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而此时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由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帖。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一九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信的，倒更像。
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生不似往日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栽绒帽子的护耳，再戴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聋又哑啊。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
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经厂、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
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
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4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要出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要讨论学习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关起门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了，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个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嵇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在他掌权之后，又是梭伦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我翻看这书，里面尽是我所不知的先哲名言。读几段，不忍释手。先生见我喜爱，便走到书架上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我这里还存有一部，送给你吧。并在扉页上题字“送给越胜同志，周辅成于朗润园”。这是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书。
后来我知道，它不仅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天予就曾对我说过，先生编的这部书是让他“翻烂了”的书。
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倡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部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对我党所擅长的意识形态批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该知道，“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震天杀声中，先生敢讲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特点”，敢直指斯大林的名字，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该是何等的胆识。
一九七六年七月，京、津、唐一带天摇地动。许是十载“文革”戾气上动天庭？许是屈死的冤魂大放悲声？毕竟天地一怒无人能阻。只恨苍天不恤孤贫，又夺我中华无辜百姓几十万性命。那一段，社会似乎停摆，学校也停了课。我整天东游西逛，身上的书包中总装着先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的《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爱拉斯谟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
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学校工厂内存有角钢、木方等材料，机械班的老齐、老穆几个哥们儿就拿来又锯又焊，盖起了号称“抗十级地震”的棚子。其实学校早就没人了，盖好也少有人住。那天我和祖卫去看老齐盖的棚子，随后就溜进了教学楼。地震之后，近十天没进过楼。站在教室里，见景物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课桌讲坛上积满了灰尘，没有了往日的笑语欢声，没有了先生讲课的川音。我默默看着，有点伤感。祖卫突然唱起歌来：“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日踪影，往日踪影已迷茫。”歌声优美悲伤，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突然，我极想去看看先生，不知他的地震棚盖得如何。说走就走，从清河直奔成府。
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待。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本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极达观潇洒的样子。
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豁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毁损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会，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
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
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评点。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
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嵇康“七不堪”、“二不可”，推脱得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乡愿腐儒而已。
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长起来的年轻人可能会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谟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拼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谟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拉斯谟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拉斯谟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畅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在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外墙走了一会儿，到了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送先生回家。
进了家门，天尚未黑，先生很快找到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我随手一翻，见书里天头地脚有许多先生的批注。读先生用过的书，顺便读先生的批注，仿佛听先生讲课。先生又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读。请人译了，但没有收入资料集。我接过手，见是手稿，极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是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先生嘱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读完还给他。说仅此一份，没有副本的。我小心地把稿子放进书包。先生见我放妥帖了，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我悚然。
回去展读这篇手稿，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
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
在拉波哀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像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做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哀西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拉波哀西呼吁：“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
放下拉波哀西的文章，心绪难平。先哲对自由燃烧着的渴望，对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打动着我，也困惑着我。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冒险，也从未意识到从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上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更没有想过，这奴隶地位是我们每日欣然乐在其中的。意识到这点，有痛苦，有无奈，但更想知道为什么。想此文对托尔斯泰的震动，便觉我们与先哲之间心曲相通。从先生不及一年，但渐渐明白，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文革”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过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
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做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做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先生这样一个淳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四人帮”也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