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以上的讨论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些认知因素构成了部分行为的近因，其他层次的分析无法直接说明这些认知因素是什么。即使我们发现人在相同的环境——无论是国际、国内，还是政府部门——中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只要在决策者的知觉和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就有必要对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人们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由于这类行动可能是基于对世界的错误认识或者是缺乏高度理性，从而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观察者会因而被弄得迷惑不解。
本书中提出的许多假设属于决策过程分析的范畴，所提出的一般性观点涉及决策者怎样认识他人的行为，怎样对他人的意图做出自己的判断。对这些问题所做的解释借鉴了人根据模棱两可的信息进行推断的一般性方式，所以可以帮助解释许多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政策，同时也具体说明了高度理智、认真谨慎的政治家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原因、在什么情况下会错误地认识环境并做出不合理的决定。
书中的其他假设研究了另外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决策分析是必要的，因为处于同样环境中的人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这种现象往往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同、对其他行为体的看法不同所造成的。有的时候，有必要分析谁是正确的（如果真有一方是正确的话）；但是，通常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察看人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认识、为什么他们会以他们现有的方式观察世界。
我们要探讨行为体的认识形成并发展上面讨论的两种假设，就应使用一个包含干预变量的模式，或称之为双步骤模式。
我们不准备把对外政策作为上面提到的三个分析层次变量的直接结果加以研究。我们希望分析的是行为体的知觉：把行为体知觉作为其行为的一个直接原因变量加以研究。比如，英国和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德国的威胁。也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担心是错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担心是正确的，但是可以把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研究，讨论英法两国反应行为的直接原因。
理解行为体的印象和认识会影响我们如何进一步研究行为体经历的事件和行为体在其他事件中的预期行为。例如，大家普遍认为，多数美国决策者相信越南战争的升级会使美国在战争中取得迅速的胜利。对此，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是：为什么美国决策者会有这样的错觉？他们采用了什么方式使得一连串的小举措增强了冲突的分量？如果决策者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取得胜利，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但是，国防部文件和一些相关评论已经证明决策者对胜算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文件指出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参战越南会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事情，其重要程度足以使美国值得付出所预料到的极高代价。这就使我们要从认知这一概念的角度考虑在越南参战以及美国的其他行动，即考虑美国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不是只考虑美国无意中发展起来的国际承诺和坑陷不谨慎政治家的“泥潭”。同理，关于古巴导弹危机引发的俄国人行为问题似乎不应该是“苏联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准备接受多大的风险，才会采取这样大胆、危险的行动”？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如此错误地理解美国可能的反应”
？并且可以重新分析苏联以前的行为，观察这样的行为是否是同样的错觉造成的。我们在下一章里会讨论一个问题，即这样的分析对决策者和学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知觉，更具体地说是对其他行为体的知觉，不是惟一重要的决策变量。两个行为体具有同样的知觉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如果有这样的知觉，就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即便没有采取同样的行动，也比较容易发现他们的行动为什么会有差别。有人认为，对敌方持有不同认识的行为体也可能就采取何种行动达成一致的看法，就像人们出于不同原因赞成同一政策一样。不过，这种一致不可能是持久的。我们在以下的章节中可以看到，之所以会出现涉及政策的许多重大意见分歧，其根本原因就是认知差异。在诸多决策案例中，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也就错误地理解相互之间的意见分歧，并因之卷入毫无意义的争辩之中。
但是，认识并非起始原因。所以，我们试图发现普遍错误知觉和知觉差异两种现象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模式中的第二个步骤是将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第一个因素是行为体的认识；第二个因素，即便不是客观现实，至少也是行为体已有的信息。譬如，政治家怎样形成了对其他行为体的看法？政治家对什么现象最为关注？什么因素使政治家感到威胁？在什么条件下政治家认为其他行为体虽然怀有敌意但仅制定了有限的目标？以什么区别合法诱导与贿赂？什么行为最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认识？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用知觉因素解释所有国家行为。就像我们在对从历史经验中学习进行讨论所发现的那样，关于认识的原因和结果的假设只能是概然性的，许多其他变量都会发生作用。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决策者面对大量相互竞争的利益、高度复杂的客观环境和极端模棱两可的信息，产生错觉和意见分歧的几率是很大的，原因也是很多的。正因为如此，在这一领域建立理论通则十分困难，例外情况经常出现，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影响结果的因素会被大部分理论家认为是具有偶发性质的。我们可以发现重要的知觉取向，但是对这样的偶发性因素却往往无法控制。