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采取理智行动,必须预测其他人怎样行动。如果他希望影响别人,就需要预测别人对自己可能采取的不同政策会做出什么反应。即便他自己的行动不会影响别人的行动,他也需要知道别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便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行动。正像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过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认为别人的行为是由当事者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即所有行为体在同样环境中会表现出同样的行为),那么,他在了解了外部环境中的刺激因素之后就可以预测别人的行动了。他只要想象出在某种特定环境中自己会采取什么行动,就可以知道别人在同样的环境中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如果他认为其他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也都是重要的,就需要观察国家的内部因素,如国家的国内政策、政府机构、决策者的偏好和权衡等。如果他认为国家的一般属性(如发达或不发达、民主或集权、稳定或混乱等)仍不足以预测国家行为,那他就必须使用一种基本上属于假设—演绎的方式,查找是哪些力量、认识和目标的排列组合决定了国家行为,然后,使用这种分析的结果,加上对国家可能面临的外部刺激因素的估计,预测国家未来的行为。
没有一种行为是不证自明的,也不可能单凭一种行为就预测未来的行为。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其他行为体行为的原因。如果把鲁施和贝特森的定义修改一下,使之适应国际关系领域,那就是“理解这一概念主要包括认识[国家的]行动,并由此推导出一系列[国家内部互动的]过程,国家行动正是这些过程的最终结果” 。重建这些国内过程能使我们对同样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对应行动,其根据是我们自己对这类行动原因的理解。如果我们观察到进攻性行动,就会判断这一行动是否是可以控制的,判断对方是否具有“能力和专业训练以理解其行动的含义”,判断对方是否是自愿采取行动还是受人胁迫。 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将会影响我们对对方下一步行动的预测,以及我们要采取什么对应行动。如果一个教师认为学生学习成绩差是因为学生的懒惰,他对这个学生就会采取一种行动;如果他认为是因为所受的教育不好,那他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如果他认为是因为学生天资不足,那他又会采取另外一种行动。与此直接有关的是一些试验,这些试验表明,人们会受到来自其他人的实际伤害,也会认为其他人图谋伤害他们,他们对后者的反应要比对前者的反应更加强烈。“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伙伴并非故意伤害他们,那么,他们的愤怒程度就会减轻,(即便报复,也不会严重,)无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反之,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伙伴是故意伤害自己,那他们就会极端愤怒,(并进行强烈的报复,)无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轻。”
这一推理过程也是政治家试图了解和预测他人行为的主要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美国官员认为苏联对东欧的要求是出于担心美国在战后从世界政治中撤出,使苏联孤立无援地遏制德国。结果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可以向苏联做出许诺,使苏联人相信,他们战后的安全可以得到受美国大力支持的、强有力的联合国的保证,这样,苏联人就会减少在东欧问题上的要求。当美国政策没有达到这一预期目标的时候,人们就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苏联对西方构成了威胁。再以后来冷战期间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折为例,朝鲜战争引发了美国大量增加军备的行为,原因之一是美国人的认识。用迪安·艾奇逊的话说就是:
北朝鲜侵略真正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表明,虽然共产主义不想贸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却愿意在任何预期可以取得胜利的地方发动武装侵略。共产主义在沿其边境的许多地方构成了威胁,鉴于此,这些受到威胁的国家必须立即增强它们单独和集体的军事力量。
令人恐惧的是,苏联人在意识到美国人会做出强硬反应、局势会因此而高度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实施扩张政策。当时,美国宣布一些地区将不包括在美国的保护圈之内,美国决策者没有想到,苏联人认为美国不会因为苏联夺取这些地区而采取强烈的反对行动。如若当时想到这一点,他们一定会清楚地承诺,保护圈以外的其他地区同样受到美国的保护,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在朝鲜半岛实施如此庞大、惊人的军事集结了。对于朝鲜问题,苏联,还有后来介入战争的中国都宁愿付出极大代价,因为它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结果就不是苏联停止其扩张政策的问题了,而是苏联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美国人若是当时意识到苏联和中国的这种想法,也可能会采取另外的方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同样,1962年10月肯尼迪总统决定封锁古巴之后,他向他的弟弟谈到了自己的感受:“这样做似乎很卑鄙,是吗?但是,当时确实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在我们的半球上让他们这一卑劣行为得逞的话,天知道他们下一步又会采取什么行动?” 肯尼迪假定苏联人愿意冒极大风险,在对他们无足轻重的地区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苏联人未来的行为也是如此,那么,他们在高度关注的地区和事件上面就会更具侵略性。(更确切地说,是扩大苏联关注的视野以缩小美国关注的视野。)如果肯尼迪当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情况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比如说,若是肯尼迪当时认为,苏联人在古巴部署导弹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和政治上都认为应该保护卡斯特罗,那他就不会联想认为日后苏联人在不属于“我们的半球上”的其他地方的其他事件上会表现得更加卑劣了。再比如说,如果肯尼迪当时认为,苏联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多么“卑劣”,那他也会以另外的方式来预测苏联未来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