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 界

萨长天下　布武四海
日本明治国家军事战略（上）

作者/潘越

随着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看似其国力达至顶峰，然而其整个国家战略也逐渐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央政府没有清晰的决策，甚至于政府本身都被操纵于军部掌中，而派驻海外的军人野心家随意发动“事变”，随意扩大“战斗”的规模。这些“事变”和“战斗”是为了达成什么“战争目的”？对此疑问，日本举国上下全盘糊里糊涂、整个莫衷一是，最后归纳为一句话：先打吧，反正“武运长久”、“皇军必胜”，打赢了再看有多少战利品不就行了？

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继之以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最后在无比狂热且压根没搞清楚该如何终结战争的状态下，军部引领着日本帝国奔向1941年对美开战，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挑起战端，遭到反法西斯同盟的联合反击，迅速走向惨烈失败的结局。战后，日本的政界和史学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本质的反省是否充分暂且不论，但至少日本的绝大部分国民都认同：昭和时代开始（1926年）至日本战败这二十年间（日本战败的1945年正是昭和20年）是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黑暗时代。

在如此认知的基础上，一种貌似与传统右翼历史观有所区别的所谓“新历史观”潮流涌动于战后日本社会，其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便是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司马辽太郎及其笔下所谓的“司马史观”。提起这位作家，他就是销量甚巨的小说《坂上之云》的作者，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了高收视率的“大河剧”。另外，他还著有《称为“明治”的国家》、《称为“昭和”的国家》等书。

司马辽太郎在不否定“昭和时代的罪恶”的同时，极力颂扬明治时代日本在制定宪法、开创政党议会及社会经济军事建设上所取得的各项巨大成就，乃至于肯定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初创的“大日本帝国”所迸发出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激情。他试图找回美好的“明治时代”，从而引导日本人重建被战败国身份所“压制”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必须承认，司马辽太郎及其志同道合者的活动颇为成功，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却不能成为政治大国的原因，正是遭到所谓“自虐史观”的长久“压制”，这样的观点已经渐成主流思潮。日本近年成立的极右翼政党有取名为“维新党”者（由“日本维新会”分裂发展而来），充分反映“明治维新”这块“金光闪闪的历史招牌”在右翼构建的新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是多么美好的存在，它显然被当作是现代日本应极力“复古”模仿的参照物。

史观清正的人们绝不会赞同将战前日本近代史割裂为“光辉的明治四十年”与“黑暗的昭和二十年”。昭和时代的日本军部、统治高层乃至于社会各个阶层（除了极少数左翼反战人士以外），在面对自大正时代后期开始所发生的一系列国内外难题时，将盲目狂热地推动对外侵略作为解决难题、排解压力的手段，其基础无非是明治时代一系列“辉煌胜利”所建立起来的超强自信。或者可以说，“武运长久、皇军必胜”已成为无人可加以质疑的盲信。

历史往往具有偶然与必然的两面性，在明治时代日本帝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从一开始便被故意忽视。对“人神”天皇的崇拜与“神国”日本不断膨胀的事实，令整个日本社会陷入了“一叶障目”的盲目乐观中，忘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东方古训。最终与在日耳曼古代传说的故纸堆中寻找“优秀种族”的证据、妄图称霸世界的纳粹德国一道冲向了毁灭的深渊。

如今，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们又试图重蹈覆辙，无视世界上和平发展之主流，却以“折返明治原点”来解决现代日本所面对的内外困局。这样无异于“刻舟求剑”的愚行，同样具有释放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破坏力的危险性。为了探明此愚行到底“愚”在何处，本篇将日本明治时代的国家军事战略由混沌至清晰、由创建至执行、由外表之光辉至暗里之阴影简要描绘成文，以正史观 。

明治国家建立之初的军事战略混沌期

德川幕府的幕藩体制及锁国制

1600年9月，德川家康于关原合战中击败忠于丰臣秀吉家族的各派势力。1603年就任征夷大将军，于江户设立幕府。对于天皇朝廷，德川幕府制定了禁中及公家诸法，久而久之，日本人只知有将军而不知有天皇，以致“视万乘之尊如孤豚 ”。

1615年又制定了武家诸法度，将对诸侯大名的干涉行为常规化，未经过幕府同意，各封国不得擅自交往，不得另行新建防御城池。

宽永年间（1624-1643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又制定大名参觐交替制。全国大名被分为亲藩、谱带和外样三大类，被认为不可靠的外样大名以九州萨摩岛津家、中国长州毛利家为代表，只得占据最为偏远之领地。如此，德川幕府彻底压制了来自朝廷的权威挑战及来自大名的实力挑战，将日本近世封建制度铸造得极为坚固。而幕府与各国大名统驭社会，依靠的就是武士阶层（即“家臣”）—这是由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开始实施“兵农分离”政策之后，所形成的脱离土地、身怀武艺，为幕府与家主提供忠诚的服务，以获得俸禄的武士“有产”阶层。

一般认为将军直属的“旗本”（近卫军）总数有五千余人，“御家人”（从属于德川家的武士）有17000人，还有“旗本”、“御家人”所拥有的家臣（基本属于“足轻”阶层）。一旦发生战事，幕府以关东江户为核心，可动员兵力达六七万人。德川幕府是日本最大的地主、最大规模武士集团的拥有者，同时还占据着狭长的日本国土上位于中央的最优越的战略位置。

江户幕府时代的封建武士统治体制本身即可等同于军事动员体制，这套双轨体制完全是为了保持日本国内的安定、德川幕府之江山永固而精心设计的，其设计目的确实在二百余年江户盛世中得到了完美实现。1609年，得到幕府默许的萨摩岛津军队入侵琉球王国。1614-1615年的大阪冬、夏之役，德川家康将名存实亡却不肯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丰臣家彻底毁灭，随即于1616年去世。1638年，幕府军队血腥镇压了由九州岛西部受到迫害的天主教徒发动的“天草、岛原之乱”，这成为日本战国军队的谢幕演出，从此以后的二百余年，日本举国“不闻兵事”，天下太平。

对外关系方面，德川幕府在大力禁止、镇压天主教之余，自然也断绝了与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外交关系。正逢此时伊比利亚国家在全球海洋扩张的优势正急速衰落（以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为起始），“海上马车夫”荷兰共和国及英国正在崛起，因此幕府的政策可谓正逢其时。对于日本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外贸对象依然是近邻之中国、朝鲜。虽然幕府很快着手修复因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而破裂的中日、中朝关系，但其尚未彻底确立的幕藩体制却因此存在一定的隐忧：西国大名毛利、岛津的地理位置，虽然想要起兵造反、推翻江户幕府是极为困难的，但于开展海外贸易方面却颇为有利。如果让西国大名利用贸易增强经济实力、进而整顿军备，将根本上破坏幕藩体制。

德川幕府的应对方法如下：1604年推进“朱印船”贸易的同时，便实行“丝割符制度”，从中国进口的最有价值商品—生丝，由幕府御用商人凭借许可证垄断采购。1609年，禁止大名拥有五百石以上大船。1616年，将外国商船的停泊地点限制于平户与长崎，后在长崎港人工填造“出岛”。1635年，全面禁止日本人航行海外以及海外日本人归国，终止朱印船贸易。1636年，经多年谈判，朝鲜派遣“通信使”前往日本，日朝两国复交，日本首次在对朝外交文书中使用“大君”一词指代幕府将军，标志“大君外交体制”确立。1638年，“天草、岛原之乱”被镇压后，“锁国制”彻底构筑完成—尽管幕府自身并无锁国的自觉。“锁国”一词广为人知，要等到1801年长崎的兰学家志筑忠雄将荷兰人撰写的有关日本外交、外贸之文章翻译为日文，并为文章取标题为《锁国论》。

1644年，明朝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而后者又迅速被入关的清军击败。满族入主中国使得日本举国上下大为紧张。德川幕府自然会回想起13世纪蒙古入主中原后，忽必烈两次举大军征讨日本虽遭“天佑神风”而失败，但其后果却是迫使镰仓幕府在沿海防御上投入了庞大的人力物力，有功武士又得不到满意的封赏，引发一连串社会危机，最终导致镰仓幕府垮台、南北朝数十年乱战。

德川幕府之所以一度积极与抱残守缺的南明政权进行接触，支持以郑芝龙、郑成功为首的福建水师与清政府相抗衡，是因为其深知幕藩体制、锁国制同样是不能应对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如上所述，主要部署于关东江户的6至7万名幕府直辖旗本、御家人，如果分摊于日本漫长的海岸线上防卫，则如同盐溶于水，直可无视。允许各国特别是西国大名发展自身武力实施防卫，则又彻底动摇幕藩体制“强本弱末”之政策基础。这一最为尖锐、根本没有方法可以化解的矛盾，却自动消解于无形：清朝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入主中国后勤修内政，无意东向征日。东亚进入长期和平安定的局面。

“黑船来航”与幕府体制之根本矛盾

对于江户时代的日本来说，不时出现的西洋海上舰船是漫漫太平岁月中搅人清净的几声虫鸣，却不知西方殖民者基本完成对南亚、东南亚的征服后，正以难以匹敌的坚船利炮积极向东亚渗透，最终虫鸣之音化为雷鸣之声。1792年，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派遣使节拉克斯曼（Laksman，A.K.）乘坐军舰来到虾夷地根室，这是除荷兰之外西方国家中首个向幕府提出要求开港通商的，自然遭到拒绝。其后英国在积极运用其海上力量封锁拿破仑欧洲帝国的过程中，成为至19世纪20年代为止派遣最多舰船前往日本海岸的国家 。1808年，英国军舰“菲顿”号（Phaeton）闯入长崎港湾事件发生后，就连幕府内部都出现了呼吁撤销大船建造禁令、兴建海军以杜绝外敌的声音。但幕府却在1825年颁布了《异国船只驱逐令》（推翻了自身在1806年颁布的接待外国船只法令），以回应英国船只于1924年在常陆国的大津滨 登陆事件——这个地点距离江户湾（今东京湾）已经很近了。

建国后国力急剧膨胀的美国，需要为横渡太平洋前往中国的船只获取可靠的补给站，因此渐渐成为最积极要求日本幕府打开国门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1837年，美国商船摩利逊号开入江户湾要求通商，却立即遭到炮击，只得悻悻而回。幕府还声明以后将照此办法，来航洋船一概击之。

面对不断加剧的沿海危机，江户时代的兰学家行动起来，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撰写《慎机论》、《梦物语》等书，抨击“击攘政策”，主张与西方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幕府的反应却是展开迫害运动，致使两人先后自杀，以此为代表的一场“蛮社之狱”，竟使得掌握西洋情报最多的兰学家群体凋零。

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打败清军后迫使清政府开放国门，签订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到日本后，终于震动了老中水野忠邦为首的幕府高层，连忙于1841年将佐贺藩内学习荷兰军事的高岛秋帆及其门徒们请至关东，在武藏德丸原展示使用荷兰造洋枪洋炮、按照荷兰军队教程实施的作战战术。又于1843年撤销《异国船只驱逐令》。但因为“天保改革”计划引发反对声浪，水野忠邦于1844年便下台了，高岛秋帆竟然也很快被逮捕入狱，门徒四散。自此以后，虽然不断有消息传来，英美俄等国将派遣舰队前来迫使日本通商，但幕府完全成为埋头的鸵鸟，无所作为直至美国佩里舰队到来。

1848年，美国吞并加利福尼亚成为新领土，并在当地发现金矿，引发“淘金热”，无数美国移民涌向太平洋海岸。为了太平洋上的贸易和捕鲸事业，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已刻不容缓。终于，1853年7月8日，马休·佩里准将率领“黑船”舰队抵达浦贺港，坚决不肯退去。幕府于7月14日在久滨里举行仪式，接受美国总统国书。约定明年春季再来之后，佩里终于离去。“黑船来航”事件将德川幕府整个体制矛盾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个矛盾，幕府的外交体制是“大君外交”，将军作为“大君”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是日本最高元首的身份，但在日本国内，日本名义最高元首仍是天皇。现在作为美国元首的总统递交来国书，这烫手山芋是将军自己处理了呢，还是扔给天皇（即请求天皇“赦许”）——那到底谁是日本元首？

第二个矛盾，毫无疑问美国人坚船利炮，一旦开战，身为岛国的日本比泱泱大国的清王朝更难实施抵抗，更不用说只掌握六七万直属旗本、家人的幕府。但如果动员日本各地大名自行组织武力防御，则又违反了“强本弱末”政策，会动摇幕藩体制根基。

第三个矛盾，如果幕府想要凭借自身的力量抵抗外敌入侵，那么武士军队就必须改制为近代军队。西方近代国民军队从武器编制到建军思想、征兵体制、训练方法，与武士军队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此彻底的改革形同将世代传袭的武士军队灭亡，甚至将颠覆“士农工商”之封建社会基础。如此釜底抽薪的改革搞还是不搞？

第四个矛盾，西方国家的目的在于通商，幕府也终于明白在此新时代中，与各国通商互换有无，才能培植产业、增进财富，巩固幕府统治。与外国通商还需要日本撤销藩国壁垒，即全国的政治、经济要由现代统一政府来组织。那么作为德川幕府统治基础的幕藩体制还能够继续存在吗？

萨长强藩的胜利与幕府的崩溃

综上所述，“黑船来航”事件将一大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社会之矛盾，一股脑压至德川幕府面前，而且这些矛盾都有此特点：无论幕府采取保守的或激进的对策，都会相应产生更多的矛盾，所以幕府眼前根本没有好的选择。后世的历史学家无法指摘幕府面对危机时不够努力，但努力的后果如何呢？

针对第一个矛盾，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只得打破“大君外交”由将军包办外交决策之惯例，向朝廷汇报“黑船来航”事件，又向各国大名征求意见，而对象不仅包括谱代大名，还包括从来无资格参与幕府决策的外样大名。如此一来，看似一时之间责任被分摊了，但由此发端，天皇、公卿、外样大名，直至各国中下层武士乃至平民，都参与到政治外交事务中来。

当佩里依照约定率领规模更大的“黑船”舰队于1854年2月再次来到日本，并以更加恫吓性的姿态对待幕府之后，终于迫使幕府于神奈川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打开日本国门。西方各国随后纷至沓来迫使幕府订约。反幕府公卿、外样大名的嘴皮子越发摩擦飞快，而中下层武士乃平民干脆动刀动枪，开始搞“尊皇攘夷”，“天诛”亲幕府人士。——将军必须要面对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失去日本元首之权力的现实。

针对第二个矛盾，幕府只好承认“二百年升平，武力衰微”的现实，采取了撤销大船建造禁令、建造海岸防御炮台、兴建炼铁反射炉和关口铸炮厂、向荷兰订购蒸汽船、开设长崎海军传习所、录用兰学家创建藩书调所等等措施，1856年陆军讲武所亦宣告建立。林林总总的决策在短短两三年内便陆续付诸实施，堪称果断又迅捷，可是当美国在1857年又向幕府施加外交压力之时，幕府仍然没有实力断然拒绝，虽经艰苦谈判，只得于1858年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在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事实上的治外法权）、单方面最惠国待遇等方面丧权辱国，并导致黄金外流、物价飞腾、破产失业者不计其数。如此一来，尊皇攘夷运动更加甚嚣尘上，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虽发动“安政大狱”加以镇压，激进分子却于1860年将井伊“天诛”砍杀于樱田门外，史称“樱田门之变”。幕府越是搞改革，全社会就越是纷纷攘攘，而以西国大名为首的诸侯也趁此混乱局势，购买枪炮轮船、经营贸易、推行殖产兴业、组建编制近代军队。支撑幕藩体制的“强本弱末”政策自行瓦解。

针对第三个矛盾，幕府必须以近代化的海军、陆军对应艰难时局，却无法保证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家臣与陈旧古板的幕府保持一条心。1864年，胜海舟在神户开设海军操练所，幕府却很快以加入其中的坂本龙马等人思想激进为由，于翌年将操练所关闭。1862年，面对陆军讲武所成果寥寥之状况，幕府颁布了《兵赋令》，但兵源和兵饷仍然来自于旗本领地之上贡，这支幕府“步兵队”在1864年镇压天狗党叛乱中的表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1863年年初，天皇派遣公卿三条实美向将军德川家茂传达朝廷赦令，限期责令幕府攘夷，由此攘夷运动进入高潮。8月，因为偶然斩杀英国人之“生麦事件”，萨摩藩被英国舰队报复炮击，史称“萨英战争”。由于在6月朝廷规定攘夷期限到时，幕府毫无动作，最积极的长州藩遂自行在下关向外国船只开炮。英、法、荷、美终于忍无可忍，于1864年9月纠集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史称“下关战争”。这场战争的后果是长州藩激进派在高杉晋作、桂小五郎等领导下，更加倚靠成员大多为庶民身份的“奇兵队”等武装团体。这一类军事团体是对“士农工商”之封建阶级制度的颠覆，更是未来实行国民普遍征兵制度所创制“皇军”之鼻祖。普遍装备洋枪洋炮的“奇兵诸队”之战斗力还高于为了军饷打仗的幕府陆军。

针对第四个矛盾，幕府别无选择，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各层面上将自身树立为具有全国性统治力的政府，而首要任务便是镇压骚动的西国强藩——但这项首要任务却完全失败。1864年7月京都发生的“池田屋事件”标志着斗争进入白热化，长州藩激进派很快组织队伍上京攻打皇居，被负责防卫的会津、萨摩等藩军联手打败，史称“禁门事变”。一个多月之后，沦为“朝敌”的长州藩又遭四国舰队蹂躏，幕府于年末所发动的“第一次征长战役”之形势似乎好得不能再好。然而此时历史拐点出现了——数月前还与长州藩激战于皇宫禁门的萨摩藩军，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指挥层转向了，连同公卿们一通忽悠，“第一次征长战役”竟不了了之。随后经由坂本龙马等牵线，萨、长两藩秘密联合，大量洋枪洋炮流入长州。如此形势急剧逆转，其实与幕后洋人的活动相关——1865年幕府与法国已经打得极为火热，以出卖日本多项主权利益（例如由法国公司垄断生丝贸易）为代价，换来法国提供经济、军事乃至政治改革指导等许多援助。而与法国竞争的英国则转头去扶持被自己教训了一顿的萨摩藩，西乡、大久保等有识之士通过“萨英战争”认识清楚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必须整个推翻封建体制，日本才有出路，于是接受英国援助，转入倒幕阵营。

其后的历史进程可用“一泻千里”来形容：1866年中，幕府终于醒悟过来，发动“第二次征长战役”，但此时积极予以配合的大名藩军已少之又少，幕府军由海、陆多条线路发起的进攻全部失败，威信扫地。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急忙实施最后一轮改革：《兵赋令》取消，由旗本领地缴纳金钱直接用来雇佣士兵、购买法国武器、由法国教官训练，但还来不及获得足够成果，便被迫于1867年10月向朝廷“奉还大政”，此举试图以退为进。然而倒幕阵营步步紧逼，1868年1月初“挟天子以令天下”，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随后双方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进行决战，幕府军大败。倒幕诸藩联军摇身一变成为持有天皇赐予“锦之御旗”的“官军”，由西乡隆盛担任实际总指挥，一路势如破竹进军至江户城下，德川庆喜自行宣布退位，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幕府就此覆灭。

新政府五条誓文与首创国防方针

1868年4月6日，天皇睦仁率群臣以“五条誓文”向天地神明起誓，实行亲政，标志着以天皇为元首的明治新政府建立。“五条誓文”成为新政府根本性施政纲领，抄录如下：

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第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第三，文武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俾使人心不怠。

第四，破旧习，基于天地公道。

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

时隔26年之后（1893年），日本正磨刀霍霍，准备以精心培育数十年之海陆军打败中国、吞灭朝鲜之时，时任枢密院议长的“国军之父”山县有朋发表一份《军备意见书》，其中有一段论述：“我邦之国是在于开国进取，此乃维新以来数回圣诏所明瞭之事……开国进取并非单纯开港实行贸易之意，而是处于列国对峙之中，维持我邦之独立，兼宣扬国光。”

山县有朋在甲午战争前为战备问题所发表的这番言论，极好地总结了自“五条誓文”以来日本国策之精髓，可总结为四个字：开国进取。正是为了以开国进取之维新事业，解决导致德川幕府覆灭的那些深刻矛盾，才有“五条誓文”。笔者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幕府因为前文所述之无法克服的各种深刻矛盾而灭亡，属于历史的必然因素。但是，历史还有偶然因素：经过漫长战国乱世后得以诞生，稳固统治日本二百余年的德川幕府竟然在“黑船来航”十余年后便覆灭了，实在快得令人惊异。

与之比较，中国1842年被鸦片战争打开大门，其后所遭受外辱之深，相较日本何止百倍，太平天国战争等内战之规模又何其大，而清政府竟然在内外交困中支撑一甲子有余，才因辛亥革命而覆灭。辛亥革命是清政府自己培养的新军举枪相向而引发的，这是清政府必然被历史淘汰之佐证，可是它竟苦苦支撑如此长久、并且其中还有“中兴”阶段，这才是“老大”政权之应有表现，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德川幕府迅速覆灭之过程，实有许多令人惊异的偶然因素发挥作用，例如完全事出偶然的“生麦事件”，导致萨摩藩在“萨英战争”中体会切肤之痛，最终促使其与长州联合，成为倒幕军主力。可以这么形容：明治新政府是坐着一条小船，却突然发现已经冲入大洋之中，必须面对惊涛骇浪的考验。对于理解明治时代之国家军事战略，这是极为重要的认知前提。

讨幕“官军”继续东征，镇压不愿听从新政府号令的“奥羽越列藩同盟”，又于1869年6月将原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揚、原新撰组副局土方岁三在北海道组织的所谓“虾夷共和国”灭亡，内战（戊辰战争）终结。创建由政府掌控之中央军（当时称“亲兵”）事宜还未等战争终结，便提上议事日程。10月，在集议院会议上 ，关于军备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概括公论如下：应重视海军多于陆军；应创建军学校，以培养人才为急；陆军应学习法国，海军应学习英国；军费应由各藩根据其石高出资。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担心东征军队如果“各归故土，势必酿成尾大不掉之患”，但政府初建，本身无钱维持“亲兵”所需军费，也无力要求各藩出钱出人，集议院之公论只得停留于书面。

政府首先开始实行根除幕藩体制之事业：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这四个倒幕主力藩，率先申请奉还版籍（土地和人民）。这项举措如此顺利，倒不是因为政府拥有武力后盾之保证，而是由于维新事业领导层的远见卓识、以及全国上下已普遍认同尊皇思想的精神因素作用 。大村益次郎此时所推动的军制改革之事，局限于在大阪设立兵学寮、设立兵工厂（实际是接收幕府遗留资产、继续与英国法国合作），他本人却很快被心怀不满的低级武士刺杀。1870年夏，考察欧洲军事归来的山县有朋接过大村未竟事业，最终创立“国军”。

1870年年末，明治政府终于颁布第一个“国民征兵规则”，仍然是要求各藩根据一万石高出五名壮丁的比例来征集兵役，却根本征不来兵。继续在旧体制上折腾，显然已经没有出路了。岩仓、木户、大久保前往萨摩、长州、土佐，劝告此三藩带头奉献藩兵（共8000人），由萨摩的西乡、土佐的板垣、长州的木户作为代表合议，于1871年将这8000人编成为“御亲兵”，归兵部省管辖。5月开设东山道镇台（本营在石卷）、西海道镇台（本营在小仓），驻守镇台的兵力由附近各藩提供。明治陆军终于诞生。数月之后，天皇颁布御诏令“废藩置县”，诸大臣、参议、官员开会，讨论如果诸藩中有抵抗此废藩令者该如何是好，一时议论百出。此时在旁默默听闻的西乡隆盛突然大喝：“如各藩提出异议，我将率军将其击溃！”顿时议论止消，废藩令付诸实施，一举成功。

藩兵与各藩一道被解散，全国城郭与兵器交于兵部省。封建制度的迅速废除，统一中央政府得以成立，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手中已经掌握一支各藩国不敢加以反抗的中央军“亲兵”，另一方面也由于政府给予旧藩主们丰厚的经济补偿，还将他们尊为“华族”。但广大中下级武士却得不到能够令其满意的抚慰，而平民百姓则被强加沉重赋税，终于使得“国军”在明治时代前半阶段的主要战略任务，只能是维持国家内部安定而非对外之国防。

随着废藩置县和官制改革，兵部省也相应改革，下设陆军部、海军部。9月，东山、西海两道镇台废止，重新设立东京、大阪、镇西（熊本）、东北（仙台）四个镇台。1872年年初，时任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兵部少辅河村纯义及西乡从道联名，向天皇上奏提议“国防之目的、国土之守备、军力之整备、沿岸防御、想定敌国”等各项方针。后世将之称为近代日本第一份“国防方针”（“国防方针”这个名词当时还未发明出来，日本第一份正式的《帝国国防方针》诞生于日俄战争后的1907年）。方针要点如下：

第一，军备之目的要从国内镇压向对外防御转移。

第二，为达成国土防卫之目的，需采用常备与预备之兵役制。为此需实施征兵制。

第三，需重视沿岸防御，于战略上重要地域构筑海岸工事炮台。

第四，需整备陆海军的教育机关、兵器生产机关与后勤兵站组织。

第五，军备应优先于诸项一般政事。

新政府面临之矛盾与全民征兵

在山县有朋提出第一份“国防方针”之前，随着国内局势趋向稳定，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目的（但并未实现）的“岩仓使节团”已经于1871年年末派遣出国，除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以外，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都在其中，明治政府实掌权力者集团走了大半。而留守政府的最高负责人西乡隆盛，却被大久保等要求遵守十二条约定，不得进行官制改革、也不得自主任命任何高官。

愤慨万分的西乡来到横滨码头，目送着载使节团出港的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不由脱口而出：“出洋去的船在中途沉了就好了！”可惜船没有沉，在建立明治新政权、新军队过程中功勋卓著的西乡本人，却将在数年之后与这个政权、这支军队血拼至最后丧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很简单，突然出现在德川幕府面前的一堆深刻矛盾，并没有随着幕府迅速垮台而一起消失。有些矛盾被继承了下来，有些在转换矛头所指之后，显得更为变本加厉。日本的维新事业，至废藩置县运动成功之时，是依靠天皇的神性光辉、维新大佬的人格魅力（或者说“威严”）所能推进达到的顶点。其后维新事业所面对的更深层矛盾，就要看当时人物如何抉择了。

虽然“攘夷”是倒幕派叫喊了许多年、与“尊皇”并列的口号，但新政府自然并无底气将其付诸实施。当初鸟羽、伏见之战枪炮声刚落，西洋列强便以外国人遭到殴打为由派遣海军登陆封锁了神户港，新政府急忙派人道歉——这是新政府与各国外交使团最早正式接触。政府很快声明承诺将按照“世界公法”处理“对外交际事宜”，间接承认幕府遗留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五条誓文”发布同时天皇还颁布了《安抚万民之亲笔诏书》，强调今后要放弃攘夷，把“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作为外交方针，这方针很模糊，既可以解释为“我要建造军舰征服世界”，也可以解释为“我要建造大船与各国通商”，怎么都解释得通。

天皇“东幸”至江户定居并将其改名为东京后，各国公使来到东京谒见天皇，递交国书，这样“大君外交”的衣钵便由新政府继承。与诸国建交之后的第一个成果，是新政府得到了原是幕府从美国订购的铁甲舰“石墙”号（Stonewall），改名为“甲铁”，凭借这艘新式军舰击败龟缩北海道的幕府舰队，终结内战之后。明治政府所面对的首要外部威胁来自于北方的沙俄——日本与俄国移民都在原属中国的库页岛（日本称“桦太”，俄国称“萨哈林岛”）上开拓经营，英国公使巴夏礼心急火燎地要求日本赶快对库页岛采取对策，并认为俄国势力有扩及北海道之虞。

于是1870年3月，黑田清隆被任命为库页岛专任之开拓次官，邀请美国公使德朗从中斡旋，副岛种臣为全权代表与俄方谈判，但谈判拖延日久。来自沙俄的威胁是明治初年被反复宣扬的，但沙俄此时正热心于吞并中国东北疆土，并无余力出兵攻打日本。因此沙俄对于日本领土的威胁，只在臆想中存在 ，明治政府将其宣扬的主要目的是为建立“国军”煽动舆论。

明治政府此时面对的最大难题不是外交或军事威胁，而是英雄好汉最怕的两个字：没钱。奉还版籍与废藩置县之后，为了维持稳定，需要向旧大名藩主阶层支付家禄，向士族、卒族支付俸禄与津贴，根据1873年年初的调查，这些“秩禄”支出占政府收入的三成以上！（另有资料认为占政府支出一半左右）致使政府财政瘫痪。

1873年年末，开始执行以现金、公债将武士家禄赎买之政策，经过其后数年各种努力，终于将“天生有产者”的武士阶层给搬动下来成为平民，代价是政府还得支付金禄公债，而由此形成的沉重债务又转移到农民阶层头上，后者必须不论丰年灾年、雷打不动地缴纳地价的3%作为地税，愤怒的农民发动在各地“一揆”暴动予以回应。由此形成奇怪的因果关系：要推动日本“文明”（即实现“五条誓言”之精神），就必须实现“四民平等”、废除旧有封建阶级制度。而要既平稳又快速地做到这一点，又需支出大量“金禄”安抚旧士族阶层。如此一来新政府就必须比德川幕府更起劲地剥削农民。

而农民的反抗必须以武力进行镇压。既然士族阶层正在被逐步消灭，那么镇压武力何来？只能是将“护卫天皇之近卫兵”，也就是政府所掌握之“皇军”，予以壮大，并赋予其绝对忠于天皇（也就是忠于中央政府）之性格。那么再回看这个因果关系的开头与末尾：推动日本“文明”、实现“五条誓言”之精神为循环开头，建立忠于天皇、坚决服从专制“藩阀政府”命令之军队为末尾。口口声声向往开明政治，却建立起一支镇压起人民百姓来心狠手辣的专制军队。

中国古人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是政权之施政举措需要尽量平缓（特别是在大乱之后），不能一味激进、用急火乱煎一气，炒成焦糊。明治时代的日本也有几千万人口，不算是小国，而明治政府建立后的施政举措却是完全不顾“治大国如烹小鲜”之原则。好似是一艘小船突然冲入惊涛骇浪之大海，水手本能反应便是操起桨来拼命向前划，划到岸上便可得安全，便是胜利。明治日本这艘船幸运地没有中途翻沉，貌似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顾拼命向前划桨就是永远正确的操舰法。——后事休提，先看“皇军”如何通过全民征兵制建立起来。

为陆军省与海军省，“御亲兵”改称为近卫兵，陆军卿山县同时出任近卫兵都督。但这支近卫兵是由萨摩、长州、土佐三藩之兵组成，山县作为长州大佬，去指挥萨摩军兵是近乎不可能的事。山县不断鼓吹实行征兵制，但仅仅数月之后受到山城屋事件牵连 ，西乡隆盛接过近卫兵都督职。

所谓“萨长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西乡作为开国先锋，绝非不通道理之人。山县对其劝说道：实行征兵制后，士兵虽将以庶民（农民）为主，但指挥将校阶层仍以士族阶层为主。在西乡的思想观念中，“泥腿子”庶民到底是不可能具备军事指挥之才能的，所以山县的说法多半可信。另一方面，西乡接手近卫兵都督职后，发现旧时代士族中身份最低的“外乡武士”补入近卫兵后，被“主城武士”出身的官兵“称之为乡巴佬而加以鄙视”，这套封建等级思想残渣弄得西乡也没了办法，只好同意山县的主张。由此扫除征兵制实施之障碍。

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开始实行公历。1月9日，新设名古屋、广岛镇台，形成近卫兵加六镇台（军管区）之体制。1月10日，发布全国征兵令布告。陆军分步、骑、炮、工、辎重五兵种，编制为14个联队（42个大队），规定平时人数31680人，战时人数46350人。同年7月改订“镇台条例”，其中第六条规定镇台军承担对外防御任务同时，紧接着第七条规定“凡师管之营所 中必须布置步兵一联队提防草贼、镇压管内方面。”普遍征兵制的实施，标志明治日本国家军事体制整合的第一阶段目标完成，与此同时有关“大陆政策”、“征韩论”之争论被摆上台面。这将导致一场手足相残的惨烈内战，并开启日本帝国侵略大陆之门。

西南之役与第一期大陆政策

日本对外战略的两种可能性与外部推手

今日提起日本明治时代之大陆政策，似乎只意味着由征韩论起始之侵略、征服大陆的一系列扩张性战略举措，并导致日本向朝鲜、中国、沙俄发起挑战并引发战争，最终使获胜的日本帝国成为远东殖民地霸权国家。但是，大陆政策并不是自诞生之时便是彻底的侵略性战略。

大陆政策的萌芽，最早见于幕末长州思想家吉田松阴于1854年所著《幽囚录》：“于群夷争聚之帝国主义争霸时代为保持独立自主，绝不可坐而待毙，应先行进取、向外扩张，然后可坚固后退防守之基盘”。这其中“先行进取、向外扩张”乃“开国进取”之早期版本，其实际含义即可以用吉田自身所谓的“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北则割据满洲，南则掠取台湾及菲律宾群岛，然后爱民养士” 来解释，也可以用胜海舟曾向木户孝允（当时名字是桂小五郎）所言“向亚洲各国君主游说合纵连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免受西洋之蹂躏。应首先说服邻国朝鲜，其次是清国”之理念来解释。

这一左一右的理念拼合起来，才是真实的大陆政策思想源头，而联合中国、朝鲜对抗西洋的理念还是占上风的。如果站在当时维新人士的立场上向西看：朝鲜虽然封闭落后，却与日本通商交好数百年。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虽然连败于两次鸦片战争并遭太平天国重创，但太平军与西洋雇佣“洋枪队”血斗、曾国藩等创建的湘军与太平军血斗之景象，也令武士出身的维新人士惊愕、大受启发 。

对奠基不久之明治政府来说，中国并未完全丧失加以拉拢、共同对抗西洋的资格。明治政府在外交方面所做成的第一件实事，也正是派遣全权代表伊达宗诚赴天津与李鸿章谈判，最终于1871年9月基本按照清政府方案签署《大日本国大清帝国修好条约》 。

1872年7月发生的“玛利亚鲁士号”事件 ，使中日两国关系扶摇直上至顶峰，但随后便急转直下。在此之前，1871年已经发生“牡丹社事件”，一艘来自表面为中国藩属、暗地里也向日本萨摩（此时成为鹿儿岛县）进贡的琉球王国船只漂流至台湾南部，登陆船员误入原住民住地，遭遇“出草”被杀54人，剩余12人由清朝台湾府官员送回琉球。

1872年年初，该事件由鹿儿岛县上报东京，萨摩藩出身的桐野利秋、野津镇雄等随即向西乡、坂垣等留守政府首脑建议“征伐台湾”，虽得到口头赞许，但西乡隆盛实际所采取的行动却是先册立琉球王尚泰为日本帝国的琉球藩王，列为华族。日本此举并非忍气吞声，而是准备先行吞并琉球，再以“牡丹社事件”为由头，向清王朝发难。不过这一举动被琉球国王尚泰所拒绝。而就在此时，一直试图在东亚搅混水的西方势力终于跳了出来——美国率先承认琉球为日本领土。

9月美国公使德朗与副岛会谈时鼓励道：“美国向不占有他国土地，但我友邦如占他国土地而有所扩张，则为我所好。”（记载于《日本外交文书》第七卷）这就是美利坚，从大西洋扩张至太平洋，至今口口声声不侵占他国一寸领土，专注煽风点火一百年不变。德郎并推荐曾率水兵登陆台湾震慑原住民的前美军军官李仙德为日本外交顾问。李仙德曾率部袭扰过台湾沿海，对当地的人文地理颇有了解。因此到任之后便将台湾地图、海图、照片等倾囊相授，全力鼓动征台。以至于时人均认为副岛成为李仙德的傀儡，其主政期间日本外务省事实上由李仙德控制。

当副岛于1873年年初就交换《日清修好条约》事宜，率领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和李仙德再次前往中国时，便将“牡丹社事件”摆上台面（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李鸿章全力维护“琉球乃我藩属，与台湾冲突并不与日本相干”主张，但是总理衙门大员毛昶熙面对柳原质问时却回答台湾原住民是“化外之民”，为清朝“政教所不及”。这一典型的出自传统华夷之辩观念而发出的不当言论（并未付诸文字），被副岛当作日后能够利用的把柄抓在手心，心满意足回国。得意的副岛回日本后，却深深卷入征韩论之争，失败后与西乡一同下野了。

征韩论之争与首次对外侵略

1873年4至5月间，朝鲜王国单方面断绝釜山草梁倭馆的生活物资供应，在倭馆门口张贴禁止走私告示、并称日本人“变形易俗” 不可交往，是为朝鲜“辱日”事件。消息传到日本，立即引发了日本朝野的一片激荡之声，最终酿成了改变日本政坛格局的“明治六年政变”。

如果倒退数年，明治政府初诞之时，积极主张把握朝鲜内部不稳时机、发兵征韩的代表人物是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则是主张谨慎行事的。岩仓使节团考察欧美、开了眼界，以为日本武力昌隆的热情进一步降低——这个现象是很清楚的：打开国门之后，越是眼界开阔、看清楚世界与日本真相之人，便越是反对莽撞行事。

美、英等列强确于幕后推动日本向周边扩张，但这股推力也并未成为固定政策、持之以恒——后来大久保政府决心要侵台之时，新任美国公使宾汉反而撤销对该项行动的支持。至于过往的征韩论旗手木户，在一切对外政策主张之上，首先需要保住长州派大佬的地位，而他的党羽山县、井上被穷追猛打，即将酿成威胁他本人政治生命之大危机。木户离开岩仓使团，1873年7月先一步回国，到处奔走以平息党羽们的贪腐案件（却不回到政府里去），所以他的关注点根本不在于朝鲜，而是眼前的政斗。

作为木户政斗的主要对手，西乡隆盛对待征韩问题的态度毋宁说仍然是小心翼翼的，疑问“先派军队是否得当？”，并担心“大违初意，酿成战争”，由此可见西乡并不赞成贸然出兵。西乡的主张是“派出使节，明确宣布其（朝鲜）违理”，并愿意自任使节，朝鲜“必然采取轻蔑举动，杀害使节”，那时再派征讨大军不迟。

后世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西乡试图自任使节、前往朝鲜谈判之意图：也许西乡确实是以武士之意志，为了全日本百万因为封建制度破除、征兵制实施而失去优越地位的士族找一份在海外杀伐的工作，而自愿去惹怒朝鲜、牺牲性命。这场战争实在太过冒险，既然你们非要打，我西乡就替你们开路，以后你们自个看着办。但还有更大的一种可能性：西乡这番慷慨激昂之词，只是为了稳住叫喊立即出兵的激进分子，他本人如果能够抵达朝鲜进行谈判交涉，虽然也肯定会采取一些恫吓手段，但最后所取得成果，未必会与时隔两年之后大久保政府同样对朝鲜采取恫吓手段所取得的《江华岛条约》有很大差异。总而言之，8月17日内阁做出决议，三条太政大臣委托西乡本人作为全权大使前往朝鲜，次日已得到天皇批准，但需待岩仓回国后再正式宣布。9月13日，岩仓、伊藤率团回到日本，形势急转直下。

返回日本的岩仓、大久保面对的形势是：政府、军队中长州派势力均大受打击。大久保的老巢大藏省，被丑闻搞得一塌糊涂。副岛出使中国取得外交成果，岩仓使节团原本要修改条约的使命却完全没有达成。推行征兵制、设置陆军六镇台之事业也在留守政府主持下得以推进。如果再让西乡取得对朝外交之成果，岩仓、大久保将被边缘化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们必须展开反击。

西乡自己给对手留下了把柄，毕竟他在使节团出航前曾承诺不在大政方针上自行其是。西乡为安抚出兵派的言论中，也确实说过如朝鲜轻举妄动、便可派兵征伐。这样，岩仓、大久保便将西乡一派打成“外征派”，而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内治派”。大久保以崇高之立场，纵论世界形势，说到横滨还有英、法驻军，政府则身背外债五百余万两，贸易入超年超百万两，如此境况下轻启战端，为了外购武器势必使外债更加增多，何等无谋！西乡对此亦无可辩驳。天皇于10月23日“圣裁”推翻遣使往朝鲜一事，由此争斗了结。西乡与坂垣、副岛、江藤、后藤均递交辞呈，近卫军中桐野利秋以下萨摩派、片冈健吉以下土佐派，大多亦掷冠而去。真可谓政治、军事之大地震。

政斗失败之前，征韩派已经在组织部队准备对朝鲜动手，而陆军卿山县有朋与海军卿胜海舟是被西乡给抛在一边的。胜海舟得知出兵计划后表示海军军备根本就不足，如果政府强命海军出战，他就只能辞职。山县在8月去巡视各地镇台时仍然被完全蒙在鼓里，至大阪时才接得有关内阁决议的消息，还以为事态并不严重，至10月间听闻征韩之事已决，顿时大吃一惊（《公爵山县有朋传》）。征韩派用于侵朝的地面部队本就不想依靠山县正在征召的“泥腿子”，“鬼石曼子”军团可谓信心十足 。可是没有海军支持，如何跨海作战？事实上，征韩派所能依靠的只有“友邦”之支援，副岛被李仙德灌了迷魂汤以后，以为一定能够获得美国军舰和运兵船。但上文已述，外部势力对日本向外扩张的鼓动仍然是不明确，也不连贯的，再加上日本国内各种复杂问题纠结，最终导致征韩论受挫。然而受挫只是暂时的——需要注意的是，外务卿副岛辞职了（他加入坂垣的民权运动中去了），但李仙德这个美国佬可没滚蛋。他继续其鼓吹事业，于是仅仅半年之后，贪腐案件不了了之，“内治派”政府各位大员弹冠相庆，日军竟于明治时代首度跨出国门，侵略中国台湾了！

1874年年初，大久保（此时任内务卿，掌控新建的、掌握全国治安权的权势机构内务省）与大隈重信（大藏卿）拟就《处理台湾番地要略》，事隔两年之后才宣称“我藩琉球人民遭受杀害，为之报仇，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4月，西乡隆盛的从弟西乡从道（先前拖延阻碍了侵朝出兵计划的制定）任台湾藩地事务都督，李仙德随同顾问。新任美国大使宾汉如前所述，表示反对日本出兵台湾，英国大使巴夏礼也表示反对——与美国某些势力推动日本侵台不同，英国主要是想推动日本侵朝，并不希望更多势力去中国南方插一脚。

虽然大久保就此失去了英美的海上支持，但西乡从道明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否则他也压不住军队不满情绪了，随后擅自率三千人的军队5月6日由长崎出港，大久保只得事后加以承认。日军登陆台湾南部后虽然很快迫使原住民退往深山，战亡人数稀少，但死于热带疾病者却很多，军费消耗更是庞大。大久保于8月亲赴北京展开艰苦谈判，几番濒临破裂，最终于10月签署《北京专条》。清廷不但以抚恤难民、购买日军在台建造房屋名义赔偿了50万两白银，还承认日军出兵行动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即间接承认琉球属于日本）。所换来的不过是日本对此前并无异议的事实之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

直到西乡从道出兵时，清政府仍然沉浸在“玛利亚鲁士号”事件所形成的对日友好印象中，得知日本竟不顾《日清修好条约》、悍然出兵大清领土，自然震怒，且并没有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形势，却为何要签署不败而败的条约呢？其实看一看是谁在幕后发挥作用就明白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日军还未出兵前便向清政府发出警告，但后者并不相信。待到日军入侵消息传来，中日双方军队在台湾岛上形成对峙局面，即将全面开战时，又是威妥玛从中周旋，甚至对李鸿章用语极其粗暴，终于逼迫清廷让步，签署《北京专条》。他如此忙前忙后所为何事？大久保来到北京后，威妥玛终于将真实目的向其合盘托出——强烈建议大久保对朝鲜用兵，并道“日本经略朝鲜有利，如果日本有此举，欧洲没有异论，我英国将给予帮助”云云（摘自《大久保利通日记》）。就这样，东亚各国联手抗击西方列强的希望毁于萌芽状态，而日本很快侵犯朝鲜的举动，将引发中日两国围绕朝鲜不断升级的对抗，直至甲午战争。

西南之役

1875年2月，由于日本在对朝外交文书中持续使用“大日本、皇、赦”等字眼，违反朝鲜所坚持的“华夷秩序”规则，日朝交涉再次停滞，已经明了清政府软弱的大久保政府决定对朝鲜动手。5月，日本海军炮舰“云扬”号擅自开入釜山港。9月20日，“云扬”号又擅自驶进汉江河口，并以补充淡水为名向江华岛派出小艇——这活脱脱就是当年英舰“菲顿”号擅闯长崎港之翻版。朝鲜开炮将其轰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已经下野的西乡隆盛听闻消息，批判大久保政府的做法“实属背离天理之可耻行为”，还追问大久保是否“以奸计使过去种种情况化为乌有，另启战端？”问题提得很好，可惜已经下野，说了等于白说。大久保派遣黑田清隆为正使、井上馨为副使实施威压谈判之后，日朝两国签署《江华岛条约》（即《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约》），朝鲜单方面向日本开港、设立“特别居留地” 并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日本的侵略性“大陆政策”就此迈出第一步。

这第一步对于中国是警钟，对于朝鲜是晴天霹雳，对于日本近代史是罪恶里程碑，但在当时日本社会上反响不大，只因日本国内形势几乎可用“烽火连天”来形容了。1876年3月，政府颁布《废刀令》剥夺士族佩刀之自由，8月士族家禄制度被完全废除（代之以“金禄公债”和士族银行贷款等救济措施）。社会地位的优越感、持续数百年的铁饭碗都被打破，成为士族大举叛乱的导火索。为了安抚士族，政府所付出的公债数额不可谓不大，人民百姓头上的负担不可谓不重，事实上绝大多数士族如何落魄，亦不至于会马上饿死 ，这就使得士族叛乱不可能如同战国乱世那般在全国普遍发生，对政府形成致命威胁。1876年10月间，连续发生了熊本神风连之乱、福冈秋月之乱、山口萩之乱。特别是荻之乱，其发生所在地区乃是过去毛利家长州藩核心区域（因其藩厅设于萩城长达260年左右，长州藩因此也称“萩藩”），前任兵部大辅前原一诚也参与进去，兵败身死。

1873年年初，山县有朋主导实施国民征兵制充实陆军，但仅仅半年之后，全国到处发生反对征兵的农民“一揆”暴动。面对手中仅仅只有“竹枪”的对手，手中握着步枪的陆军进行镇压自然并不费力，而且山县还故意偏向于依靠地方士族为主的镇台兵去搞镇压。另一方面，山县又以陆军兵学寮培养的新军官取代西乡下野时带走的近卫兵士族军官。西乡搞征韩计划时完全甩开山县，这给山县很大的刺激，从此之后他便开始追求“统帅权独立”，即令全民征兵组建之“皇军”名义上只服从于天皇，事实上则控制于军部手中。

而在山县的对面，政斗中失败的西乡则将另一套陈腐的军事体系付诸现实，即建立士族专制政权。早在拉队伍进京组建“亲兵”之前，西乡便在家乡鹿儿岛将土地分给低级士族，然后每个乡都以庄头为首的士族武装团实施管辖。下野后再度回乡，西乡以下一干人等依靠维新功臣所得的“赏典禄”资金（西乡个人有2000石），开设士族私学校与附属炮队学校，至西南战争打响时“私学校党”集结起13000人的队伍。县中的区长、警察署长都由西乡派人担任。就这样，鹿儿岛士族专制的“西乡王国”建立了起来。

大久保试图学习的是德国俾斯麦，建立中央官僚专制的政府，而西乡追求的则是乡间士族专制，类似于战国前期由大大小小地方“土豪”所支撑的“大名共和国”。山县要学习的是老毛奇麾下纵横披靡的普鲁士军队，所谓“不是普鲁士国家拥有军队，而是普鲁士军队拥有国家”，以及“大总参谋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而士族军队有事才集结起来，没事就耕田并看家护院，很少关心县外的事情，作战主要依靠个人刚健精神。西乡鄙视昔日至交大久保一味浅薄地西方化、满身铜臭气，但问题的关键是西乡所作所为根本就是开数百年的历史倒车，绝不可能成功。鹿儿岛地方政权与东京政府之间裂痕越来越大、不可弥补，终于1877年2月爆发全面战争，史称“西南战争”。

从战术上来讲，叛军充分展现了其个人战力的优秀，兵力与武器装备处于极端劣势的情况下仍然与政府军血斗至9月末才被彻底歼灭，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一干叛将几近全灭。而从战略上来讲，叛军一开始就犯下了久攻熊本城不克的巨大错误，而即使攻下这座城池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政府军方面则策动海上登陆配合陆上进攻，形成多路合围的有利战略态势，并在野战中充分利用火力优势，虽然也吃过几场败仗，但战略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

赢得战争胜利，大久保的政府首脑地位更加巩固，但他却于1878年5月遭遇士族浪人刺杀身亡，再加上一年前木户因病去世，维新三巨头的时代遂告结束。全国士族尽管不满，但也不再怀抱重建武家政权的梦想，许多人转投于自由民权运动——后来的日本民权论者往往同时鼓吹亚细亚殖民扩张，便是此时遗留之毒素。

新一代的“御用商人”如三菱会社趁着战争发展起来（政府为这场战争支付军费4150万日元，三菱会社赚得其中1500万日元），成为财阀。但最关键的变化来自于经受了战火考验的庶民军队。数万名应征兵坚韧不拔地进行战斗，怀着对士族阶层数百年作威作福的痛恨，最终将其彻底打倒。一批军官将佐获得了近代战争的实战体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将沿用于甲午、日俄战争。明治维新起始已经十年了（西南战争又称“十年之役”），日本在外交上受英、美之影响，已经彻底放弃对朝、对华友好的想法，并初步品尝到向外扩张的甜头。如今内部已平，日本将开始铸造对外征服之剑。

敌人就是大清国

1939年年初，平沼骐一郎上台组阁，面对日本陆军深陷中国战场泥潭，进不得、退亦不得之状况，曾由衷感叹道：“明治时代的元老大半为武士阶级出身（平沼本人出身于冈山县津山藩士家庭），当时的武士是军人，也是统治者，同时还是行政官、司法官。也就是说（明治元老）身上同时具有政治、军事两方面的知能与资质，因此可以于日清、日俄战役取得辉煌胜利。对此不加注意，是陆大教育之误啊！”

如果按照平沼以上标准，推翻幕府的第一元勋西乡隆盛自然武功卓著、主持留守政府时期把各项事业也搞得有声有色，武士本色更是不容置疑，此等人物正应该领导日本沿着康庄大道走下去，却被排挤后遭打击至灰飞烟灭，死后魂魄都没资格进入东京镇魂社（西南战争后改名“靖国神社”）去配享冷猪肉。伟大的西乡不在了，“皇军”头号首脑毫无疑问便是山县有朋，他将倾力打造出心目中理想的“东方普鲁士军”——创建被平沼痛恨的陆大（陆军大学校）只是打造过程中的一项举措。

明治政府创立以来，军政大权由太政大臣总揽，而陆军卿与海军卿隶属于太政大臣，没有直接辅佐天皇之权。1878年11月，前身不过是清水衙门的陆军省参谋局被独立出来，成为日本陆军的参谋本部，规定参谋本部长不仅不受陆军卿管辖，也不受太政大臣管辖，而是作为陆军军令（对内对外的陆军作战准备与指挥）方面辅佐天皇的最高机关，直属于天皇——所谓天皇的直接指挥当然只是徒具形式，实质是军令机构从此得以按照自身意志行事。

1879年10月，在重新划分全国陆军为7个军管区的同时（增加北海道为新军管区），公布陆军组织条例，其第一条便规定“日本帝国陆军一律直属天皇陛下”，第七条规定“有关军令之事项，由参谋本部长负责上奏和策划，经天皇亲自裁决后，由陆军卿执行之”。—也就是说作为政府一部之陆军省，实质上沦为参谋本部的附属执行机关。首任参谋本部长自然由山县亲任，从德国考察军事归来、时任中佐的桂太郎被委任调查从朝鲜至中国沿海地理及社会情报。各种情报经过综合研究之后，1880年山县提出《进邻邦兵备略表》上奏文，基本主张是：虽然日本财政状况严峻，但世界列强均“论兵之多寡急于论国之贫富”，清政府也在大力强军。日本实施强兵策刻不容缓，应优先于一切政治课题。

1881年5月，时任陆军卿大山岩（旧萨摩藩出身）和山县参谋本部长联名向天皇申诉说修筑东京湾炮台的经费不足，争取到天皇直接赦令拨款。这是参谋本部长（1889年起称参谋总长）直接行使上奏权、跳过政府来取得军费之首个恶例，但实事求是地讲，山县本人并不赞同延续这个恶例，要让军队获得足够令他满意的军费，显然不能依靠每次都找天皇诉苦。而且必须要注意的是：明治时代由于维新元老威望极高，行使“直接奏请”权力的不仅是山县。后来甲午战争时，基于“统帅权原则”首相伊藤博文是没有权力加入作战计划审议会议的。但是伊藤直接奏请天皇得到同意，强行列席，于军事战略以外将政治、外交战略完美与之结合而形成较为平衡的整体战略计划。

多年之后平沼感叹陆大没有培养出“文武全才”的好学生来，却对于引发军部独走的“统帅权原则”不置一词（事实上他完全赞同各项军国主义原则），何其谬也！1882年《陆军大学校》条例颁布，陆大于1883年4月开设于东京赤坂的参谋本部院内，首任校长是儿玉源太郎，从德国聘请梅克尔少校授课，日本陆军就此开始由学习法国全面转向学习德国（梅克尔同时也担任桂太郎等主导的“临时陆军制度审查委员会”顾问）。

改变经费现状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朝鲜被日本打开国门之后，又连续被美、英、德等国强迫签署不平等条约，终于1882年7月发生了“壬午兵变”，起义士兵杀死了日本教官，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跑至英国军舰上，把持朝政的闵妃政治集团被推翻。8月，日军数艘军舰运载150名士兵侵入仁川，山县取得天皇批准后向全国军管区下达了集结令，并在福冈编成临时混成旅团准备开战。清政府随即也派出数艘北洋水师军舰前往对峙威慑，最终以逮捕大院君送往天津软禁、扶持闵妃归位之举措，解决了事态。

日朝两国随后签署《济物浦条约》，朝鲜政府支付赔款并进一步开放国门，日本甚至取得了驻军权（名义上为了保卫使馆），为甲午战争留下最直接的祸根。壬午兵变使得中日之间仅存的一点好感完全丧失殆尽，互相确认为未来必定开战之对手。中朝两国随后签署《通商章程》，明确朝鲜对中国的宗属关系，清政府也在朝鲜取得租界、驻军权，并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协助朝鲜实施改革。如此一来，日本对朝鲜的渗透远不及清政府来得快。这便使得日本朝野上下产生莫大危机感。既然庞大的中国已经成为明显的假想敌，那么日本必须付出百分之百之努力扩张军备也就势在必行了。

1883年，为明确扩军之必要性，山县提交《对清意见书》。11年前山县提出第一份“国防方针”建议书，当时日本的国家军事战略还只是模棱两可的“要从国内镇压向对外防御转移”，至此终于以积极筹划对朝、对中实施大规模军事侵略为根本性战略。并非偶然，又过11年甲午战争爆发。

山县之《对清意见书》中对于清军威胁认识是：清国陆海军军制均在进行变革，模仿西洋形制，西式军舰已经拥有百余艘之多……以此可宇内争雄。即对于清军的实力评价为亚洲之雄者，而日本现状则难以企及。因此具体有四项提案：第一，需要迅速建造装甲军舰以提升海军实力。第二，通过整备海峡炮台以强化沿岸防御。第三，对清外交需维持和平方针。第四，应加强万一对清作战的准备工作。军备大扩张运动就此开始，而作为陆军军头之山县在意见书中视为最紧要之事，却是海军之大举扩军。

击沉定远的游戏

“壬午兵变”解决之后，日本尽管逼迫朝鲜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却对于清政府派遣更为强大的北洋水师与其对峙，深以为羞辱——其后百年直至今日，此种情况屡屡发生，只要在外交、军事、经济各种冲突中，日本没有占到便宜（甚至是没占到大便宜）就一定会自觉深度受辱。昭和时代的日本军史学者对此评论道：“国际关系中一切以力量为准绳。深为遗憾的是，当时我国国力实在不足。虽以尚武为国是，征兵令实施已过十年，国军却只堪国内使用，于国际上实不堪用。且现状是相对陆军，海军形势更为严峻。虽然维新以来，在我国海军的建设扩张乃一般国论……然而唯独海军处于不振之态。”

虽然海军在1882年仍处于“不振”状态，由接收幕府海军起家的这支可怜的明治海军，却早已做起侵略海外的梦想。1870年5月，后因主张征韩论下野、造反而亡的兵部大辅前原一诚向太政官提出《关于创建大海军之提议》，纵论世界列强皆为海军强国，日本是孤悬于大洋之上、四面皆可能受敌攻击之岛国，因此“今日之事，唯需尽快振兴强大之海军，以护卫数千年岁月之我赫赫皇国，于内地尽驱外兵及开疆至北海尽头，更将朝鲜收为属国，西连支那，强压俄虏”。（由此可见前原主张“征韩”的同时也主张“日支提携”） 紧接着前原便要求建造军舰大小200艘，其中蒸汽厚铁舰（当时只有一艘“甲铁”勉强算包铁舰）50艘，常备人员25000名，为此需支付的费用是金千万两、米20万石，以20年为期建成大海军，每年费用大约折合150万石。

不过明治初年根本没钱建立如此大海军，提议遂不了了之。三年之后，海军省独立出来，海军卿胜海舟又提交一份新造舰提案：甲铁舰26艘、大舰14艘……总计140艘作为海军总体战力，期待18年整备完成。尽管数字已经大大缩水，但这份提案同样无资金去实施。因此，1873年征韩派叫喊要出兵朝鲜时，胜海舟便表示海军无力配合，政府如强令他出兵，只能辞职了事。

1874年入侵台湾时的海上窘困状况，终于迫使政府拿出一些钱来（310万日元），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叡三艘巡洋舰，1878年加入日本海军。1882年清政府派北洋水师超勇、扬威等军舰威慑在朝日军，海军卿川村纯义借机争取到海军第一期扩军经费（当然这也得益于山县为首元老的谅解），总额2400万日元，向外国购买筑紫、千代田（取代神秘失踪的亩傍）、浪速、高千穗等具有世界准一流水准之军舰。

1884年，在朝鲜又发生了日本支持的开化党政变（甲申事变） ，日本焦躁于对朝鲜渗透远不及清政府来得快，又看到清廷南洋水师在中法战争中被一举歼灭，便鼓动在朝鲜的爪牙发起无谋政变，结果迅速被清军镇压。中日之间对抗情绪更加激化。随后中日签署的《天津条约》规定今后朝鲜有变，清日两国如要出兵须事先相互通知，为日本侵朝留下了最大的借口。受此事件刺激，1885年日本政府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变更原先扩军计划，申请新造54艘新式军舰，达66300吨。1888年，官制改革之后就任海军大臣的西乡从道（原陆军中将）沿袭此扩军方针，请求自下一年度起追加更多海军军费（第二期扩军），计划购买建造16艘大型铁甲舰，由此海军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例年年超过10%。

同年5月，海军参谋本部与陆军参谋本部分道扬镳，前者于甲午开战前改名海军军令部。8月，海军大学校设立，井上良馨任校长。1890年时，日本海军舰艇总吨位达到58000吨，而同一年中国海军总吨位是65000吨左右（此后北洋海军发展停滞），已经相当接近了。

以上日本海军扩军过程中，曾有一桩虽然事出偶然、却很能成为日后甲午战争胜负注脚的事件——1886年，北洋海军造访长崎，清军水兵下船后逛烟花柳巷、与当地警民发生冲突，双方互相赔款了结此事。日本社会上下掀起捐献资金买军舰的高潮，民间对中国愤恨情绪直冲云霄，小孩子普遍开始玩“击沉定远、镇远”的游戏。日本海军高层自然不会以游戏态度来对待拥有远东头号巨舰的北洋海军，除了继续大力买舰造舰以外，海军作战战略也在研讨制定中。1890年，继任海军大臣的桦山资纪又提出更大规模的扩军案（12万吨！），最终使得甲午战争打响前日本海军总吨位达到62000吨。

注：财政支出与军费的单位是日元

同时，桦山阐述日本海军战略如下：“维持我之国权即防止他国侵扰，将敌击退而守卫之策必导致前进攻击之事实，军舰于海上之势并无攻守差别。”此话含义就是海军总体战略虽然是于国土周边之海上采取守势的“邀击”战略，但具体作战战略是必然需要采取攻势的。此“攻势主义”思想，后演变为“舰队决战战略”，成为日本海军支配性战略思想。众所周知，此时世界海军中开始盛行美国海军学者马汉的理论 。

1902年，海军少佐佐藤铁太郎写成《帝国国防论》，由山本权兵卫海军大臣上奏于天皇，其主张要点是：一，日本是与英国相似的海岛帝国；二，海岛帝国的国防以防守自卫为宗旨；三，为此海军要以保护通商为任务夺取制海权作为主要任务来整顿军备；四，为此海军要采取攻势，于海上邀击敌舰队并将其击破，才能圆满达成国防目的。此份浸透马汉思想的文件虽然是写于甲午之后，但实质是对甲午以来日本海军已实行战略成果之总结，并将通过其后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加强至固若金汤的地步。

中日对决已迫在眉睫的1893年，山县再度上奏《军事意见书》（他的意见书不止一份），提及海军状况称：“于要港防卫之任务亦不足，更不用说对应东洋之危机，如欲夺取东洋之霸权，最大急务仍是整顿海军。需用八九年时间，整顿海军军力应达到十五万吨。”山县没有想到的是翌年日本海军便击败了中国海军，而15万吨这个目标将在对俄扩军运动中去实现。由文中“如欲夺取东洋之霸权”这番话语，倒可充分明了日本海军真正战略之所在。

甲午战争与第二期大陆政策

背着债务剑指北京

如果我们细细探究明治时代日本的社会面貌，将会发现无数令如今的“日本通”们吃惊到合不拢嘴的现象。例如，当时日本向中国出口之大宗商品包括最简单的手工业品——火柴，原因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为“血汗工厂”带来了取之不尽的极廉劳动力，所生产的火柴尽管质量糟糕，但价格极便宜。为尽可能增加出口创汇，大量日本女性在国内外沦为风尘女子这类事就不多说了，当时日本还拼命向欧美出口大米。以日本耕地之缺乏、人口之稠密，出口国产大米当然会带来米价攀升，于是乎就需要采取各种手段从朝鲜进口更廉价的大米补充国内。

强行打开朝鲜国门之后，日本对这个国家的掠夺就从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大米开始，自然又激起朝鲜民众普遍愤怒。日本海陆军（特别是海军军费翻倍增长）由1883年开始大举扩军导致政府债台高筑眼见将升入云霄了！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对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当然更准确来说前面需要加个引号——“天皇制”）诞生、帝国议会开幕（拥有地产或满足缴税额规定的男子才有选举权、第一次大选的选民只占总人口的1.24%）庆贺之声未绝，1890年明治日本便陷入首次严重经济危机，全国到处爆发“米骚动”，山县内阁（他是作为因修改不平等条约失败、此时难以上台的伊藤之替身而于1889年年末登上首相宝座的）则以制定《治安警察法》等镇压措施予以回应，全力维护藩阀统治。

《帝国宪法》公布的仪式上，总理大臣黑田清隆和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均发表演说，强调要继续坚持推行“国是”即开国进取、富国强兵政策，但第一届议会强调要“修养民力”，于是削减1891年政府财政预算（由8300万削减至6500万）。第二届议会又削减军舰、钢铁厂建造费，于是1892年7月由于陆军部、海军部拒绝提出继任部长，导致松方正义内阁总辞职，首开军部利用此恶劣手段阻扰政治运转之先例 。伊藤临危受命、出马组阁，山县、黑田、井上馨、大山岩等元老都入阁，以应对“东方大局”变动下“我国命运之危殆”，而实质上萨、长藩阀专制正是此时达到极致。

1893年2月，伊藤及内阁成员联名请求天皇在赦令议会与政府妥协、或解散议会这两个选项间进行裁决——“正是为了军国主义至上的课题，而使出了家传宝刀。”（《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天皇一书诏赦之下，至今某些人艳羡不已的所谓“日本宪政议会民主”便于轰响的战争鼓声中沉默，第四届议会（1892年11月-1893年2月）迅速通过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象征性地砍去272万日元，其代价是议员们自身要在未来6年中“捐献”俸禄十分之一纳入造舰费用），并承认了所有追加预算，且无一名议员提出异议！ 战争已经不是要不要发动的问题了，而是必须赶快发动起来并打败中国，否则仅仅高额巨债的利息重负便会将日本压垮！议会休会后不久，即制定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只能由陆海军军人组成，文官不得参与作战指导，这就是为开战而做指挥体系准备了。但首先，让我们看看陆军在最后阶段的作战准备工作。

尽管经历了惨烈的西南战争并获胜，但实行征兵制十余年的日本陆军仍然苦于本就负担沉重的民众逃避兵役，山县于1883年后转去研究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其实质目的便是通过此制度彻底加强基层户籍管理完善征兵制。1883年开始的大规模扩军，虽然海军获益远比陆军多，但陆军也要求将步兵编制扩充至28个联队、野战炮兵扩充至7个联队，骑兵、工兵和辎重兵都扩充至7个大队，至1888年基本完成。

以时任受位陆军省次官的桂太郎为中心，凭借陆军大臣大山岩、元老山县公（1889-1891年第一次组阁担任首相）的支持以及川上操六（出身旧萨摩藩）、儿玉源太郎两位少将协助（川上、儿玉两人当年在陆大时，被德国教官梅克尔特别称赞为优秀学生），称“相比法国，德国之制度才完全符合日本之国民性，因此是以日本之国民性考虑来建立陆军制度”。（《桂太郎与军政之整备》）决心将建立德式陆军的最后步骤付诸实施。

1888年5月镇台制正式改为师团制，近卫军与六支镇台兵各自改为近卫师团与第一至第六师团（驻扎本营分别位于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1890年又补充了沿海要塞炮兵，陆军基本以此阵容迎来甲午开战。陆军大部分士兵手中握有国产步枪：村田枪，但并不怎么先进，火炮也仍然是青铜制。日本陆军将用以击溃清军的真正“武器”，是多年模仿德国军事战略思想而成的“攻势防御”、“各个击破”。

1888年7月，山县提出的《军事意见书》对于陆军作战战略是如此描述的：“即使敌人是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国家，由其海上输送能力而言，一次性登陆（日本）的兵力最多只有两个师团。因此，日本的各军管区内有一个师团事前部署阻止敌军推进，再利用铁路将1至3个师团集中起来发动攻势，则大有可能将敌击溃。此作战战略即为‘攻势防御’，敌人每一次登陆，都被顺次击溃，这一点便是‘各个击破’。”以防守日本漫长的海岸线角度而言，此战略非常正当、毫无侵略性之意味，而实质当然并非如此。

需知明治日本的铁路、航运事业是在国家全力扶持之下膨胀式发展的（农商务省对铁道、海运会社的扶持力度最大）。一旦大陆上发生战事，日军可通过铁路迅速前往西部港口（其中最重要的是广岛湾宇品港），搭乘轮船实施登陆（当然这是在海军夺取制海权的前提下），则山县的陆军作战战略可立即演变为在敌国领土上出其不意地集结兵力、主动采取攻势各个击破敌军部队。

怎样为在敌国领土上集结部队、实施攻势作战提供国家战略上的依据呢？1890年3月，时任总理大臣的山县向天皇提交《外交政略论》，终于炮制出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原则”，即“日本国防之方策有两项。其一，以领土领海为线，称为主权线，侵犯此线之外敌需予以驱逐。其二，对于主权线之安全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区域，其外围边境称之为利益线，侵犯此线之外敌需予以驱逐……只有达成此两项方策，国家之独立才得以完全保证”。进而提出为此需要陆军兵力20万。

发动陆军兵力20万，与德国陆军一样利用铁路进行快速机动（当然日本陆军还得依靠海运），不但在日本本土的主权线范围内，而且在可算作是利益线范围内的朝鲜、中国领土上前进、集结，再以德国式的集中优势兵力之作战战略对敌予以歼灭式打击。将山县前后这些建议书、政论串连起来看，日本陆军的战略形态已昭然若揭，整个便是“普奥、普法战争”之翻版。

早在1887年，经过对中国情报收集后回国的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因其才华出众，人送外号“今谦信”）提出《清国征讨案》，基本方针是：“以8个师团派遣至清国，攻占北京，俘虏清国皇帝”为最佳方案，具体方案内容是“在海军支援下派遣6个师团登陆渤海湾，围攻北京的同时，在扬子江岸派遣2个师团登陆，牵制清军北上”。除了前述的7个师团，他把北海道的那些屯田兵也算作了第8个师团。

英国与俄国视角的远东战略

1890年之后，日本花费巨资购买的松岛、严岛（这两艘来自于法国造船厂）、桥立（最后这一艘由横须贺海军船厂自造成功）这三艘所谓“三景舰”，以及秋津洲、吉野（英国造的最新式）为代表的具有新式舰体、高航速性能、装备大量凶猛火力之速射火炮的军舰加入海军行列。陆军也已整装待发。庞大的军费资金获得议会通过。民间对中国仇恨情绪、吞并朝鲜的鼓吹声浪已彻底煽动起来。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894年年初朝鲜发生的东学党之乱。6月，朝鲜向清廷借兵镇压乱党，而日本战时大本营也于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立，立即发布动员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并无朝鲜同意的情况下援引《天津条约》指挥日军登陆，至6月底在朝日军已达8000人、远超清军。在中日两国就“同时撤兵”问题吵来吵去时，日本内阁已于6月22日御前会议奏请天皇“圣断”，决心继续增兵，这就注定了战争即将爆发（当然清政府也已经下决心开战，继续增兵）。

但是6月30日，俄国驻日公使希德罗夫向日本政府发出强硬警告：“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接受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的方案，否则日本将背负重大责任，特此忠告！”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强悍沙俄帝国的几句话，比中、朝两国万言书都更有分量。时任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回忆录《蹇蹇录》中讲述：（陆奥）急忙去找伊藤询问如何处置，原先主张增兵需谨慎的伊藤沉默良久后，缓慢但是坚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们怎能接受俄国的劝告从朝鲜撤兵呢？”由此陆奥驳回俄国的要求。7月13日，俄国声明放弃抗议日本出兵，7月23日大鸟命令日军进攻朝鲜王宫，7月25日日本海军分舰队袭击清军运输船及护航军舰（丰岛海战），战争爆发。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阻碍战争爆发的最后、也是最大力量来自于俄国，其最终放弃的态度，使得一切阻碍因素消失。已经在朝鲜渗透多年的俄国之所以选择放弃，并非因为害怕当时实力根本达不到列强水准的日本，而是因为在日本的幕后站着英国。前文已述“日本对外战略的两种可能性与外部推手”，而英国便是自从萨英战争之后、推动萨摩转向倒幕开始，从外部对明治日本国家战略施加最深影响之势力。

甲午战争是远东战略格局的一次大洗牌，日本表面上由此真正独立而成为列强之一，但事实恰恰相反，日本是由此更深地被卷入世界列强瓜分远东的游戏中，成为大英帝国棋盘上重要的战略棋子。因此，笔者必须回顾英国、俄国漫长的全球利益冲突史，以这两国看待远东角逐的视角，才能真正讲明明治时代日本的军事战略本质所在，限于篇幅只能浅谈一番。

英国于维多利亚女王开始统治后（1836-1901年），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达到世界顶峰，成为“世界工厂”与全球海洋霸主，大量殖民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但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技术由英国扩散至全球，挑战者陆续出现。德国与意大利先后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也开始向非洲扩展殖民地，德国人还远航至太平洋夺得许多岛屿。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获得飞速发展，领土扩展至太平洋，并率先敲开日本大门。俄国在欧洲东南部针对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领土实施扩张，试图夺取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打开通向地中海的门户，此乃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一贯的国策，最终导致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历史上恩怨情长的英国和法国联起手来登陆克里米亚半岛击败俄军，签署《巴黎和约》，俄国在欧洲的扩张势头被遏制。

顺便提一句，1853年年末俄国远东舰队司令普提雅廷正率领舰队停泊在长崎，打算强迫德川幕府开港，听闻克里米亚开战的消息后只好离去，结果打开日本国门的“荣誉”留给了一周后第二次来航的美国佩里舰队。英法这对好伙伴紧接着又干一票，1856-1860年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然而捞取最大好处的竟是不费一枪一弹的俄国，1858年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强迫签订《瑷珲条约》、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就是上面那位）强迫签定《中俄天津条约》（先于英法两国的《天津条约》），再加上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国东北、西北150万平方公里领土被沙俄掠夺。英、法、俄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在华殖民利益最多的三国，互相争斗不绝。

而作为世界殖民帝国的英国，与强烈希望向南方扩张获得不冻港的俄国之间的对抗，绝不局限于中国。英国最为重视沿着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至远东海域的殖民利益经营，沿着这条“亚欧弧线”，英、俄两国在波斯、阿富汗、印度、中国的西藏直至朝鲜，到处发生利益碰撞。这一圈对抗下来，俄国在哪里都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不冻港，但侵占中国东北领土之后，终于获得了位于远东、面向日本海的海参葳港，立即着手将其建设为海军基地。这就是明治初年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三番五次提醒日本注意俄国威胁的原因所在，而鼓动日本“经略”毗邻海参葳之朝鲜半岛也是英国对抗俄国的策略之一。

1882年、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的“事变”，只是为将来全面开战留下了借口，当时来看日本侵略朝鲜的事业是严重受挫了，因此英国决定亲自动手。1885年，英国派遣舰队占领朝鲜南方要冲之地巨文岛，俄国国内一片哗然，认为英国的目的在于封锁海参葳，鼓吹也去占领朝鲜领土。中、朝乃至于日本都要求英国退兵，英国提出条件是需要俄国“保证永远不占高丽地”。由于俄英两国于当年9月签署《伦敦议定书》划分阿富汗边界，再加上权衡此时在远东与英国开战毫无胜算，1886年10月俄国终于声称“除担保太平外，并无他意，不愿取朝鲜土地”，于是翌年年初英国退出巨文岛。

虽然清廷对于朝鲜闵妃集团算得上有“再造之恩”，但其无力单独迫使英军退去的现实，使得朝鲜自此以后开始积极引入俄国势力，以作后盾（与之对抗的是清政府派遣的袁世凯）。在中国东北和朝鲜获得的利益，使得俄国统治高层的野心膨胀起来，1891年在财政大臣维特的鼓吹之下，决心修建从莫斯科通往海参葳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它将使俄国能“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引自维特1892年11月6日奏折）。值得一提的是，铁路修建费的贷款完全来自于巴黎银行团，丝毫没有依靠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正是这条铁路引发远东在一次大战前的炙热战火，将中国、朝鲜卷入地狱之中。

春帆楼上伊藤左右开弓

转头再看英国。虽然在获得俄国保证、巨文岛事件平息之后，英国看似在远东过着太平日子，但在中、日之间越加浓厚之硝烟味中，英国最终决定抛弃清政府、支持日本以获取利益。在此之前，英国是两面下注的，清政府也从英国购买了致远、靖远、超勇、扬威等军舰（定远、镇远、济远、经远等则购买自德国），最重要的是还聘请英国海军中校琅威理为副提督，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练、教育事宜（提督丁汝昌是李鸿章门下、不熟悉海军事务），琅威理使北洋海军训练水准在19世纪80年代末达到最高峰。但由赫德（1861-1911年掌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权利）推荐而来的琅威理实际是掌控中国海军之棋子——中法战争时琅威理因为英国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职，赫德向英国外交部发电要求允许琅威理再度赴华时极为露骨地说：“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都想谋取领导权，但我仍将中国海军保持在英国人手中。……急需琅威理来，煊赫的前途已经展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度来华的琅威理于1890年3月闹出了“撤旗事件”，即提督丁汝昌离舰后仍要求北洋海军为他自己升提督旗，这实际事关北洋海军到底是中国自主舰队还是中英联合舰队之争，最终琅威理辞职。

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说，清政府的处置并没有错，但在与英国关系转为非常冷淡之后，老佛爷却热衷于修园子、给小皇帝办婚事，北洋海军停止一切采购，且训练废驰，如此迎来甲午之战。民族主义是一股精神力量，颓废与过激都不好，且必须要有实力做支撑，这是晚清留给我们的教训。总而言之，日本是在英俄冲突的漩涡中，主要受着英国的推力走向开战，这是无可置疑的。对于英国来说，清政府已经颓废，且不愿意加入争霸游戏中为其服务，而日本正在崛起并磨刀霍霍。远东形势只是英国的世界战略棋盘上偏远之一部，正在欧洲大陆上崛起的德国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在远东能够“借力打力”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当然，日本的扩张对中国、朝鲜会造成如何大的伤害，英国佬是绝对不会关心的。对于日本来说，由于国内形势沸腾，开战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至于坐在棋盘对面的俄国，则准备于战后分一杯羹，就如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那样，并想方设法阻止英—日势力北上。

作为对日本奋勇对清开战的“临门助攻”，仅仅在丰岛海战打响（众所周知这次丰岛海战的善后处理工作完全偏向日本，也是英国送给日本一个天大的面子）的前一周，基本以日本草案为基础，英国与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这项基本平等的外交条约当然并不会导致对日本军事上的直接帮助，但其政治意义极大，标志着英国认同日本“制定了近代化的各项法典，国际上已具备与清朝角逐的实力”。（摘自坂本太郎《日本史》）与英国签约不但鼓舞了日本的民心士气，且将伊藤内阁从与议会“国权派”争吵并导致议会两次解散的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国权派”反对允许外国人至日本内地杂居的条件下修约、同时更主张对清强硬，因此等于是用对清开战换取修约草案通过）。

日本全国上下一切纷争都立马消失，战争开始了。虽然日本已经于数日前在陆上、海上都率先发起战斗，但正式宣战是在8月1日，随后8月5日大本营决定对清作战战略方针。方针基本内容是：“这次战争的目标在于从韩国将清国势力排除。因此，日本军为了达成此目标，作战目的就不止于将清国军队从韩国排除，还需要一举进军北京，于直隶平原寻求决战，与清军一决雌雄，是为雄大之攻势战略、决战战略。以下将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首先以第5师团先遣至朝鲜，国内的陆海军为出征做准备。其间对敌舰队展开扫讨作战，夺得制海权。第二期，甲案——如果得以掌握制海权，则逐次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遂行大决战；乙案—如果只控制近海（即双方海军打成平手），则陆军向朝鲜进军，击退敌兵，扶持朝鲜独立；丙案—如果制海权完全被敌方掌握，则尽可能拯救第5师团，完善我国本土防御，待敌军来袭将其击退。”由于日军登陆朝鲜后一段时间内，海上没有捕捉到北洋海军主力，8月31日大本营决定执行乙案。

随后的战事只简述一番：9月16日日军击溃驻朝清军，占领平壤。17日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受创严重，退回旅顺，自此制海权被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夺取。10月下旬日军连克九连城、凤凰城，轻易渡过鸭绿江，并在海军掩护下登陆辽东花园口，11月21日占领旅顺，进行大屠杀。1895年1月日军又在山东登陆、包围威海卫，2月17日迫使走投无路的北洋海军投降。自旅顺被浸于血泊时起，日本国内便一片欢腾、到处提灯游行，福泽谕吉等名流联名呼吁乘胜攻占北京。但通过“直接上奏”天皇而获得在大本营内控制战争进程权力的首相伊藤博文，则密切注意列强所发出的声音，借助天皇权威纠正大本营的激进动向，最终将日军战略定于符合现实的甲案与乙案中间位置。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任由决战派藐视政治、外交的限制，一味逞威而攻克北京，日军损失肯定会更大，而战事可能会拖延不决，如果导致西方列强大举出兵干涉，则日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可能因政治、外交之劣势地位而化为乌有。

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说来容易做来难。作为“元老中的元老”、“陆军大御所”，已经担任过首相、56岁高龄的山县有朋竟跑去前线自任第一军司令。为了造成日军继续挺进至山海关、必须执行直隶决战的既成事实，山县命令桂太郎的第3师团不顾后路、冲入清军后方夺取海城，却在冰天雪地中三面被困了。天皇想把山县就地免职，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哭求伊藤去天皇面前求情，给山县老太爷留个面子，于是天皇下令山县以身体状况不佳为名回国疗养。不过回国后充任监军的山县可看不出有啥身体不好的，继续叫喊直隶决战。伊藤一方面压制决战派的呼吁，另一方面在下关春帆楼谈判桌上不断向李鸿章施压。历史之河中又发生一起偶然事件——李鸿章遭一个激动的日本人行刺而负伤（1895年3月24日）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使得伊藤的开价降低了不少，终于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马关条约》。

李中堂于如此绝望境地中竟能保住大清江山不倒，实在值得今人苦笑鼓掌。而伊藤凭借个人之手腕以及天皇之信任，镇住军部暴走之势，从现实角度为日本争取到最大程度之侵略利益，如此事实竟得不到后世之日本人认同，即使他们正被军部暴走拉入深渊！其实，伊藤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过一年（1896年8月）辞去首相的时候，几乎已经到了被明治时代日本人唾弃的地步，原因是他将“最大程度之侵略利益”又吐出去一大块，成了替罪羊。叫日本把到嘴的肉吐出来的自然是俄国，还要加上德国、法国，这便是“三国干涉还辽”。而就在《马关条约》签署的两天前，山县还向天皇上奏一份新《扩充军备意见书》，称“为使此次战争胜利不失其效，进而（日本）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进一步谋求扩张利益线”。

三国干涉还辽与战后大扩军

中日甲午战争这次远东战略大洗牌，其速度之快、战况之惨烈、日军胜利之辉煌，叫一旁观看的列强特别是俄国心惊肉跳。大局已定的1895年2月，沙俄御前会议便决定增强太平洋舰队的规模，一定要比日本舰队更强大。外交方面则主要与法国会商达成共识（已于1894年结成“俄法协定”成为后来一次大战协约国体系的基础），如果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程度过于严重便共同向其施压。俄国特别指出：“（远东）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英国……当我们与英国的关系在绝续之际，我国与日本的关系是迫切问题。”（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交涉史料选译》）由此可见，俄国是以俄英远东战略对抗的视角，将日本看作是英国利益扩张的急先锋，这与事实并无差距。既然对抗之最终对象是英国，那么在威廉二世皇帝统治下（1888年继位、1890年辞退首相俾斯麦实行独裁统治）开始叫喊“我们也要阳光下土地”的德意志帝国，自然也能拉入这个圈子里来了。《马关条约》墨迹未干，4月23日俄、法、德三国联合向日本发出“友谊的”劝告，要求日本“放弃确然占领辽东半岛一事”，并且15日内必须给答复。

这枚重磅炸弹把日本高层震得晕乎乎的，想了半天后陆奥将三国干涉劝告内容透露给英国政府，并告知：“由于此次俄国之干涉，完全可以推测俄国对满洲东北部及朝鲜北部包藏的野心……我政府希望英国能够给予某种程度的援助。”但英国经过权衡之后，表明了不干涉的态度，称“英国对日本虽抱有最真诚的友谊，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之利益，因此现在不能接受日本的请求而予以援助。俄国似乎具有真正的决心。”（摘自《蹇蹇录》）在向本来就只是旁观的美国求助也无果后，5月4日日本内阁紧急会议决定接受三国劝告，将辽东半岛作价3000万两白银卖回给中国。随后，英国拒绝清政府提出的将“台湾”让于英国商人，以防止日本割占的建议，这使得日本对英国好感度又大增，“只有感谢”。（戚其章《中日战争》第10册）6月首任日本帝国之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前往基隆接收，派遣包括近卫师团在内的日军大举登陆，至年底付出惨重伤亡代价之后才镇压了台湾军民抵抗。英国在战争及干涉过程中实际只是耍嘴皮而已，却为日后结盟日本、令日本与南下之俄国展开大战奠定了基础，可谓一本万利。

日本遭受三国干涉时人心大乱，“社会似被一种政治恐慌所袭击，惊愕之余而陷于沉郁，忧心忡忡。”（摘自《蹇蹇录》）对于跑去伊藤面前叫喊要强硬的人，伊藤只冷冷回答：“现在倾听高见，还不如与军舰大炮商量！”被迫归还辽东之后，日本人“生出昨日过于骄傲、今日却蒙受奇耻大辱之感……于是把一切屈辱、一切错误，完全归咎于政府的措施失当，对政府外交大加责难。‘战争胜利、外交失败’的攻击之声浪起于四方”。陆奥只得叹道：“外交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虽有如何正理，其结果终不免失败。”所谓“卧薪尝胆”自此而始。虽然日本人将少侵占一块领土、多掠夺白银的事情称之为“失败”，但面对俄国咄咄逼人之势，“战后经营”必须立刻发动。8月，时任藏相的松方正义将阪谷方郎起草的《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提交，后者作为大藏省官员所鼓吹的理念是“东洋的政局决定了日清战争以后，必须推行武装的和平”。因此《提议》中心内容是政府新增经费支出需“以军备大扩充为中心”，理由是“欧洲列强已改变对我国之外交面目……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五年内当可竣工”。（这未免将沙俄能力估计过高）也就是说为了准备对俄作战，需要从清政府赔款3.56亿日元（2亿3000万两白银折合而来）中划出一半即1.8亿日元用于新增海军军舰（20万吨）及陆军常备部队人数倍增，划出500万日元建立制铁所（即官营八幡制铁所）以图实现钢铁供应自主化。在满足军事大扩充的前提下，剩余赔款有相当大部分被用于确立日本财政的金本位制（1897年3月通过《货币法》），从此日本得以参与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同时社会上掀起兴办企业的热潮，铁路、海运、纺织三个领域的投资均有大幅度增长，会社数量从1894年的2104家，两年后增至4595家，又过两年增至7004家，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总而言之，今日我们所见“经济大国日本”就在这红红火火的数年中扎下了根基。近年来有些人时常提起日本如何利用甲午赔款实现振兴，这个论题本身没错，但关注点过多聚焦于仅占赔款零头的八幡制铁所（其直系后裔是现在的新日本制铁公司）却是不对的，该厂直到日俄战争后才实现稳定量产。日本维新以来数十年埋头苦干，开设银行会社、建设铁路、造船、纺织等殖产兴业各领域均打下坚实基础。打个比方说，一幢房子已经建好地基、牢固支柱，一大笔飞来横财便可使得其楼层节节攀升，上盖一个“金本位制”的光灿灿天守阁，顿时令人刮目相看了。不过这座“一夜城”四面都伸出黑洞洞的炮口。“国是尚武”的明治日本毫无真心实意缓和与敌对国家（此时就是俄国）之间关系以避免战争，其好战态度自明治初年与清政府冲突以来一以贯之，唯一阻止其开战的理由只有一条即备战还不充分。今日“司马史观”将明治与昭和时代之日本特意划分，实际上昭和的外交不通融路线就来自于明治，昭和的“爱国者”们明言“退让”政策才是有负于“明治大帝”在天之灵，应予“天诛”！

1894年11月甲午战争仍在进行中，已经率军突入中国东北的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百忙之中上奏一份《朝鲜政策意见书》，以开战以来于朝鲜见闻，其落后状态实在严重，因此需要迅速革新朝鲜内政（当然由日本指导）、实施经济开发及整顿军备。第一要紧便是铺设纵贯朝鲜半岛之铁路作为军事、经济运输大动脉；第二件事是向平壤以北的“满韩边境”移民日本人，掌握当地商业及农业利权。山县声称这条“通向东亚大陆之道，将来不仅可以横贯支那，直接抵达印度，而且使我邦称霸东洋，欲永远雄视各国，也必须以此道作为直达印度之大道”。近五十年后，日本陆军抛开后勤，由缅甸向印度境内冲杀入去，端坐靖国神社配享冷猪肉的山县可欣慰否？

远东对抗升级与“亚细亚主义”复活

山县想到的当然俄国人也想到了。眼见袁世凯一溜烟跑了，三国干涉却能够迫使日本让步，朝鲜闵妃便一头扎入沙俄怀抱，建立政坛新势力“贞洞派”，拒绝驻朝公使井上馨所提出的由日本出资修建从釜山至汉城铁路及其他试图掌控朝鲜内政之提议。日本政府当即决定除去闵妃，执行者便是过去与山县斗争失败而退出陆军现役、此时紧急替换井上的三浦梧楼。三浦与玄洋社老大头山满取得联系后，招揽日本浪人，10月8日挟持大院君并鼓动原朝鲜新军训练队发动兵变，浪人集团执行“狐狩”行动、冲入景福宫内杀死闵妃、抛尸灭迹，史称“乙末事变”。尽管杀人罪名被推给朝鲜人，凶手回到日本时受到热烈欢迎，但这起暴行还是经由俄国于国际上广泛控诉而引起舆论哗然，在俄、美两国军舰 联合紧逼汉城实施威慑之情况下，只得派遣小村寿太郎替换三浦处理善后。此时任何日本人前来摆出笑脸，在朝鲜国王李熙看来都是一副恐怖的鬼脸，于是1896年2月他仓皇逃入俄国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整整一年之后才回到王宫，1897年10月登基为帝，国号“大韩帝国”。这一事件以及在朝鲜各地出现的“反日义兵”，使得一手好牌都被握于俄国手中，1895年5至6月间签订的两次《日俄协定书》基本是俄国占好处——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也存在利益，俄国可以出兵朝鲜（双方大致在中部划分缓冲带），而日本希望由第三国来训练朝鲜军队之主张未被接受。1899年以涩泽荣一为中心的“承办组合”取得朝鲜京仁铁路的铺设权（由美国铁路大亨莫尔斯手中购得），至1902年日本基本实现独揽朝鲜外贸的目标（日本贸易占朝鲜出口的七成、进口的八成）。

俄国虽然缺乏搞经济贸易的能力，此后在朝鲜的政治、军事方面却逐渐取得优势。紧接着《日俄协定书》之后俄国便与朝鲜代表闵泳焕（闵妃之侄）在莫斯科签署了五项密约，俄国将为朝鲜培训军队并结成所谓防卫同盟（但朝鲜在1899年后又非常脑残地驱逐了俄国军事顾问）。跑去俄国签署密约的还有代表清政府的李鸿章，一纸《中俄密约》使得俄国得以修建从赤塔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支线，这便是横贯“满洲”的中东铁路。1898年俄国从中国强租旅顺、大连地区25年，并且从中东铁路又向南引出一条支线（即后世所谓“南满铁道”）延伸至大连、营口甚至鸭绿江岸边！辽东半岛大部成为沙俄所谓“关东区”。另外俄国还借助法国资本开设俄华道胜银行，向彻底丧失财政自主权的清政府贷款以获取其他殖民利益。自认为因“三国干涉还辽”有功于中国的德国自然不甘落后，1897年以德国传教士被杀于山东为借口，叫喊着“既成事实总是比反诉容易为别国尊重”悍然占领胶州湾。

英国认为俄、德的动作是针对自身的，于是找日本商量说也要展开行动：“务必在德、俄之间插入一个锲子。”日本表示支持英国行动，同时提出：“今后为加强防卫或提高其利益而有必要采取同样措施的话，日本政府相信可以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双方取得谅解之后，1898年英国强占威海卫，几乎同时日本强迫清政府同意不将福建让与他国侵略之要求，即福建沦为日本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后日本国际地位的大幅提高由此得以明证，加藤高明事后满意地声称“日英同盟播种于威海卫”，此言不虚 。当然，世界争霸棋局中的老手大英帝国不是一步便进至与日本结盟的。与日本磋商前，英国政府指示驻俄大使询问维特，能否就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达成妥协。据说维特当即掏出中国地图，大手一挥说“直隶、山西、陕西与甘肃早晚成为我国利益范围，西伯利亚铁路支线将与兰州相接”，英国可得到长江流域的既有利益范围不受侵犯的保证。英国与贪得无厌的俄国谈判至1899年4月，签署划分在华铁路权益的换文，但这份文书很快便无法平衡两国在华利益，只因中国大地上再次发生有利于俄国趁机大举侵入的事件。1898年，中国维新派受日本的“维新输出”影响而发起的百日维新运动，却没有得到日本实质性的支援，被慈禧太后为首守旧派血腥镇压。维新无果，动乱开始，1900年5月义和团进京引发一片混乱，6月开始围攻东交民巷，西摩尔指挥的八国联军此时人数尚少，被阻于廊坊。英国政府于6月25日、7月3日、6日连发照会请求日本增兵，甚至说出“（如果日本）毫不拖延，立即再派两万人的军队去解救北京使团的话，英国愿提供100万英镑资助”这番近似乞求的话来。对于日本来说，这是“宣扬国威”的又一个大好机会。

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边收获侵略利益，一边却将“日支提携论” 从箱底翻出来大唱特唱，“亚细亚主义”又一次泛滥开来。当然，曾高喊要“直隶决战”的山县竟然也成为这次“亚细亚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可见日本之主张无非是在“华夷秩序”崩溃之后试图建立以日本为领袖的远东同盟，中国须屈服于日本指挥棒下共同对抗列强。战争结束后不久，山县即提出将陆军从7个师团扩充至13个师团的军备案（1899年完成），并强调“对于他国之侵害必须前进予以膺惩，因此需要排除现在的守势防御战略，必须以攻势防御为主。”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前的日军陆军战略之教条虽然是“守势防御”，但由山县、小川主导、实际采取的就是德国式攻势战略，只不过受大本营中伊藤由政治、外交角度出发有所牵制而已。现在山县要将“守势”两字从日本陆军的字典里彻底抹掉，以后所谓“攻势防御”可总结为两句话：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只要进攻不要防御。面对真正的列强海军之一，正在旅顺集结的俄国远东舰队（海参崴有四个月冰冻期而旅顺没有），日本海军的信心则没有陆军这么强，佐藤铁太郎的《帝国国防论》明文确立海军的攻势战略要等到1902年，而这是与当年日英同盟的结成密不可分的——国际风云的演变彻底影响了日本的国家军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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