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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1877年（清光绪三年）12月3日生，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之昆明湖而死，享年五十。在其短短的一生中，对于学术、文化的诸多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人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著作六十馀种，而填词与论词，则仅仅在其三十岁前后，花费二三年功夫。据称，王国维乃于治哲学之暇，兼以填词自遣。二十九岁至三十岁刊行《人间词》甲稿，三十一岁刊行《人间词》乙稿，共存词百馀首。三十至三十二岁发表《人间词话》。
此后，王国维就转而专治宋元明通俗文学了。但是，王国维治词颇为自信。曾说：“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补录第一四则）并说：“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本编第九则）
对于王国维的治词业绩，尤其是词论，八十年来，学界不断展开讨论。至今，有关《人间词话》的注本已有五种：（一）靳德峻注本《人间词话笺证》（北京文化学社，1928年印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人间词话》，除靳氏原笺外，尚有蒲菁补笺）。（二）许文雨注本《人间词话讲疏》（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印行。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将许氏《诗品讲疏》及《人间词话讲疏》合为一册印行，并将徐调孚所辑《人间词话补遗》收为附录）。（三）徐调孚注本《校注人间词话》（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第1版，1947年增补重印。1955年3月，北京中华书局用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原版重印）。（四）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本《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即通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1版）。（五）滕咸惠注本《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11月第1版，1986年8月新1版）。此外，有关《人间词话》的研究文章，则难以计数。
八十年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直是热门课题。但是，如何对王国维词论中所提出的各种概念，包括境界说等进行科学的诠解，从而对其治词业绩给予恰如其分的评判，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书为译注，并于每则词话前附题解，旨在对王国维的全部论词语录进行一番具体考察，帮助读者了解每则词话的实际内容并对与之相关的词学问题重新加以思考。这里，谨就译注过程中所涉及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境界说。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的理论核心，也是八十年来有关讨论的一个“热点”。但是，八十年来对于境界说的讨论，多数仅侧重于考证“境界”二字的来源以及探究其各种含义，颇有点“就事论事”的偏向。实际上，在《人间词话》中，所谓“境界”，是作为一种批评标准而提出的。诸如“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本编第一则）云云。十分明显，王国维对于词的评价，是以有无“境界”定优劣的。因此，探研境界说，似应当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放在诗歌批评史的发展过程中重新加以评判。
我国诗歌批评，历来注重教化、注重美刺。《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教化（或风化）、美刺（或风刺）已成为我国的传统诗教。《诗三百》自汉代开始，即被奉为经典，《国风·关雎》一直被解释为对于后妃之德的赞颂。而传统诗教的批评标准是“比兴”二字。“比”与“兴”是手段，诸如“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
云云。这就是民间歌谣的表现方法或日常语言的修饰方法。同时，“比”与“兴”也被看作是目的，诸如“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云云。这就是对于现实政治“失”与“美”的批评，也就是教化与美刺。以比兴论诗，将诗歌创作纳入封建统治阶级所谓“正得失”“美教化”（《诗大序》）的轨道，这就是我国诗歌批评史上共同遵循的一条原则。
用“比兴”二字作为批评标准，即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又强调诗歌的艺术特质，“比”与“兴”，至今仍然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方法。但是，以比兴论诗，也有其流弊，即易于出现以政治鉴定替代艺术批评的偏向。我国诗歌批评史上所谓牵强附会、深文罗织等现象，就是这种流弊的具体体现。
我国诗歌批评史上所出现的兴趣说和神韵说，以为“诗有别材”“诗有别趣”，应当注重其特殊的艺术功能，这对于以比兴论诗所出现的流弊，无疑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封建统治的不断强化，诗歌批评中的比兴原则也随着遭到曲解，其流弊越来越明显。因此，所谓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严重危害了诗歌的发展。这一偏向，在词学领域同样也未能免。
据载，鲖阳居士论苏轼《卜算子》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
苏轼这首词，明明是一首自写寂寞之感的抒情作品，却被断章取义，支解成一首无限忠于君王的政治诗。这是词史上曲解比兴原则的一个范例。
清代常州派首领张惠言以“意内言外”之旨论词，倡导寄托说，完全继承鲖阳居士的衣钵。张氏提出：“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词选·目录叙》）张氏论词，所谓“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其目的就在于借用“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即以比兴手段表达风骚旨趣，也就是寄托。因此，张氏论苏轼《卜算子》，照搬鲖阳居士语，论其他词人，亦如法炮制。如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云：“此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词选》卷一）又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云：“庭院深深，闺中即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词选》卷一）等等。此类论词方法，大都强作解人，将古人说得面目皆非。
王国维对于张惠言之流的论词法极为反感，在《人间词话》中，曾指出：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可见，王国维倡导境界说，除了因为兴趣说、神韵说未能道其本源之外，还另有一定的针对性。即：为了矫正以比兴论诗词所出现的任意差排古人的流弊。
王国维反对寄托说，反对以比兴论诗词。他主张以有无“境界”定优劣，将“境界”二字作为批评标准。具体地说，所谓有无“境界”，就是看其是否具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本编第四二则），即“思无疆”，或“意无穷”。这就是成为第一流作者的一个重要标志。王国维认为：要创造“思无疆”或“意无穷”的境界，不是靠比兴，也不是靠寄托，而是靠一个“真”字以及能观、能写的本领。所谓“真”，王国维曾指出：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真”的内容，就是“真景物、真感情”。要做到这一点，王国维认为，一是要求少阅世，二是要求对于自然之物，即客观世界，“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例如李煜及纳兰性德，因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多阅世，或因其“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两人均“不失其赤子之心”，故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这是创造“思无疆”或“意无穷”境界的重要条件。至于能观、能写的本领，一是不用替代字，不用典，不用比兴，做到“不隔”即“语语如在目前”；二是尝试运用象征手法，增加景物与感情的深度与厚度。这是创造“思无疆”或“意无穷”境界的另一重要条件。
以上两个方面与传统批评标准中的比兴说与寄托说相比较，其不同之处在于：比兴说与寄托说强调“物”对于“我”的观照，而王国维则强调“我”对于“物”的体现，正如叔本华一样，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二者的思维定式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王国维之所谓“境界”，是“我”所赋予的，是由“我”的智心出发，将其创造力传达给外在世界的意象。这就是说，所谓“境界”是人的灵魂的外在体现。
王国维在境界说中注入西方的哲理。他将诗歌与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曰：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他并将诗歌与大事业、大学问联系在一起，曰：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的境界说，帮助人们摆脱传统诗教的束缚，改变传统批评标准和方法，令人眼界大开。王国维境界说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地位是应予充分肯定的。但是，王国维的境界说仍然有着严重的缺陷：王国维以境界说词，往往将思路引向词的外部，在词外求取“解脱”办法。这一点，使王国维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在新的分道口上，与自己的对手会合。这就是说，王国维倡导境界说，本意在纠正比兴说、寄托说所出现的偏向，结果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为填词诸公所不许的现象，即难免牵强附会。而且，王国维反对比兴说、寄托说，片面强调艺术上的“不隔”，反对“隔”，对于传统艺术表现方法进行全面否定，这也是违背艺术创作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因此，我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仅是一般的艺术批评标准，尚未能成为词本身的本体理论。
第二，关于两宋词优劣说。
王国维论两宋词，重北宋而轻南宋。曾曰：
词家时代之说，盛于国初。竹垞谓：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词人，群奉其说。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周保绪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潘四农德舆曰：“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刘融斋熙载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沈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虽止弇词颇浅薄，潘、刘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也。
并曰：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介存《词辨》所选词，颇多不当人意。而其论词则多独到之语。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见也。
具体地说，王国维论词主北宋，大致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北宋词“有意境在”（附录二二则）。因为有意境，所以显得“真”，而且“有句”；而“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其馀则既失其“真”，又“无句”。
王国维曾指出：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当作“守穷”）贱，轗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也，而游词之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并指出：
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十分明显，王国维主北宋，就因为一个“真”字。同时，王国维曾指出：
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诗中（原无“诗中”两字，依《朱子大全》增）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原无“诗”字）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更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有句”与“无句”，这也是王国维论词有所偏好的一个依据。
（二）就表现方法看，王国维认为，北宋词重意境创造，意与境二者无有偏废，南宋词则惟文字之是务，“专事摹拟”，已是掉转过来，“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王氏引周济语），因此，王国维对南宋词家曾多所贬斥。
署名樊志厚所作《人间词》甲稿序称：
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叠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
（三）就文学发展观点看，王国维认为一切文体都有个“始盛终衰”的过程，就一种文体而论，“后不如前”的论断是不可移易的（详本编五四则）。所以，王国维看不起南宋词。
王国维曾历数南宋词的缺点，指出：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文学小言·十三》此下有“除稼轩一人外”六字注）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并指出：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意境。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王国维认为词至南宋，已沦为羔雁之具，丧失其艺术生命力，不可学也。
词史上，有关南北两宋词的争论，由来已久。王国维推崇北宋词，贬斥南宋词，其依据已如上述。除此以外，王国维之厚此薄彼，还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吴徵铸评《人间词话》称：
静安先生之严屏南宋，盖有其苦心。词自明代中衰以后，至清而复兴。清初朱（竹垞）厉（樊榭）倡浙派，重清虚骚雅而崇姜张。嘉庆时张皋文立常州派，以有寄托尊词体，而崇碧山。晚清王半塘、朱古微诸老，则又提倡梦窗，推为极则。有清一代词风，盖为南宋所笼罩也。卒之学姜张者，流于浮滑；学梦窗者，流于晦涩。晚近风气，注重声律，反以意境为次要。往往堆垛故实，装点字面，几于铜墙铁壁，密不通风。静安先生目击其弊，于是倡境界为主之说以廓清之，此乃对症发药之论也。
可见，王国维有关两宋词优劣说与境界说一样，在诗歌批评史上，同样有着救弊补偏的作用。但是，王国维的论断，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南北两宋词相比，在传情造境以及性质特征、形式结构等方面，固然各异其趣，却未必尽如王国维所说：“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诸公不与焉。”（删稿第三九则）王国维论两宋词，胸中是有成见的。因此，他对于南宋词人的褒与贬，难免有失当之处。而且，王国维的论断，仅仅是就词的外部特征进行比较，诸如“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本编第四四则）；“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本编第四五则）；“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附录第二七则）等等。王国维所说都属于意境的外部表现，尚未及其内部结构。王国维有关两宋词优劣说，和胡适颂扬苏（轼）、辛（弃疾），批判周（邦彦）、吴（梦窗）的做法颇为相近，可以说王国维的论断为四十年来用豪放、婉约“二分法”论宋词开了先例。王国维的词论，既有新人耳目的一面，又有误人、误世的另一面，后世论者不可不引以为戒。
第三，关于治词门径。
王国维治词颇重门径，但他不主张“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也反对近人避难就易的做法（详本编第四三则）。
近人治词，避难就易，所谓祖南宋而祧北宋，与张惠言、周济所提示的途径基本一致。王国维认为，从碧山（王沂孙）、梦窗（吴文英）入门，或者仅仅是从自己以为“可学”的地方入门，必将坠入魔道，而无法得其“佳处”。这是不足取的。
王国维论词主“境界”，其所作词也在“境界”二字上下功夫。王国维指出：
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馀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人间词》乙稿序）
可见王国维主张从“境界”（或意境）入手治词，主要功夫放在处理“我”与“物”的关系上，即观“我”与观“物”上。如何达到这一境界，王国维是经过一番认真的考察的。他从温（庭筠）韦（庄）、正中（冯延巳）、珠玉（晏殊）、六一（欧阳修）、小山（晏几道）、淮海（秦观）、美成（周邦彦）、稼轩（辛弃疾）以及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等人的创作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参照纳兰侍卫（纳兰性德）、朱（彝尊）、陈（维崧）、项（鸿祚）、蒋（春霖）及乾嘉以后作者的具体做法，探索到自己的入门途径。这一入门途径就是：从境界（或意境）入手，以五代、北宋人为门径。
在署名樊志厚所作《〈人间词〉乙稿序》中，对于王国维的治词门径曾有如下一段描述：
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
乙稿序文并列举《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蝶恋花》（“昨夜梦中多少恨”及“百尺朱楼临大道”）诸词，作为王氏探索入门途径、创造“意境两忘、物我一体”境界的例证。
十分明显，王国维治词乃“从顶𩕳上做来”（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他将北宋大词人当作自己的对手，并努力超越他们。正如王国维自己所说，其所作词，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虽有所不如，但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也有不如他的地方。所以，王国维认为，“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
综观《人间词》甲乙稿，可以这么说，王国维的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在某些方面，确实超越前人。简而言之，王国维超越前人之处，亦即其成功之处，乃在于“真能以意境胜”。但其所谓“以意境胜”，似乎又侧重在“意”。所谓“意”，又似乎与历来作者所说的“意”有所不同。缪钺先生论王国维《人间词》曾指出：“吾国古人诗词含政治与伦理之意味者多，而含哲学之意者少，此亦中西诗不同之点。……王静安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得良好之成绩，不啻为新诗试验开一康庄。”谓王氏能将欧西哲理（主要是叔本华哲理）融入诗词，别开境界。此类词作，除《人间词》乙稿序文中所列三篇外，缪钺先生并以另外两首词作为例证加以阐发。一为《浣溪沙》：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鸦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
这首词说自己想于“弄丹铅”（治考证）当中暂忘其生活之欲以求得自我解脱，又因“弄丹铅”（治考证）难为遣愁之方、忘忧之地，无法使自己从人生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心情。即：虽尽量压抑情感，渐至冥顽，但内心冲突更剧，更加痛苦。词作所立意，是关于人生之大事。对于人生的看法，王国维完全接受叔本华哲学影响。叔本华以为人生为痛苦，其解脱办法有久暂两种。暂时之解脱为艺术之欣赏，能暂忘其生活之欲。永久之解脱则为灭绝意欲，与佛道所谓寂灭者相近。这首词所说乃暂时之解脱。另有一首《蝶恋花》：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趋东海。终古越山澒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气。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千载荒台麋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
缪钺先生指出：这首词开头数语托意颇深。“钱塘江水，日日西流，而日日东趋于海，可以象征冲突之苦。静安心中，盖隐寓此种痛苦，故见钱塘江而借以寄兴也。”这是以象征手法表现哲理，其内心冲突，可能是永久解脱的一种反映。
由此可见，王国维创造境界注重“意”，确能独擅胜场。
王国维治词能够独辟新境，对于近代词业如何在浙、常二派的范围之外求得新的发展提供了典范。而且，他的主张对于纠正近人治词所出现的弊病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谓“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沧浪诗话·诗辨》），王国维所指示的入门途径，乃属于“向上一路”。但是，王国维的经验并非人人都可适用，前人的主张也并非完全不可行，今之治词者，可不拘一格，多方探讨。
以上三个问题，从各个不同角度体现了王国维的治词业绩，三个问题贯穿全部《人间词话》。本文所述，仅供读此书者参考。
（此文原载沈阳《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