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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宾四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以为治近代学术当自宋始。清初硕儒孙夏峰、黄梨洲、李二曲、王船山、顾亭林等无不寝馈于宋学，此后李恕谷、方望溪、李穆堂、全谢山等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至汉学既兴，而诸家汉学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王应麟生当宋末，气节既高，学问尤称富赡，所著《困学纪闻》二十卷，言经义虽以朱子为宗，而实广取博采，尤重史学，正如全祖望所云：“先生之学，私淑东莱（吕祖谦）而兼综建安、江右、永嘉之传。”此中自有鼎革之后的家国之痛及深切反思，故视为对两宋学术的某种总结亦无不可。此书虽自元至明递有刻本，但其要旨真正为学者所注目，则自顾炎武始。顾氏名著《日知录》不仅在体例文格上受《困学纪闻》很大影响，最重要的是在寄亡国之痛于学术，从而探究“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际”这一方面更多受王伯厚的启发。至于《困学纪闻》之博学，虽然相比之下近于支末，但顾炎武以纂辑综理而开阔掘深，遂成考据专门，对后来清代的汉学形成更至关重要。故将《困学纪闻》视为遥开清代学术之先河，实不为过。
王应麟《困学纪闻》成书于元初，而付梓则在王氏逝世三十年后的元泰定二年（1325）。此本世称“庆元路儒学刻本”。民国时，此本收入《四部丛刊》，影印面世（以下简称为“元刊本”）。
然《困学纪闻》一书文字简奥，向称难读，故自清初多有笺注。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1638—1704）据元刊本重校并加笺，为当时最善之本。此后不久，著名学者何焯（1661—1722）在阎本的基础上加以校笺，世称“二笺本”。至乾隆时，著名学者全祖望（1705—1755）又对“二笺本”补充注评，世称“三笺本”。我们这次校点整理的，即“三笺本”。
此次校点，我们以清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友益斋的《校订困学纪闻三笺》为底本（校记中简称“原本”）。事实上，该本虽名“三笺本”，然除阎、何、全三家外，另收有方朴山、程易田二家注，故友益斋本扉页又标以“五家注”。而除此五家外，“三笺本”中还兼收方心醰、屠继序二家评注。各家笺注之前分别标以【阎云】、【何云】、【全云】、【方朴山云】、【程易田云】、【方心醰云】、【继序按】。这七家注文原本皆为夹注小字，现为读者方便阅读，将七家注文全部移至每条之后，并表以注码。而王应麟自注，则一律标以【原注】，以小字夹注排于正文中。另，书前原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牟应龙序、袁桷序、全祖望序和王应麟自叙5种，我们在书前保留了王应麟自叙和全祖望序，其余3种则作为附录附于书后。
“三笺本”中《困学纪闻》的原文来自阎注本。阎注本对元刊本虽多有匡正，但也间有据意妄改之处及手民之误。所以我们在校点《困学纪闻》原文时，即用元刊本重校，阎本误改的，我们据元刊本恢复，与较重要的异同并在脚注中加以说明。
为了更方便读者阅读，凡是正文和各家注中所引典籍，我们一般都标以引号。当然，这些引文并不都是原文照抄，很多是原著的节略或檃括，对于这类引文，我们一般也都标以引号。但在注文中也偶有错简、误引、失注之处，对这些问题我们均补改于注脚中。所有引文，凡是我们能找到原书的，就加以校勘。凡引文与原著文字有异同但意思上无出入的，即不作校改；如引文有明显的讹误及倒、脱、衍之处，我们校改时原文标以（×），校改文字标以〔×〕，一般不另出校记。如果其间文字异同及节略檃括与原著文意有出入，我们则在脚注的校记中加以说明。此外，一部分注文我们还参校了后来所出的翁元圻《困学纪闻注》（校记中简称“翁注本”。）
另外要说明的是，古籍的标点风格很难强求一律，特别是一些书名号，古人往往节略数字，或者随文即兴，如“南、北二《史》”、“《隋》、《唐志》”、“《公羊》文公九年《传》”等，我们仅以便于读者阅读为准，很难用现在的规范要求了。而对于“孔疏”、“毛传”之类，一般不加书名号，但易引起误解时就加上。这从体例上看似不一致，但对读者并无妨碍，请读者鉴谅。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困学纪闻》的最佳注本当为“翁注本”。乾嘉间，余姚人翁元圻（1751—1825）综辑诸家笺注，并博搜群籍，穷其事原，以数十年之功，成《困学纪闻注》，堪与同时成书之嘉定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并称名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困学纪闻》涉猎广博，而翁注一一诠注，对于今天的广大读者来说，不啻是中华学术的入门读本，称之为国学小百科也不算大过的。然而，由于翁注本《困学纪闻》部头过于庞大，与本丛书体例不合，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如果读者希望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困学纪闻》，则可购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校本）《困学纪闻》。
由于我们学殖浅薄，加上部分王氏原文及诸人笺注中所引书籍不易查找，我们在校点时自然会出现一些错误，敬请读者方家多加指正。
校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