复兴的大汉帝国的领土完整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此可见，汉帝国的忍辱负重其实是在韬光养晦。因为“白登之围”同样告诉了汉帝国，匈奴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汉帝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汉帝国只是在积聚国力中等待着，等待着自己的实力足以击败匈奴帝国的那一天。

经过六十年的忍辱负重和休养生息，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五 汉帝国的力量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了皇帝宝位。此时汉帝国的人口已经从建国初的1300万人，增长到了近3000万人。国家和民间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从京师到边远城邑，粮仓中都装满了五谷，府库中都堆满了财物。国库里的钱累亿万，因为存放太久，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民间马匹成群，骑母马的人都不好意思参加朋友聚会。帝国边境上有三十六个军马场，为帝国提供了将近四十万匹军马。

不过，真正支撑起汉帝国反击战的还是那个带有浓厚古典军国色彩的“耕战”体制。这个体制的开创者，正是那个无比强悍的大秦帝国。对于大秦帝国来说，“耕”与“战”都是国家的命脉所在。可农业生产无法培养出战争所需要的技能，为了战争而进行的军事动员和训练却要影响和破坏农业生产。因此为了平衡农业生产和保家卫国之间的矛盾，大秦帝国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军事动员体制。这套体制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前期军制一样，都是依托自耕农实行“公民兵”模式的义务征兵制。

汉帝国则在这种军事体制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当时，汉帝国的自耕农被称为“编户齐民”，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向国家缴纳税务，承担兵役。同样的，他们也拥有各种政治权利。“编户齐民”里的每个身体健康的男人在成年之后，都要到帝国的军事机构里去办理登记手续——“傅籍”（也叫做“始傅”）。这也代表此人被纳入了整个帝国的“耕战”机器。秦时一般认为男人到了十五岁就是成年了，因此十五岁是秦帝国男子开始登记“傅籍”的年龄。汉帝国一开始也将“始傅”的年龄定在十五岁，后来出于减轻负担，让人民休养生息的考虑，调整到了二十岁。

“傅籍”之后的男子，被称为“更卒”，每年要服一个月的“更卒之役”。这一个月里并不接受军事训练，但要为家乡承担劳役，比如修路、治河、开渠、漕运、运输物资。通过这种集体劳作，可以培养每个男子的团队精神、协作能力、管理统筹能力，养成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的习惯。到了二十三岁，每个“更卒”就要转成“正卒”。正卒首先在汉帝国的地方部队里服役一年，负责当地的防卫和治安，期间将接受一整年的军事训练。

汉帝国的军事训练非常系统和专业。其主要宗旨是“一入习战”到“教成三军”。

首先，要学习兵法与战阵，接受队列、阵形训练。《汉官仪》说：“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官兵皆肄孙吴六十四阵，名曰乘之”。所谓“肄兵”、“讲肄”，主要当指学习兵法。《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总结了先秦时期丰富多彩的实战经验，到了汉代，仍然是兵学的经典。所谓的“习战阵之仪”，就是演练阵法，包括军事编制的序列、队形操练等。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在他的《剑桥战争史》中如此评价：“只有两大文明发明了步兵操练——中国和欧洲！”汉军战士要学习和掌握方、圆、锥形、钩形、雁行、箕形等阵的站位和队列变换，熟悉旗帜金鼓，熟悉用来表明士兵身份位置的章、幡、负羽，这些都是当时军人最基本的技能。

其次，要掌握优秀的单兵格斗技能。汉帝国的战士还要通过练习足球（蹴鞠）、摔跤（角抵）、跳远以及投石来强健体魄，习练弓弩、矛戟、刀剑和空手格斗来增强单兵格斗能力。班固的《汉书》记载，汉代当时的军队武术教科书，也就是“兵技巧书”，多达一百九十九篇，其中有一百多篇“射法”，六篇“空手格斗”，三十八篇“剑法”，甚至还有二十五篇讲授如何通过蹴鞠和角抵来强壮体魄的健身书。

再次，根据个人的特点和专长，接受步兵、骑兵、车兵各种专业技能的训练，然后被赋予“材官”、“骑士”等称号。

最后，还要进行兵种协同演练。步兵、骑兵、车兵混合编队，演练战争攻防。每年的秋天，汉朝军队都要进行大规模的“秋试”，对一年的军事训练进行考核，同时进行实兵军事演习。

汉帝国的男子在担任过一年“正卒”之后，帝国将根据每个正卒的军事素质、家庭财力和家庭里男子的数量，选取质优者，继续为帝国再服役一年。他们或者加入边防军，成为“戍卒”，守卫边境；或者加入中央禁卫军，成为“卫士”，宿卫京师。每个正卒、戍卒、卫士退役之后，将成为预备役，在需要时被征集入伍，一直为帝国服务到五十六岁。在服役期间，这些战士都是脱产的，全部由国家来供养。

依托这种“全民皆兵”“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度，以及预备役、地方卫戍部队、中央禁卫军和边防军的三级军事体制，汉帝国就拥有了源源不断、训练有素的士兵兵源。根据《中国军事通史》和《两汉乡村社会史》的估算，汉帝国在正常状态下，能拥有60—80万正卒、戍卒和卫士。此外，还有同等数量的更卒提供后勤补给和工程杂役。在这些人员身后，还有无数有过两年以上从军经历的预备役战士。

这种“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度，虽然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但如果频繁地征调，必然会影响国家的整体经济运行。因此汉帝国在实行征兵制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募兵制。汉帝国征募那些具有勇敢精神，身体强壮、武艺高强，并且想为国家效力的壮士，在边防军和中央禁卫军里长期服役。这些人由国家提供钱粮来维持生计，成为完全脱产的职业军人。

这种征募的萌芽，其实在秦帝国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2002年，在中国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一批秦代简牍。这些秦简被称为“里耶秦简”。在里耶秦简中，有十二件简牍特别引人注目。这些简牍是秦帝国追讨债务的文书，其债权方是远在关中的阳陵县，而债务人都是从军于迁陵县（今里耶）的阳陵籍普通民众。这十二件简牍编号连续，形制、措辞、纪年亦非常接近，每一件都明确记有“（某某）戍洞庭郡”、“乃移戍所”、“阳陵卒署迁陵”这三句公文。由此看来，这十二名阳陵籍民众是千里迢迢从军于迁陵县的戍卒。

秦代法律规定，如果欠了国家的税金或无法缴纳国家的罚款，可以选择服役作为抵偿。因此，初看之下，这十二名阳陵人之所以到千里之外来当兵，是因为欠了国家的税金，或犯了过错欠了国家的罚款。但根据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司空律》，秦帝国法律规定的服役抵偿标准为：勿需官府提供伙食者，每日服役可抵偿八钱；需要官府提供伙食者，每日服役可抵偿六钱。日本学者堀毅在其所著的《秦汉法制史论考》中曾经以“日居八钱”的标准推算过一年服役的抵偿金额。他认为一年中服役日数实为325天，325×8=2600钱，即使以“日居六钱”的最低标准计算，一年的时间至少应该可以抵偿325×6=1950钱。

据此，细读里耶秦简可以注意到，有个名叫“盐”的士兵，所欠罚款只不过区区384钱。显然，按照上述标准，算上服役期间的公休日，不出三个月，他即可全部还清欠款！而实际上，“盐”跟他的十一位同乡均在迁陵县至少戍守了两年。换而言之，十二名阳陵戍卒中，除了欠罚款较多的“小欬”（11211钱）和“”（7680钱）而外，其余十人早就已经没有债务了。而且，每一件简牍均记有阳陵司空“已訾责其家”或“已訾其家”的讨债记录。假设债务人被远遣他郡服役是为了抵债，依秦律，阳陵司空再去当事人家里作威作福，岂不是非法行径？就算真去讨债，也不写在司法文书上。唯一的解释是：戍卒们临行之前，并没有以兵役抵偿债务的相关协议。而且这些戍卒也没有要退役的迹象。相反，他们似乎还要继续在迁陵戍守下去。说明这十二个阳陵人其实是自愿的“募兵”，也就是靠挣取军饷为生的职业军人。

这些简牍也揭示了募兵制的演变过程：征兵制的戍卒或卫士，因为债务问题选择超期服役，偿还债务。债务还清之后，这些军士被丰厚的超期服役补偿款所吸引，将从军作为了自己的职业。

但要维持汉帝国这样庞大、专业和系统的战争机器，供养如此精锐、强壮的战士，就需要极大的战争成本。就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千里馈粮，日费千金”。相比之下，军事动员成本极低，不需要投入就能大量获得成熟战士的匈奴帝国，理论上要比汉帝国更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

可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对匈奴发动战略反攻开始，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为止，汉帝国一共发动了长达十五年的远征。期间，两位不世名将卫青、霍去病立下了赫赫功勋。

大将军卫青，七次出塞，斩捕首虏五万馀级，收河南地，置朔方郡。

骠骑将军霍去病，凡六出击匈奴，斩捕首虏十一万馀级。降服浑邪王以下数万众，夺取河西酒泉之地。

匈奴帝国遭受沉重打击，只能向西北远遁，躲避汉帝国的兵锋，以至于“漠南无王庭”，汉帝国军队出塞数千里，皆不见一人。汉帝国以数倍于匈奴帝国的战争成本，依然保持将近十五年的战略猛攻，说明其具有无比雄厚的国力。而获得这种国力的诀窍，其实也隐藏于里耶秦简当中。这些简牍不光揭示了秦帝国早期募兵的出现，还提供了更为深层次的信息。

十二个人来到千里之外的异地，其拖欠国家税金和罚款的文书也能随之跟进，而且还能及时更新其家庭信息。可见，秦汉这样的古代军事帝国有着对基层强大的控制力和周密的赋税征收体系。汉帝国从秦帝国那里继承了郡县制，也继承了其对基层严密的控制力和税赋体系。在郡县制中，县一级单位的下面是乡。根据西汉时的统计，全国有1587个县，6623个乡。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层单位，设立有专门的官员，承担行政、司法、治安、税收、教育、劳役、人才选拔和社会福利等多种功能。乡之下每一百户设“里”。“里”有里正，对乡直接负责，管理一百户“编户齐民”。通过县乡里三级体制，国家把整个基层牢牢控制在手中，无论是政策执行、兵役征发，还是缴纳税收，都高效而迅速。

汉帝国对基层的控制力从全民财政登记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当时汉帝国实行严密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乡里的官员会仔细统计“齐户编民”的财政情况，比如车马、田地，房屋等等，然后根据家庭财产的多少将其分为“大家”、“中家”和“小家”。家资在一百万钱以上的是“大家”，家资在十万钱以上的是“中家”（在汉景帝时代被调整为四万钱以上），家资不到四万钱的则是“小家”。汉帝国将根据其财产的多少按比例征收“赀算”（财产税）。按照汉帝国的法律，每万钱的资产要征收一算（一百二十钱），但家资在三万钱以下的“小家”是免征的。从这严密的财产登记和财产税征收制度可以看出汉帝国对基层的强大控制能力。

此外，汉帝国还有田租和人口税。在汉帝国，一开始的田租标准是“十五税一”，也就是征收十五分之一，之后为了休养生息，调整为“三十税一”。人口税则分为成年人（15—56岁）的“算赋”（每人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和未成年人（7—14岁）的“口钱”（每人征收二十钱）。

仅通过以上税收，汉帝国一年就可以收入“四十余万万钱”。算上盐铁专卖等其他各种收入，汉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将近一百四十亿钱。而按照汉帝国的法律规定，一万钱为一金，也就是一万钱的实际价值等同于一斤金子（汉代一斤大约为250克）。汉帝国的经济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依托着这样强大的经济实力，汉帝国用非常丰厚的薪水供养着那些征募来的，具有良好体魄、技能，拥有才智和勇气的职业战士。刚一入伍，官府就必须付给一定的报酬，称为“赏值”、“赐钱”。《明帝纪》曰：“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日常，国家不光负担战士的口粮、衣物、副食，而且动辄就赏赐钱粮，甚至连其家属都由国家供养。

靠着优厚待遇和“军功授爵”制度奖励，汉帝国将来自“中家”以上的“良家子”，帝国最优秀的青年们大量吸收入了军队。这些帝国的中产阶级精英，因为有良好的家境，从小就开始习武锻炼。他们平素张弓踏弩、舞刀弄剑，极具冒险精神，渴望建功立业。这样的“良家子”大量加入军队，自然让汉帝国的边防军和中央禁卫军有了最高质量的骨干和中坚。

可以说，汉帝国这种军事体制是农业文明时期，古代公民义务兵制与职业专业军人制度相结合的最好典范。再加上汉帝国的军队极其强调军功赏赐和严刑峻法，表现勇敢、斩得首级的将士将获得钱物奖赏甚至受封爵位，可如果不服从命令，或因为怯懦退缩而影响战列齐整，则要被处死。因此，当这种动员体制运转起来，汉帝国就彻底转变成了一头可怕的战争巨兽。

这也是为什么汉帝国一直到灭亡还拥有“强汉”威名的原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豪强与官员商贾逐渐勾结在一起，形成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兼并土地，侵占户口，逃避税赋，逐渐剥夺了中原帝国对基层的控制权，最后出现了“皇权不下县”的怪象。以至于汉代之后的中原帝国空有庞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却再也拿不出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来抵御蛮族的侵略。

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汉武帝在积极准备对匈奴反攻的同时，也在打击豪强势力，所以现在还丝毫看不到未来中原帝国那悲剧性的前景。

六 铁上的反击

汉武帝打击豪强的目的很直接，就是让国家拥有更多的财政收入，以便让动员起来的军队装备起最精良的武备。因为汉文帝的智囊、汉景帝的老师和副宰相晁错曾经说过：“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兵器不锋利，跟空手没什么两样；铠甲不坚固，跟没穿没区别；武器装备不好，就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

无独有偶，生活在公元13世纪，代表罗马教皇出使蒙古帝国的意大利主教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曾说：“凡是希望同鞑靼人作战的人应备有下列武器：好的硬弓，弩（他们对弩非常害怕），充足的箭，箭头应该达到足够的硬度。此外，还应该有保护人体的盔甲。”

在农人的努力下，铁矿石被加工制成各种精良的武器装备，为农人武装起无数的专业战士。如果说牧人的侵袭是来自于马背，那么农人的反击就来自于铁砧。两位古人，一东一西，相隔一千四百多年，却给出了相同的论断。因为他们都看穿了与游牧骑兵队作战的诀窍。农人很难拥有牧人那么多的战马和优秀骑射手，但农人却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只要农人找到一种媒介将自己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转换为军事力量，就能拥有击败牧人的实力。这种媒介就是在地表物质中含量高达4. 2%，并且分布广泛的铁矿石。

我们常说的铁其实是铁碳合金，包含生铁、熟铁以及钢。生铁是碳含量在2%以上的铁，虽然硬度很高，却很脆，因此只能铸造成各种器皿，也被称作铸铁。熟铁含碳量在0. 25%以下，便于锻造，但质地很软，不适合制作兵器，也被称作锻铁。古代人所说的钢主要是指碳含量0. 25%—0. 6%的中碳钢和0. 6%—1. 4%的高碳钢。前者硬度足够，韧性很好；后者硬度非常高，韧性足够。

中国出土的最早铁制武器，大约属于商中期，最迟不晚过公元前14世纪。不过其所使用的铁是天上掉下来的陨铁，而不是人工冶炼的铁。

《左传》曾记载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荀寅带了军队在汝水旁边筑城，借此向“国”（国都）中征收军赋“一鼓铁”，用来铸造刑鼎，刻录范宣子制定的《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生铁铸造器物的记载。要用铸型来铸造这样一只刻有《刑书》的大铁鼎，如果冶铁炉上没有鼓风设备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熔化铁矿石需要很高的温度，如果没有鼓风设备，就无法将冶铁炉加热到那么高的温度。

炼铁技术发展的早期，由于炼铁炉小，温度不高，不能使铁矿石熔化，被还原的铁从炉中出来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要冶炼得大量的液体铸铁是比较困难的。在欧洲，直到中世纪中期，由于水力鼓风机械设备的出现，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在公元前6世纪就能铸造刑鼎，说明当时已经使用了比较高大的冶铁炉和先进的鼓风技术，能够提高冶铁炉的温度，炼出大量的液态铸铁来。十分明显，春秋晚期已是冶铁技术有了一定发展的时期，中国冶铁技术的发明，应该远在这时以前。目前考古人员已经在中国境内发现了大量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冶铁遗址，并出土了很多的冶铁制品。

到了战国时代，铁质兵器大量出现。1965年，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铁质兵器与防护装备，其中一些甚至已经达到了钢铁的标准。齐国临淄古城中也有大量的冶铁遗址。

到了秦汉时代，中国人的铸铁技术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光是秦汉时代的铁犁，出土量就比战国时期多了五倍。

汉代铸铁技术飞速发展，更是钢铁兵器普及的时代，在中国盛行了一千多年的青铜兵器退出了历史舞台。

◎ 燕下都遗址中出土的武器和头盔

◎ 在贵州出土的秦汉早期铁质兵器

汉代之前，获得钢一般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世界通用的“块炼法”，其步骤可概括为：块炼铁、渗碳、锻造、淬火。

根据牛津大学《技术史》的记述，古罗马人将铁矿石与木炭混合在一起加热，在加热过程中两者发生还原反应。因为热量不够，加上炉体小，鼓风设备差，因此炉温比较低，不能达到铁的熔炼温度，所以炼出的铁是海绵状的固体熟铁块，因此称为“块炼铁”。这种铁块上面附着了很多炉渣，需要重新加热并锻打成更结实的铁块。这种工艺需反复多次，才能将所有的炉渣排除掉。将这种熟铁渗碳，然后锻造淬火，才能生成钢。不过这种钢更接近于熟铁，有时候会显得比较软。比如曾受古罗马凯撒大帝称赞的古凯尔特铁匠制作的剑，经常在战斗中弯曲而需要不断校直。

块炼法的另一个缺点是能耗高，产量小。据《技术史》记载，在西里西亚，用200磅木炭，花8—10个小时才可以生产出约50磅的半熔状态的铁块。然后还需要25磅木炭，用于下一步的锻造和加热。诺里克姆的罗马熔炉炼的铁块很少有超过100磅的。如果想得到硬铁或钢，则需要加入更多更厚的木炭，熔炼时间也需要加长。为此罗马人不惜花巨资从东方进口十分上等的“中国铁”（罗马人认为其来自中国，所以称为“中国铁”，其实这些钢铁的产地是印度海得拉巴地区）。

另一种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将生铁（铸铁）铸造成型，脱碳退火，形成钢。其步骤可以概括为：生铁、脱碳成钢、锻造、淬火。

中国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发明生铁冶铸术的国家。1923年，瑞典地质学家丁格兰（F. R. Tegengren）在《中国铁矿志》第2编“中国之铁业”中已经指出：“中国炼铁术之发明是否较近东诸国为古虽尚未证明，但中国一知生铁之后，即自发明新法以铸炼之。……中国铸铁工作之通行，盖远在欧洲一千五百年以前。”中国由于商周时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度发展，炉温高到能将铁矿石直接熔化，得到大量含碳量高的铸铁。而在同一时期，欧洲铁匠还在将偶然生成的铸铁当成废品丢掉。当时中国的铁匠会将生铁铸造成薄板状，然后慢慢冷却来脱碳得到钢材，再将钢材反复锻打做成兵器。

总之，以上两种炼钢法的产量和成品率一直不高，很难满足军队武器的大规模需求。到了汉代，一种革命性的新技术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炒钢法”。其步骤可以概括为：生铁、炒炼成钢、锻造、淬火。

这种新技术的秘诀说起来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搅拌”。“炒钢”，也就是把生铁加热到熔化或基本熔化，在熔池中加以搅拌（古人称之为“炒”），借助空气中的氧，把生铁所含的碳给氧化掉，从而炼铁为钢。炒钢技术的出现彻底解决了钢的产量和成品率问题，军队对于钢铁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双重需求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 《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与《东海郡吏员设置簿》

◎ 装备长铩的汉军战士

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所辖东海县尹湾村发现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简牍文书，内有一件《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汉成帝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武库所藏武器装备的统计报告。该报告包括了当时汉帝国军队除水军船具以外的几乎所有武器装备，弓弩箭矢、刀剑矛戟、甲胄盾牌、金鼓旗帜、兵车弩车，应有尽有。

远程武器：

弩：五十三万七千七百零七张

弩矢：一千一百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二十四支

弓：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一张

弓箭：一百一十九万九千三百一十六支

格斗长兵：

矛：五万零一百七十八把

戟类长兵：七万八千三百九十二把

铍：四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二支

铩：两万四千一百七十支

格斗短兵：

剑：九万九千九百零五把

刀：十五万六千一百三十五把

防护装备：

皮甲：十四万两千七百零一套

铁甲：六万三千三百二十四套

头盔：九万八千两百六十二顶

盾牌：十万零二百五十五面

制作铁甲和头盔的甲片：五十八万七千两百九十九片

该集簿“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建设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统计报告，而且是发现在内郡政府文书档案上，其文献价值更非同寻常”。

《汉书·成帝纪》中如淳注引记载： “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置令。” 汉帝国不仅在长安、洛阳建立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而且在边郡、内郡分设武库。因为在《东海郡吏员总簿》或《东海郡吏员设置簿》中都未见有“库令”的设置，因而可知，东海郡武库是汉帝国设在东南沿海，受中央管辖的国家武库，承担着帝国东南方向上的武器战备任务。仅负责东南战略方向的一个中央直辖武库，就能武装起包括六万多名铁铠重装战士和十四万名皮甲中型战士在内的五十万人，并能保证五十万多战士都拥有远程和肉搏两套兵器。那么，更为精锐的中央禁卫军武库又是什么样呢？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考古工作者对长安武库遗址进行了发掘。武库的四周有用夯土筑造的长方形围墙，围墙东西长710米，南北宽322米，总面积达228620平方米，实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库城。可以想象，这样一座庞大武库里的装备，丰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冶金技术与武器制造技术的进步，不光带来了军备数量上的优势，更带来了质量上的优势。出土文物显示，汉代武器制造已经掌握了当时非常先进的特殊制作工艺，比如通过局部淬火、表面渗碳等工艺，让武器的刃部更锋利。汉代还掌握了非常先进的贴钢工艺，就是在一块作为刀身的低碳钢上锻焊上一块高碳钢作为刀刃，这样就能保证整件武器刚柔并济，拥有更好的性能。

更为关键的是，汉代大范围采用“百湅”技术（也就是常被现代人误读的“百炼”）。“百湅”通过反复锻打，使钢材组织致密、结构均匀，刚性增强，并形成层叠式的复合结构，使得整个武器的综合机械性能更为精良。所谓“百”可能是一种虚数，根据出土的“卅湅”钢刀，组织分层确实到了三十层。

随着冷锻制甲技术的出现，汉帝国钢铁铠甲的防御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现代科学实验表明，碳钢经冷加工变形，会有冷作硬化效应，其强度随锻造比增加。冷锻制甲还避免了热锻时金属氧化造成表面粗糙的缺点，能使甲片表面更加光滑。

对于汉帝国在军备上的优势地位，汉帝国西域副校尉陈汤曾经有过详细的论述。这位汉朝名将曾经阵斩匈奴郅支单于，并将其传首万里，留下“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名言。他论述道：以前胡人士兵五人才能抵上一个汉帝国士兵。因为胡人兵刃朴钝，弓箭质量不好。现在听说他们学得了很多汉帝国的军备技巧，但仍要三个人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

不过，他口中的胡兵主要指的是西域诸国中的乌孙国士兵。那么，拥有着典范般的古典帝国军事体制，由钢铁武器装备起来的汉帝国军队，面对“天之骄子”匈奴帝国军队之时，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晁错在他的《言兵事疏》一文中，对汉军将士和匈奴战士的优劣做过系统的总结与评论。

晁错首先肯定了战马给匈奴帝国带来的军事优势。他认为汉军不如匈奴之处有三：攀山跨涧，汉朝的战马不如匈奴的战马；在崎岖的山路上，驰骋骑射，汉朝骑兵不如匈奴；风餐露宿，忍受饥渴，坚韧顽强，汉军不如匈奴。接着，晁错分析了汉帝国军事体制和先进武备所带来的军事优势。他认为汉帝国军队的长处有五：在平原上，汉军战车和突骑冲锋，很容易就能把匈奴打垮；汉军强弩的射程与威力，远超过匈奴的弓箭；使用强弩的汉军万箭齐发，匈奴的皮甲与木盾根本抵挡不住；汉军战士身穿铁铠，手持锋利的兵器，在弓弩的掩护下，排成阵列奋勇前进，匈奴的战士根本抵挡不住；汉军战士步行用长戟和刀剑近身格斗，匈奴根本不是对手。

晁错这段关于汉匈双方实力对比的论述，神奇地预言了李陵“横挑强胡”这一仗的战场态势。汉帝国的前期反攻已经取得了不少辉煌胜利，但由于牧人物资匮乏，汉帝国并不能从胜利中得到多少实质性的补偿。虽然汉帝国的财力依然可以支撑对匈奴的远征，但是之前苦苦积累的马匹数量已经急剧减少。因此汉帝国无法像之前那样保证全部战略方向上的战马供应。这也是为什么李陵出塞千里，竟然没有骑兵掩护的原因。匈奴帝国虽然之前已经遭遇了多次沉重打击，但凭借战马所带来的机动优势，匈奴人依然可以在想要的战略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的东浚稽山山脚下，去复原那场农人与牧人的宿命对决。

七 餐桌上的差距

这是两支阵列、军势迥然不同的军队。

李陵麾下的五千汉军，是由强弓硬弩、钢铁武器和铠甲所武装起来的重装步兵，其核心是征募自荆楚地区的剑客勇士。汉军战士站立于地面，个个高大健壮，拥有良好防护，队伍阵容齐整。

李陵对面的三万匈奴人则是典型的草原轻骑兵。这些匈奴骑兵都来自于匈奴单于的直属部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或多或少地跟匈奴单于或匈奴单于的部落有一定血缘关系。匈奴战士高坐马背之上，松散随意，身上的防护装备稀少，与汉军相比接近裸奔。虽然匈奴战士更能忍饥挨饿、吃苦耐劳，但他们远没有汉军战士高大健壮，因为这些匈奴人很少能吃到肉。

拥有众多牲畜的牧人很少能吃到肉，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因为中国史料中常常记载“匈奴之俗，人食畜肉”，许多生活在牧区或去过牧区旅游的人也对牧区便宜美味的牛羊肉有着深刻的印象。

但根据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多次到牧区实地考察的结果与前苏联和国内人类学者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古代牧民吃不起肉，是历史中的残酷真相。至于古籍中笼统认为牧人以肉类为主食的记述，往往来自文人缺乏实地考察的臆想和坊间传闻。现代牧区丰富的肉类供应要归功于现代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贸易经济对畜牧业的全方位辅助和引领。

古代游牧人群难以依赖畜肉为主食。经常宰杀牲畜为食难以维持游牧生计，因此，在近现代之前（牧业被纳入市场经济之前），世界上各个类型的游牧经济人群皆普遍依赖乳产品为食。

在人类刚开始畜养动物的早期，也就是在新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经济阶段，畜养动物主要是为了得到肉食。游牧，在人类经济生态历史中，是在采集、狩猎经济阶段之后出现的，其本质是利用草食动物的食性和移动性，将广大地区里人类无法利用的植物转化成人类所需物资。

游牧业与其后出现的传统农业相比，是种极其低效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化条件下，在杂类草草地环境下，兼顾最大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最佳草地放牧密度为3.1—3.2只绵羊/公顷。而古代的放牧条件远远比不上现代，因此为了能持续以此营生，几乎所有古代牧人都尽量避免食用牲畜的肉，而多利用动物的毛、乳制品，和它们的牵引力。换句话说，当人们学会忍住不吃畜养的动物，而以食乳制品来取代食肉后，游牧经济才得以出现。因为这些牲畜等于牧人生活的“本金”，乳制品等于“利息”。如果牧人以肉类为主食，就等于吃掉了“本金”，几年之后就没有“本金”可吃了。

这其实是一个数学问题。若牧人以畜肉为主食，一个五口之家就必须饲养大量牲畜来维持一年所需的肉食。大量的畜产意味着大量的草食性动物，需要广大牧地来供应其草料；而广大牧地，代表着需要更长程的游牧与更多照料、保护牲畜的工作。五口之家的人力，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数量牲畜的放牧及其他工作，也没法稳固拥有如此大量畜产所需的草场资源。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游牧经济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生存环境险恶，经济循环极其脆弱，无法形成积累。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依赖极大，草场牧草的状况，如生长、产量、营养物质等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气温、水分、土壤墒情决定着草场牧草的高度、盖度，也就决定着草场的载畜量。大草原地区又是影响东亚的寒流的发源地，干旱、低温等等自然灾害多发。现在中国北方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家有万贯，带毛不算。”一场大雪，一场干旱——也就是牧民常说的“白灾”和“黑灾”——瞬间就能使最富有的牧人都变成乞丐。更凄惨的是，雪灾情况下运输断绝，同时牧人要尽快转移，所以倒毙的牲畜只能吃掉和带走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只能便宜食腐动物。

所以，在古代，无论多少牲畜其实都无法真正保证牧人的生存。“本金”谈不上增加，相反很容易赔光。为了保证在遭受突来的天灾、畜疫后仍有足够的牲畜可供繁殖，牧民都希望保持最大数量的牲畜，绝对不轻易宰杀它们来吃。

因此，牧人没有“盈余”的概念。所谓“盈余”，不只是客观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量化差距，更是人们主观上认为扣除生活基本消费后剩余的物资。一个农人能知道他谷仓里有多少存谷盈余，但对于一个游牧者来说，有多少畜产可称为盈余是难以判断的——因为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无法预估。

几种因素影响，肉食成了普通牧民吃不起的高级食品。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檐曝杂记》中记载了蒙古牧民的自述： “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贫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到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 逢年过节才杀一头羊，并且还是各家分着吃。

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情况才出现了一定的改善，但改善的幅度也不大。根据日本人对草原地区的调查发现：1935年左右，一个普通牧人家庭一年消耗20—24头羊，其中10—12头羊出售换钱，10—12头直接食用（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在东蒙牧民每年消耗的100头羊中，31头为自然死亡，8头完纳租税，26头自家屠杀食用，35头用于商品交换。在“满洲国”的“兴安北省”，平均每人每年只食用3. 7头羊（《蒙古遊牧経済ニ於ケル羊ノ地位ト綿羊》，辽宁省档案馆藏资料，农业类3591）。

直到上世纪中叶，现代社会条件下，畜牧业与工农业联系异常紧密，并且得到了现代工业、医学以及社会管理的支援，再加上此时国际毛类和肉类市场的大发展，使得游牧地区与定居城镇之关系更加密切。新的运输通讯工具、畜产照料与防疫技术也减少了许多游牧风险。这才大大改变了欧亚草原普通牧民的生活，让吃肉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至于匈奴帝国时代的普通牧人，是很难吃得起肉的。不过就算是乳制品，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也无法真正满足牧人的需求。因此牧人们还需要通过狩猎、采集，甚至农作来补充生活所需。

狩猎是牧人们喜好从事的活动，也能让他们避免宰杀牲畜而仍可得到肉食。牧人的歌谣中经常传唱狩猎之乐，但在现实生活中，狩猎并不是牧人最重要的辅助生计。首先，草原上并不是总有丰富的野生动物可供猎取。其次，在耗费人力的游牧经济模式下，牧人往往格外忙碌而无暇从事狩猎。一般来说，秋季到初冬，牧民的狩猎活动多一些。此时游牧工作较少，兽肉易保存，在薄雪上容易追踪猎物足迹，马也较肥壮。

草原上的大型食草动物都有移栖性，以追寻不稳定的、季节性的自然资源，而匈奴各部落皆有其固定牧地，因此并不是所有匈奴牧民都有机会猎得大型动物。相反，小型动物如松鼠、兔、狐、貂、獾，以及各种鼠类等都是定栖性动物，这才是匈奴人经常猎获的猎物。虽然如此，在同一定牧区过度捕杀小型动物也会造成“射猎无所得”的后果。而且这类小型动物往往带有潜在的危险，那就是鼠疫。

真正支撑起匈奴人生存的，其实是被人们所忽视的采集和农作。采集食物的工作多由女人、小孩来做。可食的植物根茎、野果、野菜、菌菇等等都是牧人的采集对象。民族志数据显示，在添补牧人食物方面，采集常比狩猎更可靠和重要。越是在艰困的情况下，人们便越依赖采集食物维生。

与普通人的传统观念不同的是，其实匈奴人的生活非常依靠农业。中原人的历史文献里常有匈奴储存粟米，以及某年他们的作物收成欠佳（谷稼不熟）或匈奴派军队屯田等的记载。比如“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屯田右地”等等。前苏联与蒙古国的考古学者在贝加尔湖附近也曾发现匈奴时期当地住民的村镇遗址以及谷物、农具遗存。当然，牧人从事的农作大多是相当粗放的。他们只在春季出牧时简单地整地、播种，然后离去开始游牧，秋季回来收成，有多少算多少，遇上干旱也可能毫无收成。

因此，一个普通匈奴人的日常餐桌上，是以奶制品和谷物为主流，辅以采集来的野菜、蘑菇和植物根茎。肉食只有运气特别好或者是运气特别差的时候才会出现。甚至，一个匈奴人的餐桌上如果出现了大量的肉食，那么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牲畜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除了匈奴贵族，每个普通匈奴人都徘徊于温饱线上，随时面临着挨饿受冻的可能。这也是匈奴人经常对汉帝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农人的生活状况就好得多了。定居的农业经济，提供了更高的生产率和安全性，而且更容易积累资产。虽然他们也会遭遇旱灾和蝗灾的袭击，但土地是不会消失的“本金”，只要不失去土地，农人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汉武帝发动反攻之前，汉代经过秦末战争后的休养生息，人口从初年的不到一千三百万增长到了大约三千万。但这些人生活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之上，依然还是地广人稀。秦汉以及之前的古典时代，国家规定“一户百亩”，也就是一户五口之家大约有一百亩田地（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市亩）。

汉代随着铁器的普及，牛马耕的推广，肥料的应用，水利的修建，农业亩产得到很大提高。当时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小米）和小麦，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根据原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吴慧先生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的统计，汉代平均亩产能达到三石原粮（未去壳的粮食），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大约是每市亩132公斤。其中亩产较高的是四年五熟的复种田，亩产达3. 33石，产量较低的南方水稻田也能达到2. 77石。

“石”在汉代是容积单位也是重量单位。被用作计量粮食时，就是容积单位。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根据出土文物显示，汉代的一升大约能装200毫升小米，一石大约二十升，约是17. 5公斤小米。

汉代人一天吃两餐，每人每月的食量（以粝米为准）大体是：丁男月食一石二斗，约今21公斤；大男（十五岁以上的男性）月食一石零八升，约19公斤；大女（十五岁以上的女性）、使男（七岁至十四岁）月食七斗八升，约13. 5公斤；使女（七岁至十四岁）、未使男（六岁以下）月食六斗，约10. 5公斤；未使女（六岁以下）月食四斗二升，约7. 4公斤。已经和现代社会相差无几。

当时汉帝国已经实现了“一人耕而四人食”，即一个成年劳动力除自己以外能养活四个非农人口。综合统计，汉代每一个成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年产原粮1789公斤，汉代每一个农业人口全年的粮食（口粮和其他用粮）需求量为原粮405公斤；汉代城乡人口平均每人一年占有的原粮为496. 5公斤。地广人稀加上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汉帝国时代成为了中国古代人均占有粮食量的一个高峰时期。

汉帝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遥遥领先于欧洲。人均产出一直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才被欧洲赶上并超过，而亩产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都未被超越。根据迈克尔·特纳《18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率》和富塞尔《18世纪人口与小麦产量》的估计，18世纪初英国小麦英亩产量在21蒲式耳左右，即相当于1英亩产438公斤，折合中国市制，相当于1市亩产72公斤。

因为汉帝国农业生产高度发达，再加上地广人稀，畜牧业非常兴旺。汉代《盐铁论》记载着大畜牧主们“原马被山，牛羊满谷”，普通人家则有“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的盛况。

汉帝国的畜牧业还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那就是饲料粮的使用。不管是打仗、运输还是犁地，也不管是牛马驴骡，让牲畜从事大运动量劳动就要喂粮食，只凭草料是无法满足需求的。比如在淮海战役的支勤工作里，对牲畜的配给标准是牛马骡每日小米3斤，草料12斤左右。

《多桑蒙古史》曾记载，蒙古帝国在占据大片农耕地区之后，规定骑兵要配置一两匹用豆料和盐巴精养的马，再加上五六匹不需要粮食喂养的马。可匈奴帝国当时还停留在“马不食粟”的认识阶段，而汉帝国已经开始给军马喂粮食，出战前还要“粟马”。当时，有经验的战士从马粪中是否遗留有粮食的残渣，即可判断该马是哪一方的马匹。依靠农业的定居畜牧业，与依靠天然水草的游牧畜牧业相比，在军马选育和军马素质上拥有着巨大的优势。

除了饲养马匹以发动对匈奴的反攻之外，汉代人还饲养着多种牲畜以专门提供肉食。牛、羊、猪、狗、鸡、鱼为汉代人提供了丰富的肉食。同时史料还告诉了我们，汉代人有一个重口味的饮食爱好——爱吃猫头鹰。

至于汉代人吃肉的频率和数量，我们可以从其家资和物价进行推算。前面曾经说过，汉代人家根据家庭财产被分为“大家”、“中家”和“小家”。家产在十万钱以上的“中家”，是一个涵盖小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广大阶层（根据古籍的记载，在居延地区有一户户主名为礼忠的人家。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家”，有田五顷、马五匹、牛两头、牛车两辆、轺车两辆、宅一区、奴婢三人，总资产十五万钱。这个家庭放到现在，算得上一个相当富裕的中产阶级了）。中家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中家以上的子弟才能算作“良家子”，才能当官进入仕途或加入“羽林”、“期门”这样的帝国最精锐禁卫军部队。李陵的祖父飞将军李广，就是以“良家子”的身份从军的。可以说中家是汉帝国的社会中坚，中家子弟也是汉帝国军队的主力与核心。

汉代的物价，我们可从出土的众多汉简和史籍中窥知一二。根据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每石粟是26. 25钱。《史记》记载，一石粮食是二十钱。居延和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当中，有较多的价格记载。居延竹简记述，在汉宣帝刘询的时代，粮食最低到了一石五钱的程度，肉价最便宜时到了三钱一斤。敦煌竹简则记述，猪肉是一斤九钱。悬泉置竹简记载，当地的驿站招待路过的一个官员和一个官员随从吃了一顿饭，用去了米六升和肉一斤，这顿饭的价值是十钱。

那么对于资产不到四万钱的小家，情况又是如何呢？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汉元帝的御史大夫贡禹，小时候家里很穷，有田一百三十亩，家产不到万钱。这种家产在三万钱以下的免税家庭，自然拿不出多余钱来买肉了。

可根据汉简记载，当时的人们经常用粮食直接换肉吃。约0. 6—2斗米可换一斤肉，整体平均1—1. 5斗米换一斤肉。联系前文，汉代亩产三石。鉴于汉代农民除副食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生活支出，因此如贡禹这样的家庭，就算在肉价最高的两斗米换一斤肉之时，拿出年收成的十分之一，也能达到现代中国农民的肉类消费水平。

至于汉帝国的军人，享受的饮食待遇则更为优厚。根据居延汉简记载，汉帝国的边防军人驻防时一天四升米，一个月21公斤，执行任务时，一天的主食标准提高到六升米，一个月30公斤。

之前文章中说过，汉帝国会承担起军人家属的饮食。《居延汉简甲乙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有一名叫做富风的男子，岗位是“执胡燧卒”。他的妻子君以，二十八岁，每月由国家给予原粮二石一斗六升。富风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十岁，一个三岁，分别也能享受到一石六斗六升和一石一斗六升的原粮供给。此外，这个边防军家庭每个月还能得到三升盐的配给。

居延汉简还记载了一个“燧长”的副食消费情况。“燧长”是五人队长级别的小吏，待遇也与普通士兵相差无几。每月俸钱为六百钱到九百钱。而就是这样一个算不上官吏的岗位，一个月副食费就有二百八十六钱。此人用其中七十钱来买肉，二百一十六钱来买菜。联系当时的肉价，燧长一个月就消耗了十五到二十斤的肉。另外根据记载，当时一头羊二百五十钱，五只鸡一百八十钱。也就是说这个燧长如果减少买菜的支出的话，一个人一个月吃一头羊或者三天吃一只鸡，都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当时汉代军人享受的丰厚待遇。对比汉匈双方战士的饮食情况，自然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汉军战士要比匈奴战士高大健壮得多了。

八 射三百步

当然，仅凭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并不足以形成如晁错所说的那种正面对抗上的绝对优势。古罗马军事家凯撒，还有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坨和普鲁塔克都曾经记述过，日耳曼人远比罗马人高大健壮。但古罗马军队还是凭借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和精良的武器铠甲多次在正面对决中打败并征服日耳曼人。可见军事组织和武器铠甲上的优势，往往可以抵消身体素质上的劣势。但对于汉匈双方来说，身体素质、军事组织和武器铠甲上的优势，全在汉帝国一方。匈奴人跟他们的老师斯基泰人一样，都是典型的草原轻骑兵。因为铁器的缺乏，匈奴战士只能用皮甲甚至是皮袄来保护自己。

不过匈奴人比斯基泰人更进了一步，匈奴当时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根据中国和前苏联的考古学家对匈奴墓葬的发掘，当时铁制箭头已经成为主流。

牧人所倚重的武器是草原复合弓，现在还有文物留存。从实物的外形来估算，匈奴骑射用弓的拉力一般在20公斤到30公斤。这种弓针对无防护目标，不考虑命中精度的话，杀伤射程大约为100米。

但实战中，一般不会在100米之外射击目标，原因是拉力不到30公斤的弓所射出的箭飞速会很慢，100米外的人甚至可以及时躲避。连李广这样让匈奴人惧怕的神射手，能准确命中目标的骑射距离也不超过70米，“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根据现代弓箭爱好者的复原，骑射状态下，要想命中人型大小的目标，距离最好不要超过40米。因此，草原轻骑兵的骑射作战距离一般不超过40米，甚至有时候更近。

即使骑射的距离较近，装备了铁制箭头的匈奴骑兵依然是所有步行无防护目标的噩梦与死神。战马和弓箭将杀伤力和机动性良好地结合在了一起。面对步行者，匈奴人可以轻易实行“打带跑”战术，在安全距离里射杀目标。所谓“打带跑”，不一定是真的一边打一边跑，更多是发挥机动优势，在安全距离上骑乘静止射箭，等目标快要接近自己时，骑手再移动，拉开安全距离。目标如果没有弓弩作为反击武器，也没有铠甲防护，一两个回合后就会失去抵抗能力。

但是，汉军所装备的两种军备——铠甲和头盔却好好克制住了这一死神。《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表明了汉军非常重视战士的防护。武库中拥有皮甲十四万两千七百零一套，铁甲六万三千三百二十四套，头盔九万八千两百六十二顶。另外还有五十八万七千两百九十九片用来制作铁甲和头盔的甲片。考虑到东海郡武库承担着汉帝国东南方向上的武器战备任务，军队在东南水网地区作战，对于机动性的要求更高，因此皮甲比例较高并不奇怪。

居延汉简中，有一枚竹简揭示了汉帝国边防线上军队装备铠甲的真实情况。“白玄甲（精致铁甲）十三领，革甲六百五十，铁铠二千七百一十三”，铁甲的装备量是皮甲的四倍还多。说明当时铁铠已经成为了汉帝国军队的主流装备，皮甲退为次要地位。因为铁铠一般是黑色的，所以汉军也被称作玄甲军。

出土文物显示，当时一般部队装备札甲，精锐部队装备鱼鳞铠，高级军官装备精细鱼鳞铠。这三种铠甲以及头盔都是由锻造的钢甲片编联而成，甲片的厚度一般是1—3毫米。

越高级的铠甲，甲片越小，编联得越紧密，重叠率越高，防护性能越好。一般一套札甲的甲片在700片左右，一套鱼鳞甲有甲片1000—2000片，而一套精细鱼鳞甲的甲片多达3000片。

这些铠甲的长度都在80厘米左右，肩部有筒袖或披膊，能够有效地保护胸、背、腰、腹、臀、肩和上臂，有的铠甲还有盆领，加强了对颈部的防护。有的头盔有很大的垂缘，能有效保护两颊和后脑。

◎ 札甲

◎ 鱼鳞铠

据统计，最重的汉代鱼鳞铠接近17公斤，常用的札甲也有11公斤重。要知道，根据《骑士与火炉》（THE KNIGHT ANDTHE BLAST FURNACE）一书的记述，距离汉代一千五百年之后的14—15世纪，欧洲出现的那种全身防护的板甲也很少超过15公斤，到了16世纪，为了抵御火枪的攻击，这些“铁罐头”的重量才增加到了25公斤左右。

◎ 汉代头盔

◎ 甲片编联方式

◎ 汉代弩兵

由此可见，汉帝国军人拥有良好的防护。面对这样的敌人，匈奴的弓箭往往就显得非常无力。匈奴弓箭只有在非常近的距离，以合适的入射角度，才可能射穿精钢的铠甲。否则要么被撞断箭尖，要么被甲片弹开。因此，匈奴骑兵只能接近到20—30米乃至更近距离上，争取命中无防护部位或击穿铠甲的薄弱部分；或者在100米的距离上，利用抛射来袭扰汉军。可这两种作战方式对于缺乏防护的匈奴战士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甚至致命的。因为汉帝国拥有那个时代最为可怕的武器——弩。

人们对于弩矢的弹道不仅有了科学的认识，而且有了定量的把握。

经过以上两项改进，汉帝国的弩愈发凶狠、精准。西北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大量简牍文书，以及汉帝国首都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出土的众多刻字骨签，提供了大量关于汉帝国弩的强度和射程的宝贵资料。

弓弩的拉力，中国古人习惯称之为“弓力”、“弩力”，即拉满弓或弩所需之力。中国古代检测弓弩的强度，一直采取悬垂重物的方法，即将弓倒挂，在弓上悬垂重物，直至弓张满为止，然后称量出重物的重量，这便是张弓所需之力。

◎ 测试“弓力”、“弩力”

◎ 蹶张弩和腰引弩

汉代用来衡量“弓力”、“弩力”的单位是石。石作为重量单位时，一石等于四钧，一钧为三十斤。根据出土文物显示，汉代一斤大约250克，只有现代一市斤的一半，因此汉代一石大约相当于30公斤。

根据简牍和刻字骨签的显示，当时汉代弩共有十八个等级。从一石到十五石，还有二十石、三十石、四十石。一般来说一到十石的弩都是单兵弩。一石和两石的弩是仅靠手臂就能拉开的臂张弩，三石以上的属于强弩，需要用脚或腰部帮助上弦的蹶张弩和腰引弩。十石到十二石弩也有单兵弩，这种弩被称为“大黄”，不过这种单兵最强弩，需要最强壮的战士才能拉开。再往上就是需要绞车来张弦的弩炮了。

关于汉代弩的射程，在西北汉简中能够见到七条材料（“□”为文物缺字）：

力五石二十九斤射百八十步

力四石四十二斤射百八十五步

□□□□□□□射百一十六步

力四石□□□□射二百□□□

□□□□□□□射百五十步

五石具弩射百二十步

三石具弩射百二十步

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出土的刻字骨签所记载的弩都是强弩甚至弩炮，因此射程都在三百步以上，最远者达到了四百步。

步是中国古代常用的距离单位，一般是一个成年男子两跨步的距离，即“两跨为一步”。汉代规定一步为六尺，换算成现代单位大约为1. 4米。由此可见，一石和两石的普通弩有效射程在150米左右，三石到六石的强弩有效射程在170米到270米之间，弩炮甚至能达到四百步，也就是560米。

汉帝国非常重视弩的威力、射程和命中率。比如晁错在《言兵事疏》说：“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因此，汉军经常进行弩射考核。根据汉简记载，弩射距离是一百二十步（170米），每个战士发十二支弩矢，射中靶子六矢，才算合格。如果超出将有奖励，如果不到将被处罚。

此外，汉军喜欢用“大黄”或弩炮进行狙击作战，远距离击杀匈奴的指挥官。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李陵的祖父李广率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塞几百里，结果被匈奴左贤王率四万骑兵重重围困。在这危急时刻，李广前出阵列，用大黄弩连续狙杀匈奴指挥官，打断了匈奴的指挥链，这才抵御住匈奴的猛攻。

强弩的惟一弱点是射速太慢，解决办法就是全员备弩，进行三列式射击。一列上箭、一列准备、一列射击，保证弩箭发射的连续性。

因此在实战中，匈奴骑兵在300米的距离上，已经开始变得不安全。前进到170米，就开始遭受强弩的打击，被击中的概率很高。匈奴人要想冲击到几十米内能使用弓箭作战的距离，就需要很强的运气，付出相当大的伤亡代价。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匈奴的骑射手相对汉军的步兵弩射，在射程、杀伤力、防护性和精度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

美国学者阿彻·琼斯在他的《西方战争艺术》一书中这么写道： “乘马弓箭手与徒步弓箭手相比，具有更多的显著不利条件。徒步弓箭手不必分神而集中精力于射箭，这使得他们拥有更快的发射速度和更高的命中率。徒步弓箭手还可以使用重量较轻的盾牌保护自己。马匹还是一个巨大而脆弱的目标。” 这也就是晁错所说的“汉军强弩的射程与威力，远超过匈奴的弓箭。使用强弩的汉军万箭齐发，匈奴的皮甲与木盾根本抵挡不住”。

◎ 汉军重装战士

◎ 长铍

就算匈奴骑兵冒死冲锋到汉军阵列前，双方展开最残酷也最考验体力、战技和意志的肉搏战，匈奴的轻装骑射手也不是那些汉军重装战士的对手。

当汉军列好阵列，匈奴人首先会面对如林的长铍和长矛。这些四米长的铍和矛是汉军主要的长柄兵器。面对骑兵时，汉军阵列的前几列都高举铍和矛来担任进攻或防御的主力。汉代的长铍和长矛都是钢制，表面经过淬火和渗碳，甚至采用了贴钢工艺，因此锋利无比。特别是长铍，锋刃长度有65—75厘米，相当于一把短剑，对于缺乏防护的敌人，杀伤力非常可怕。

长铍和长矛真正的优势是它们将近四米的长柄。步兵武器长度上的优势抵消了匈奴骑兵高度上的优势。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在北方练兵防御蒙古人时，做过步骑对练实验，以向士兵展示轻装骑兵在重装步兵面前的无奈。当时戚继光让一名军官骑马持刀奔驰而来，戚继光自己则手持长枪对战。“马高三尺、人在马上亦三尺，腰刀仅三尺，马颈且长三尺”，于是每次在那名军官攻击到戚继光之前，戚继光的枪尖就能抵住军官或战马的喉咙（《练兵实纪·杂集卷四·登坛口述》）。

因为战马颈长的阻碍，轻装骑兵的攻击范围不超过两米。步兵手握四米长枪，向前跨步，单向攻击距离可超过五米。长度的优势还可以让前后数列的步兵同时攻击单独一个骑兵。

◎ 古波斯武士像

◎ 径路刀

根据出土文物显示，匈奴人主要的肉搏兵器是剑和短矛。剑是铁质，长一米左右，短矛不到两米。至于匈奴著名的径路宝刀，根据考古发掘，其实是一种波斯或斯基泰风格的蝴蝶柄短剑，实战意义不大。匈奴人是因为相信这种短剑拥有神秘的力量，能让盟约得到遵守，才如此重视它的。

匈奴人没有马镫，不得不依靠双腿夹紧战马，以使自己保持在马背上，也就是骣骑。因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骣骑的骑兵不是一个稳定的作战体系，因为骑兵找不到一个受力点来支撑自己。无论攻击还是被攻击，骑手都很容易掉下去。而步兵唯一需要克服的，就是对于战马的恐惧心理。只要克服了这种心理，失去机动力的轻装骑兵将成为最好攻击的目标。

匈奴骑兵如果不顾牺牲，跳下战马，徒步冲入汉军的阵列，双方就会陷入刀剑相交的近身格斗。匈奴人将面对汉军刀盾手的挑战。汉军刀盾手装备的就是著名的环首刀。这是一种长度一米多的直刃长刀。因为尾部有一个大环，因此得名。它因为单面开刃，可以加强刀脊，所以整体结构比剑更为坚固，也更容易生产。

锋利的刀尖、长长的刀刃以及厚实的刀背，兼顾刺击与斩杀，使用起来极为方便灵活。汉代高超的冶金技术，局部淬火、渗碳、贴钢技术，以及“百湅”技术赋予了环首刀更强的杀伤力，即使与现代刀具相比也毫不逊色。

◎ 汉代环首刀

◎ 使用环首刀的汉军武士

著名刀剑收藏爱好者皇甫江曾用自己收藏的五把汉代环首刀和侵华日军的九五式士官刀做过对比。前者是两千年前的技术打造，后者是现代钢材机械锻造。参与对比的五把环首刀长从120厘米到100厘米不等，宽3厘米，厚7毫米到1厘米。日本士官刀长93厘米，宽3厘米，厚7毫米。双方锋利程度相当，可汉代环首刀弯成弓形后可以瞬间恢复成原状，而且无弯曲变形。日本士官刀在弯曲后容易发生形变，几乎不能回弹。

其实这个试验并不能证明汉代环首刀压倒了日本士官刀。因为日本士官刀更重视劈砍，而环首刀还要兼顾刺击功能，战术目标不同，导致了金属效能的不同。但这也证明了环首刀是一种极其优秀的武器，面对匈奴劣质铁剑，自然拥有了传说中“削铁如泥”的力量。

因此，只要汉军做好战斗准备，列好战阵，就拥有了面对面肉搏的绝对优势。就如晁错所说：汉军战士身穿铁铠，手持锋利的兵器，在弓弩的掩护下，排成阵列奋勇前进，匈奴的战士根本抵挡不住。当汉军战士步行用长戟和刀剑近身格斗，匈奴根本不是对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李陵敢于用五千步兵深入单于庭了。那份看似狂妄的许诺，其实是知己知彼的自信和勇敢。这五千步兵的核心是征募自荆楚地区并经过李陵亲手训练的剑客勇士。他们是汉军中的精锐，拥有对匈奴战力上的绝对优势。

匈奴人已经与汉军交战数十年了。且鞮侯单于和他所率领的三万骑兵，自然也都知道双方的优劣所在。但他们自恃是得胜之师，而且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因此匈奴人自然没将这区区五千汉军步兵放在眼里，直接发动了突击。但他们忘记了，自己之前击败的汉军将军是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李广利，而现在面对的则是世代将门的李陵。

终章 死斗的循环

李陵在两山之间摆下阵势，前排戟盾长矛，后排强弓硬弩，严阵以待。狂妄的匈奴骑兵，先被强弩攒射，然后被长铍攒刺，损失惨重。前排的骑兵被击退，后排的骑兵仍在猛冲，拥挤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伤亡，压垮了匈奴本不坚韧的神经，匈奴人开始溃逃，一些人慌不择路，下马想逃到两侧的山上，结果被汉军追上斩杀。

双方第一个回合，匈奴惨败，被杀数千人。

感到被狠狠扇了一耳光的匈奴单于急忙召集部队，想彻底吃掉李陵那一小支孤零零的汉军。很快，来自匈奴左右贤王的援军赶到了。八万多匈奴人死死咬住开始南撤的汉军。可一开始的惨败让他们不敢再进行冲锋，只是远远放箭以图削弱汉军。就像跟踪在又饿又累的旅行者身后的旷野狼群一样，匈奴兵执拗地追逐在汉军之后，一点点增加对手的创伤，打算伺机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

在漫天的箭雨下，汉军的伤亡开始增多。李陵规定，只有一处伤的人仍然要执武器战斗，两处负伤的人帮忙推辎重车，三处以上负伤的伤者才坐担架或由人扶行。这一方面说明了李陵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军铁铠的良好防护。受伤者大多只是轻伤，而且通常没有伤到要害部位，三处负伤者还能行走。

在用箭雨削弱了汉军好几天之后，匈奴以绝对优势兵力再次发动了冲锋。结果却被汉军发动反冲击打垮，匈奴军队被斩杀三千多人。第二次吃了苦头的匈奴，继续削弱汉军四五天之后，顺风放火想烧死汉军，结果被汉军反向纵火破解。之后，李陵带领军队撤入林地，依托树林继续顽强反击匈奴的进攻。

连续遭遇挫败的匈奴单于彻底愤怒了。他亲自押阵，命令匈奴太子亲率骑兵，不顾伤亡，发动猛攻。可是不管多么不计损失，匈奴仍无法吃掉拥有还击之力的汉军。李陵又用几千名匈奴骑兵的性命，给匈奴单于上了一课。甚至连匈奴单于都差点被汉军床弩所狙杀。

李陵的这次反击，虽然战果丰厚，但是却缺乏突击骑兵的配合。晁错说过，汉军战车和突骑冲锋，就很容易能把匈奴打垮。其实要想击败骑兵，最好的兵种就是骑兵。匈奴人的前辈斯基泰人正是被喜欢使用突击骑兵的萨尔马提亚人所击败的。

当时汉帝国也出现了手持长矛冲阵的突骑。汉帝国初年有猛将灌夫，七国之乱时与父出征，披甲持戟，与亲随十几骑，驰入敌阵，杀伤数十人。在元狩二年，李广遭遇匈奴围攻的那一仗中，李陵的叔父李敢，就率领几十名突骑，直透匈奴阵仗，打掉了匈奴人的锐气。如果李陵的反击有突骑的配合，那么这次斩首行动真的有可能成功。

◎ 汉代持矛持戟铜骑俑

◎ 突骑与军官复原图

饶是如此，上万匈奴战士的战死，以及那来自五百多米外的汉军弩矢，让且鞮侯匈奴单于开始胆怯了。这天李陵捕得一个匈奴俘虏，俘虏供出，单于认为汉兵如此顽强和强悍，毫无怯色一日接一日向南行进也许是诱敌之举，开始有些想退兵了。但他杀红眼的部众却不肯答应。他们觉得，匈奴单于亲率数万精骑，若不能消灭汉军这支孤兵，匈奴人今后就在汉人面前彻底抬不起头来了！因此匈奴人最后决定，向南还有四五十里山谷绵延，在这段路程里继续全力猛攻，要是到了平原还不能取胜的话，便收兵北返，彻底认栽！

于是，最激烈的追击战展开了。匈奴凭借着兵力上的绝对优势，疯狂地发动攻击。李陵一日内打退了匈奴的数十次冲锋，让匈奴人付出了两千多人的伤亡。就在匈奴打算认栽北撤的时候，一个犯错被责罚的汉军军官投降了匈奴。这个叫做管敢的叛徒泄露了汉军箭矢将近，并无援军的真实情况。

匈奴单于据此发动了最后的猛攻。当时李陵处在山谷底，匈奴军在山上从四面射箭，矢如雨下，但汉军依然坚持南行。在距离汉朝边塞只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李陵军队所带五十万箭矢终于全部射光。李陵孤军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没有强弩的打击，匈奴骑兵可以冲到离汉军二十多米的地方任意射箭，而汉军却毫无还手之力。素手无策的李陵只能仰天长啸：“如果再给我每人几十支箭，我就能杀回汉地！”是夜，尚存三千多人的汉军开始分散突围。可失去还手之力的勇士们，只有四百人逃回了边塞。

李陵和他五千步兵的奋战和失败，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再强悍的步兵也无法摆脱骑兵的纠缠。这也验证了晁错的预言：“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仅凭正面远征攻击，并不足以彻底击败匈奴人。而且要支撑这种千里远征，花费的后勤物资是极其可怕的。它对汉帝国国力的伤害，甚至要远大于匈奴的劫掠和汉军战败的影响。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曾对宋代的情况做过一次推演：

一个后勤人员可以背六斗米，一个士兵自己可以带五天的粮食。（宋代的一石大约是汉代一石的3. 35倍。）

一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的行军。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但其实只能前进九天的路程，因为要留出回程的粮食。

两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士兵的话，一次可以维持二十六天，也就是前进十三天的路程。一石二斗米，三个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天以后，其中一个后勤人员背的米已经吃光，给他六天的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每天吃四升米。

三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也就是前进十六天的路程。三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就要用三十万后勤人员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很困难了。

而且，每名后勤人员背六斗米的数量其实是理想状态。因为队长自己不能背，负责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们所减少的要分摊在其他后勤人员的头上。另外后勤人员还会生病和死亡，他们所背的也要由其他后勤人员分担。

因此在没有大量牲畜与车辆支援的情况下，战士与后勤人员以1: 1的人数比例，只能维持不到十八天的作战。战士与后勤人员以1: 2的人数比例，也只能维持不到二十六天。就算把后勤人员的数量提高到战斗人员的三倍，也只能维持不到三十一天。在此之上，就算再增加后勤人员也只是有弊无利了。

而在牲畜与车辆非常充足的秦汉时代，又是如何呢？

秦帝国，蒙恬北击匈奴，“率三十钟而至一石”；汉帝国，卫青北击匈奴，“率十余钟而至一石”。钟也是秦汉时代的容积单位，一钟是六石四斗。“率三十钟而至一石”和“率十余钟而至一石”，意思是路上要消耗十余钟甚至三十钟粮食，才能将一石粮食送到前线。也就是说，北击匈奴这样的千里远征，转运成本高达64倍甚至192倍。战士每吃到1斤粮食就要在路上消耗掉64斤甚至192斤。这就是古典时代低得可怕的转运效率。军事后勤学上将其称作“距离的暴虐”。

古代运粮不仅要面对低效的问题，还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古代的道路情况不好，许多道路经过一场大雨之后就变得很难通行。因此，运粮人员往往是一边探路一边修路。修路时甚至高官也会参与，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在雨后亲自带人拾柴枝填路。

由于军队的行动不定，而运输带有滞后性，运输的数量和时间往往要卡得很死。运输路线，调度，分配，一旦出了一点纰漏，就可能造成非常大的混乱。路上要是延迟几次，前线的粮食吃完，后方粮食还没运上来，就会导致一整场战役的失败。这个道理简单而残酷，再勇猛的战士，只要三天不吃饭，就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于是，在古代，后勤部队失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经常与死刑挂钩。

此外，运输中还要克服敌人的骚扰与攻击。后勤人员还经常由于风餐露宿，高强度的劳动以及糟糕的医疗条件而大量病倒和死亡。可以说，对于当时的将军们来说，最可怕的困难不是敌人多么强大，而是后勤出了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当毫无军事常识的篡位者王莽突发奇想要发动三十万大军对匈奴进行一整年远征时，他手下的将军冒死也要阻止的原因所在。三十万大军，一整年仅粮食就要消耗七百二十万石，要是再算上64倍甚至192倍的转运成本，那将是一个所有最强大的帝国都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原帝国爆发内战的时候，兵力可以高达几十万，而远征边疆之时，却只能投入几万的兵力。

由此可见千里远征对一个农业帝国带来的巨大财力、物力、人力的损耗。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刘彻，虽然曾经取得了对匈奴的辉煌胜利，但晚年也不得不颁布《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远征对于汉帝国国力的巨大伤害。也正是因为这种“距离的暴虐”的阻碍，汉帝国始终没能对匈奴帝国给予致命的一击。因此在汉武帝去世的几十年后，汉匈两国仍然进行着殊死的对决。

渐渐地，汉帝国发现了匈奴帝国的要害所在。匈奴骑兵虽然驰骋如风，但匈奴帝国赖以生存的牛羊却移动缓慢，而且需要大量的草场和水源才能生存。特别是对牧人来说，初春时节是最艰苦、最不易迁徙的时候。因此汉帝国开始改变战略。一方面，汉军集中在春季发动攻击，迫使匈奴人要么在这个不适应聚集和迁徙的季节里赶着牲畜逃避汉帝国的打击，要么集中起来对抗汉帝国。于是猎人变成了猎物，不管匈奴是回身决战，还是转身逃避，都要付出远比汉帝国惨重的损失。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只是汉军取得的匈奴首级数和俘获人畜的数量而已，实际上汉军这种春季攻击所造成的匈奴人畜损失远大于此。汉帝国修筑了长城和一系列边境要塞。长城并不只是一道墙，它是一个由前方烽燧堡垒、长城边墙，以及后方屯兵要塞所共同组成的防御体系。前方的烽燧堡垒，能够迟滞匈奴的袭扰，并赢得宝贵的预警时间；长城边墙则阻断了匈奴小部队的袭扰和侦查；后方屯兵要塞，能够根据前方情报，及时对匈奴的侵扰进行反击。这就使得匈奴骑兵失去了深入汉帝国边地城镇和集市进行劫掠的可能，匈奴自然也就无法得到更多的物资和财富。

面对越来越虚弱的匈奴帝国，原来那些臣服于匈奴帝国的游牧部落也开始转身反叛。这就更加速了匈奴帝国的衰亡与分裂。到了东汉帝国初年，匈奴帝国分裂为南北两个单于。南匈奴内附臣服，北匈奴依然与汉帝国进行着宿命般的对决。

终于，在“白登之围”的二百九十年之后，公元91年，东汉帝国军队出塞五千多里，对北匈奴发动了最后一战。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附近，东汉帝国的军队追上了逃亡的匈奴人。那一战，匈奴自皇太后以下一千多名王族被俘，北匈奴单于仅以身免，甚至历史上都没有留下这个逃亡单于的名字。

◎ 烽燧堡垒图

◎ 西征的匈奴人

从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在大漠南北建立匈奴帝国，到公元91年金微山北匈奴覆灭，匈奴帝国与汉帝国经历了整整三百年的殊死对决与浴血搏杀。最终，曾经的大漠苍狼，以“天之骄子”自称的匈奴帝国被汉帝国彻底摧毁。匈奴人一部内附臣服，融入了中原人的血脉，另一部则选择了向西逃亡。西逃的匈奴人继续对西方的各个民族进行着攻击和征服。这些民族在匈奴人的逼迫下不得不也向西逃亡，结果造成了各民族西迁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所形成的蛮族入侵狂潮最终摧毁了西罗马帝国。

不过，虽然龙图腾下的中原民族成为了这次对决的胜利者，但历史很快告诉我们，草原上还会产生无数的强者，龙与狼的死斗其实才刚刚开始。 JBrnjxcE5WVCAS22AjpCzGpJM4DJMlrIuQ357ar0wS4LOzMWtCKfFEU0464XAc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