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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人间词话》手订稿六十四则，最初刊行时间为1908年11月13日及1909年1月11日和2月20日（《人间词话》手订稿六十四则，最初发表于邓秋枚（实）主编之《国粹学报》，分三期连载。自第一则至第二十一则载1908年11月13日出版的该刊第47期；自第二十二则至第三十九则载1909年1月11日出版的该刊第49期；自第四十则至第六十四则载1909年2月20日出版的该刊第50期。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谓此稿写定于宣统二年（1910），显系误记。据陈鸿祥《〈人间词话〉三考》。（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从这一时间算起，《人间词话》在学界流传，至今已有八十多年历史。八十多年来，凡是学诗词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人间词话》的；这是人人案头必备之书。那么，今日读《人间词话》，究竟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这就是“导读”所要说明的内容。
本书前言在评述王国维治词业绩时，曾着重说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境界说；
第二，关于两宋词优劣说；
第三，关于治词门径。
王国维说词，千头万绪，本书所录词话一五六则，似已涉及到词学领域的各个方面，但从总体上看，王氏所说基本上可用此三个问题加以概括。因此，本文只对此三个问题作些补充说明。
一、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标志着中国新词学的开始。
一般地说，自有词的作品问世，便有对于词作品的鉴赏、批评，或有关考订等工作，这一些就是所谓“词学”。中国有千年词史，因而也有千年词学史。这是毫无疑问的。千年词学史，其发展演变可以王国维为分界线：王国维之前，词的批评标准是本色论，属于旧词学；王国维之后，推行境界说，以有无境界衡量作品高下，是为新词学。王国维在中国词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今日读《人间词话》应当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二、境界说与本色论比较。
以上我将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中国新词学的标志，对于中国词学所进行的新旧之分，其依据除了观念上的含义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模式，即批评的标准与方法。具体地说，以本色论词，着重看其似与非似，不一定都要落到实处，诸如“上不类诗，下不入曲”等说法，实际并无明确界限，这和只重意会、不重言传的传统批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为“旧”；而境界说，不仅因其注入了西人哲思，而且只就境界而言，起码也有个空间范围在，所谓阔大深长、高下厚薄等等，似乎都可借助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测定，所以为“新”。这是境界说与本色论的主要区别。以下说具体运用。
《人间词话》附录之二五则称：
温飞卿《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落（当作“乱”）燕泥香”，虽自此脱胎，而实有出蓝之妙。
这里所说的是两首词：温庭筠（飞卿）的《菩萨蛮》和秦观（少游）的《画堂春》。如果从本色论的批评标准看，所谓当行出色，这两首词的优与劣，是不易说清的。但是，如果从境界说的批评标准看，两首词则不难一比高下。以下是本书对于王氏这则词话的“题解”：
少游《画堂春》有句“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乱燕泥香”，乃由温词“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脱胎而出，王国维以为有出蓝之妙。二者相对照，少游之不同于飞卿，不过是于飞卿所造物境再加上“芳草”与“燕泥”二物而已。就字面上看，二者实在难见高下优劣，但就全词所造意境看，少游添上二物，效果就不一样。原来，温词所写只有“斜阳”及“杏花”，一点明时令，一为眼前实景——零落之杏花，虽能与“无聊独闭门”时之主人公之心境相映照，使得词中所写“物”与“我”，境与意，互相切合，但其所造意境，其阔大、深长之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少游在此基础之上，平添二物，“芳草”与“斜阳”相接，显得无边无际；“杏花”与“燕泥”相合，更加可惜可怜。于是，词中所谓“无限思量”，其内涵就更加丰富。就两首词的意境看，少游确实高出一筹。
这是依据境界说的标准所进行的审美判断。我想，王国维的“出蓝”之说，应该也着眼于此。
当然，以本色论词，并非完全落不到实处，也并非不能言传。一千多年来，从宋、元间所出现的论词片断、词学专著，到明、清时所出现的词谱、词韵专著以及大量词话、词评，其中大部分都以本色论作为立论的依据。本文将境界说与本色论进行比较，目的并不在于否定本色论，而是为了说明：境界说与本色论，各自体现着不同的批评模式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境界说比本色论更加可感、更加切实，因而也更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是王国维倡导境界说的历史功绩，也是今日读《人间词话》所应当注意的第二个问题。
三、境界说的缺陷及其误人误世的表现。
有关境界说的缺陷问题，本书前言曾指出：
王国维以境界说词，往往将思路引向词的外部，在词外求取“解脱”办法。这一点，使王国维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在新的分道口上，与自己的对手会合。这就是说，王国维倡导境界说，本意在纠正比兴说、寄托说所出现的偏向，结果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为填词诸公所不许的现象，即难免牵强附会。
并指出：
王国维反对比兴说、寄托说，片面强调艺术上的“不隔”，反对“隔”，对于传统艺术表现方法进行全面否定，这也是违背艺术创作自身的发展规律的。
这是境界说本身的问题，即其批评标准和方法所存在的问题。此外，还必须指出：
王国维的境界说仍然属于一般的诗歌批评理论，而并非词的本体理论。境界说关于有无境界的标准以及创造境界的方法等重要论述，只是涉及一般诗歌创作及批评的共同问题，对于词所特有的问题，诸如词的入门途径、词的结构方法等有关词体自身的问题，或者根本不曾涉及，或者已涉及而说了外行话，仍然未能帮助解决词的有关个性问题。
这是我在另一篇文章——《词体结构论简说》（载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三卷第二期，第39-55页。1993年6月出版）中所说的一段话，指的也是境界说本身的问题。以上为境界说的先天缺陷，至其后天影响，亦即其误人误世的负面影响（详下文所述），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对于王国维创立新说，既要给予很高的评价，进行充分肯定，又必须看到其不足之处。这是今日读《人间词话》所应当注意的第三个问题。
四、王国维与中国当代词学。
如上所述，王国维是中国新词学的开创者，因而，中国当代词学也是从王国维开始的。王国维堪称为中国当代词学之父，他的《人间词话》堪称中国当代词学的奠基作品。八十多年来，王国维的学说对于中国当代词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前四十馀年及后四十馀年这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其影响之具体体现及实际效果，则有所不同。
大致说来，从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末期，为前一个四十馀年，这是中国当代词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当代词学经历了新旧交替的过程以及多种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已有初步的建树。
清末民初，词坛上以复旧势力占主导地位。晚清词坛代表人物——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及文廷式，其词业活动主要在这一时期。王、郑诸人的词业活动，标志着千年词业的终结，而其影响却未终结；王国维独当一面，大胆革新，为当代词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稍后，新一代作者也陆续登上词坛，而王氏的影响，在此时尚未见实质性的效果。在清末民初，词坛新势力尚未能与传统势力相抗衡。
民国以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词坛也产生了变化，主要是开始了多方探索。拙作《百年词通论》（载北京《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第43-53页，转73页。1989年9月15日出版）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的词业队伍划分为三派：解放派、尊体派、旧瓶新酒派。三派中，积极推行王国维学说的首先是解放派，其次是旧瓶新酒派，而尊体派，就总的趋势看，其所推尊的仍为传统的本色论。一方面，解放派首领胡适在尝试以白话文作新诗的同时，大力鼓吹用所谓新起的词体来作“新诗”，重内容、轻音律，将王国维“词以境界为最上”的论词宗旨进一步加以推广；另一方面，尊体派队伍庞大，词业活动相当活跃，对于传统词业各领域，包括词的创作、词学论述、词学考订等，均多所开拓，本色论的内容与表达方式，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充实与完善。这是抗战以前的情况。至于旧瓶新酒派，那是抗战期间才出现的。这一派对于传统题材及传统表现方法，尤其是对于词的传统格式，既非采取推倒重来的做法，又非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这是对以上两派的调和与折衷。当然，三派的划分并非绝对，三派中也有善于取长补短的词家和词论家，不能一概而论。三派的建树，共同为中国当代词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业。
可见，在第一个阶段，《人间词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于处理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这一问题上，牵涉面不很广，追随者也甚寥寥；只有到第二阶段，《人间词话》才在中国当代词学史上产生出人意料之外的影响。
五十年代至今，为后一个四十馀年，这是中国当代词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人间词话》曾产生过左右全局的作用。这里所说，主要指大陆词界。五十年代开始，中国词学颇有振兴之势。原来的三派——解放派、尊体派、旧瓶新酒派，跃跃欲试，都想在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但不久，毛泽东《关于诗的一封信》公开发表，词界三派就只剩下一派半——解放派和部分旧瓶新酒派，词业活动被限定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进行。即：只能在批判继承方针指导下进行评赏。而此时所用的评赏武器——风格论，便是由王国维的境界说演化而来的。
二十年代，胡适编撰《词选》，鼓吹词史上的解放派，其论词标准是作者的天才与情感，而其具体批评方法则看如何处理意境与音律的关系。胡适赞扬苏、辛，贬斥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以为有意境的词可不管音律，这都是从王国维的境界说引申出来的。三十年代，胡云翼著《中国词史略》和《中国词史大纲》，将苏轼以前及以后的词分为女性的词及男性的词两种，并将词风分为凄婉绰约与豪放悲壮二类。这是胡适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及明确化。至此，中国当代词学史上的境界说正式演化为风格论。不过，在前四十馀年，胡适、胡云翼的理论推衍，并不引人注目，倒是五十年代以后，尊体派抬不起头来，解放派得势，胡适追随者才在大陆大量涌现。六十年代，胡云翼编辑《宋词选》，将宋词作家分为二派——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和以晏、欧及周、姜等人为首的婉约派，这就是中国当代词学史上所出现的豪放、婉约“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将风格论推向极端，但却风行一时，成为一种固定的批评模式。因此，词界产生了重豪放而轻婉约、重思想而轻艺术、以政治鉴定代替艺术评判的偏向。这一偏向的产生，虽不能完全归咎于王国维的境界说，但与王氏论词忽略词体本身的问题，却颇有关联。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负面影响。“文革”后的再评价，反其道而行之，而批评模式仍旧也还是胡适、胡云翼的风格论。这说明，在第二个阶段，《人间词话》之经过发扬光大，已占居词坛的领导地位。这当是中国当代词学史上的一大“奇迹”。——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还是有一批不愿随风倒的词家、词论家，坚持词的本体理论研究，为词学基本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因本文不拟对此进行全面评述，就不多说。总而言之，在第二个阶段，《人间词话》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后，中国词界产生了大量新人新作，有关风格论这一批评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造，词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期间，有两位冲锋陷阵的猛将值得一提：一位是叶嘉莹教授，跨洋过海而来，重新标举王国维的境界说，感发联想，赋予风格论以新的内容，并引进西方文论（诠释学、符号学），对于大陆词学研究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一位是业师吴世昌教授，知难而进，坚决反对以豪放、婉约“二分法”论词，对于独立思考、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工作，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近几年来，某些研究者致力于词的艺术世界的探讨，并重视批评模式的思考，已有若干新的著述问世，就总的发展趋势看，突破王国维的学说，超越《人间词话》，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大陆以外，北美、台湾两大词学重镇，也值得称述。北美词家、词论家，生活在西方社会，颇以为“天之骄子”而自豪，近二十几年来，硕果累累，而其中有关词体结构及研究方法的著述，更加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是中国当代词学的发展助力。台湾词家、词论家，利用其雄厚的财力，加紧进行词学基本建设，并且有部署地开展全面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量。这是中国当代词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日本人的求实精神，用在词学上，其成绩也相当可观。至于港澳地区，虽尚未形成重镇，但其潜在力量的发展，将不可估量。我相信，当中国当代词学进入其第三个发展阶段时，王国维所开创的中国新词学将出现更加辉煌的业绩。这是今日读《人间词话》所当注意的第四个问题。
我的这部《人间词话释注》写成于1988年9月。1990年4月，由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印行初版，1991年5月，由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新版。今征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同意，由香港学津出版社印行香港版。在此对于广西教育出版社及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热情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盼读者对本书多予批评指正。
施议对
1993年8月26日于香江之敏求居
（此文原载1994年8月19日及26日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